2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改良理论和实践考察

2.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改良的研究

资本主义的诞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一方面，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无产的劳动者面临着日益加重的工伤、失业、疾病、贫困等多方面的折磨，在不堪忍受的条件下，其往往会采取罢工、捣毁工厂机器乃至革命的方式来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统治者被迫采取了一些社会保障措施。对此，马克思首先肯定了其必要性，但也对其影响进行了批判。

首先，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保障是为了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因为那些需要救济保障的贫民能够满足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马克思说：“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基金的真正来源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家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因此，“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2]

最后，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带有欺诈、虚伪的成分。比如，对于济贫院，马克思揭露说：“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做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3]

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改良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在欧美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改良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不同的观点。

英国新左派认为，资本主义改良应视为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它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长期利益。这是一种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改良参与确保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否认改良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好处，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确保资本利益的副产品。因此，不难理解改良可能由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精英发起，也不难理解改良通常不进行跨阶级的收入再分配。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应重视家庭这一劳动力再生产场所的内部关系对于理解改良的重要性。在工业时代，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家庭模式非常有利于资本积累，因为这可以压低男性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资本主义无法对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进行直接干预，只能通过福利政策来对这种家庭模式进行支持。

上述两种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改良的阶级属性。然而，它们无法解释资产阶级为何用这种同时惠及无产阶级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它们显然低估了其他客观条件（如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家行为的约束。

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成为资本主义改良的主要措施，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福利国家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对资本主义改良的分析。克劳斯·奥菲认为，福利国家通过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而成为避免经济危机的一种制度形式。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与福利国家的长期生存不可分割，后者既是该国财政的最终来源（通过增加税收和促进借贷），又是大众忠诚和国家合法性的基础（通过提供福利服务和保障充分就业）。用福利国家来管理危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一种不断发展的趋势，使商品的价值形式瘫痪，从而危及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国家必须进行“行政性的再商品化”，但这又会使商品交换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可见，福利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再商品化策略影响着广泛的去商品化过程。

詹姆斯·奥康纳以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例研究了福利国家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两个基本功能：促进积累与维护合法性。如果经济增长足以使合适的人受益，那么两个基本功能并不冲突。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乏力，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两个基本功能之间的矛盾就会显露无遗：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破坏社会和谐的条件，而社会和谐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抑制资本逻辑。

伊恩·高夫则认为，虽然福利国家的功能之间存在着矛盾性，但是福利国家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往往在某些地方是重合的，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高夫从税收与社会工资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他认为，福利国家支出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这对资本积累会产生负面影响。但福利国家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有效需求，这对资本积累又会产生正面影响。因此，福利国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取决于正负效应的相对大小。

显然，这些学者并不是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资本积累过程的不平等、不稳定和危机倾向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得到解决，而是认为可以通过一套政治和经济制度来对其进行缓解。他们相信，“黄金时代”以“政府管制和调控、适度竞争、劳资合作”为特征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能实现稳定、和谐的资本积累，从而把当前的危机和困境归结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革。相应地，他们主张通过大众民主政治过程推动调节主义制度结构的重建。

2.3　垄断资本主义理性化改良理论考察

巴黎公社运动到俄国十月革命等一系列事件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阶级自主性。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公平的强烈诉求引发了大大小小的工人运动，以追求社会生产体制的变革。但是，自恩格斯逝世以来，有些理论家认为社会的变革也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逐步改良来实现，暴力革命并不是唯一手段。这些思想被称为“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属于左翼思潮，但由于其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直接思想来源，也时常以资本主义改良的指导理论的面目出现。

2.3.1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作为修正主义的集大成者，以“修正主义之父”的称号被载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册。其修正主义的思想使改良主义理论化、系统化，试图为当时实践中的改良主义提供理论依据，消除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主张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的政党”。他提倡民主，反对通过激进暴力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伯恩施坦用20世纪初流行的进化论为修正主义辩护，提倡平稳、缓慢地渐进，要“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4]。

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伯恩施坦试图回答的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但他的论证基础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势已变，马克思主义已过时”的论断。伯恩施坦对改良主义及其合理性问题的阐释是整个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理论的核心。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否定武装斗争的革命策略，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认为，不能通过发动革命来夺取政权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脱离了马克思当年制定革命策略所根据的那些前提，同时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改良斗争也能取得巨大成就，其变化也表明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会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的导致崩溃的普遍性危机；另一方面，就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而言，即使无产阶级通过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伯恩施坦认为，尽管不能通过发动一次革命就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可以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既然社会主义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那么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应进行调整。伯恩施坦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党既不要期待，也不必盼望现存经济制度的即刻崩溃。应当做的，而且是今后长期所应当做的，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5]。

第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是改良。在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前提的理论后，伯恩施坦认为，现实社会并没有为社会主义者提供革命的条件，但却提供了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夺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性。在经济上，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社会结构日益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阵营，中间等级消失，资本越发集中，经济危机愈演愈烈。而真实的资本主义却呈现出下面的景象：社会结构没有两极分化，中间等级日益发展壮大；资本集中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大企业的发展并没有排斥中小企业的发展；经济危机虽然偶有发生但是并不构成普遍危机。在政治上，一方面，产业民主已经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工会和集体工资谈判覆盖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这增强了工人与资本家抗衡的力量，代表着一种民主的扩大和实现；另一方面，随着选举权的普及，穷人、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权利逐渐得到保障，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基于此，伯恩施坦认为，通过工会实现产业民主，通过参与议会选举实现政治民主，分享社会财富，必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和一种可能性。

尽管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一些弊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各种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伯恩施坦敏锐地察觉到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准确地预计到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理论也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也应当客观、公正地评价伯恩施坦以及他的“修正主义”思想。

2.3.2　考茨基的中派主义

随着20世纪初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改良主义在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中成为主流思潮，而以俄国为代表的专制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主张通过激进手段完成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中，考茨基既反对右派的改良主义，即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又反对左派的革命行动，其理论被称为“中派主义”。

考茨基的中派主义理论以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为依据，强调俄国的革命模式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德国。因为俄国不仅经济发展落后，而且政府专制脆弱；而当时德国的专制势力、军国主义、封建传统还相当强大，且工人阶级也有合理合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还有通过改良斗争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绝大多数人还在维护这个制度，希望社会能够平稳地完成转型。事实上，对于20世纪初的德国，如果不想放弃革命信念，而又要实事求是地考虑社会现实发展，那么社会主义者的唯一选择就是中派主义。中派主义是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现实反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初已经从要求制度替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转变为主张改良的社会主义政党，进而又转变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主张改良的政党。在完成这些转变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早已被抛弃。从革命的社会主义意义上来说，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败。但是，当初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大部分，这些成就绝不是仅仅靠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合法、改良手段就能取得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甚至是革命实践，都向统治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促使他们让步。因此，中派主义者的改良运动也是实现欧洲社会进步的因素之一。

2.3.3　19世纪改良主义政党的改良思想

无论是法国的可能派、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还是英国的工联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其共性在于都提倡渐进改良而非暴力革命，并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

法国的可能派主张将理想目标分成若干阶段，提出集中力量争取眼前可能实现的某些要求，把自己的政策称为“可能的政策”，故称“可能派”。可能派主张不经过革命，而是通过可能的、逐步的改良来变革社会，主张运用普选权，争取议席，实行市政社会主义，并提倡由国家干预，使垄断资本转变为社会所有的公用事业。

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后流传于西欧国家和美国。讲坛社会主义者主张由国家经营公共事业，如铁路、矿山、交通等；同时，主张通过国家立法，利用财税政策以裁制垄断经济，调整劳资关系，缓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

英国的工联主义，得名于英国工人联合会，产生于18世纪后半叶，并于19世纪中期开始广泛传播。工联主义者要求改善工会工人的经济条件和法律地位，认为劳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合法抗争维护工人的利益。

费边社会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渐进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支，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英国，是由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改良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的，费边社会主义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费边这个名字来源于古罗马将军费比尤斯，他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取拖延战术而闻名。费边社会主义者拒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建议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费边社会主义提倡通过“渗透”策略来传播其思想，即影响集体主义的自由政治家和激进的社会活动家。费边社会主义者是英国福利国家思想的先驱，早在20世纪初就为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而四处奔波，还支持土地租金国有化。然而，早期费边社会主义者也曾为英国帝国主义辩护，将其视为国际主义改革的渠道。

2.3.4　凯恩斯主义与资本主义改良

在二战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均遭遇了物质资本的大量损毁，元气大伤。欧洲大陆百业凋零，各国经济亟待恢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快速恢复国家经济，首先要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其中改良主义者对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了两次重要修正：第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揭示了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停滞趋势，并论证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解决经济周期问题，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家修正了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论证通过法律规范和约束大公司内外部集中化权力的行使，使其服务于公众利益增进的必要性、正当性和可行性。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后，自由主义政治浪潮风靡西方世界。古典的自由主义旨在恢复政治民主、尊重人性、自由贸易等，但在国家经济方面存在局限性。为了确保市场的正常运转、保证经济快速恢复至战前水平，特别是在劳动力就业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凯恩斯主义代替了古典自由主义，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它最基本的特征是：系统地运用国家权力，对国内市场进行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金融系统稳定、市场充分竞争、收入再分配等宏观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30—7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潮流。

自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始，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经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补充完善，在面对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停滞时，形成了主张国家干预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证就业的经济学思想。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稳定物价和汇率等。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需求的不足，可将公共开支作为一种解决经济危机的可行性手段。

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不仅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要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因为市场体制本身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诸如社会的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化、资源的盲目配置以及过剩危机的出现等，所以国家必须从整体上对市场加以调节。而且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具体在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保证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另外，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坚实的财政资金作为后盾可以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凯恩斯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目的正是促进改良。根据奈格里的分析，凯恩斯十分关注阶级斗争，其著书立说就是想用一种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劝说他们改善工人境况。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是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为资产阶级谋取最大利益。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是有限的，并且在资本增殖法则支配生产体系发展的体制下，通过宏观调控和制度变革实现民众收入和福利普遍、持续提高只是暂时性的、局部的调整。国家的干预调节要符合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属于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垄断资本家互相争斗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一种改良。

凯恩斯提倡国家干预而批判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是出于对工人阶级自主性爆发所产生的崭新情况的直觉性理解。根据奈格里的解读，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到“需求”是为了“提到工人阶级，是为了提到找到自己政治身份的群众运动，也是为了提到起义和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凯恩斯是一个头脑清醒且智识过人的保守主义者，他准备好了面对他知道即将到来的战斗。正是绝望所滋生的紧张感让政治获得了给它自己提出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意识形态命题的力量。这是凯恩斯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凯恩斯著书立说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改良。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以一种其他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逻辑设计了一套吸纳工人阶级的方案，以此来实现改良资本主义。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发端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一种改良理论，而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一种改良实践。

2.3.5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改良

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冲击、越南战争以及金融危机相继出现，当时的主流理论凯恩斯主义在应对这一局面时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学说“黄金时代”的终结。新自由主义代替其成为主流理论。

新自由主义是在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国家干预市场、以推崇市场自由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思想。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对新自由主义的推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思想理念到政策主张的转变。

在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关于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反对任何形式上的国家干预，更加强调金融与银行的作用。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以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在供需规律的指引下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由于垄断组织的存在，并且贸易全球化使世界上出现了国际垄断集团，严重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小企业以及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为了保护市场竞争和劳动人民利益不受压榨，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家通过法律规范和约束大公司内外部集中化权力的行使，来注重劳工利益，缓解劳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多改良措施使资本主义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尤其是对人权的尊重也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理解，并使资本主义国家超越了列宁认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甚至有人提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6]。

2.4　垄断资本主义理性化改良实践考察

在梳理了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改良理论后，本书对其理论的应用——20世纪前半期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结构所实施的主要制度调整——进行分析，并揭示这些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本质，分析这些经济和政治变革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和劳动间非对称的权力关系，以及资本增殖法则和竞争强制性规律对经济运行的主导性作用。

2.4.1　反托拉斯（反垄断）法的本质

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下简称《谢尔曼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竞争法。《谢尔曼法》通过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等几起大案件树立其威信，且美国最高法将合理规则贯彻于《谢尔曼法》中，认为应当制裁通过排斥竞争而获得的垄断地位，但通过竞争获得的垄断则不违法。由此，《谢尔曼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维护“竞争”的立法，偏离了保护小企业和工人的初衷。在威尔逊执政期间，受到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美国相继出台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都表现出一种更坚决地执行反托拉斯行动的决心。

美国出台反托拉斯法的立法考虑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社会上当时对垄断的政治和社会谴责十分激烈，相比之下，自由经济学家为垄断所做的辩护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反托拉斯法具有对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崇尚，以及对集中势力的美国式怀疑的象征意义。

第二，当时石油、铁路、矿产等产业中所结成的托拉斯的巨大势力让美国政府和国会感觉受到威胁，它们担心这些巨头对社会的操纵能力会超过政府、撼动国家的政治根基。

第三，对竞争的道德与哲学追求促成了反托拉斯法的采用。当时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弥漫，整个社会普遍认为自由公平的竞争会为所有人提供机会，而这种平等的竞争机会是美国政府应当保障的基本人权。

总的来说，尽管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内生于美国崇尚自由公平的宪法理念，但却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利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的出现，而垄断又将导致资本地位的提升，从而削弱工人阶级的地位，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调和的矛盾。同时，美国坚信的自由市场经济又强烈反对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也构成了反托拉斯法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矛盾。因此，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实践总是面临着维护竞争秩序和干预经济之间的两难困境。

2.4.2　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矛盾

二战之后，随着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建立在流水线和可互换零部件技术上的生产方式——福特制（或福特主义）——在欧美流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福特制（或福特主义）包括以下几点特征。①生产技术的革新。福特制将零件互换、钢冲压件、连续流动零件制造和移动装配线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标准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②科层制的形成。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组织，基层管理者专门负责监督并研究关于生产的技巧，以保证新生技能留在管理者手中，而工人只需要根据指令完成任务，使工人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③资本积累和调节方式发生变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着工资的提高，由此带来的消费能力又保证了下一轮产品的顺利产出。同时，工会组织和国家的干预也对工人福利、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有利于经济的发展。④阶级关系的变化。劳资关系的焦点从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到为就业保障和工资决定而谈判，最终形成了以集体谈判制度为核心的劳资关系体制。⑤福特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引领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

尽管福特制的推广极大地带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但是福特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再加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的危机。在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由于上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潜能被消耗殆尽，福特主义失去了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外部条件，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正反馈也荡然无存。于是，福特主义引发的新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启了长达2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

2.4.3　罗斯福新政与宏观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本质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改良，是美国统治阶级面临大萧条的危局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而对生产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的一次尝试。罗斯福新政为美国走出1929年大萧条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措施有：整顿银行与金融体系，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通货膨胀，刺激工业生产和投资；联邦政府兴办各项公共工程，推行“以工代赈”；对工业生产进行调整，防止无序竞争引发的产能过剩，加强了政府对生产的控制与调节；调整农业政策，通过发放经济补贴稳定农产品价格；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关注社会福利事业；通过立法，提高劳工在生产中的地位；等等。首先，罗斯福新政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全面干预减缓了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使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恢复。其次，罗斯福新政加速了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调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资本迫切地希望与国家进行联合，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凯恩斯主义正是迎合了垄断资本的这一需要，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繁荣稳定器，西方各国在近20年的时间内再也没有经历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严重衰退。

然而，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都是出自资产阶级政治家之手，代表着资本家的利益。其本质不过是利用政府支出和信用体系在时间上拖延、在空间上分散经济危机的负面冲击，根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如凯恩斯主义者所言的“终结了经济周期”，而是使经济衰退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生产停滞伴随着通货膨胀。同时，简单地扩大财政支出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刺激生产、减少失业率等，但是通货膨胀和物价的快速上涨又产生了新的危机。可见，罗斯福新政与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仅仅是缓和了社会矛盾。

2.5　当代资本主义理性化改良成效的检验与评价

本章通过对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理性化改良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性考察，分析和揭示其实质及局限性。接下来，本章希望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实际演化过程的动力学规律，来检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局部制度调整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控制权结构、内在矛盾和运行规律，即通过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实际运行和演化规律，对资本主义改良成效进行经验检验并给予评价。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2.5.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经济繁荣机制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的战时科技直接催生了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调整生产关系，以求恢复生产力，这也直接导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近2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黄金时代”的出现。在“黄金时代”，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超过战前最高水平。经过“黄金时代”的高速发展之后，战后繁荣的有利条件被消耗殆尽。以两次国际石油危机为导火索，欧美经济体陷入了“滞胀”的尴尬局面，直到1982年才开始全面复苏，进入低速增长时期。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第一，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生产与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实现现代化经济奠定了基础；第三，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立法和推行国有化，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第四，福利制度的推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降低了无产阶级的对抗情绪，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除此之外，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垄断资本的联合、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等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并且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在资本主义内部无法调和。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资本主义危机通常会表现为生产过剩，从而促使资本家急剧缩减产量，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以往的资本主义体制会阻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利润率恢复正常，资本家会被迫在不触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加以调整，解除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由于这种调整不能损害资本家的利益，它常常伴随着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以及不同职能资本之间的激烈斗争，是一个长期动荡的过程。可见，资产阶级被迫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及这种调整的有限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经济危机并且存在周期的根本原因。另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并不是理性化改良资本主义的反映，而是迫于历史情形。可以发现，每次的资本主义变化都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所以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其本质在于：当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外部威胁”时，资本主义政府可以动员大规模的资本，并将其应用于为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5.2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积累体系的生成和运行机制以及内在矛盾考察

为了摆脱经济衰退和“滞胀”困境，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并将这种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以相当快的速度强加于世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学术思潮，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政策主张，也是一种经济体制。其本质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

管制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有效需求，而作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自由主义制度主要对供给侧产生影响，两者有极大区别。经济自由化、财产私有化和市场去管制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复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试图让市场重新脱离社会的束缚。在政治理论方面，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否定国家对市场和经济干预，尤其是放松国家对金融市场管制。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推崇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企图实现资本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

全球化和金融化作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两大特征，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下，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为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宣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借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输出实现国内经济的发展，进而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是在这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掩护下，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劝说或强制使世界各国接受其全球化主张。另一方面，私有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自由民主和高效配置资源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假设前提下，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并大幅缩减福利支出和税收。事实上，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为了实现掠夺性积累所采取的新伎俩。新自由主义应该理解为资产阶级统治力量的“复辟”，它重新确立了一种有利于资本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新规则。因此，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虽然剩余价值的生产获得了有利条件，但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会屡屡遭受困难。新自由主义这一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共同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爆发，即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GINSBURG N.Class，Capital and Social Policy［M/OL］.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UK，1979.

［3］FERGUSON I，LAVALETTE M，MOONEY G.Rethinking Welfare：A Critical Perspective［M］.London：SAGE，2002.

［4］FOLBRE 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Patriarchal Capitalism［M/OL］//WICKS-LIM J，POLLIN R.Capitalism on Trial.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

［5］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6］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M］.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7］高夫.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M］.古允文，译.北京：巨流图书公司，1995.

［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殷叙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9］贺敬垒.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理论路径批判［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2（1）：80-93.

［10］沈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1］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M］.赫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2］费洛，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M］.陈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6）：18-31.

［14］马丁内.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M］.高静，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15］王中美.竞争规则的国际协调与统一［D］.厦门：厦门大学，2004.

［16］仰海峰.生产方式的转变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J］.党政干部学刊，2008（12）：11-15.

［17］刘晓君.福特制（Fordism）的百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3）：62-66.

［18］李君.简述罗斯福新政及其启示［J］.前沿，2006（3）：167-168.

［19］黄若迟.战后西方经济“黄金时代”的出现和结束（上）［J］.历史教学，1993（11）：23-27.

［20］张荐华.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初探［J］.世界经济，1982（10）：34-40.

［21］银锋.新自由主义体制与美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与危机：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再思考［J］.经济问题，2010（2）：111-116.

［22］陈刚.应当另有选择：评《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J］.中国图书评论，2007（7）：81-84.

［23］丁为民.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经济增长的矛盾与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再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9（3）：48-54.

［24］奈格里，王行坤，张雪琴.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J］.政治经济学报，2020，17（1）：173-198.

---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2.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18-319.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2.

[5]马丁内.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M］.高静，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233.

[6]马丁内.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M］.高静，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