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非常高兴有机会为张相伟博士的这本原创著作写序言，高兴的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张博士的研究成果是高质量、全面、有深度的，我很高兴有机会向读者们推荐这本书。第二个原因，这本书是基于他博士论文的各个章节形成的，按照厦门大学对经济学博士论文的要求，各章节之间需要有逻辑和内容上的内在联系，而张博士的论文在这一点上做得尤其出色，因此特别合适作为一部书来出版。对张博士著作的内容介绍是这篇序言的重点，但在介绍之前想结合这部书的特点，来简单谈谈我对中国高校经济学博士培养方面的一些体会，主要基于我自己过去十多年作为博士生导师的经历。

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尤为重要，而博士生阶段可以成为培养问题意识的最佳时期。具体而言，要求博士生完成一部各章节之间在内在逻辑和研究内容上均密切联系的大论文，可以帮助培养其问题意识。因为在选题的过程中，同学们如果知道最后的博士大论文是需要以一本书的形式呈现的研究成果，那么他们选择的研究问题就不能太小太细，否则很难满足逻辑贯通的四到五章的篇幅要求。所以，同学们一定会选一个足够重要，需要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的题目。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很多，既有理论重要性、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也比比皆是。怎样从众多问题中选择一个合适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呢？我通常会建议同学们用三个标准进行判断：重要性、有趣性和可行性。符合这三点要求的题目，是比较容易满足作为一部著作的博士论文要求的。首先是重要性，因为问题足够重要，所以它需要涉及的范围会比较广，最后形成的研究发现应该比较多，才能满足博士论文的篇幅要求。其次是有趣性，强调作者需要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就有动力去发掘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并在不同的层次进行研究。再接下来是可行性，是说这个题目的研究有不同的切入点可供采用。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有数据和信息可以收集、可供分析；如果是有理论上的争议，那么可以进行理论模型的构建；甚至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一手数据的采集，比如借助调查问卷、经济学实验等形式。

但归根结底，经济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而要求大论文以著作形式呈现，会帮助满足重要性这一标准。在题目选定之后，需要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考虑到要构成一本书的不同章节，就要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包括它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尤其是相关的制度背景，均需要有比较详细的把握。这一点对经济学这样一个典型的社会科学来说，尤为重要。如果没有以著作作为成果呈现形式这个要求的话，那么同学们很可能会对这一点重视不够。

在博士论文的理想范式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观念是发生了转变的。与其他美国大学类似，我攻读经济学博士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对博士论文的要求是相关领域的三篇论文，而论文内容之间并不要求有紧密的联系。我自己的三篇论文虽然以政府官员的激励研究为主题，却包括内容上联系松散的三篇论文，其中第一篇是针对监督问题的理论研究，第二篇是针对腐败问题的问卷调查分析，第三篇是针对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实证研究。

因而，我多年的观点是博士论文只需是几篇研究论文的组合即可，如果都是关于同一个研究领域的分析当然最好，但并不要求是针对同一个经济问题的研究。但过去十多年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博士培养经历，让我改变了这种看法。能够针对同一个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和研究，对培养善于发现和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者来说至关重要。而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建立在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以著作为理想写作范式的博士大论文要求可以帮助达到这一培养目标。张相伟博士的毕业论文即是完美体现这一培养目标的典范之作，下面对张博士著作的内容做简要介绍。

自1978年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不断优化对外开放格局，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中国正向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铿锵迈进。目前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当年吸引外资量，实现了由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转变，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分水岭，也表明了中国产业开启了以主导者的身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新时期。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占比达到两成，已连续九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2020年流量是2002年的57倍，年均增长速度25.2%。2020年存量是2002年86.3倍，全球占比由2002年的0.4%提升至6.6%，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荷兰。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取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也有利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已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这是一个传统经济学理论仍未能全面解释的新现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速度快、力度大，经常通过多种模式同时到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呈加速增长的态势。因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背后的动因有别于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此外，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速度快，但其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仅相当于美国的31.7%，存在较大增长潜力。在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逆全球化”的思潮愈演愈烈、单边保护主义不断蔓延、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多国对外资审查和监管趋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度重组、疫情危机叠加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此，新发展阶段深入探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背后的动因，对于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稳步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核心，密切关注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新动向，力图全面捕捉其新特点，进而以其最新趋势为出发点，基于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最终从市场动因和政府动因的视角，采用当今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和翔实的数据，来系统解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研究视角较为新颖，研究主题契合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该研究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有效落实。

本著作主要源于2018年张相伟同学的博士论文，并受到商务部政研室应急课题的资助，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研究主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迫切需要的现实问题中提炼出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得出有针对性并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在中国转型升级和更高水平外向型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探究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政策意义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本书的研究中特别重视政府的各项政策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有较深入的思考和较全面的认识。具体来说，相伟博士在书中全面考察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各种因素，既包括多项市场力量，更包括各项重要的政策措施。

首先，他的研究发现国外对华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的实施以及国内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是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地跨越东道国反倾销壁垒的动机。而且，中国跨越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承认和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换言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生命周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正逐渐从获取战略资源向追寻效率转变；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类型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主要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垂直型直接投资；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比较明显，而且，其影响在2005年之后更加显著。

其次，他的研究还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扶助政策也起到了促进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中国在境外设立的各个经贸合作区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更利于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但同时，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也减缓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出口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本研究尝试构建了一个境外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及“五通”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融资能力以及国际贸易渠道等短期途径加以实现的，而在政策协调与文化融通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地长期推进。也即，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与东道国制度水平及双边之间的“民心相通”呈互补关系，与东道国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之间则呈替代关系。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固然可以帮助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贸易增长和金融发展等方面的不足，有利于实现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等目标；但东道国良好的制度质量和双边之间的“民心相通”仍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是亟须提前完成之要务。

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书的研究还关注了“资金融通”对“贸易畅通”的影响，即中国境外金融机构设立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相伟博士的研究发现，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有助于跨国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降低企业海外经营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以及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与提高生产率等途径，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而且其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主要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就在即将完成这篇序言之时，我注意到财经杂志上刊发的专题报道，聚焦中国汽车企业向海外出口及投资的演变过程，其中涉及到中国的车企如何从汽车出口逐步转向在海外投资生产并销售的过程。显然，汽车行业中的海外投资和海外并购，同样经历了一个跨越贸易壁垒的过程，这与张博士研究中第四章第三节的发现不谋而合。类似地，张博士研究中关于企业决策、政府政策和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规律，在中国汽车行业对外投资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当然也表现出一些行业特点。可见，张博士的研究发现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会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关于汽车产业中对外投资的报道，也让我们有机会来讨论两种不同的经济学博士培养模式。以研究方法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具有灵活选择研究问题的优势；而以研究问题为导向的培养模式的优势则在于，研究者会更加重视和关切相关问题的制度背景和现实规律，而选择的研究方法可以是灵活和多样化的。这种对问题的强烈关注，可以帮助经济学者保持常学常新的研究体验，因为时刻有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去研究。当然，在此过程中如果能够保持对前沿研究方法的关注甚至掌握，则是理想的状态。

我相信，张相伟博士在本书中的研究发现，对中国在新发展阶段里谋划高水平改革开放，推动构建更完善、更务实、更创新的对外投资格局，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和指导作用。我也坚信，相伟博士在未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会继续保持他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体现出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钻研精神，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决策贡献更多的力量。

龙小宁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

2022年7月于鹭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