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前，1985年，当我在1985年第1期《美与当代人》（现在更名为《美与时代》）发表自己关于生命美学的最初思考的时候，无疑并没有想到直到三十六年后的2021年，人们还会记得生命美学。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生命美学，甚至，现在还会把生命美学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学界的重要成果来加以纪念。
生命美学的诞生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恰恰就是生命美学的新时期。数十年中，生命美学披荆斩棘，艰难前行，固然离不开美学界众多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改革开放才是生命美学数十年来一路迤逦前行、不断茁壮成长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没有生命美学的问世。生命美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见证。
具体来说，没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冲破牢笼”，就没有生命美学。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首先就是源于思想解放，突破陈规。正是当年那场缘起于南京大学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催生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自由的思想一旦被束缚在牢笼之中，就一定会导致一个僵化、保守的时代的到来，想象力就会萎缩，创造力更会退化，“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局面也是必然的。也因此，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应该是一条清晰的可见的生命线、主旋律。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没有各种观念的激烈冲撞、各种思想的深刻嬗变，整整四十年的大思路、大决策、大提速，都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生命美学而言，自然也是这样。思想解放的滚滚春潮，激励着一代学人意气风发、锐意创新。在最先提出生命美学的设想的1985年，我还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躬逢其盛，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在这个思想创新的时代成长起来。当时，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的呼唤激励着所有的国人，也激励着所有的美学学者，更激励着我这个年轻的学人。而且，也仍旧是这个时代，亟待思想观念的相互撞击，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探讨，以便让传统观念在碰撞中更新，让真理越辩越明，让创新的思想通过激烈论战喷涌而出，并且能够像原子弹那样迸发出巨大的裂变。这就正如《国际歌》里所唱道的：“让思想冲破牢笼。”确实，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牢笼”，美学的思考也是这样。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美学思想的桎梏是十分严重的，“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的做法也时有所见。要“冲破思想的牢笼”，也确实并非易事。何况在创新与探索的道路上，不但要与别人的陈腐思想做斗争，而且要与自身的陈腐思想做斗争；不但要否定他人，而且更要否定自己，恰似破茧化蝶，进步恰恰与痛苦同在。值得庆幸的是，生命美学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也没有愧对这个时代。
展望未来，我要说，不论是美学的创新，还是生命美学的创新，都仍旧亟待思想解放的推动。过去的美学发展告诉我们，谁先解放思想，谁就占据主动。抢占学术创新的先机，抢抓美学发展的机遇，在美学研究中拥有主动权、话语权，都是与率先解放思想息息相关的。今后的美学发展也必将如此。因此，我们要超越昔日的辉煌，要再一次创下美学界蓬勃发展的奇迹，就必须再一次“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我还要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激励着生命美学去矢志不渝地坚持真理。
思想解放，说说容易，其实却充满艰辛。现在偶尔可看到个别学人，当年在别人大胆创新的时候，他却明里暗里大力批判，并且以此取悦权贵，借此换取一点权力、地位、头衔、项目、奖励之类的残汤剩饭。可是现在却又摇身一变，以学术创新自居，把别人筚路蓝缕、浴血奋战获得的成果说成是自己的创新，似乎创新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女孩。但是，其实当然不是如此。思想的创新，其实是无比艰难的。一个创新者，要付出的也绝对不仅仅是汗水与心血，其实还包括利害、荣辱、误解、诋毁，甚至面临着个别“学霸”要把创新者驱逐出美学界的叫嚣。也因此，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想，我自己终于可以坦荡地说，这一切，我全都经历过了！然而，也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教会了我，绝不屈服，也绝不后退！
钱锺书先生曾经跟妻子杨绛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无疑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宁恨毋悔”，也是我在坚持生命美学的探索的时候最想告诉自己，也最想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回首前尘，从2000年到2018年，我完全离开美学界十八年左右。我离开的时候，是四十四岁，当时，我已经在美学界做成了创始生命美学这件事情，相比很多人的四十四岁，算是没有青春虚度。可是，我却不得不选择了离开。无疑，这“离开”当然不是我的主动选择。1984年底提出生命美学设想的时候，我只有二十八岁，那个时候，还是实践美学一统天下，一个年轻人竟然要分道而行，甚至要逆流而上，各方面的压力自然很大。而在当时的大学里，也还是年龄比我大二三十岁的那些老先生们在“一言九鼎”，因此，是“探索”还是“狂妄”？是“认真”抑或“浮躁”？是为“真理”而“辩”还是为“学术大师”而“炒作”？我一时也百口莫辩。总之，那时的我和那时的生命美学，可以说都是人微言轻，也动辄被人所“轻”。何况，每当一种新说被提倡，总是会有一些人不是去进行学术争辩，而是去下作地做“诛心”猜测，指摘提倡者是“想出名”“想牟利”，这无疑立刻就会令一个年轻人“百口莫辩”。
例如，在2000年前后，讨论生命美学简直是举步维艰。别人批判我可以，可是我只要一反驳，就被某些老先生看作是自吹自擂。他们的逻辑是：“结论就是唯有生命美学一个派别可以成立，而生命美学又只有潘知常一人为代表。下一个结论就是：20世纪中国只有潘知常一人是真正的美学家。”闻听此言，我顿时无言！而且，在随后的很多年内，我都只能无言。欲加之“过”，何患无辞？可是，按照这个逻辑，对于当时出场批判我的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是否也可以这样推论：“结论就是唯有你自己的看法可以成立，而这个看法又以你为代表。下一个结论就是：20世纪中国只有你一人是对的。”再按照这个逻辑，每个学者在批评别人的时候都会被逆推为：“结论就是唯有你自己的看法可以成立，而这个看法又以你为代表。下一个结论就是：20世纪中国只有你一人是对的。”所谓创新，当然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可是，如果谁一旦离开“千万人”而“吾往矣”，就被加之以这样的逻辑，那创新也就必然会胎死腹中。
幸而我没有屈服！被迫离开美学界，我却自认为仍旧还是一个美学爱好者。借用古代荀子的话：“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多年以来，我虽非“上勇”，但是对于“上勇”却是时时心向往之。而且，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来，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生命美学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美学的真正探索永远不会在那些指定的思想区域里，也不在那些人为编排的所谓课题里，而是在时代艰难思考的“云深不知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文章绝不为应时而作，应权贵而作，应时髦课题而作—一次也不！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人的尊严所在（美学界应该树立这样的“一次也不”的风气，应该以固守学人的尊严为荣）。1823年，贝多芬将《D大调庄严弥撒曲》手稿献给鲁道夫大公，并题词：“出自心灵，但愿它能抵达心灵。”其实，所有的学术研究也都应该如此：“出自心灵，抵达心灵。”生命美学的动力，当然也是因此。
而且，生命美学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思想的创新还要贵在坚持。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六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也已经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兴衰浮沉”。但是，生命美学却仍旧在壮大，仍旧在发展，生命美学已经从过去的“百口莫辩”到了不屑一辩—因为生命美学的成长已经毋庸置疑，也已经无可否认。这让我想起，当年日本的德川家康曾被提问：“杜鹃不啼，而要听它啼，有什么办法？”他的回答是：“等待它啼。”这个回答，我很喜欢。很多东西，如果你等不及，那，也就等不到！对于生命美学，我也想这样说。
也因此，也许与其他美学学人不同，我在此以前的全部美学生命，都是与生命美学荣辱与共的。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真好：“若是没有你，我苟延残喘！”生命美学也是这样，我也可以说：“若是没有你，我苟延残喘！”不过，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生命美学的成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美学在思想解放大潮中逐步形成的宽松、宽容、相互扶助的良好氛围。过去在读《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海勒的《上帝知道》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曾经为其中的一句话而感动：“人怎能独自温暖？”其实，在创新和探索的道路上，同样谁也不能够“独自温暖”。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疑也是如此。我愿意直言，这么多年来，我为此而倍感艰辛，例如，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刚开始提倡生命美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磕磕碰碰。仅仅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加以公开批判，就有两次，还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被美学界的代表点名批判一次。其他的曲折，就更不用去说了。但是，我却又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美学界许许多多学者或明或暗的支持，也无时无刻不令我倍感温暖。
古人云：“吹尽狂沙始到金。”现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凯歌高奏的今天，我终于可以说，生命美学的过去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成为传奇，也必将会进入中国当代美学史。但是，而今美学界的思想解放也仍旧并不容易。与过去截然不同，斗转星移的当今学术界，不少人已经把拿到项目的多少、获奖数目的多少、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多少作为评判学术研究的标准。“著书”却不“立说”，在现在的学术界已经见惯不惊了，人们也早已不以为平庸，反以为光荣。“著名”却不“留名”，某些学者在当下的学术活动中地位显赫，但是在悠久的学术历史中却难寻踪迹，或许也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学术景观。不过，我却始终固执己见。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设想，康德与黑格尔怎么去组合一个学术团队，更无法设想，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讲演录》竟然是他指导不同学术团队合力完成的成果。在人文科学领域，其实谁都知道，倘若如此，那只是笑柄而已。
也因此，无论别人如何选择，我多年来都是始终固执坚持不去申报诸如重大项目之类的项目的。当然，这会因此而影响诸多的“福利”，那也只能如此了。在我看来，起码对人文科学来说，对于研究成果的最高评判标准，只能是：出思想。也因此，我始终认为，在中国当代的美学界，就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而言，实践美学的提出（不仅仅是李泽厚先生，还有刘纲纪先生、蒋孔阳先生，以及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等）以及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的问世，还包括其他一些美学新论的首创，才是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成就与贡献（当然，这里论及的只是“最值得关注”，因此，绝不意味着对任何认真的美学研究成果的不敬）。“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不妨大胆想象，将来在历史中终将沉淀下来的，必将也首先就是这些成就与贡献。
杜近芳曾经告诉丁晓君，当年她拜师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王瑶卿先生问她：“你是想当好角儿，还是想成好角儿？”王瑶卿先生解释说：“当好角儿很容易，什么都帮你准备好了。成好角儿不是，要自己真正付出一定的辛苦，经历一番风雨，你才能成为一个好角儿。”香港也有一部电影，叫作《无间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一位老警察问年轻的新警察一个问题：“我们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想做一个警察呢，还是仅仅只想看上去是一个警察？”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真实。我想说，这也正如我在研究美学的时候时时刻刻都在追问自己的。“我是想做一个美学学者”呢，还是“仅仅只想看上去是一个美学学者”？而牟宗三先生在《为学与为人》中也告诫过我们，做学问就是要把自己生命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挖掘出来。在我看来，牟先生的话绝对正确。想在美学界真正做学问，也只能“把自己生命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挖掘出来”。至于某些课题或者项目，或者某些献媚权贵之作，某些应时之作，在我看来，都是一些伪学问，不做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