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乡会试中额：安徽科举的特殊地位

读书人在科举之途艰难跋涉，依次通过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获取生员、举人和进士等项功名，诚如梁启超所言：“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自此出，是神器所由寄，百姓所由托，其政至重也。邑聚千数百童生而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为翰林，此其选之精也。”[2]也就是说整个科举体系由生员系内之考试、举人系内之考试与进士系内之考试组成[3]。乡会试中额是科举制度的核心，是各地科举水平与文风高下的直接反映，历来最为地方及士人所重，诸省当中，安徽情形颇为特殊。各省乡试中额不同，有大、中、小省之别，安徽初与江苏共享江南大省举额，乾隆元年之后定为小省。会试中式无定额，初行南、北、中卷之制，屡分屡并，至康熙五十一年确定分省取中，安徽与江苏合作一省定额，乾隆六十年，始行分省取中。

一、乡试合闱与分额

清代乡试为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万寿登基各庆典加科者谓恩科，是科举体系当中重要的阶级，考试较为隆重。各省乡试在省城举行，于城内东南方建立贡院，凡属本省诸府、州、县之生员与贡监生等，经学政准予录送者皆可应考，中式后即为举人。顺治二年乙酉开科，仅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六省，至顺治十七年庚子科，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四川、广西、云南、贵州陆续开科，形成十五闱的乡试格局。湖广分省之后，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间有覆溺之患，雍正皇帝谓“朕心甚为恻然，或至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材之意”，决定“于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场，永无阻隔之虞，共遂观光之愿”[4]，湖南、湖北两省即分闱而试，湖广取中原额亦分与两省。甘肃一直与陕西合试并通同取中，至光绪初年方才实现陕甘分闱。终清一代，安徽始终未能单独建立贡院，乡试与江苏共用江南贡院，谓之合闱。

1、安徽与江苏共有江南乡试中额

乡试中额是各省乡试每科取中举人的数额，均由朝廷统一规定，亦称解额。各省依大、中、小省之别分定乡试中额。在清代乡试格局当中，安徽情形最为特殊，康熙初年安徽、江苏两省分立，虽然各设巡抚、学政，安徽始终未能单独建立贡院，清代科举制度体系当中只有江南乡试，并无安徽乡试。安徽省解额变化，以乾隆元年为界，前一阶段安徽与江苏共有江南乡试中额，其后阶段安徽有独立的解额。

乾隆元年之前，江南解额经历数次调整。顺治二年题准，江南乡试中式一百六十三名，内南监生皿字号三十八名，其中《易经》五十四名，《诗经》五十三名，《书经》三十五名，《春秋》十一名，《礼记》十名。顺治十七年，“乡试照旧额减半”，江南为六十三名。康熙三十五年，又增中二十名，中额调整到八十三名。康熙五十年，因“各省读书士子日盛，乡试中额酌量加增”，“均于五分内加增一分”，江南与湖广、浙江各增中十六名，此时定额达到九十九名。这一阶段，江南与浙江、直隶、湖广、江西等省同为大省，且解额有时高于其他省份。

解额之外，江南有七次一次性增广中额，每次增广额数不一，多达三十名，少亦有七名。顺治八年，江南与顺天、湖广等省，加中十五名；顺治十一年，与江西、福建等省，加中七名；康熙八年，与浙江、福建等省，加中十名；康熙二十三年，与其他大省，加中十名；雍正元年，特行乡试，大省广额三十名；雍正七年，“每正额十名加中一名”；雍正十三年，乡试大省加三十名[5]。

2、安徽独立乡试中额

苏皖两省，不若湖广中有洞庭湖之阻隔，也不似陕甘地理广袤，一般而论，安徽士子到南京入闱并不比到安庆应试更加艰难，况且江南贡院规模宏大，地位崇高，所以安徽并无强烈的分闱意愿，其诉求主要集中于两省分额，更有通过两省分额实现共同增额的深层驱动。乾隆元年，尚书杨名时奏称，“江南人文甲于天下”，下江八府三州，“贡赋数倍于他省，应试之士实较浙江、福建、江西全省而加众”，如果按照湖北与湖南之例，分定额数，不过五十名，即使有所增加，也达不到历科取中的数量，导致“佳文之限于额者必多”的局面，上江应试诸生虽然少于下江，“亦多杰出之彦，非小省可比。”杨提出建议，“将下江解额照浙江、福建、江西之例，定为大省，上江解额照山西、陕西、河南之例，定为中省。”乾隆帝对江苏、安徽两省合闱情况非常了解，他知道江苏入场士子较多，中式名数常居十分之七，安徽虽也人文繁盛，因应试者少，中式名数约占十分之三，而早在雍正十三年乡试安徽即有四十余人获中。杨名时奏请增额，乾隆帝一方面认为“属应行”，另方面则说，如果将下江定为大省、上江定为中省，“则加增之数未免太浮”，于是决定下江照中省之二等，取中七十二名，外加五经额四名，上江照小省之二等，取中四十八名，外加五经额二名，“共增额二十一名。”[6]朝廷对两省人文繁盛、科举发达表示了充分认可，但却不愿采取大量增额的措施，目的在于维系解额制度的稳定，避免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各省科举利益格局被骤然打破。

乾隆元年的两省分额，对安徽科举有着标志性意义，分额不仅使安徽解额大幅度增长有了制度性保障，更重要的是安徽由此开始具有独立解额。乾隆九年，调整直省中额，“除零数不计外，于十分中酌减一分”，“江南省上江额中五十名，酌减五名，下江额中七十六名，酌减七名”[7]，以乾隆丁卯科为始。

乾隆九年之后，安徽乡试中额为四十五名，相沿至于光绪年间，基本未再变更，但有两种形式的增广。

一是一次性的加额，嘉庆元年，江南等乡试大省加三十名，“江南中额向系江苏、安徽四六分中，今照例江苏加十八名，安徽加十二名”。道光元年，特开乡试，江南等乡试大省加三十名，“江南中额系江苏、安徽四六分中，今广中额三十名，仍应四六分派，江苏加十八名，安徽加十二名。”[8]咸丰元年、同治元年和同治十一年，江南乡试也都加三十名，遵照道光元年广额成案取中，其中安徽加十二名。这五次加额，都发生在新帝即位之初，将江南视为一省，江苏、安徽四六分中，对安徽而言，所获加额，较单独作为小省为多。

二是咸同年间的捐输增额，这种增额也称为加乡试永远中额。咸丰九年，“安徽捐输军饷，加乡试永远中额二名，于本年己未恩科乡试为始。”同治元年，“安徽徽、宁、池三属捐输军饷，加该省乡试永远中额二名，自甲子科为始。”同治三年，“安徽历次捐输军饷一百一十万两有奇，加乡试永远中额三名，均自甲子科为始。”同治四年，“淮军报效欠饷，加安徽乡试永远中额一名，自丁卯科为始。”同治九年，“铭军报效欠饷，加广安徽乡试永远中额一名，自庚午科为始。”[9]从咸丰九年到同治九年，十余年间，安徽因捐输军饷和报效欠饷，先后五次获得增广乡试中额，累计九名。捐输增额的实质是，国家与地方以乡试中额为中心进行的利益博弈与交换。

3、安徽乡试小省的地位

清初确定的各省乡试中额虽经历朝调整，但其大、中、小省的地位及各省间的相互比例却基本没有变更。光绪年间，各省中额分别为顺天乡试直隶贝字号取中97名，加五经遗额5名共102名，山东69名，山西60名，河南71名，浙江、江西各94名，福建87名，湖北47名，湖南45名（另湖北、湖南共一名，轮科取中），陕西41名，甘肃30名，四川60名，广东71名（另卤字号一名），广西45名、云南54名，贵州40名，江南取中114名，内江苏69名、安徽45名[10]。在这个榜单上，安徽45名的中额仅高于贵州和刚刚分闱的陕西、甘肃，与广西同等，甚至云南也比安徽高出20%。清代乡试中额依文风高下、人口多寡与丁赋轻重而定，但安徽显然是个例外，安徽乡试中额，与人口、财赋、文风等因素并不完全匹配。仅以人口多寡而论，据曹树基的研究，乾隆四十一年安徽人口为2585.7万，同年云南788.4万，贵州567.2万，广西人口在嘉庆二十五年才达到741.6万[11]，三省与安徽人口之比均在21.9%—30.5%之间，人口多寡悬殊，却同为乡试小省，举额相当。乾隆四十一年安徽人口甚至高出科举大省直隶（1720.9万）、浙江（2236.5万）、江西（1878.3万），由此可看出安徽在乡试层面是名副其实的小省。

安徽乡试小省地位的确定，背景是制度设计层面在举人系内考试充分考虑省际及地域平衡，直接原因是苏皖两省共同承继江南乡试的地位与名额，江苏乡试中省地位同出此因。乡试小省显然不是安徽科举水平及竞争力的真实反映，正所谓“多杰出之彦，非小省可比。”[12]清代为官员子弟专设官卷，在各省乡试中额中单独取中，乾隆元年安徽、江苏两省分额之后，官卷也随之分立，安徽两名，江苏四名，但两省“历科皆照大省二十名之例取中，每以不及足额散归民卷”。安徽巡抚英翰在同治九年提出请求，安徽“既照小省二等定额，官生取中人数，似应照小省十名，或中省十五名计取”。朝廷果断答复“该二省素称大省，故官卷必二十名取中一名，不得照中小省人数取中”[13]。为“体恤边隅起见”[14]，各省乡试中额往往为特殊区域另编字号，单独确定录取名额，例如顺天有夹字号、旦字号，山东有耳字号，福建编至字号和田字号，湖南有边字号、田字号，湖北另编方字号、员字号，陕西编木字号，广东编玉字号，四川有丁字号，广西为泗城、镇安两府编泗字号和镇字号，甘肃编有丁字号、聿右号、良字号、聿中号，山西大同也另号额中。各省字号编置多有变化，实施时间也长短不一，在全国范围而言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其主要目的是保证边远或落后地区的科举利益。安徽乡试一直没有为省内特定区域另编字号，是全省各地科举发展相对均衡的反映，亦是对安徽科举水平和竞争力的认可。

安徽人口总量较大，科举人口规模亦大，所以其会试中额就较云南、广西、贵州诸省有显著增加，这或许是对安徽乡试小省地位的政策性补偿与修正。

二、安徽会试中额

进士系列考试包括会试、复试、殿试、朝考等环节，天下举人会聚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中式者曰贡士，经复试后参加殿试，获得进士功名。会试中式无定额，自清初至于晚清，会试中额之制多有变更，安徽在这个制度体系当中颇显特殊。

1、会试中额的四个阶段

安徽会试中额变化大约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顺治初年的丙戌、丁亥和己丑三科，该阶段会试取中不分南北，也不按照省份，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凭文取中”。

第二阶段，从顺治九年壬辰科到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是南北中卷阶段。顺治九年壬辰科会试“分南北中卷取中”，其中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和广东五省为南卷，取中二百三十三名，山东、陕西、河南、陕西四省及顺天府等为北卷，取中一百五十三名，四川、广西、云南和贵州四省为中卷，取中十四名。江南分为两部分，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扬州、淮安等十一府和广德州归入南卷，安庆、庐州、凤阳三府，与滁州、和州、徐州等三州，则编入中卷。其后南北中卷之制变易不定，核心是中卷屡分屡并。顺治十二年，会试中额只分南北卷，中卷安庆、庐州、凤阳三府，滁州、和州、徐州等三州，因“原系中江南乡试，应一并归入南卷”，每科随时分派中额，不再预定南北名数。顺治十八年，仍分南、北、中卷，康熙十五年，裁并中卷，康熙二十四年，仿旧制再立中卷。康熙三十年，在南、北、中卷当中分设左右，将安庆、庐州、凤阳三府，与滁州、和州、徐州等三州“改归南卷”[15]，江南与浙江编为南左。康熙三十八年，又取消左右之分。在该阶段，安徽南部地区所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各府及广德州，一直编为南卷，北部地区所属安庆、庐州、凤阳三府与滁州、和州，则在中卷和南卷之间摇摆，最终并于南卷。

第三阶段，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到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是苏皖两省共占中额阶段。康熙五十一年正式确立了分省取士的制度。在南北卷体系下，各省考取额数，经常发生“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的现象，“取中人数甚属不均”，康熙帝认为其因是“未经分别省份之故”，随着各地鼓励劝学、赴试人数迅速增加，有必要改变这种“不均”的状况，令礼部于临考时查明入场举人数目，题请钦定中额[16]，“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进士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额取中”，试图在“学优真才不致遗漏”的基础上破除“偏多偏少之弊”[17]，由此确立分省取士之制。在该阶段，安徽与江苏两省共占江南会试中额，因江南为科举大省，每科参加礼闱人数较他省为多，更因为江南士子科举竞争力强，江南中额领先于其他各省。表1—1当中的“会试中额1”，为笔者依据《清实录》统计的乾隆元年丙辰科至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各省各科会试中额之和，其中安徽与江苏共占江南中额，陕西与甘肃共占陕西中额。安徽与江苏两省共占江南中额，为科举大省，二十六科会试中额总数达到799人，比第二名浙江多137人，中额最少的广西只有95人，仅及江南的12%。安徽与江苏两省之间的会试中额却又明显不均，安徽额数远低于江苏，康熙六十年辛丑科甚至出现脱科现象，全省没有一人进士及第。乾隆元年两省乡试分额后情况略有改观，但安徽仍明显落后，例如乾隆二年丁巳恩科，江苏取中进士37人，安徽仅有12人，两省大约为一三比例，距离乡试四六之比，差异较大。

第四阶段，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及其以后诸科，安徽有独立的会试中额。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会试，取中114名，将前科江南21个名额进行分割，“江苏十三名，安徽八名”[18]，从此江苏与安徽两省会试分额，安徽开始拥有独立的会试中额，相沿至于科举废除。

2、安徽会试中省的地位

安徽在会试中逐步获得完整的独立地位，不仅保障了每科取中名额，而且略有小幅提升，与江苏取中数额的差距也有缩小趋势。

表1—1当中的“会试中额2”，为笔者依据《清实录》统计的乾隆乙卯恩科至道光三十年庚戌科，各省各科会试中额之和，其中陕西与甘肃共占陕甘中额，福建包含几次台湾的单独中额，“满洲等”指满洲、蒙古、汉军和奉天的中额数。从乾隆乙卯恩科，经嘉庆年间十二科，至道光年间十五科，共二十八科会试，安徽中额在7—15人之间波动，较长时间稳定在14人左右，总计中额达到337人。安徽会试中额数，排在直隶、浙江、江苏、江西、山东等省及满洲（含蒙古、汉军与奉天）之后，在十九个单位序列当中列第七位，实际上已经获得了中省的地位。从这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江苏也获得了实际上的大省地位，合两省计有中额850名，较直隶多出247人；但和贵州、广西等小省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中额最少的广西有172人，占江南两省的20%左右，较之前一阶段的12%，有非常明显的攀升。这种现象固然是边远地区文教逐渐发展的结果，也是清廷始终追求省域均衡的结果，背后则是江苏、浙江、安徽等发达省份的科举利益必须做出让渡和牺牲。

安徽会试中省地位的确立，还可以进士作为主要指标，进行简单比较和判断。由于疾病、丁忧及其他原因，个别贡士没有参加当科殿试，而在其后某科补殿试，获得进士出身，这种情况导致他们的会试中式和进士及第就不在同一科年。如果有贡士一直没有参加殿试，谓为“未殿试”，则他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进士。另外偶有“钦赐一体殿试”情形，所以历科或各省的会试中额与进士数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各省科举地位问题的有关讨论。

自顺治丙戌至光绪甲辰，260年间开正科、加科及恩科112科，历科进士中额不等，以雍正庚戌科406人为最多，乾隆己酉96人为最少，各省数额大小不同，进士额数亦有多寡，具体数据见表1—1《清代各省科举数据表》。表中乡试中额依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乡会试定额·各省乡试定额》；进士数指各省清代进士总数，因统计方法、范围与口径不一，各家数据略有差异，为便于比较，此处采用沈登苗的研究成果[19]，其中安徽进士1192人，为笔者统计的结果；科均进士数指该省进士总数与112科之比（忽略部分省份的脱科与罚科）。

表1-1 清代各省科举数据表

以科均进士数为指标，十八省可以分为三个阶梯，江苏、浙江、直隶与山东四省为第一阶梯，科均进士数均在20以上，科均进士数在10以下的有陕西、甘肃、广东、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八省，江西、河南、山西、福建、湖北等省位居第二阶梯，科均进士数在10—20之间，安徽亦处第二阶梯，在诸省序列之中位列第十（进士总数同样排在第十位），是进士层次的中省，较之乡试层次已有明显提升。进士多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具有应试资格的举人数量，所以在衡量某省科举竞争力时，可引入举人进士比作为重要指标，该指标为乡试中额与科均进士数之比，是一个虚拟值，忽略乡试额数的增减与变化，亦不计各省贡监生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数，大约相当于举人考取进士的比率，具有简单直观和便于比较的优点。安徽的举人进士比是4.2，仅高于江苏、浙江与山东，排列第四，甚至低于江西、福建、直隶等乡试大省，进一步证明了安徽进士中省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在湖广合闱及陕甘合闱期间，湖北与陕西是强势省份，所中举人数远多于湖南与甘肃，所以湖北、陕西两省与安徽的差距并不像表中数据显示的那样细微，同理湖南、甘肃两省的差距则略大。

三、安徽殿试鼎甲数额

殿试是清代科举最高层级的考试，每科取中第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与探花，均赐进士及第，如鼎之三足，故谓鼎甲。鼎甲实际上是进士群体的特殊构成部分，高居科举体系的塔顶，是人生成功的标志，也是社会崇拜的对象，有着十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与乡试及会试比较，殿试有其鲜明特点，其一殿试由皇帝主持，或名义上由皇帝主持，故典礼隆重；其二殿试不是选拔考试，除违式外一般不再黜落，主要功能是排定甲第名次；其三不再区分省份地域，而是凭文评定等级高下，是故进士甲次，尤其是鼎甲人数最能反映各省文风高下。

清代安徽鼎甲人物共有21人（不含寄籍），其中状元9人，分别是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恩科休宁黄轩、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歙县金榜、乾隆四十年乙未科休宁吴锡龄、嘉庆元年丙辰恩兼正科太湖赵文楷、嘉庆十四年己巳恩科歙县洪莹、嘉庆十九年甲戌科桐城龙汝言、道光二年壬午恩科天长戴兰芬、道光九年己丑科太湖李振钧、咸丰九年己未科寿州孙家鼐；榜眼7人，分别是顺治四年丁亥加科桐城程芳朝、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宣城孙卓、康熙三十年辛未科全椒吴昺、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桐城戴名世、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桐城张廷璐、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宣城梅立本、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定远凌泰封；探花5人，分别是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全椒吴国对、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芜湖韦谦恒、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恩科歙县程昌期、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恩科青阳王宗诚、咸丰三年癸丑科旌德吕朝瑞。安徽鼎甲发展的繁盛期，大约相当于乾隆、嘉庆和道光前期，鼎甲人数大幅攀升，达到13人，且以状元为主体，达8位之多，该期也是清代安徽科举最为辉煌的阶段，苏皖两省分额政策的实施对安徽科举的推动作用，于此已是隐然可见。

除顺治壬辰和乙未两科满汉分榜之满榜不计外，清代共产生鼎甲336人，各省（另及宗室、满洲、蒙古、汉军等）鼎甲人数多寡相差悬殊。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有《殿试会试首先姓名表》与《清代殿试、会试历科首选省份人数统计表》[20]，依其统计出各省鼎甲人数，见表1—1《清代各省科举数据表》。

按照鼎甲人数，诸省可分为三个层次，河南、广西、山西、贵州、四川、陕西等八省鼎甲均不及六人，或四五人，或两三人，云南与甘肃则皆无鼎甲，为鼎甲小省；江西、直隶、山东、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七省为鼎甲中省，鼎甲数在10—20之间；人数在20以上的苏、浙、皖三省为鼎甲大省，其中江苏116人、浙江76人，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为名副其实的鼎甲强省，与其科举地位相称，安徽虽与二省有较大差距，也已跻身大省行列，完成了从乡试小省到会试中省、再到鼎甲大省的提升与跨越。

若单纯比较鼎甲人数，安徽与其他中省相较，似乎并无据明显优势，如果结合进士鼎甲比考察，安徽的领先优势就能得到清晰反映，进士鼎甲比即各省进士人数与鼎甲人数之比，该比数字越小表明科举实力越强，各省进士鼎甲比见表1—1《清代各省科举数据表》。安徽的进士鼎甲比为57，意味着每57位进士中即有一个鼎甲，仅略低于科举强省江苏、浙江，鼎甲人数的差距明显缩小。江西、直隶两省鼎甲规模与安徽较为接近，但进士鼎甲比均低于安徽，直隶为154，江西为106，约是安徽的二分之一，这表明江西虽然鼎甲规模与安徽大约相当，但其科举核心竞争力却逊于安徽，因为江西的进士数是安徽的1.7倍，乡试中额是安徽的2.1倍。进士人数与安徽较为接近的福建、陕西与山西等省，进士鼎甲比都不同程度地低于安徽，陕西该比甚至为521。同为乡试小省的广西、贵州、云南与安徽的进士鼎甲比亦有明显差距，举额高于安徽的云南，终清一代甚至未见鼎甲。值得注意的是，湖南进士鼎甲比为55，与安徽大约相当，在晚清科举版图中异军突起，展现了很强的冲击力与上升趋势，但因其鼎甲仅有13人，故不能列于鼎甲大省。

安徽的科举地位具有清晰的层级性与递进性，在各省科举格局当中颇为独特，从乡试层次小省向会试中省的提升，体现了安徽士子具有较强的科举竞争力，再从会试中省跨越到鼎甲层次的大省，奠定了安徽在全国科举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安徽科举长期以来似乎被江浙地区的炽盛光芒遮蔽，多被轻视或忽略，实际上安徽亦是科举发达省份，与江苏、浙江共同组成了清代科举格局中的核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