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殷商甲骨文
甲骨文是甲骨文字的简称。所谓甲骨文字,就是殷人在占卜或祭祀时在龟甲或兽骨(龟腹、牛的肩胛骨)上刻的文字,主要记载的是祈告天地、典祭神灵、占卜吉凶、王室祖先祭礼、猎获多少、外夷入贡、帝王的梦等内容。神秘的甲骨文沉睡地下数千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被“遇见”,从此惊现人世。
19世纪末,河南安阳的农民在田野中偶然发现甲骨碎片,但不知其为何物。后来人们得知它研碎后可以治创伤,就把它当作“龙骨”卖给药铺或药商。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晚清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发现药里的“龙骨”上刻着类似文字的图案,随之开始搜集研究。这就是现有发现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即商朝的“甲骨文”(见图1—1)。甲骨的发现地曾是殷商王朝的都城,甲骨文是殷商通行的文字。后因武王灭殷,随着历史变迁,这里便成为废墟,即所谓“殷墟”,所以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墟书契”或“甲骨刻辞”。
甲骨文形成了独特的书刻艺术技巧,为中国书法奠定了基础。其已经具备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要素,和以前的刻画符号相比,具有较完整的体系,成熟而有规律。虽为早期的文字,但在神权统治的时代,它的书刻者(或称贞人)出于对神的虔诚,为了取得神的欢心,总是在实用的基础上追求书写的线条美、章法美,力求在刻写过程中表现出神圣美和崇高美。所以甲骨文又被认为是最早的书法。
图1-1 甲骨文
关于甲骨文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是墨迹外,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先书后刻,二是直接刻写。由于特殊的书刻工具在龟甲或兽骨上刻写决定了其笔法和刀法的特殊性,所以呈现的甲骨文笔画以直线为主,锋芒毕露,线条自然、流畅和劲挺。结构上始终遵循着一种均衡对称却具有变化美的法则,左右对称,大小参差,字形以长方为主,上密下疏,浑然一体。在章法上,布局匠心独运,有行无列,错落有致,意趣天成,相得益彰。
甲骨文书法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发展成熟。其早期的字形较大,中期的字形变小,后期的就更小,到了周代变成了微雕,书刻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为西周的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甲骨文陆续出土后,王懿荣、刘鹗、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一大批学者相继出版了众多相关研究著作,从而形成了一门关于甲骨文研究的专门学问—甲骨学。甲骨学以“甲骨四堂,郭董罗王”为体系,“四堂”指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以下简要介绍甲骨四堂之罗振玉、王国维。
1.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初名宝钰(振钰),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
罗振玉与蒋伯斧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决心致力于农学及教育事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又创设东文学社,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王国维、樊炳清、沈纮,此三人堪称东文学社的杰出俊才,他们翻译的各种教科书,传播了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特别是对斯宾塞传播的进化论史学贡献最为突出。
宣统三年(1911),罗振玉携带家眷从天津渡船前往日本。此后他旅居京都长达八年,在净土寺修建楼四楹及书库一所,潜心学术,学术成果极为丰富:在甲骨学上,先后编辑《殷墟书契前编》《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著华》四部著作;在敦煌学上,先后编成《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高昌壁画著华》;在古器物方面,先后编成《齐鲁封泥集存》《石鼓文考释》《历代符牌图录》《秦金石刻辞》《汉晋石刻墨影》等;在简牍学上,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部。罗振玉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刊布流传,其功大焉。王国维在甲骨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基础上,又加以各种精深的考证,在学界中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世人把他们二人的学问称为“罗王之学”。
傅斯年评价:“其(明清史料)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代私家记载,究竟有限,宫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代,御虏诸政,明史均缺,此后明史续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
鲁迅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2.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集考古学家、词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是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
他中年后在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三个方面,均做出了辛勤而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认为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中国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崇高地位,几乎成为学人津津乐道的共识。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观堂集林》《静安文集》刊行于世。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他词作的成就在境界的开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间词话》所着力强调的,摆脱了抒写离情别绪、宠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现个体的人在苍茫宇宙中的悲剧命运,表达的是一种哲学境界,而超越了伦理的境界,是对生命与灵魂的考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首先,王国维认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其次,他以此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成功,而是必须坚定不移,吃苦耐劳,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最后,必须要有专注的精神,反复研究,刻苦下足功夫,自然就会豁然贯通,有新的发现,才能有所发明,必然能够进入自由的王国。
后世评价:
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