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集中分析了短期宏观经济。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分析长期问题时，他回答了一句：长期中我们都要死。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时间越长，这种不确定性越多，无法预测的突发随机事件也越多。因此，在经济学家所做的许多长期预测中，正确者极少。
“二战”之前，汉森等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停滞论”。他们预言，战争结束后军备开支急剧减少，总需求会严重不足。因此，在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时，经济会出现一个相当时期的低迷，甚至停滞。从理论上看，这种预测没有问题。但结果，这种长期停滞并没有出现，战后整体经济是繁荣的，即使在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间，经济也没有出现他们预言的严重衰退。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预料到战后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来代替军备支出，总需求不仅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权时实行的高速公路计划就强劲地拉动了经济。二是“二战”结束并不是战争消亡，军备支出减少。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冷战引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长期停滞论者当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以后世界的这些变化，预测当然落空了。
长期停滞论是根据经济理论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依据并不充分。如果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大量翔实的数据，预测的结果会如何呢？
20世纪60年代后期，面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严重，不少人对人类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董事长邀请西方国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等各界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委托计算机专家麦多斯对人类未来进行预测。这种预测结论就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麦多斯把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作为制约人类未来增长的五大因素，建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因素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反馈环路以及相关模型，并代入各种实际数据进行运算。结论是如果照现在的方式增长下去，人类将在2100年之前崩溃。唯一的出路是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1980年停止工业资本增长。但从这些年来看，人类并没有停止人口与工业资本增长，也没有人类崩溃的预兆。这种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被称为“带计算机的马尔萨斯”。如今人们都很少谈起这种预测了，因为模型没有考虑到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各国政策变化与技术进步。
让我想起这些失败的长期预期的是一份《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这份报告预期，到2050年，中国人的最低工资按2002年价格要达到1300美元，信息化率达80%，出国旅游率达50%，汽车普及率达50%，等等。看了这份报告，未来真的很好，但网民的评论是“画明天的饼，充今天的饥”。
写这份报告的研究小组似乎就是以“画明天的饼”为己任。他们的同类报告甚至预言了哪一个城市将在哪一年进入现代化。学者对此的反应也是批评者居多。
这些专家学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运用先进技术所做出的预测为什么被人们嘲笑？他们预测的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但这几十年间的变数太多了。退回过去，谁敢想象中国会走市场经济之路？谁能想到“非典”的流行？想想过去发生了多少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而这些事件对经济的未来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谁又能想象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件，这些事件对中国未来的走势又会有什么影响？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在出人意料地变化。任何一个模型，即使包含了随机变量，也难以对较遥远的未来做出接近实际的预测。
这个报告是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预测未来的。这世界是一个变动的世界。我们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不可预期的因素更多。用现在已知的情况去预测未来，颇有点刻舟求剑的传统。这样的结论如何让人相信呢？根据《报告》提供的预测数字，在2050年我们可以达到现在美国的水平；有些指标，如绝对贫困为零，养老、医疗保险覆盖率达百分之百等，还超过了美国。但千万别忘了，现在我们比美国落后100年，用40多年就赶上，甚至超过现在的美国，是不是又有点想跃进了？
绝大多数人并不相信2050年最低月收入可到1300美元，这种预测也并不能鼓励我们的斗志。如果这种研究是个人进行的，他用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但这个项目是国家资助的，参与者都是领国家的工资、花纳税人的钱。把并不多的研究经费用于这种遥远的未来，不如去研究近一二年中的现实问题，如资源和环境制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
中国美好的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是干出来的。画一张明天的饼，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好今天的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