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亲王之家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就去世了。听说这位老太太禀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她却不然，有一次这位祖母奉召进宫看戏，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得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儿要用“得了”“喜”等代替。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打成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这两个孩子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进宫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第四个男孩载洸出世后，她不知怎样疼爱是好，穿少了怕冻着，吃多了怕撑着。朱门本是酒肉多得发臭的地方，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则是消化不良。《红楼梦》里的贾府“净饿一天”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很相信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据说一只虾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王府里的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嫡福晋才算正式的母亲。作为最年长的儿子，我父亲要受她的管教。她疼爱孩子是无疑的，但是这位接受了那样悲惨的教训的母亲，到死也没能明白过来，是谁害了她的亲生孩子。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据那位牛太监说：“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大约我父亲也没见过她。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是我的亲祖母，她在那拉氏祖母去世后当了家。她虽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两岁的女儿。而使她精神最初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却是由于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突然接到慈禧太后旨意，让他过继给我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接到这个“懿旨”，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经过人们劝解和建议，只好把七叔当作女儿陪嫁出去。到了过继那天，像嫁女一样，过了“嫁妆”，当鼓乐声一响，老太太竟昏了过去。经过这次刺激，她的精神就开始有些不正常了。
这里还有一段插话。奕谟这对老夫妇，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过继儿子，自然非常高兴，那边作为女儿陪嫁，这边就当作儿子出生，第三天大做弥月，广宴亲朋。不料这个举动叫慈禧知道了，这位贝子平时对慈禧的作为就看不惯，更不会奉承，早使慈禧心中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心中更有了气，就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不知道奕谟都受了她什么折磨，后来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慈禧为了泄愤，突然又下一道懿旨，让已经过继过去五年多的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钟郡王奕詥。奕谟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又故意命那个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不能下跪。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命呜呼。
不知慈禧是什么想法，在第二次指定七叔过继的同时，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位堂祖叔敏郡王奕誌为嗣。正像谟贝子诗中所说的那样：“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意外打击。事隔不久，又来了第三件打击。我祖母刚给我父亲说好一门亲事，就接到慈禧给我父亲指婚的懿旨。原来我父亲早先定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一户。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重新给他订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殉节之类的悲剧出现。慈禧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是否同意，她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当然，先订的婚还是退掉了。
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就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她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我。这样看我长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了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即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凭着血缘，也凭着他的懦弱和从上辈继承下来的谨慎，他当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以世袭散骑郎、长史[24]为首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谈不到什么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也难怪他见了人“嗫嚅不能对”了。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生的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大妹和三弟早故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父亲的日记里说是“痰厥”，其实是吞鸦片自杀的。是因为我在宫里和端康太妃争吵，不服她管教，太妃把我母亲叫进去训斥了一顿，她回到家里便吞烟自尽了。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也是由于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使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银[25]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曾经和她在财物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全不生效。我父亲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愤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不久，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了，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
母亲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是与太妃们合谋进行的。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过不少首饰，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曾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对袁世凯也能谅解。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的袁世凯肖像的眼睛都抠掉了，唯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这太监回答说：“奶奶还没回来呢，不忙关。”父亲生了气，罚他蹲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指母亲而言，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把她当作男人称呼。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次她们是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她经过慎重选择，说些十分单纯的问饱问暖话，这是充满着被封锁起来的慈爱的。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帝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帝别贪吃，皇帝的身子是圣体，皇帝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邦邦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的使女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
[1]宗室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各等。贝子府即是贝子的府第。—作者
[2]满族通过八旗制度进行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八旗源于满族的狩猎组织，努尔哈赤建立黄、白、红、蓝四旗，后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八旗，满族人均被编入八旗，称为旗人。
[3]奕䜣（1833年—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受封恭亲王，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4]清史专家朱家溍认为应为“贵人”。
[5]萨满教是一种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信仰，在世界多地均有分布。古时，我国东北到西北的许多民族中有萨满信仰，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名。
[6]指皇帝﹑皇后或重臣的棺材，中国古代皇帝、皇后所用的棺材常以梓木制作。
[7]一种类似沙漏的计时器，有双耳，可以穿绳悬挂，底厚而收尖，空时垂直；口薄而敞开，盛满水后即倾倒。在上方匀速注水，则可以循环注水、倒水、恢复垂直的过程。《荀子》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8]清朝贵族妇女的封号，意为夫人。清朝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之妻称“福晋”，妾室称“侧福晋”，婢妾俗称“庶福晋”。
[9]1898年6月至9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向以光绪帝为首的改良派发动政变，政变的结果，仅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变法的人员逃往国外，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重新掌权。
[10]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不满外国人偏袒光绪帝及改良派，双方矛盾加深。同时，中国人民不满各国列强在中国的暴行，反抗活动不断，民间团体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活动，清政府的态度模棱两可，引起外国人的紧张与不满。1900年，各方矛盾发生总爆发，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加深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从天津租界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带光绪帝仓皇出逃，北京沦陷，遭到联军洗劫，中国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中。由于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又称“庚子国变”、“庚子国难”。
[11]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政治家，维新派人士。在家乡时既提倡新学、呼吁变法。曾组织算学社，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办《湘报》，著有《仁学》。积极参与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捕，被捕前对劝说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最终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12]黄马褂是清代的一种官服。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皆服黄马褂。有功的大臣也特赐穿着。
[13]清朝官员、贵族缀于礼帽后的装饰，等级较高的以孔雀翎制成，等级低的以鹖翎制成，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
[14]与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均为东宫官职，负责教习太子，称为“三师”。清朝的太子太保有衔无职，一般加给重臣和近臣，表示恩宠。
[15]奕劻（1838年—1917年），晚清重臣，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曾孙。
[16]满语，小姐之意，是女性的一种称谓。在后金时，君主和贝勒的女儿都称格格，清太宗开始，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王公贵族的女儿称格格，按等级不同，亲王之女为和硕格格，世子、郡王、多罗贝勒之女为多罗格格，固山贝子之女为固山格格。作为非正式称呼时，格格也可用于称呼地位较高的女性或无封号的贵族之女。
[17]段祺瑞（1865年—1936年），字芝泉，生于安徽合肥，又称“段合肥”，北洋皖系军阀的首领，受到日本支持，在袁世凯死后一度把持北京政权。
[18]溥伟（1880年—1936年），道光帝旻宁曾孙，恭亲王奕䜣之孙。历任官房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禁烟事务大臣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溥伟、良弼坚决反对袁世凯，并组织宗社党，意图阻止南北和谈。清朝灭亡后，溥伟勾结日本人，意图复辟，在东北发起满蒙独立运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促成溥仪与日本人的合作。
[19]宗室即直系亲属，觉罗即旁系亲属。觉罗在满语中有“远方”的意思，后来引申为“远支”。
[20]清代管理财政事务的机构。
[21]1908年溥仪继位后，摄政王载沣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袁世凯称疾返回河南，隐居于安阳洹上村，表面上过着垂钓的悠闲生活，暗中仍然关心政事，等待复出的机会。
[22]冯国璋（1859年—1919年），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北洋直系军阀的首领，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
[23]银锭桥位于北京什刹海的前海与后海之间的水道上，是一座南北向单孔石拱桥。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居住在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进宫必经银锭桥，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在桥下埋藏炸弹，意欲刺杀载沣，因行踪被发觉而失败，称为银锭桥案件。
[24]中国古代职官名，历代执掌事务不一，多为幕僚性质。明清时期的长史在亲王、公主等府中任职，执管府中政令。
[25]养廉银是清朝特有的一种官员俸禄制度，由雍正创立，在俸禄之外另发银钱，初衷是借助高薪鼓励官员廉洁，避免贪污，因此称为养廉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