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记》：千古绝唱
《史记》简史：通古今之变
《史记》，作者司马迁，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原名《太史公书》，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全书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开创了纪传体著史的体例，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体例
在“二十四史”乃至古代所有的史书中，司马迁的《史记》都是最为后人所尊崇的史书之一。如果把古代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比作满天星斗的话，那么《史记》毫无疑问就是群星中最耀眼的那一颗。《史记》犹如北斗，享受着众星的拱卫和膜拜。
《隋书·经籍志》说：“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这句话说的是，世间的撰史者，几乎都是仿照班固和司马迁的撰史体例，以此为撰述正史的范本。换句话来解释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撰史的先河，而班固的《汉书》又在司马迁纪传体这一体例的基础上，开创了断代史撰史的先河，后世的撰史者几乎都是站在《史记》和《汉书》这两个“巨人”的肩膀上记录历史的，可见后人对《史记》何其崇敬。
在《史记》之前，史书的编写大致有两种体例：一是编年体，即以年代为序记述历史，如《春秋》；二是国别体，即以国家为单位记述历史，如《国语》。而《史记》则首创了纪传体的撰史体例，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具体形式上，《史记》又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几个部分，这一结构形式也成了后世“二十四史”的体例范本。
本纪，共十二篇，是帝王的传记和朝代的大事记，按年月记述，涵盖了某一帝王或某一朝代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大事，被放在史书的最前面，“二十四史”无不如此。本纪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编年体，这其实是吸取了编年体史书的精华，可以让时间线索十分清晰。同时，这也就解释了后世编修“二十四史”为何都没有采用编年体的原因，因为纪传体的本纪部分完全可以替代编年体，而纪传体的很多优点和精华却是编年体所没有的。
《史记》的本纪部分，除了收录秦汉帝王之外，其余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是对先秦历史发展脉络的整体梳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其实反映了司马迁极具远见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看来，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真正进入了帝制时代，因此本纪也只能以皇帝为叙述主体。同时，司马迁还把不属于帝王的项羽和吕后也列入本纪，这是一种极具勇气的写作方式，也是后世撰史者所不及的。
世家，共三十篇，是诸侯以及诸侯国的编年史或传记。其中，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加之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缘故，于是有了《孔子世家》。另有《陈涉世家》，陈涉虽然出生草莽，却是反秦起义的第一人，对秦末乱世影响深远，又被汉高祖刘邦追封为隐王，故而也跻身于世家之列。
列传，共七十篇，是非王侯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这个范围要比世家更广，文臣、谋士、武将、策士、奸佞、酷吏、儒生、游侠、方士都可以列入。除此之外，有重要影响的游牧民族、区域也可以作为列传列入，比如《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世家和列传的区别不是很大，在后世“二十四史”中，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把世家的内容归入了列传，即只有列传，而无世家。唯一的特例是《新五代史》，它把十国的帝王列入世家，单独成篇。
表，共十篇，在《史记》中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大事年表，二是人物年表。不同于本纪、列传等以人物叙事为主体，表的内容大都是枯燥乏味的叙事纪年，如同流水账，因此，《史记》的年表部分也是最为后世所忽略的内容。
对于这十篇“表”，很多人根本看不下去，觉得枯燥无味，远没有看人物传记故事来得精彩。现代很多版本的《史记》甚至都把表的部分省略掉了，想买到含有完整年表的《史记》都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历史上有人（如刘知己[9]）就批评《史记》，说司马迁撰写年表是在做无用功。
但是，更多的人（如顾炎武[10]）则表示，《史记》的年表部分最大的功劳是清晰梳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脉络和人物纪年，充分吸取了编年体史书的优点，这也是纪传体史书胜过编年体史书的地方。
我个人是赞同后一种观点的，就像有很多人初看《红楼梦》的时候，往往会先找一份人物关系图表来对照着阅读，这是一个道理。
书，共八篇，主要介绍某一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兼及天文、礼乐、历法、财政等方面。可以说，《史记》中的“书”开创了典志体的先河，后世的“二十三史”绝大部分含有这一部分，只不过名称上不再用“书”，而是普遍用“志”。
史书中的“志”，普遍被认为是史学的精华所在，一本史书修得好不好，往往就取决于其中的“志”怎么样。比如后世的《宋书》和《隋书》，本纪、列传的部分都没什么特色，但就是由于它们含有大量弥足珍贵的“志”，而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佼佼者”。
《史记》的体例，无疑对古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后世之人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尊崇可谓无以复加。比如《汉书》的作者班固，他虽然对司马迁本人颇有微词，但却依然承袭了《史记》的体例，改动较少。
《史记》的秘密
不过，同很多古代典籍一样，《史记》在流传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坎坷。司马迁在写完《史记》之后，就将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1]。也就是说，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流传有两个版本，一部被藏匿在深山之中，另一部则在京师长安，以等待后世的有缘人来发现它。
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隐情，让司马迁没有将《史记》公布于世，却选择一式两份，分别藏匿起来呢？对此，《史记》《汉书》都没有记载，但是在《三国志》中却隐约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三国志》记载了一段曹魏大臣王肃的话：“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12]意思是说，司马迁秉笔直言，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后，立刻取来《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两卷来看，随即勃然大怒，下令删除。
《三国志》所记述的是汉末三国的历史，但事实上，上面提到的两篇本纪早在西汉或者东汉初年就已经缺失了，而且按照班固在《汉书》里的说法，其中有十篇是“有录无书”。
如果《三国志》里这段话属实的话，那么司马迁将《史记》“藏之名山”也就可以理解了。《史记》中一定是写了对汉朝和汉武帝不好的话，或者是表达了对汉武帝某些政策的不满，这才导致司马迁不敢将《史记》公布于世，并且一式两份分别藏匿起来。
我们参看《史记·高祖本纪》就知道，司马迁是一个秉笔直书的良史。他记录了大量汉高祖刘邦非常不堪，甚至很多遭人鄙夷的经历，可见司马迁很可能也在《今上本纪》里写了一些对汉武帝不敬的话，所以才将《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等待日后重见天日。直到汉武帝驾崩多年之后，汉宣帝在位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将《史记》公之于世人。[13]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孝武本纪》其实是后人按照《封禅书》补写而成的，更何况，这个篇目的题目和内容都明显地“穿越”了。“武”是汉武帝的谥号，是皇帝死后才加封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汉武帝还活得好好的，题目怎么可能是《孝武本纪》呢？而且，《孝武本纪》中还有大量司马迁身后的事情，这显然不是出自司马迁的手笔。
这就产生一个新的疑问，既然这些篇目在西汉末期就已经散失了，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除了第一作者司马迁之外，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补写呢？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史记》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二人共同完成的。编撰成《史记》是司马谈一生的宏愿，然而司马谈还没有编完《史记》就因病去世了，司马迁秉承父志，在司马谈的基础上继续编完了《史记》全书。
《汉书》虽然指出了《史记》有十篇缺失，但具体是哪几篇，却并未指明。后世有史家指出这十篇分别为：《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14]
事实上，后世补写《史记》的篇目远不止这十篇，诸如《外戚世家》《田叔世家》《陈涉世家》，都能发现后人补写的证据，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褚先生”。
如果你熟读《史记》的话，对“褚先生”这三个字一定不会陌生，《史记》中多处出现了“褚先生曰”。
褚先生是何许人呢？他是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博士（古代的学官名），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汉武帝去世五十年之后了。而褚少孙在补写之处，每每都会加一句“褚先生曰”，这就是为什么《史记》中存在这么多“褚先生曰”的原因，同时，这也是后世之人补写《史记》最明显的证据。
不过，除了褚少孙留下姓名之外，更多的补写者选择了“做好事不留名”，这就让后人很难分辨《史记》中哪些是司马迁写的，哪些又是后人补写的。
究竟有多少人参与补写了《史记》呢？这个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根据后世学者考证，参与补写的人应该至少有16人之多。[15]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史记》内容的缺失和被后世补写，而去轻易否定它的史学价值，补写的内容其实只占《史记》总篇幅的极少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是极为深远的。
《史记》的贡献和影响
笔者认为，《史记》最大的贡献，应该是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史学传承的信仰。
正如历史学家张大可所说，自《史记》问世之后，“于是开了私人修史之风，《汉书》断代运用纪传体，激发了后世史家的模仿……（唐代）以后历代建国，都开局修前朝历史，中国从此有了一部洋洋大观、贯通五千年文明的‘二十六史’，《史记》居首，也取得了独尊的地位”。[16]
当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被发现的时候，语言学家们耗费无数时间和精力才艰难破译。当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被发现的时候，世人对这样一个形成于四千年前的古老文明竟然一无所知，其文字至今仍为“死文字”。究其原因，就是文明的中断。
而中华文明却几千年绵延不绝。当我们发现殷墟甲骨文的时候，短时间内就破译出大量文字，相对于破译其他古老文明的文字来说要“容易”得多。这都源于中国人对历史和文明的传承，而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
撰述完成《史记》是父亲司马谈留给司马迁的遗愿，也是司马迁毕生的愿望。司马迁希望这部著作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实上，司马迁不仅完全做到了，而且《史记》也成了中华文明史上的里程碑，是《史记》告诉了世人记录历史有多么重要，是《史记》告诉了世人传承历史、传承文明有多么重要。它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后人去记录历史、书写历史、传承历史。
自《史记》问世之后，后世对《史记》的研究便层出不穷。从魏晋到唐朝，对《史记》进行注疏的不下15家之多[17]，其中有三家最为出色，也影响最大，分别是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注”。
我们都知道，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被称为“红学”。而随着《史记》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尤其是唐朝以后《史记》正史地位的确立，“史记学”也随之应运而生了。
明清以来，《史记》研究者更是不计其数。到了近代，“史记学”甚至已经跨出国门，传到日本。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这是海外学人研究《史记》最具分量的一部著作，至今仍无人出其右者。
对一部史书的研究竟然成了一门学问，在“二十四史”中有此“殊荣”的，唯独只有《史记》和《汉书》。可以说，《史记》真正做到了流传千古，即便再过千年，《史记》的光辉将依然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