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家》：三晋霸业

《晋世家》记述了晋国从叔虞封唐到三家分晋六百多年的兴衰史。晋国和楚国的争霸是春秋争霸的主旋律，三家分晋也标志着战国七雄格局的正式形成。

唐叔虞与晋国的建立

说起晋国的历史，我们要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据说，在周成王年幼的时候，成王和他的同胞弟弟姬虞玩游戏。 成王把一片梧桐树叶剪成了圭的形状，递给弟弟姬虞，说道：“我用这个来封你做诸侯。”旁边的史官随即记录下了这件事，并请求成王择日册封。

成王突然就傻了眼，说道：“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不能当真。”史官却一本正经地说道：“天子无戏言，天子说的话，史官就要如实记录下来，并按照礼节来完成它。”成王只好按照礼节，将弟弟姬虞封到了唐地。

这就是记载在《史记·晋世家》中“桐叶封弟”的故事。姬虞由于被封到唐地做了诸侯，后世就称他为唐叔虞，也就是晋国的开创者，晋国的历史也是从他开始的。今天山西太原还有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叫作晋祠，晋祠其实就是后世人为了纪念唐叔虞而修建的。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的话，“桐叶封弟”的故事未必靠谱。这是因为按照当时宗法制的要求，无论是否发生过“桐叶封弟”的事情，姬虞都是要被分封的。而且，“桐叶封弟”的故事最早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故事的内容和《晋世家》中记载的差不多，最大的区别就是故事中推动成王分封的人物不是史官，而是周公旦。

《吕氏春秋》属于杂家之说，并非严谨史书，同时期的《国语》《左传》都未有相关记载，只有后来刘向的《说苑》和司马迁的《史记》转述了这一故事。

到了近代，随着一段青铜铭文的发现，让“桐叶封弟”的历史真相更加迷雾重重。《晋公午奠皿铭》记载：“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这里的“唐公”即唐叔虞。“唐公”曾辅佐武王，建立功业，绝非因为一句玩笑话而受封的。

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据此推断，唐叔虞如果能在周武王的时代建功立业，年龄必然不可能比成王年幼，很有可能是武王弟弟、成王的叔叔。[94]许多历史研究者也都持此观点。

看到这里，我们也就大致明白了。所谓的“桐叶封弟”可能只是一则儒家寓言故事，教导世人要重信，这深合儒家的“五常”之说[95]，但是故事本身极有可能是虚构的。

唐叔虞所受封的唐国是个历史非常久远的古国，传说尧就曾定都于此，这里世代居住的都是帝尧的旧民和后裔。后来由李渊所建立的唐朝，其国号也是来源于此，唐朝就给开国皇帝李渊拟了一个“神尧皇帝”的尊号。[96]事实上，此时的唐国就是之后晋国的前身。

唐国在哪里？按照《晋世家》中的记载是在“河、汾之东”，也就是黄河和汾河以东，具体在何处，历代学者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在汾河谷地一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山西翼城和曲沃交界的地带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西周时期历代晋侯和夫人的墓地，以及多座车马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马曲村晋侯遗址，如今这里也被建成了晋国博物馆。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让人们相信此地即为晋侯始封的唐地，同时也是晋国早期都城所在地。[97]

唐叔虞来到唐地之后，教化百姓，抚慰唐民。《左传》将唐叔虞的治国方针概括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意思是用夏朝的制度来管理唐地（因为古唐国被认为是夏墟所在地），风俗习惯上则采用戎狄的习俗。

前文提到过，夏商西周时期的“戎”其实并不等同于游牧部落。这里的“戎”主要是指商周之际居住在唐地周围的少数民族和毗邻的西北方国，“疆以戎索”其实本质上就是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风俗民情来治理百姓。[98]

其实，“夏政”和“戎索”并不冲突。唐地相对于中原文明区域而言，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存在，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相对落后，而且在自然地理条件上和中原地区也有着迥然的差异，这就导致唐地无法完全照搬中原的社会模式。比如，西周所推行的井田制，在以山地地形为主的唐地显然不太实际。

因此，唐叔虞对于唐地的治理，只能采用因地制宜的办法，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来推行周朝的制度，主要就是政治制度，这就是“启以夏政”。实际上，周朝一直把自己看作夏朝的继承人，故而“夏政”其实就是“周政”，也就是分封制、宗法制等内容。

唐叔虞之后，其子燮即位，也称作燮父。燮父迁都于晋水，国号也由唐改为晋，他也是晋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晋侯。因此，严格地说唐叔虞并非晋国的开国者，燮父才是晋国的始封之君。

晋国内乱之始

关于西周时期的晋国历史，《晋世家》中记载得非常简略，而且存在着明显的纪年错误。根据传世文献和天马曲村晋侯遗址的考古研究，史学界基本判定，《晋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中关于西周末期晋靖侯到晋文侯的纪年均存在差错。[99]当然，具体的纪年情况学者们还没有达成一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这也不能全怪司马迁，他在写《晋世家》的时候所能依据的西周时代的文献材料本身就很匮乏。同时他也在《晋世家》中说道：“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可见，关于靖侯之后几位晋侯的纪年很可能是司马迁自己考证和推理而得出的，并非根据文献材料记录得出的。当然，也有其他学者认为是后世传抄讹误所致。[100]

晋国的第八任[101]国君是晋穆侯，他跟随周宣王征讨盘踞在中条山一带的条戎，结果却遭遇惨败。战后不久，晋穆侯的嫡长子诞生了，出于对战争的愤恨和不悦，他给这个儿子取名为“仇”。

三年之后，晋穆侯再次跟随周宣王出征，在千亩之战中取得大胜。在这场战役后不久，他的小儿子诞生了，由于胜利的喜悦，他便为小儿子取名为“成师”。

西周讲求宗法制，讲长幼尊卑，给嫡长子取了寓意不好的“仇”字，却给幼子取了“成师”的美称，这显然是有悖于宗法制的。当时，一个被史书称作师服的大臣也注意到了“嫡庶名反逆”的问题，并预言这是祸乱的征兆。

十七年后，晋穆侯去世。兄弟阋墙的悲剧倒是没有发生，但晋国的朝堂上却发生了另外一出悲剧——晋穆侯的弟弟篡位自立，这就是晋殇叔。太子仇为躲避杀身之祸，只能逃离晋国。四年之后，太子仇反攻回晋国，杀死殇叔，抢回了君位，这就是晋文侯。

这一历史事件虽然并不太出名，但是却极具象征意义。在整个春秋时代，要说哪个诸侯国最乱，政治斗争最激烈，篡位夺权的事情最多，那么非晋国莫属了。晋殇叔篡位夺权，不仅意味着晋国的宗法制度被打破，更意味着晋国此后将长期上演流血政变。

即位的晋文侯同样是位狠角色，在之后的“平王东迁”的历史事件中，晋文侯不仅参与迎立周平王，而且亲手杀死了周携王余臣。就王位合法性而言，周携王自然不及周平王，但是晋文侯杀死周携王同样是一件挑战周王室权威的“壮举”。

正是因为有了晋殇叔和晋文侯的“榜样”效应，从此以后，晋国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就一刻没有停息过，不断有人试图挑战君权。

从“曲沃代翼”到“骊姬之乱”

关于晋国的政治内乱，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曲沃代翼”，二是“骊姬之乱”。尤其是后者，司马迁在《晋世家》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叙述此事。

先来说说“曲沃代翼”。

晋文侯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晋昭侯继位，并将叔叔（晋文侯的同母弟）成师分封到了曲沃。因此，成师在历史上一般也被称作曲沃桓叔。从曲沃桓叔开始，曲沃的势力越来越强，随即便生出了非分之想，开始了对晋国君位的争夺。

被分封在曲沃的桓叔一系是“小宗”，而晋文侯一系则是“大宗”，如今“小宗”开始对“大宗”发起挑衅，意图侵犯和夺取“大宗”的位置，这是典型的礼崩乐坏的体现。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当年师服的预言终于应验了，晋国的祸乱真正来临了。

从曲沃桓叔开始，到曲沃庄伯，再到曲沃武公，前后三代人，不断地以阴谋和武力的方式持续地争夺着晋国的君权。经过六十七年的不懈努力，到了武公一世，曲沃“小宗”成功灭晋，代表“大宗”的晋文侯一系惨遭屠戮，“小宗”上位为“大宗”，从此执掌晋国大权。

这就是发生在晋国历史上的“曲沃代翼”，也称作“曲沃代晋”。从性质上来说，这是晋国公室内部旁支势力取代宗主势力的一次政变。但是从整个春秋时代来看，这其实也是历史进入东周以后“礼崩乐坏”的一个重要体现。

其实，还有一个诸侯国也发生了和晋国颇为相似的一幕，只是最终的结果不同，这就是郑国。

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晋国和郑国的助力最大，其中尤以郑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最好，且最为亲密。事实上，郑国是西周时代周王室分封的最后一个诸侯，郑国的始封之君是郑桓公姬友，他是周宣王的弟弟，也是周幽王的叔叔。从宗法制的角度来说，郑国和东周王室是血缘关系最近、最亲密的。

然而，郑国和周王室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多久，随即就发生了“周郑交质”和“周郑交恶”两起事件。周平王对郑国开始不信任，双方交换太子作为人质。周平王之后的周桓公为了打压郑国，和郑国交恶，和当时的郑庄公爆发了繻葛之战，最终战败。自此以后，郑庄公开始称霸，也是东周时代第一霸（早于齐桓公），而东周王室则开始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掌控，春秋争霸自此而始。

我们在中学学过《郑伯克段于鄢》[102]这篇古文，这里的“郑伯”就是郑庄公，“段”就是郑庄公的弟弟。作为“小宗”的段开始觊觎郑国的君位，于是便发起反叛，郑庄公最终平定叛乱，段也流落到了共国，故而后世称之为共叔段。这就是发生在郑国的“共叔段之乱”。

可以说，晋国“曲沃代翼”和郑国“共叔段之乱”本质上是相似的，都是“小宗”对“大宗”的反叛，而且几乎同时发生。二者唯一的区别是结果不同，一成一败而已。可见，东周时代宗法制的破坏已不单单是一国之现象，而是历史之大势、时代之必然。

其实，在“曲沃代翼”这一事件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曲沃一系曾经两次用贿赂的方式收买周王室，一次是曲沃庄伯贿赂周王室派兵讨伐翼都，另一次是曲沃武公贿赂周王室册命自己为晋君。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周王室已经完全没有了尊严和立场，在贿赂面前，本来最应该捍卫宗法礼制的周天子已经沦落为诸侯手中的工具，周天子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

正是通过这种贿赂的方式，曲沃武公获得了周天子的任命，堂而皇之地成了晋国之君，成了晋武公。然而若干年之后，公元前403年，同样的一幕再次在晋国上演，周天子正式任命赵氏、魏氏、韩氏为诸侯，晋国遂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可以说，在“三家分晋”的两百多年前，晋国的国土上就已经有过一次周天子任命诸侯的预演了，这或许就叫作天道轮回吧。

“曲沃代翼”对晋国之后的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晋武公死后，其子晋献公即位，晋献公害怕重蹈“曲沃代翼”的覆辙，便大肆杀戮公族群公子。从此，晋国的公族势力彻底衰落，取而代之的则是异姓贵族，也就是公卿势力。从后来发生的历史来看，晋献公依靠公卿势力确实让晋国走向了强大，但是晋国最后的灭亡，恰恰也是公卿势力畸形膨胀之后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晋国灭亡的祸根在晋献公时代就已埋下，而其根源就是“曲沃代翼”。

说完“曲沃代翼”，我们再来说“骊姬之乱”。

晋献公时代是晋国强势扩张和崛起的时代。据统计，晋献公时期兼并的诸侯国有二十国之多，晋国也迅速跻身于齐、晋、楚、秦四大国之列。[103]也正是在一次讨伐骊戎的过程中，晋献公得到了两个美女——骊姬和她的妹妹，“骊姬之乱”自此而始。

晋献公得到骊姬之后，十分宠爱，于是便想立骊姬为夫人，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晋献公原本的夫人是齐桓公之女，被称为齐姜，生下了太子申生，然而齐姜早逝，这也正好给了他改立骊姬为夫人的机会。另外，晋献公还有两个儿子也是比较出名的，分别是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

晋献公不仅想立骊姬为夫人，还想立奚齐为太子，这招致了不少公卿大夫的激烈反对，但最终晋献公还是将骊姬立为了夫人。骊姬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她贿赂晋献公身边的宠臣，让他们向晋献公进谗言，最终成功离间了晋献公和三个儿子的关系，这三个儿子被调离了国都，而骊姬的儿子奚齐则留在了国都。

其后，骊姬继续诬陷太子申生，太子申生无力辩解，自杀而死，重耳和夷吾也被迫逃离晋国。往哪里逃呢？重耳的母家在狄，他索性就逃到了狄，夷吾也逃到了梁国。

就这样，奚齐被晋献公立为太子，然而骊姬并没有高兴多久，她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不久晋献公去世，以里克为首的公卿大夫先后杀死了奚齐和卓子（骊姬妹妹之子）。

国不可一日无主，里克便想拥立重耳为新君，然而重耳却拒绝了。重耳给出的理由是自己从没有好好侍奉过父亲，没有颜面回国。实际上，他的真实想法是晋国现在正处于内外交困、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回国当君主，无异于刀头舐血。最终，公子夷吾回国成为新君，这就是晋惠公。

这就是“骊姬之乱”，但是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却在继续。

晋惠公能够登上晋国国君宝座，全赖里克和秦穆公的支持。然而他上台之后，很快就背弃了和秦穆公订立的割让晋国河西之地给秦国的约定，而且杀死了里克。为了稳固自己的君主之位，他还派杀手去刺杀重耳，重耳只能离开狄，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重耳先后流亡于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最终在秦穆公的帮助下，他被护送回晋国，杀掉了晋惠公之子晋怀公，即位为晋君，这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晋文公在位期间，先是帮助周襄王平定了王子带之乱，然后又对曾经对自己无礼的卫国和曹国进行讨伐，之后又和楚国发生了著名的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最后在践土举行会盟（史称“践土之盟”），从而正式确定了自己的中原霸主地位。

晋国的霸业及其衰亡

对晋文公称霸的过程，笔者不作过多叙述，主要来分析一下晋文公称霸的一点原因。

晋文公能够得以重返晋国，虽然表面上是因为晋惠公不得人心，以及来自秦穆公的协助，但实际上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晋国在历经“骊姬之乱”后，晋献公的嫡系子孙只剩晋文公一人而已。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其实还得归结于晋献公大杀公族，这直接导致了“晋无公族”[104]的局面。

公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公族是指历代国君后裔，不限于血缘亲疏，而狭义上的公族是国君的叔伯、兄弟、子侄这类近亲。晋献公大杀公族以及“晋无公族”，所指的都是狭义的公族。

晋文公执政之后，厉行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

首先，晋文公对随从自己流亡和拥护自己的功臣大行封赏，“大者封邑，小者尊爵”。[105]

其次，晋文公大力启用和昭雪了一批“旧族”以及公卿贵族。这里的“旧族”所指的就是旧公族的支系，准确地说就是晋献公以上历代国君子弟的支系。

综合来说，晋文公擢拔和启用的家族主要有十一家，分别是胥氏、籍氏、狐氏、箕氏、栾氏、郤（音同“希”）氏、柏氏、先氏、羊舌氏、董氏、韩氏。此外，随从晋文公流亡的赵衰（音同“崔”）、魏犨（音同“抽”）也在启用之列。

同时，晋文公选拔出这些家族中的优秀人才委以官职，让“诸姬之良”担任中官，让“异姓之能”担任远官。所谓“诸姬之良”，也就是旧公族后裔中的优秀人才，因为晋国宗室以姬为姓，这些旧公族就是姬姓同宗；所谓“异姓之能”，也就是非姬姓的公卿贵族中的能人贤士。[106]

这些旧族公卿被任用之初，势单力薄，政治实力相对偏低，对于晋文公的封赏和启用无不深怀感激。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为了报效晋文公的知遇之恩，这些旧族公卿便团结在晋文公的麾下，为晋文公的称霸献策献力，为晋国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107]

可见，晋文公擢拔和启用旧族公卿是他之所以能够称霸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晋文公的这一举措也为晋国此后的历史埋下了隐患。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瓜分晋国的赵、魏、韩三家都在晋文公的启用之列，赵、魏、韩三家也的确是在晋文公时期开始崛起的。

在晋文公之后，这些旧族公卿角逐于晋国朝堂之上，共同谱写了晋文公之后春秋时代晋国后半段的历史，甚至屡屡出现公卿弑君的现象。尤其是在晋悼公之后，由于晋国始终执行不任公族的国策，旧族公卿势力越发壮大，晋国的朝堂上出现了六卿[108]轮番执掌晋国朝政的局面，晋国最终也亡于公卿之手。

虽然晋文公之后公卿贵族始终左右着晋国政治，晋国也曾一度衰落，但是晋国的霸业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晋悼公时期，晋国的霸主地位始终未能动摇。其间，在晋厉公时期晋楚两国爆发了鄢陵之战，楚国大败，楚共王还被射瞎了一只眼睛。

事实上，晋国在军事上的强大，也和晋国不任公族的国策密切相关。晋文公启用的公卿贵族有十几家之多，这些卿族彼此间既密切配合也相互竞争，最有力的竞争方式就是军功竞争，因为军功不仅可以获得政治地位的提升，而且可以获得土地的封赏。

因此，从春秋时代晋国后半段的历史来看，公卿诸家无不在积极经营着各自的根据地，对于土地的争夺越演越烈，不断地发动兼并战争，获胜方总是迫不及待地将失败方的土地和城邑瓜分一空。可以说，每一次公卿攻伐和吞并的背后，都意味着晋国土地的重新分配和易主。[109]

随着晋国土地的一次次再分配，晋国国君和公族所掌控的土地则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集中掌控在公卿贵族的手中，进一步削弱了晋国公族的势力。如此，晋国君权被公卿取代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三家分晋”的历史结局在冥冥中就早已注定了。

最后，我还想再谈一下晋楚两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站在整个春秋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天下格局是一种典型的“两极”格局，一“极”是楚国，另一“极”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晋国了。而且在三百年的春秋争霸史上，晋楚争霸始终是主旋律，几乎贯穿了整个春秋史，其中又以晋国称霸时间最久。可以说，晋楚两国的争霸左右着整个春秋时代的历史走向。

如果再把视野放诸整个先秦时代，我们也会发现，晋国和楚国一个处于华夏文化圈的北缘，一个处于华夏文化圈的南缘，他们都在不断地同化着华夏族之外的其他族群，同时也都共同承担着扩张和奠定华夏版图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晋、楚两个国家对华夏文明的独特贡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