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纪》（下）：从礼乐之邦到礼崩乐坏

周公与周制

《周本纪》的内容相对较多，因此我分两节来讲述，这一节我们继续来说周公。

周公东征其实只是一件很小的历史插曲。事实上，这件事只算周公很小的一项历史功绩，周公真正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对周朝的制度设计上。

周公对周朝的制度设计，大致分四个方面。

第一，封建制。

许多人所理解的封建制，或许都来源于中学历史和政治课本。封建制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中学历史和政治课本的一致观点，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制。在这里，封建制是一种社会形态，还代表一种守旧主义，甚至还和迷信联系在一起，有了“封建迷信”这样的词语。

实际上，封建制的本意绝非如此。封建，确切地说就是封邦建国，也就是俗称的分封制。分封制的原型是氏族分封制，夏商时期就有了，前面讲到周人和商王朝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这种氏族分封关系。分封制真正定型是在西周初年，也就是我们这里要讲的封建制。

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正式实行起“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分封制。分封的对象主要有王室子弟、贵族、异姓功臣，但主要以同姓王室成员为主。《荀子》中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一人。”可见当时的分封数量非常之多，而且主要以姬姓王室贵族为主。

以封建制为核心，周王朝建立起的一套邦国制度为周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周天子用“授民授疆土”的方式，与诸侯共治天下；诸侯们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网状，以“拱卫周室”为共同的职责，共同守护周天子。因此，从统治结构而言，西周时代的分封制，我们完全可以看作邦国制，这和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中国台湾学者杨照甚至还把西周的封建制形容为殖民扩张，他认为西周封建制的“封”只是次要的，是一种手段和方法，而“建”才是重点，是西周真正要达到的战略目的。建什么？建立邦国，建立殖民。换句话说，就是周天子把诸侯分封到各地，通过这种分封的方式，让诸侯们为自己开疆拓土，从而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目的。[75]

就西周初年的统治范围而言，整个东方地区对新兴的周王朝来说都是崭新而陌生的，而且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对于刚刚平定的殷商这片统治区域，周武王也只能采取收编和监视的办法来进行统治。其实，所谓的“三监”绝不仅仅是监视武庚，更重要的职能是监视和管理整个殷商旧地。因此，周公大力推行的分封制对于西周疆域的稳固和进一步扩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杨照把封建制形容为殖民扩张是十分准确的。

如果把周公推行封建制看作殖民扩张的话，它的整体战略就是稳定西北，开发东南。由于有前代对西北的经营，周初分封的重点并不在西北，而是在东部和南部两个方向，尤其以东部最为众多，且最为成功。[76]

作为东部分封的前哨，齐、鲁、燕、卫这四个大国在东方大地上扎下了根，从燕冀到徐淮，广袤的东方大地从此成为周朝的“王土”。但是，周朝对于南方各诸侯国的分封就曲折得多了，可谓一波三折，周天子多次征讨南方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在周公之后的西周时代，分封和征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其中，楚国所做出的贡献尤为巨大，后文中我们会继续讲解。

从后来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的封建制对后世中原王朝疆域版图的形成具有无可争议的奠基作用，具有十分伟大的历史意义。同时，西周封建制也让周朝享有了近八百年的国祚，这让后世王朝十分艳羡，后世的汉朝、晋朝、明朝都曾效仿实施过。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只在周朝实行过，后世的封建制和周朝的封建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宗法制。

宗法制和封建制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封建制得以实行，所依赖的基础就是宗法制，而宗法制得以彰显则重点体现在封建制上。可以说，封建制就是周朝政治的“面子”，而宗法制则是周朝政治的“里子”，二者共同构成了周朝的政治体制。

西周宗法制，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即正妻所生的长子具备最高继承权。从权力的本质来看，这其实就是一套关于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力的制度。亲疏怎么分？看嫡庶。权力如何交接？看嫡长子。这也就把王室成员内部的权力界限全部划清了，谁也别争，谁也别抢，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该是谁继承的就归谁。

宗法制还存在一个“大宗”和“小宗”的关系。周天子的嫡长子，即太子，地位最为尊贵，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也是未来的宗庙之主，相对于其余诸子而言就是“大宗”，而诸子相对于嫡长子而言则是“小宗”。太子以降的诸子则被分封为诸侯，在其诸侯国内同样奉行宗法，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则为“小宗”。以此类推，诸侯以下的大夫之间同样也是这种关系。

“大宗”和“小宗”是相对而言的，诸侯在其国内是为“大宗”，而对于周天子则是“小宗”。周天子是“普天之下”的“大宗”，享有最尊崇的宗庙地位，故而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王畿之地就被称作“宗周”，相对应的新都洛邑则被称作“成周”。

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宗族关系，也深刻影响到了后世的中国社会。其中，留给后世最大的一笔遗产就是我们的姓氏文化。我们看世界历史会发现，很多古代民族是没有姓氏观念的，或者很晚才出现姓氏。而且直到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把名放在前，姓放在后，和中国姓氏文化截然相反，这客观上也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姓氏并不是特别重视。可以说，中国的姓氏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的姓氏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已有雏形，但真正形成和确立则是在西周，但是西周时期的姓氏制度和后世的姓氏文化又是截然不同的。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姓和氏是不作区分的，但是在周朝时期，姓和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因此姓多和女性有关，诸如姬姓、姜姓、姒姓、妘姓之类，而且姓的数量相对较少。氏则是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才开始有的，随着社会族群的分解和迁徙，族群越分越多，氏也越来越多。氏是如何命名的呢？可能是根据其担任某一官职或从事某种职务来命名，也可能是根据其被分封或者生活在某个地方的地名来命名，再有种可能是为了某种纪念，总之，出于各种原因，不同的族群便有了自己的氏。简单来说，氏大致可以看作姓的分支，从姓到氏是一个逐步裂变的过程，而氏最早的功用主要是用来区分社会族群和集团的。

姓，强调的是一种家族血缘关系，从父姓，自始至终是不会改变的。而氏，则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从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因此，庶民和奴隶阶层是不配拥有氏的，他们有姓而无氏，而贵族阶层既有姓又有氏，氏是贵族的专属。

当时还有一种传统，即“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男子为何要称氏？就是“别贵贱”，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家族和身份。那女子为何称姓呢？一是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不足以称氏，二是为了辨别“同姓不婚”。[77]

“同姓不婚”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又牵涉当时的婚姻制度，周天子以姬为姓，但凡姬姓男女，百世不得通婚。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周人已经意识到了近亲结婚的危害，其根本目的在于，让姬姓血脉去笼络更多的异姓族群，从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这种观念一直流传到后世，所以我们会发现古人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堂兄妹是不能结婚的，而表兄妹却可以婚配，原因就在于此。

秦统一天下之后，这种姓和氏的区分开始淡化，最终姓和氏合流。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如果按照先秦的姓氏观念来说，项羽的“项”只是他的氏，而非姓，项羽的姓应该是楚国贵族之姓“芈”（音同“米”）。但是，楚汉时期姓和氏已经在合流中了，所以我们说项羽姓项，也不算错。

第三，周礼制度。

周朝是礼制国家，以礼乐文明著称于世。孔子就对西周的时代无比神往，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西周的政治文明是何等繁盛，我愿意遵从周的制度。

周礼的内容是非常繁杂的，几乎渗透到了当时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站要怎么站，坐要怎么坐，出门坐什么交通工具，结婚怎么结，办丧怎么办，这些都是周礼中的内容。同时，人的身份等级不同，周礼的要求也不同，周礼本身也是周朝等级制度的体现。

就拿出行来说，天子出行乘坐的马车是用六匹马拉的，这就是“天子驾六”[78]，而诸侯乘坐的马车用四匹马拉，大夫乘坐的马车用三匹马拉，士乘坐的马车用两匹马拉。再举个例子，古人对死有着不同的叫法，天子逝世叫“崩”，诸侯逝世叫“薨”，卿和大夫逝世叫“卒”，士逝世叫“不禄”[79]，这也是周礼中的内容，体现了尊卑和等级差别。

周礼在其制定之初，主要还是针对贵族阶层的礼仪规范，但是周礼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这套礼仪制度后来逐渐渗透到了平民阶层，而且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中国至今还有“礼仪之邦”之称，这和周礼是密不可分的。

周公这三大功绩，让他成为中国进入信史时期以来的第一位圣人，成为后世人们顶礼膜拜的先圣、先师。在周公之前，不是没有圣人，比如黄帝、炎帝，还有商汤、周文王，但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带有半神话半史实的色彩。只有从周公开始，中国的历史人物才开始摆脱神话色彩，变得真实而丰满，变得有血有肉起来。因此，中国台湾学者杨照把周公看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人物”[80]，笔者对此也深以为然。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孔子算得上是头号人物，但在历史上周公的地位其实并不比孔子低多少，而且曾一度超越孔子。创立儒学的孔子虽然被人们奉为万世师表，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但追根溯源来说，孔子的思想之源就是周公的思想，孔子的精神导师也是周公，孔子无数次梦中惦念的仍是周公。可以说，没有周公，也就不会有后世的孔子和儒学，周公称得上是儒学的启蒙者。

总而言之，周公制礼作乐，让中国成了一个法统的社会，一个伦理的社会，一个讲规矩的社会。

西周的兴衰

按照《史记》的说法，周公辅政七年之后，归政于成王，成王驾崩后，又传位于康王。周成王和周康王这两代君主在位时期，继续巩固和完善着周公设计的制度，周朝的社会在这几十年间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的景象，用《史记·周本纪》上面的话来说就是“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至此，西周的历史迎来了全盛时期，史称“成康之治”。

成康之后，周朝又经历了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九王，到周幽王末期，西周正式宣告灭亡。目前我们对西周的认识，相对比较清晰的是西周早期和晚期的历史，而对西周中期的历史认识就比较模糊了，关键因素还是史料十分稀缺。

昭穆时期，周朝开始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征伐。昭王南征楚蛮，最后溺水于汉江，而穆王则西巡边陲，四处游历，后世流传有《穆天子传》，讲的就是穆王巡游之事。由于昭王、穆王长期在外征伐和巡游，财力消耗巨大，国力空虚，周王室的权威也随之动摇，诸侯纷纷不来朝觐，周朝渐趋衰落。

昭穆之后的几代周王，虽然也做过一些努力，但周朝国力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进一步衰败。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件特别匪夷所思的事件。

周懿王驾崩之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理应由嫡长子继位，然而最终继位的却是周懿王的叔叔，即周孝王。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宗法制社会中，周孝王是唯一一个违背宗法制原则继位的周王，而在现存的所有文献史料中，却找不到关于周孝王继位原因的任何一条记载，《史记》也仅仅记载了王位传承关系而已，对周孝王的非正常继位没有作只言片语的解释。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周孝王有可能是通过篡位来夺取王位的，当然在没有史料支撑的条件下，这也只是一种假想而已。但是不管怎么说，周孝王这种违背宗法制原则继位的现象，毫无疑问是西周王室衰落的一个重要体现。

周孝王之后，王位回归到周懿王一脉，由嫡长子周夷王继位，嫡长子继承制也得以恢复。周夷王之后，历史就开始进入西周晚期。西周晚期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君主，一个是暴君周厉王，一个是亡国之君周幽王。

周厉王以“专利”治天下（这应该也是“专利”一词的最早出处），将山川渔泽之利，尽归于己，而且不许百姓议论，百姓走在路上只能道路以目，相互使眼色。召公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然而周厉王不听劝谏，依然我行我素。

周厉王实行“专利”，让百姓失去了生计之本；周厉王堵塞言论，让百姓敢怒不敢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最终一场暴乱发生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

这就涉及西周时代的一个重要制度——国野制。

我们知道，上古时期，邦国林立，大禹的时代就有“万国”，这个时代的“国”还处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绝大多数都是一城一国。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兼并，国家必然要建立新的城邑。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可能只有几座城邑，一些比较大的国家则有十几、二十座城邑。这些点状分布的城邑就是“国”，而在这些城邑之间的广大区域则被称作“野”。

那么，是不是居住在国都的人就是“国人”了呢？其实也不尽然，居住在国中的既有贵族，也有平民，还有工商业者、被征服者、农民等，“国人”的准确性质是指在国中拥有特殊政治权力的人，并不包括国中所有的居民，奴隶和被征服者是不属于国人的。相对应的，所谓“野人”其实就是非国人，国人之外的群体都是野人，主要居住于与国相对应的野外。

国人的主体是士。这里的士，也并非我们后世所理解的士人、士族，而是更多指战士。士一方面与君或大夫阶层有较近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基层的家族长，可以支配其子弟，是国人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阶层，可以左右国人的政治倾向，更能在贵族斗争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士这一阶层常常使国君感到不安，为国君所忌惮。[81]

如果理解清楚国野制的内涵的话，那么“国人暴动”的性质也就清晰明确了。它绝不是一场阶级革命，而是贵族权力和王权的一次交锋，最终贵族的力量战胜了王权，也可以说这是“王权重建的一次失败”。[82]

倒行逆施的周厉王被赶出了都城，落荒而逃的周厉王最终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州），并死在了那里。没有了周王的周朝，进入了一段扑朔迷离的“共和行政”时期，这一年也叫“共和元年”。

“共和行政”的传统解释是，当时的周公（周定公）和召公（召穆公）共同主持朝政，因此被称为“共和”，也叫“周召共和”。这种意义上的“共和”深合儒家的大同思想，因此这种解释是流传最广的，同时也被《史记》所采用。

然而，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以及近年人们整理成的清华简《系年》中的说法，“共和行政”应该是一个名叫“和”的共国诸侯（即共伯和）摄政，这里的“共和”应是指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共和理念。[83]目前，这种说法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的认同。

事实上，“共和行政”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让我们误以为早在西周时代就产生了共和的超前思想，真正的“共和行政”可能只是“共伯和”把持了当时的周朝国政。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重要之处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这两件事所发生的年份——公元前841年是准确可靠的。

公元前841年成了中国有明确历史纪年的开端，这一年犹如一座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历史都是年代模糊的，在此之后的历史都有着确切的年代记录。传统史学有个说法叫“东周以上无信史”，就是说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是靠不住的，其主要依据就是公元前841年这个年份。

为何中国的历史偏偏在公元前841年这个年份节点之前模糊不清呢？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给出了解释。他说从黄帝以来，即流传有谍记，都有具体年数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彼此不同，又相互冲突，无法把它们统一起来，因此他只能存而不论，只有从共和元年开始，所有的历史材料才有了统一的年份记录。

这是司马迁的解释。可见在司马迁所在的西汉时代，对上古三代的历史记录就已经搞不清楚了，年份更是没办法搞清楚。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宁可让历史缺失，也不给后世留下错误的历史记录，这种做法是无比正确的，司马迁不愧为良史。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我看来，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文字在秦以前尚未统一；二是书写工具的简陋（主要以刀笔和简牍为主）；三是秦始皇时期全国范围内都在焚烧书籍，史书是焚烧的重点，直接导致大量先秦文献资料的丢失。

话题转回到“共和行政”。这段历史长达十四年，周朝国政重归于周厉王的太子，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当政时间长达四十五年，在位时间非常久，要知道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超过四十五年的帝王都是屈指可数的。

周宣王统治时期，周朝国力得到恢复，开创了一段中兴局面，史称“宣王中兴”。不过，这只是一场回光返照式的“中兴”，周宣王晚年便开始昏聩不堪，他的继承人更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周幽王。

从西周到东周

说到周幽王，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著名的“烽火戏诸侯”。据说，周幽王为了博取美人褒姒一笑，不惜点起烽烟，诸侯以为有敌情，率军前来勤王，然而却扑了一场空，褒姒因此发笑。周幽王如是者再三，连番哄骗诸侯，最终失去诸侯的信任。当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都城镐京，周幽王点起烽烟求援之时，诸侯们却无一赶来救援，西周遂灭亡。

“烽火戏诸侯”是典型的“狼来了”的故事模型，戏剧性非常强烈，而且被司马迁载入《史记》中，因此这个故事长期以来被人们津津乐道，流传甚广。然而越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越是可能存在疑问。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杨家将的故事、隋唐英雄的故事，以及诸葛亮借东风、唱空城计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就是人物脸谱化，故事性很强，真实性不足。

事实上，“烽火戏诸侯”可能真的只是一出戏剧而已。根据学者的考证，“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原型出自《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和“烽火戏诸侯”相似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人物也一样，最大的区别是烽火台变成了碉堡，点烽火换成了敲大鼓，也就成了“大鼓戏诸侯”。[84]“大鼓戏诸侯”更像是有一出民间杂耍戏剧，有强烈的表演成分。因此，“烽火戏诸侯”本身很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的戏剧剧本，和真实历史无关。

而且，点烽烟报军情的事情最早出现在西汉，西周时期根本不可能出现，而且褒姒每次看到诸侯大军纷至沓来，看到他们被戏耍的样子就忍不住大笑起来，这笑点未免太低了吧？笑点这么低的话，周幽王又何至于兴师动众非得用点烽烟的方式取悦褒姒呢？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便持此观点，近年来清华简的发现和整理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烽火戏诸侯”断不可信。

那么，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呢？《诗经》中有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把褒姒看作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这是典型的“女祸论”，是男权阶级不负责任的体现，国家兴衰又怎是一个女子所能左右的呢？但是从史实的角度来看，在西周灭亡的过程中，褒姒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或者说在西周灭亡的过程中，褒姒确实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

我们结合古本《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的相关信息，西周的灭亡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周幽王宠爱褒姒，于是废黜了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伯盘）为太子，同时迫害宜臼，申后和宜臼就逃到了申国（西申国），申侯（申后的父亲）就把他们保护了起来。周幽王为了将申后和宜臼赶尽杀绝，便向申国发兵攻打，申国联合缯国（鄫国）和犬戎，双方在骊山发生激战，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西周遂灭亡。

可以看出，清华简《系年》所还原出的西周灭亡的情况，和《史记》所记载传统历史有非常大的区别。其一是，“烽火戏诸侯”根本不存在；其二是，申侯来自西申国，位于宗周以西（这点曾长期困扰历史学界）；其三是，周幽王不是被申侯和犬戎联合进攻的，而是周幽王主动出击兵败被杀的。

但是如果上述观点是历史真相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另一个巨大的历史漏洞。既然犬戎和申侯一起杀死了周幽王，那么犬戎和申侯就应该算是周平王（太子宜臼）的支持者，周平王何必要避犬戎之祸而东迁呢？

传统的历史课本讲到这段历史，一般都说，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东周。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后世的苏东坡对平王东迁的历史大加指责，认为周平王东迁是舍弃祖宗基业，东迁直接导致了周王室的衰落以及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85]

事实上，当时还存在一个“二王并立”的历史局面。除了周平王宜臼之外，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也被拥立为周王，史称周携王，二者之间分庭抗礼了二十多年，这段“二王并立”的历史最终以周携王被杀宣告结束。这是包括《史记》在内的很多历史文献所缺载的，就连苏东坡都不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

很显然，申侯是周平王的舅舅，周平王是属于申侯阵营的，不然他也不必为了躲避父亲的迫害而逃至西申国。因此周平王就有了弑君弑父的嫌疑，即便他是嫡长子，很多诸侯也是不认可的，尤其是关东诸侯。于是关东诸侯便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是为周携王，从而出现了另一个周天子。

然而，在关东诸侯内部也是存在分歧和斗争的。周携王政权威信不足，以晋文侯为首的几个诸侯对携王政权就非常不满，他们重新迎立周平王，杀死了周携王。

镐京早已破败不堪，同时关东又有大批诸侯蠢蠢欲动，周平王想要重建周朝的统治，想要获取诸侯的拥戴，东迁就成了他不得不迈出的一步，而且也是唯一的出路。由此可见，看似简单的平王东迁的背后，其实蕴藏着这个时代诸多的无奈和叹息。[86]

按照传统历史观点，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东周，平王东迁这一历史事件也成为东周历史开始的标志。但严格来说，周平王从即位到东迁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平王东迁的具体年代也绝非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

这就带来另一个新的问题：平王东迁究竟发生于哪一年？

清华简《系年》对平王东迁有一段相关记载，完全颠覆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传统史书的看法，但是由于文本释读存在诸多争议，平王东迁的准确年份至今仍未有定论。目前来说，历史学家们依据清华简《系年》对平王东迁的具体年代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得出了公元前750年、前747年、前738年等几种说法。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清华简《系年》的记载不足以推翻《史记》的记载，平王东迁就是公元前770年。

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为真，平王东迁的年代问题已经成为一桩难以回避的历史公案，如果搞不清其发生年代，两周之际的很多史实都将成为历史疑案。

比如，我们后文中要讲的《秦本纪》，《秦本纪》记载秦襄公曾护送周平王东迁至洛邑，因而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秦襄公得以立国封侯，秦国自此建立，秦襄公自然也成为秦国的始封之君。但是，历史上的秦襄公是死于公元前766年，而如果按照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平王东迁的年代是公元前750年、前747年、前738年这几个年代的话，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都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平王东迁的年代不对，要么是秦襄公的死亡时间不对，再或者是《秦本纪》把人物搞错了，护送平王东迁的应是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以及其他多种可能。

事实上，两周之际的很多史事由于受《史记》的影响，长期以来让历史研究者如坠云雾之中，也正是清华简的发现和整理，使得两周之际的很多历史事件逐渐清晰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归咎于司马迁，这只能证明，在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汉武帝时代，关于两周之际的文献材料已经十分匮乏和混乱了。

当历史进入东周以后，就是后世常言的春秋战国时代。小时候我们学历史都背过一首朝代歌——“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认为东周就等于春秋和战国，即“东周=春秋+战国”。但实际上，历史不是简单的“1+1=2”，东周和春秋战国并不能完全画等号。

这是因为，东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东周是一个国家，即周天子作为宗主国所拥有的领土和人民，从周平王元年开始（前770年），止于秦灭东周（前256年），这是东周作为国家概念的年代范围。而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东周是一个时期，东周也就等于春秋战国，从周平王元年开始（前770年），止于秦灭六国（前221年）。

东周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用孔子的话来说，西周时代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东周时代则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史记·周本纪》在记述到东周部分，就很少再记述有关周王室的内容了，而是大量记载诸侯史事。这并非意味着东周王室的历史无事可叙，而是因为到了东周的时代，历史的主角已经不再是周天子了，历史的主角换成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换句话说，东周是一个“天下无主”的时代，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时代，更是一个社会剧烈变革和思想空前解放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