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陀时期的印度和拉贾的崛起

在四部《吠陀经》中，《梨俱吠陀》最古老，也最重要。历史学家们逐渐达成的共识是，该书最早编撰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或者可能还要早一个世纪。它由1 028首献给神灵的颂诗组成，全书共10卷，创作周期长达数百年。没有证据表明雅利安人会为他们的神灵制作神像。他们与神灵沟通依靠的是咒语而不是雕像。在祭祀时，人们会一边喝苏摩酒（soma，一种致幻饮料），一边诵读经文。孟加拉语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1861—1941）将经文描述为“一个民族对存在的惊奇和敬畏的总体反应的诗意证明”。

《娑摩吠陀》（歌咏明论）基本上是集《梨俱吠陀》中的颂而成，而《耶柔吠陀》（祭祀明论）是一系列举行仪式时所用的散文诗或咒语。第四部《阿闼婆吠陀》（禳灾明论）与仪式、迷信和雅利安人到达之前印度居民的咒语有关。这些居民有些可能是石器时代印度居民的祖先，另一些则是随着“走出非洲”移民而来的达萨人或部落群体。他们都相信巫术，相信魔法和咒语的神力，通过这些人们可以获得比神更强大的力量。雅利安人并没有试图压制这些信念，而是将其吸收。

传播《吠陀经》的婆罗门利用他们的知识垄断了重要仪式的举行。在《梨俱吠陀》中，几乎四分之一的颂诗都提到了战神和雨神因陀罗，其次是火神阿耆尼（Agni）和太阳神苏利耶（Surya）。

吠陀文献中提到的地名显示，第一批雅利安移民定居在一个被称为“七河之地”（Sapta Sindhu）的地区。“Sindhu”指的是印度河，其他五条是印度河的支流，第七条是娑罗室伐底河，后来干涸了。吠陀社会是建立在部落和氏族基础之上的，《吠陀经》中提到的大约有30个。《吠陀经》中描述了无数的战斗，人们几乎不可能区分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这一点在“十王之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类似于古印度版的《权力的游戏》。这场战役发生在拉维河河畔，交战的一方是雅利安人国王苏达斯（Sudās），另一方是由10个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可能是“堕落的雅利安人”或达萨人。获胜依靠的不是先进的武器和战术，而是背诵经文。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早期雅利安人依赖于马和牛。牧场被视为珍宝。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偷牛贼——比较宗教历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甚至把他们和美国西大荒的牛仔相提并论。在今天的印度，牛的地位非常神圣，大多数邦都禁止食用牛肉，但是在吠陀时期的印度，这个禁忌并没有如此严格。虽然《梨俱吠陀》中有一节讲到禁止食用牛肉，但也有一节允许在婚礼上食用牛肉，只要它是经过仪式被人道地屠宰的。

在吠陀文明的早期阶段，社会是以部落为基础的。处于社会结构顶端的是武士酋长，在《梨俱吠陀》中，他们被称为“拉贾”（raja），这个词与拉丁语中的“rex”（国王）有关。拉贾不是绝对的君主，管理部落事务的是议事会（sabhās）和人民大会（samitis）。前者是由部落中的长老组成的委员会，他们负责主持法院和议会，实行的是一种联盟制或共和制；而后者则由所有自由部落成员组成。尽管这一职位是世袭的，但拉贾通常需要得到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批准才能继承王位。拉贾骑马上战场时，会有王室的祭司陪同，他们诵经祈祷，祈求获胜，并举行必要的仪式。

虽然《吠陀经》和后来的《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等作品关注的是宗教，但它们确实使我们能够拼凑出这个古代社会的图景，不过历史学家A.L.巴沙姆（A.L.Basham）等学者也警告说：“试图用《摩诃婆罗多》重构公元前10世纪印度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徒劳无益的，这就像试图根据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来书写罗马人撤退之后英国的历史一样。”巴沙姆允许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摩诃婆罗多》中提到的“俱卢之战”（Battle of Kurukshetra）。在这场战役中，般度族人（Pāṇḍavas）在五兄弟的带领下，在驭手克利须那神的帮助下，在今天的新德里附近击败了与他们同宗同族的俱卢族人（Kauravas）。考古遗迹证明这里确实发生了一场战争，但时间是在公元前9世纪初，而不是《摩诃婆罗多》中所述的公元前3102年。它究竟如同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大战，还是一场被改写为史诗般战斗的小规模冲突，这个问题不太可能得到解决，尤其是在印度紧张的政治氛围中。

《摩诃婆罗多》创作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是印度史诗中最著名的，也是最长的——大约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篇幅之和的10倍。人们在印度教传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摩诃婆罗多》中所描述的战斗场景，柬埔寨吴哥窟的浮雕和爪哇的哇扬木偶戏（wayang puppet theatre）只是两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末，这部史诗被改编成94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在印度国有的全印电视台（Doordarshan）播出，每次播出都让印度几乎所有人停下手中的事情观看。

《摩诃婆罗多》中最著名的章节是《薄伽梵歌》，这是克利须那神和般度族王子阿周那（Arjuna）之间的对话，阿周那质问克利须那为什么要和他的同族作战。克利须那告诉阿周那，杀死他的同族是他的职责所在：“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死去，虽死犹生，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活着，虽生犹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引导一个人行动的必须是环境，而不是个人利益或情感。今天，《薄伽梵歌》在印度教信徒中就像《新约》在基督徒中一样广为人知。1945年，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观看了原子弹的第一次试验，他从《薄伽梵歌》中找到一首诗来描述自己的感受：“现在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我们通过阅读详细介绍吠陀仪式的《百道梵书》（Śatapatha Brāhmaṇa），可以知道雅利安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地带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开始向东转移到位于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的河间冲积地（Doab）。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将其描述为“由森林和沼泽组成的潮湿的绿色荒野，一片面积接近西伯利亚的热带针叶林”。现在，这里的耕地正被印度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侵占。

丛林之地虽然比印度西部干旱的土地更肥沃，但很难清理。然而，最终它们将支撑更大的人口密度，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公元前800年左右第一批城市，如迦尸和象城（Hastināpura，即今天的哈斯蒂纳普尔）的建立。在更先进的技术的推动下，可以粗略认为，以地理实体为基础的共和国开始出现。铁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但是质量很差。直到这个千纪的中期，更先进的熔炉才使铁头犁得以使用，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向东扩张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更精美的陶器，这种陶器被称为彩绘灰陶。通过研究这些灰陶的遗迹，我们可以追踪雅利安人逐渐迁移到今天的比哈尔邦边界并向南迁移到讷尔默达河的过程。

虽然南亚次大陆社会分层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哈拉帕文明，但随着肤色浅、说梵语的雅利安人与肤色较黑的达萨人日益融合，社会分层有了更深刻的含义。血统的纯正变得至关紧要。到公元前1千纪中期，雅利安人和达萨人之间的社会区分扩大为一个等级制度，或者说是瓦尔纳制度（varṇas）。《梨俱吠陀》上的一段诗文解释了这种制度背后的依据，也解释了今天印度教的很多方面。

《原人歌》假定有一个从创世之初就被创造出来并且会永远存在下去的社会秩序。它描述了原人的身体是如何被分成四个瓦尔纳的。婆罗门来自原人的口，他们的权力来自他们对献祭（yajna）等仪式的垄断。就像一个古老的算法，吠陀颂诗的神圣话语需要被完美地吟诵，否则它们将变得毫无价值。这些颂诗的力量十分强大，它们可以影响诸神，使他们行善或作恶。由于掌握了这些颂诗和仪式，婆罗门祭司（purohitas）带领人们祈祷，以确保丰收、生出儿子或战争的胜利。

刹帝利来自原人的双臂，他们组成了贵族和武士阶层。吠舍来自原人的双腿，他们包括地主、农民和商人。首陀罗是地位最低的种姓，他们来自原人的双脚，包括奴隶和仆人，由非雅利安人和与雅利安人通婚的达萨人组成。在他们之下是“贱民”（Untouchables），也就是那些没有种姓的人，他们做的是最卑贱的工作，比如清扫街道和清除粪便。

前三个等级被称为“再生族”（dvija），因为他们有权拜神和礼诵《吠陀经》，这相当于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这就使得首陀罗永远处于较低的地位中，永远无法进入再生族的行列。瓦尔纳制度是公元1世纪进入法律的种姓制度的前身。虽然根据宪法，基于种姓的歧视是非法的，但它仍然是印度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后期吠陀时代（公元前1100—前500年）的雅利安社会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使用梵语，虽然梵语仍然是一种口头语言；一种将祭司置于国王之上的社会分层制度；主要以家畜养殖为基础的经济；拥有一座众神组成的万神殿，其中大多数与西方的神祇有相似之处；从赌博到婚姻再到死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与《吠陀经》有关的仪式。

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了贸易的增长，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性质意味着商业上的联系是很原始的。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有了货币使用和商人阶层存在的证据。《吠陀经》中也没有提及文字，但是这可能是因为它被祭司视为一种令人反感的创新。火葬的做法优先于土葬，这可能是因为火和仪式的纯洁性之间的联系。直到《奥义书》（Upaniṣhads）问世之后，转世轮回的观念才变得根深蒂固。

尽管我们可以从《吠陀经》和《摩诃婆罗多》等史诗中收集到所有这些信息，但正如巴沙姆所哀叹的那样，印度直到公元前1千纪中期的历史，仍然是“一块缺失了许多碎片的拼图……缺乏那些能够使专业和业余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研究充满活力的有趣事件和人物”。观点上的分歧使情况更加混乱，一些观点是基于对历史证据的解释，另一些则是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

但吠陀文明晚期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点。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即将转变为王国的时代和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的时代。这些领袖中最重要的是乔达摩·悉达多，泰戈尔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