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书的安排

本书从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入手，提出了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中国经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计划走向市场，从相对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以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为参照，阐明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空间。

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

总的来说，“大国经济学”就是要讲清楚什么时候1+1＞2，什么时候1+1＜2。1+1＞2的优势要发挥，1+1＜2的问题要治理。

因为是一个大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大国政治博弈，中国走了相对封闭、计划加国有的道路。但也恰恰因为是大国，如果依靠计划和国有的体制，治理成本极其高昂，所以，中国必须市场化、分权和发展民营经济。

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实现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在不断地做出调整。本书第一章从全球化和开放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发展战略的变化，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深刻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逐渐打开了国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因为经济体量大，中国的开放也对国际经济产生了影响。这时国内生产要素市场又不够完善，国内、国际经济出现失衡。与此同时，因为中国的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及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将面临不同体制和不同文化带来的矛盾。回顾几十年的中国发展，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封闭经济到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开放经济，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形成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正在成为一个开放的大国经济。

经济学源自政治经济学，中国的大国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理解政府与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行政和财政体制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一方面，中国的中央—地方治理结构对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央通过制定发展目标引领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发展，产生了一些偏离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问题，中央对此有着多种协调机制。第二章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而第三章则深入财政制度，特别是从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入手，阐述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的财政体制背景，具体地探讨为何地方政府追求的往往是短期、局部、单维的增长。

本质上来说，大国存在层级体制下的信息不对称和治理成本。这一点是大国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之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从代价高昂的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第四章从所有制结构的视角入手，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如何进行体制调整，以及民营经济如何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带有强大的政府干预的传统，它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同时，大国也为“举全国之力”的产业政策创造了条件。产业政策本身是要面向长期和全局发展的，但在产业政策的具体实施中，由于叠加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也存在一些偏离全局和长期最优的现象。这是第五章要阐述的内容。

生产要素市场的调整也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是否能够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目标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个市场。

劳动力和土地两个市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中国是一个单面临海的大国，在以国际贸易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进程中，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客观上，现代经济发展要求资源和人口向着优势地区集中，不同地区实现更有效的分工以及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存在的一些体制障碍，以及追求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的经济政策，给中国的区域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协调的问题。第六章全面总结中国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道路。

第七章着重讨论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改革。金融本身就有跨时期和跨地区资源配置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金融体系仍然带有一些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特征，加上地方政府的介入和国有企业低效率融资的问题，当前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很好地服务于长期和全局的发展目标。

在中国当代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已经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这是第八章要讨论的结构转型问题。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制造业占比先上升再下降的工业化进程，而服务业占比则持续上升。但是，也需要注意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服务业占比仍偏低，制造业占比则偏高。从城乡间结构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历史同期也明显偏低，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障碍。

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共同富裕。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收入差距巨大的严重挑战。收入分配是经济结构的另外一个体现。由于中国长期注重重化工业的发展，相伴随的问题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消费不足，外贸失衡。同时，也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长期的金融抑制和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劳动收入占比较低，以及城乡间、地区间收入差距较大。而一些国际上普遍存在的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如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中国面临着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是第九章的内容。

在这本从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中国发展的读本当中，我们的着重点是分析正式制度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在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基因的大国，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一直是相互作用的。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探讨中国的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及调整方向。

自信既是总结成就，也是正视问题。但愿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能推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同时也能帮助全世界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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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对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中国担当》，《世界金属导报》，2019年12月10日，参见https://www.sohu.com/a/359543841_313737。

[2]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该指数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三项为基础变量，用以衡量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3]　以上改写自《改革历史：朱镕基的改革年》，东方网，2008年9月25日，参见网址https://business.sohu.com/20080925/n2597460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