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称谓的类型

国家间的称谓种类繁多，庞杂多变。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称谓；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另外同一个国家的称谓也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阐述国家间称谓，根据国家间称谓的应用场合和目的等，将其分为正式称谓和非正式称谓、官方称谓和民间称谓、历史称谓和现实称谓三类六种区别标准。每种称谓都有其特点及成因，通过对国家间称谓及其变化的分析，能更好地把握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及称谓所隐含的外交价值及其走向。

（一）正式称谓与非正式称谓

正式称谓是在官方话语体系、正式场合下的称谓；非正式称谓是在非官方话语体系或非正式场合下的称谓。正式称谓一般都有一套正式的力求价值中立的国家称谓，因此正式称谓含有更多的理性因素，而非正式称谓更灵活、更直观，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开创了两国关系新篇章。中国亲切地称苏联为“老大哥”。“大哥”一词本身已经体现出了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老”字更是突显出中国对苏联的无限尊敬。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同盟关系，中苏两国进入“蜜月期”。及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和恶化。随着内部争论向公开论战的转变，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战略方针出现对立并最终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中国外交政策从“一边倒”改成“两个拳头打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不顾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对美政策上，竭力推行所谓“和平相处”；在对华政策上，恶化中苏关系，撤走专家、催债逼债；在中苏边界和中蒙边界屯兵百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施压以攫取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做法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原有的路线，形成了新的帝国主义，于是开始称自己的“老大哥”为“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

毫无疑问，不管是“苏联”抑或是后来的“俄罗斯”，都是正式的不带有价值倾向的正式称谓，而“老大哥”“苏修”则是非正式称谓，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据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称谓改变背后两国关系的变化。中苏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奠定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但后来受国际社会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两国关系出现过波折，中苏关系走过了从蜜月、对抗、缓和及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的阶段，相应地中国对其称谓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伴随着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关系的迈进，对中俄国家关系的称谓也逐渐由“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发展到“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二）官方称谓与民间称谓

官方称谓也称政府称谓。在国家称谓中，官方称谓并不一定都是正式的，也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如上面提到的“老大哥”和“苏修”都是官方使用的称谓，但并不是正式称谓。正式称谓是一种按照国际关系准则，不带有感情色彩的，价值中立的称呼；官方非正式称谓和民间称谓有相似之处，都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但官方非正式称谓通常具备民间称谓所不具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

在中美关系历史上，中国曾经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属于官方的非正式称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国间的紧张关系。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大环境中诞生。美国对向社会主义阵营执行“一边倒”政策的中国充满敌意，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对政策。与此同时，美国还与中国台湾当局缔结军事同盟，直接阻挠中国统一大业。此后，中美两国还在朝鲜和越南进行了“热战”，导致双方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相互僵持和敌视状态。直到1954年，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两国才开始有所接触。1955年8月1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作为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到1970年2月20日，双方共举行了136次会谈。耗时15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在实质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被国际社会称为“聋子的对话”。中国对美国所称的“美帝国主义”尽管属于官方的非正式称谓，但确实代表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表达，具有更加直观、生动、可达性的特点。

民间称谓即非官方称谓，是在民间自发形成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对特定国家的称呼。国家间民间称谓的存在可谓历史久远，种类繁多，褒贬不一。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山水相连、友谊源远流长，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1951年5月2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在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和巴基斯坦肝胆相照，休戚与共，患难之中见真情,共筑了彼此友好的深厚的民意基础。进入21世纪，在构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走向新的历史时期。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后，巴基斯坦出动军用运输机将本国作为战略储备的帐篷第一时间运抵中国灾区；2010年，巴基斯坦遇到特大洪灾时，中国派遣大规模医疗队，迅速开展救援；2015年，在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帮助176名巴基斯坦公民迅速撤离动乱区域等，成为彼此友好关系最直接的体现。中国和巴勒斯坦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源于这种友好的情谊，中国民间亲切地称巴基斯坦为“巴铁”。“巴铁”暗含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如钢铁般坚硬，结实，不可动摇。由此可见，国家间的民间称谓源于各国民间的直观感受，带有独特的感情色彩，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间关系远近、亲疏、好恶的表达，是外交称谓语言在民间最为直观、最为生动的呈现。

（三）历史称谓与现实称谓

国家与国家间称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称谓的变化可以解析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称谓变化历程也是国家间关系相互变化的缩影。

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文明同处东方，有多方面共生关系。早在2000多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历史上中国对印度的称呼几经变化，从“身毒”“西天”“天竺”到“印度”，这些译名皆源于印度梵文。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陆续接收到印度传来的消息，也从这些信息中对印度形成了一个神秘国度的形象。例如，《列子》中有两处提到与印度相关的内容。一处是在《列子·仲尼》中，孔子在回答商太宰什么是“圣”时说：“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1）另一处是在《列子·周穆王》中有“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的记载。（2）所谓“西方圣者”当是佛陀。“化人”指的是来自印度的幻术家。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对印度的敬仰也逐渐强化。对于中国佛教徒来说，印度就是“佛国”“西天”。“身毒”这个名字已经不能被接受，因此变“毒”为“竺”，改“身”为“天”，为佛国正名，把“身毒”的字面含义上升到“西天”的高度。中国正史把“身毒”改成“天竺”，表明中国社会肯定了佛教徒敬仰印度的基本态度，是按照儒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对印度的形象进行“正名”。明朝著名小说《西游记》中对印度称为“西天”，可以说是对印度称谓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天竺”名称的消失有两大原因：一是佛教在中国的式微；二是印度变成印度教统治的社会，又分裂为许多小国，过去那种以佛教或印度教为主导思想的“天竺”已不复存在。之前，唐代玄奘仔细探讨了“身毒”“天竺”这些名称，并根据当地发音称其为“印度”。后来“印度”这一称呼被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