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又火了。万历年间的旧事有了新说法，曾经老朽的四书五经上开出了新花样，“国学”成了一个时髦词汇。只可惜，在这样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中，少了钱穆先生对历史所怀有的那一片温情和敬意，多了西方人看历史时的“客观”和“冷静”。
但西方的历史怎能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提并论。
西方人的历史里，古希腊亡了古罗马兴起，罗马帝国亡了北方民族兴起，种族在更换，地域在变化，古代的罗马人不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今天的欧洲人也很难说继承了罗马人的血脉。直到近代的民族国家兴起，他们才开始回望本国抑或欧洲的历史，但终如秦越之人相视，饥饱肥瘠不相关。西方人对父母长辈可以直呼其名，对历史，自然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本能。历史之于他们，与生物、化学等一样，甚至还没有它们耀眼。
但中国人读中国史，却一直附随着一番对于自己民族生命的甚深情感。历史积累越深，民族情感越厚。三千年前周公作《周书》，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作《春秋》，为此下的中国人共同推崇，《周书》与《春秋》，成为中国史书的经典之作。一部《春秋》之后，多少人用一生去解读孔子的用心。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积厚流光。中国人尊重历史，胜过企悬将来。有过去，才有将来，如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前人种树，后人乘荫。
但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史遭遇了“滑铁卢”。
胡适赞叹着西方的强盛，批评中国传统的惰性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应该“全盘西化”；鲁迅亮出匕首和投枪，向吃人的封建社会呐喊，他告诫青年要“多读外国书，少读书甚至不读中国书”。此后，线装书应该被扔进茅厕，文言文要从地球上消失，我们要赶超英美……人人唯恐避旧思想、旧文化之不及。
但钱穆说：“你们大家尽在那里讲中国的坏处，我不得不来多讲一些中国的好处。”
“我们的箭头刀锋尽向着自己，对自己总是敌意多、善意少，攻击胜过了引发。”
“我们今天说中国古代，都只是一个封建社会，一套专制政治，全要不得，一口气骂倒了，没有了。但不是没有了中国古代，却是没有了我们各自的聪明和知识。”
历史如同水流。沟浍之水，易满也易涸；但长江大河蜿蜒千里，永不枯竭。如果没有上流的浩大，何来下游的深广？中国以农立国，深识水性。远古有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秦代有李冰造都江堰，迄今两千年规模不变。人性犹如水性，治人犹如治水，善防善导，才能融会团结成一个大民族。
梁启超也曾不遗余力地介绍大量西方学说。但是游历欧洲之后，他才发现一切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转而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对待历史，曾经有人心灰意冷、有人决绝放手、有人始乱终弃，而钱穆，他带着诚恳的心读历史，并在历史中找到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傲骨。
现在是一个需要中国爆发的时代，但是在爆发之前，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钱穆说史，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王艳明
2018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