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宋金元发展期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传统养生学的发展、完善时期。这一时期，在晋唐积累的基础上，受理学、运气、内丹等的影响，医学上又有李杲脾胃论、刘完素火热论、朱震亨滋阴论等学派的崛起，各家学术空前繁荣，共同推动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与完善。

两宋时期对医学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政府设立了完善的医疗机构和管理系统，还专门设立了校正医书局，对历代重要的医学典籍进行整理、考证和校对，使得大量典籍得以流传。宋代重视文士培养的政治特点，使得大量儒医进入医学队伍中，这一结构变化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对于中医养生学说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的养生著作大量问世。

金元是中医养生学说的创新时期，此时期由于朝代的更迭，长期战争频发，疫病广泛出现，且劳倦内伤疾病多发。当时推崇和盛行的经方、和剂局方等难以适应临床的需要，且和剂局方中大量温燥药物的运用，难以治愈当时盛行的火热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动了新的中医体质理论学说的产生。

这一时期是中医养生学的蓬勃发展期，其养生思想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首先，理学及内丹思想的渗透，养生更加注重从生命实质及改变人体内部环境，从根本上把握生命内在规律，来探讨增强抵抗力、延年益寿的方法与措施。受此影响，出现了以张伯端《悟真篇》为代表的内丹胎息气功修炼术。《悟真篇》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宋以前道教的内丹学说，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内丹修炼方法，强调内丹术在养生学上的地位和作用，推动了气功养生的发展。北宋真宗时期，进士张君房的《云笈七签》，包括服食、内丹、外丹、方术等养生资料，成为养生延年的重要文献来源。苏轼《苏沈良方》曰：“观鼻端白。”主张静功练气，《东坡志林·养生说》曰：“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即少食多动，保持健康。在多年的实践中，苏轼在按摩、身体修炼等方面颇有造诣，成为养生典范。朱熹主张“居静”“持敬”“调息”，以动静互济来养生，主张以宽阔的胸怀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平心和气地对待物欲的诱惑，还强调饮食养生要以素食为主，劳逸结合。

其次，各家争鸣，养生文献颇多。宋元时期的养生文献主要分两大类：其一是养生的专门文献丰富实用。如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蒲虔贯的《保生要录》、王珪的《泰定养生主论》、汪汝懋的《山居四要》、周守忠的《养生杂纂》及《养生类纂》、温革的《琐碎录》等，以及曾慥的《道枢》，该书有42卷，虽然记载的多为道教的养生理论及方法，被称为道教养生类书，但可供中医养生借鉴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二是综合性养生著作不断产生。金元医家学术的争鸣，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发展，也促进了养生学的完善与进步。刘完素撰《原道论》，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十分重视调气、定气、守气、养气的功夫；李杲对脾胃的重视以及有关元气的讨论，使脏腑养生理论和方法日益严谨而周密；朱震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著名命题，使“养阴抑阳，去欲主静”成为主要摄生原则，“滋阴降火”不仅运用于疾病的治疗，同样也成为其养生防病的原则。这些都丰富了中医养生思想内容，至今仍具有借鉴和学习意义。此时期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是现存最早的老年养生专著。书中按照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和发病特点，在食治、药疗、摄养等方面均有涉及，认为老年养生当以顾护阳气为主，务使“虚阳气存”。《养老奉亲书》的观点对推动食疗学、老年病学的发展，以及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政府重视，民众普及。在政府主持编纂的大型类书、方书中，收入了许多养生内容。如《太平御览》设三卷“养生部”，还在“人事部”“饮食部”“药部”中收载大量养生资料。《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分别设有补益、食治、丹药、神仙服饵等专卷，收载的养生方剂甚多。《圣济经》为宋徽宗赵佶所纂的养生专著；医官赵自化撰《四时养颐录》，宋真宗改名为《调膳摄生图》；宋真宗选定唐郑景岫《四时摄生论》和宋陈尧《集验方》两部养生治病著作，并颁布天下。因此，政府的重视，无论是从养生方法的推广，还是从养生文献的保护来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宋元时期民间养生也蔚然成风，如姚称的《摄生月令》、周守忠的《养生月览》、姜蜕的《养生月录》、韦行规的《保生月录》、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瞿祜的《四时宜忌》等。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我国重要的营养和食疗专著，论述饮食营养和饮食卫生十分精辟，且简易实际，奠定了食养食疗的基础。此外，还有宋代蒲虔贯发掘的“小劳术”、陈抟的“二十四节气坐功”及无名氏的“八段锦”，都是宋元时期著名的养生健身术。这些养生方法简便易行，能够实现推广、传播和大众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