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第3章 幻灭感

过去几年里，我的三位好友，赫伯·科兹（Herb Kotz）、拉里·扎罗夫（Larry Zaroff）和奥斯卡·多德克（Oscar Dodek），相继去世了。他们是我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朋友，在医学院一年级时，我们曾是人体解剖课的搭档，后来他们成为我一生的挚友。可现在他们三个都走了，独剩我一人，保管着我们共同的记忆。医学院一年级的事发生在60多年前，但而今依然历历在目。我甚至有种奇想：假如找到那扇门，朝里面一望，就能神奇地看到我们四个，一边忙着分离肌腱和动脉，一边调侃着彼此，这时，我的朋友拉里（他已经决定要当一名外科医生了）瞥了一眼我手头上凌乱不堪的解剖操作，跟大家宣布：“幸好他想要当的是精神科大夫，这真是外科界的福音！”

在我们的解剖学课程中，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真是太可怕了，当时我们正要把大脑移除出来开始解剖，掀开盖在尸体上的黑色塑料布，我们看见尸体的眼窝子里趴着一只大蟑螂，大家都被恶心坏了，尤其是我，我从小就特别怕蟑螂，在我爸的杂货店里和我家楼上的公寓地板上，到处都有爬来爬去的蟑螂，总能把我吓得够呛。

那天，在迅速更换了黑色防水布后，我说服了其他人一起翘课去打桥牌。往常我们四个会在午餐时打桥牌，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到解剖课就翘课去打桥牌。虽然后来我打得一手好牌，可我得惭愧地承认，作为一个毕生研究人类精神世界的工作者，我当年竟然翘掉了大脑解剖课。

然而真正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我意识到，如此充满了情感的生动往事，却只存在于我一个人的脑海中。显而易见，人人皆知“回忆只存在于脑海中”。然而问题是，我自己也未曾真正拥有那些记忆啊，那扇只有我能打开并通向回忆的门，我同样也抓不住。门是不存在的，解剖教室自然也不存在，记忆中忙碌的解剖课也并不存在。那一切的过往，岂非只存在于我嗡嗡作响的大脑神经元里？某一天，我，我们四人中仅存的一个，死了，“咻”的一下，一切都将湮灭，所有的记忆都将永远消逝。一旦发现并承认这一点后，我感到脚下的大地不再坚实，如坠虚空。

等等！当我再次检视那个打桥牌的画面时，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要知道，这可是65年前的事了！当你要写回忆录时，你就会知道，记忆这个东西是有多么不可靠。我渐渐想起来，我们四人桥牌小组里的拉里·扎罗夫，是一位特别用功的好学生，早就决心当一名外科医生，他是不可能翘掉解剖课来跟我们打桥牌的。我用力闭上眼睛，努力凑近那段记忆，想要看个清楚。我突然意识到，跟我一起打桥牌的，除了赫伯、奥斯卡，确实还有一个拉里，但不是拉里·扎罗夫，是另外一个拉里，他姓埃内特（Eanet），而不是扎罗夫。而且我还想起来，其实我们解剖学课的小组成员是六个人，当年出于种种原因，用于解剖教学的尸体紧缺，所以其实我们是六人一组，而不是四人一组。

我的朋友拉里·埃内特，我对他记忆犹新：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在我们初高中所有的活动中演奏钢琴，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然而和我家一样，他们也是移民家庭，他的爸爸妈妈非要他去念医学院。拉里是个非常热心的人，虽然我是个音盲，他却一直努力尝试唤醒我的音乐细胞，就在我们开始念医学院不久，他带我去了一家唱片店，帮我挑选了六张古典音乐唱片，说起来有点难堪，虽然我一遍一遍地听，但一年以后，我还是听不出哪首是哪首。

拉里选择了皮肤病学，他觉得这个专业能让他有最大的自由去追求音乐事业。后来，他曾为诸多到访的音乐家们演奏钢琴，包括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斯坦·盖茨（Stan Getz）和卡布·卡洛韦（Cab Calloway）等。若是能和拉里一起叙叙旧该多美妙啊！于是我决定联系他，可在谷歌上一查却发现，老天，他也在十年前离开了人世。不过，《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的讣告标题是“拉里：爵士钢琴大师、兼职医生”，若他能知道也会含笑九泉了。

我们这个小组里，第六位同学是埃尔顿·赫尔曼（Elton Herman），我在本科时就认识他了，这个小伙子聪明、友善、讨人喜欢，常常穿着灯芯绒短裤去上课。埃尔顿后来怎样了？他现在在哪儿呢？我一直很喜欢他，想再听到他的声音。然而当我在网上搜索时才发现，他也去世了，八年前。我们小组一共六个人，除了我，他们五个都死了！我开始觉得恍惚，闭起眼回想过往，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我们在一起，搂着彼此的肩膀。那时的我们生机勃勃，充满希望，渴望成功，聪明且各有成就，一起进了医学院。我们所有人都曾如此勤奋学习，怀揣着各自的梦想。然而除了我，他们都已化为枯骨，归于尘土。六个人，如今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尘世间行走，想到这，我不禁心怀怵栗。为什么只有我活得更久？纯粹是因为幸运吧！我还在呼吸，还能思考，能闻到气味，还能牵着太太的手，我是何其幸运。但我也好孤独，我想念他们。属于我的“那个时刻”，也快降临了吧！

～

这个故事还有下文。有两次，我将这个故事讲给病人听，效果都很好。其中一位是女病人，在两个月里先后失去了丈夫和父亲——她生命中至亲至爱的人。她告诉我，此前自己已经见过两位治疗师了，但他们显得那么疏离，只是旁观，她无法与其产生联结。听她这么说，我想很可能她也会这么看我。确实，在我们的咨询过程里，她显得冰冷、迟钝、难以接近。我感觉我们之间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显然她也有同感。有一次，在咨询快结束时，她说：“几个星期以来，我总觉得一切都不真实，我完全是孤独的，就像独自坐在一列火车上，所有座位都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太能理解你的感受了，”我回应道，“最近我也有类似的体验。”然后我把自己失去五位医学院同学，以及我的真实感是如何崩塌的故事告诉了她。

她身体前倾用心听着，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说：“对，对，我理解，我完全理解，这正是我在经历的。我的眼泪是因为感慨‘我所在的这列火车上，终究还是有别人在的’。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了什么？我在想，当下的生活依然真切，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感恩生活。”

这番话震撼了我。我们沉浸于这份会心的喜悦中，静坐良久，沉默不语。

几周以后，我又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述。这位病人我每周见一次，已经持续一年，这是最后一次咨询。她住在千里之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Zoom约谈。由于这是最后一次咨询，她决定亲自飞来加州，首次和我面对面交流。

我们过往的治疗过程并不顺利，甚至激烈，她渴望获得父亲的爱与理解，而我从未令她全然满意过。我努力尝试，但不管我付出多少，她还是常常对我不满，诸多指责。我跟病人们用视频沟通已经很多年了，我觉得视频沟通和见面治疗的效果不相上下，可是和这位病人沟通，让我开始对这个想法萌生了怀疑。当我得知，她对此前两位长期面对面咨询的治疗师有同样不满时，我的疑虑才有所缓解。

在等着见她时，我还在琢磨透过网络与见到真人，感觉一样吗？会不会见到真人后感觉迥异呢？在开始咨询前我们握了握手，比通常握手的时间还要长一些，就好像我们需要通过这次握手，确信彼此的真实存在一样。

接着，我就尝试做常规的结束会谈。回顾过往的记录，我开始描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回顾她找我咨询的理由，并试图去讨论我们已经做了哪些沟通以及我们曾经如何沟通。

然而她并不想听我说这些，而是想着别的事：“亚隆医生，我一直在想……我们开始治疗时，约定好为期一年，我算了算，已经完成了46次咨询，而不是52次。我明白，其中有一个月我在休假，你也有类似情况，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你还欠我六次咨询呢。”

我丝毫不退让。我们在其他场合讨论过这件事，更何况我也不止一次提醒过我们结束咨询的日期。我回应道：“我理解你这番话的意思，对你来说，我们的咨询很重要，你希望继续下去。正如我之前表达过的，我非常尊重你的努力，即便在治疗过程里你感到痛苦，也仍然坚持投入。所以，我觉得你是在表达，我对你有多么重要，我说得对吗？”

“是的，你对我来说很重要，是的，你知道要我说出这些来有多困难。而且，没错，让你离开，对我来说很难。我知道，未来只能靠着留存在心里的关于你的画面来获得安慰，而且我知道就连这些画面也注定会褪色。世事无常，一切皆是虚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重复了她的话：“一切皆是虚幻。”我继续说：“你的话让我想起我所经历的事。让我来告诉你吧。”然后，我跟她完整地讲述了我去世的五位同学的故事，以及我如何挣扎于她所提到的这个情境：一切皆是虚幻。”

我讲完后，我们安静地坐了很久，直到会谈结束。然后，她说：“谢谢你，欧文，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个故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礼物，是一份巨大的馈赠。”工作结束了，我们站起身来，她说：“我想要一个拥抱，一个我可以长久带在身边的拥抱，一个实实在在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