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到达终点之一：爱尔兰，1906—1928

1906年4月，塞缪尔·贝克特出生在福克斯罗克(Foxrock)，都柏林南郊一个比较繁荣的应许之地。他生于殷实的新教中产阶级家庭，其父威廉(William Beckett)可能是17世纪晚期逃离法国宗教迫害的胡格诺难民的后裔。即便如此，那层法国的关系早已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威廉·贝克特是一位成功、富有的建筑承包商。作为一个都柏林新教资产阶级的后裔，他奋力进取，并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贝克特家宅邸位于库尔德里纳(Cooldrinagh)，设施齐备，有仆人住所、一个网球场、草坪和一个马厩。威廉是共济会和基尔代尔街(Kildare Street Club)俱乐部的成员，共济会由新教教徒主理且有一定权势，基尔代尔街俱乐部是英爱人的堡垒，以其贵族气质、波尔多红酒和惠斯特纸牌游戏闻名。

我们应该仔细区分都柏林的新教中产阶级和英爱人。贝克特母亲梅·罗伊(May Roe)出身于一个曾是地主的家族。虽然家族没落，罗伊父亲成了牧师，但他仍有租佃地。贝克特家族所属的阶级认同英格兰，并同英爱绅士一样，坚信其出身的优越性。他们与多数天主教徒都无甚往来，对待天主教徒也有点儿居高临下。他们的一致主义、“对王冠和米字旗的忠诚”是“自发的，且毫不犹豫”。据贝克特的《德国日记》(German Diaries)记录，他童年时期曾有一块米字旗手帕（GD，第6、10、36页）。我们将看到，尽管忠诚是贝克特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但他却不怎么把一致主义忠诚放在心上。

一致主义忠诚不是贝克特背景的唯一特征，他后来甚至对这一特征不屑一顾，也不费力证明自己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他的父母对他很重要。父亲威廉率真爱护二子，长子弗兰克(Frank)和幼子塞缪尔，儿子们也恩恩相报。母亲梅信教，情绪易波动，要求也比较苛刻。塞缪尔与母亲的关系很复杂，甚至冲突不断，但痛苦中总交杂着亲密。在其精神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深远。当诗人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问贝克特有没有在人生旅途中发现珍贵之物时，贝克特想到了父母，虽然语调带有一丝典型的嘲讽，措辞也不那么欢欣：“少得可怜，更惨的是，我眼睁睁看着父母死去。”

贝克特所接受的教育是他所在阶级的一个典型产物。他先是去了库尔德里纳附近一所上流幼儿园，和与自己背景相似的孩子们一起成长。同样位于福克斯罗克的厄尔斯福特学校(Earlsfort House School)也很体面，但只接收天主教孩子。贝克特少年时期最重要的举措是就读波托拉皇家学校(Portora Royal School)。波托拉在北爱尔兰的恩尼斯基伦(Enniskillen)，是五所皇家学校之一，在都铎王朝征服爱尔兰之后，于1608年根据皇家宪章成立。詹姆斯一世的愿望是：“至少在每个郡都设立一所免费的学校，专门教养年轻人知识和宗教。”五所皇家学校由此成立，为阿尔斯特(Ulster)当地商贾、农民子弟提供教育。这些学校是殖民阶级的造物厂，也是野蛮荒野中具有文明价值的飞地。波托拉最终培养了大批殖民地行政长官。即使时间流逝，这一具有殖民背景的使命感仍然萦绕在贝克特就读的这所学校里。

贝克特1920年进入波托拉。波托拉有时被称为“爱尔兰的伊顿公学”，它有着许多英国公立学校的风气。如果可以绝对区分英国人在爱尔兰的文明美德和野蛮行径，1920年并不是一个分水岭，因为爱尔兰彼时仍受英爱战争的控制。第二年(1921)伊始，皇家爱尔兰警察预备队开始募兵，这支部队被称为“黑棕部队(Black and Tans)”，随后（7月）“辅助队(Auxies)”成立，成为皇家爱尔兰警队(RIC)的一个辅助部门。大部分新兵都是英国人，其中不少是一战退伍军人。用罗伊·福斯特(Roy Foster)的话来说，他们就像“独立的雇佣军”。最初，黑棕部队不受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焚烧、洗劫城镇村庄，任意打击报复平民。辅助队更残忍，为报复伏击，他们联合黑棕部队，于12月摧毁了科克(Cork)市中心。1921年就这样血腥告终，年末还见证了“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11月21日），黑棕部队甚至向足球场人群开枪。在阿尔斯特，特别是贝尔法斯特(Belfast)，这一年还爆发了反天主教的大屠杀。

当然，战争的另一方也要为这场大混战负责。它并不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强国之一，也没有像波托拉那样以“荣誉、忠诚和正直”为荣的机构来全副武装。贝克特并不高看学校培养出来的所谓精英：1928年，他在贝尔法斯特（新成立，且与波托拉类似的）坎贝尔学院(Campbell College)短期任教时，曾对某些学生提出批评。时任校长威廉·达夫·吉本(William Duff Gibbon)提醒贝克特，坎贝尔的那些男孩可都是“阿尔斯特的精华”，贝克特毫不留情地反驳：“没错，我知道，又厚又油。”最后，他并没有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坎贝尔人学校的校史上垂名。

更重要的是，与后来成为他伟大导师的作家乔伊斯一样，贝克特痛苦地意识到，文明与野蛮之间并非壁垒分明，于是他也故意在自己的作品里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例如从一个人的声音不断切换至另一个人的声音。在波托拉，贝克特最杰出的前辈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然而，他不可能在学校的荣誉委员会上找到王尔德的名字，因为在19世纪90年代的丑闻和审判后，王尔德的名字就被该校剔除了。这所学校的网站至今仍在评论王尔德的劣迹。年轻的贝克特是出色的运动员，他似乎顺利适应了波托拉的生活；但他在作品里，却比王尔德更体无完肤地抨击波托拉精神。贝克特笔下的人物以其清醒、理智，永不自欺欺人而吸引读者。他们的语调辛辣尖刻，视角冷酷清晰，这部分正归功于贝克特在1920年及之后所遇的环境，及波托拉与其环境之间的冲突矛盾。

波托拉皇家学校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渊源深厚。如果说前者在英爱教育机构里出类拔萃，那么后者就在英爱教育机构里独占鳌头。圣三一大学于1592年由伊丽莎白一世建立，是传统的新教大学，也是爱尔兰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高等学府）。理论上，它于1794年就开始向天主教徒敞开，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开放。在贝克特时代，杰出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詹姆斯·乔伊斯甚至都进不了圣三一那一流的图书馆。在爱尔兰，圣三一大学和大多数天主教徒，尤其是天主教知识分子之间有一道鸿沟，这不仅是宗教、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是阶级问题。从马哈菲(J.P. Mahaffy)对乔伊斯的评论中，可以了解到其中的利害关系。马哈菲认为“为这个岛的土著居民——那些在利菲河(Liffey)上吐口水的街头男孩”建立一所大学绝对是错误之举，乔伊斯就是“佐证该错误的一个活生生的论据”。在20世纪早期，马哈菲是圣三一大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该校古代史教授，并最终当上了教务长。他博学、天赋极高、性情古怪却机智过人，可这些品质并没使他克服某些无意识的自动反应，或摆脱那些反应所暗示的智力缺陷。乔伊斯和贝克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马哈菲“论点”背后的假设，一个从外部，另一个从内部。

贝克特于1923年至1926年在圣三一大学就读，攻读艺术学位。其间，他受到圣三一大学另一位重要人物影响，那就是罗曼语教授托马斯·罗德莫斯-布朗(Thomas Rudmose-Brown)。在某些方面，罗德莫斯-布朗挺像马哈菲（尽管马哈菲似乎有点瞧不上他）。他势利，声称自己拥有家族徽章和皇室血统，并抨击天主教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后果；他也任性，从未真正获得圣三一大学的正式教编。他对贝克特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进入圣三一大学前，贝克特从其新教背景和所受教育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能激发想象力或思辨精神的东西。所以，有人说“罗德莫斯-布朗把一个热爱板球的学童培养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也并非言过其实。贝克特编外号“鲁德(Ruddy)”来称呼这位教授。他不仅培养了贝克特对法国的热爱，而且培养了贝克特对法国知识分子和法国文学的向往。罗德莫斯-布朗使贝克特得以脱胎换骨。

但罗德莫斯-布朗并没有灌输改变的意图，只不过循序渐进地攫住了贝克特。这与贝克特在爱尔兰的社会地位有关，在他成长期间，历史环境又给他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一个非常精确的形式。1922年12月6日，《英爱条约》(Anglo-Irish Treaty)签署，英爱战争结束，爱尔兰独立。对许多人来说，新独立的爱尔兰并不够独立。《英爱条约》只给予爱尔兰脱离英国统治的自由，却赋予英国持续安防的权利，并提出一项边界协议，可为阿尔斯特永久脱离爱尔兰共和国铺平道路。真正棘手的问题是，该条约要求爱尔兰宣誓效忠英国王室。这对被视为顽固分子的人来说太过分了，尤其是埃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条约派”和“反条约派”之间的分裂如箭在弦，随之而来的是1922年至1923年爆发的爱尔兰内战。

条约派获胜，德·瓦勒拉被捕。威廉·科斯格雷夫(William Cosgrave)政府和政党迅速巩固自身权力。该政府享有相当大的立法权，因为反条约派没有在爱尔兰议会获得席位。当然，这不仅平息反抗，同时也激起反抗，1924年就曾爆发一次军变。虽然新政府不愿打破旧殖民统治者的政治和行政模式，但它代表着天主教资产阶级和爱国者的胜利，同时也代表着爱尔兰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胜利。按照传统，教会支持政府，不支持反政府分子；国家也不挑衅教会在健康、教育和性道德方面的权威。不久，爱尔兰政府就通过一系列关于离婚、节育和审查制度的法律，令人沮丧。《电影审查法案》(The Censorship of Films Act)限制“因不雅、淫秽或亵渎而不适合在公众场合公开放映”的内容，1923年正式立法。这与教会宣言如出一格，即现代电影中“一切有悖基督教纯洁与谦逊的内容”都与天主教和爱尔兰理想格格不入，仿佛天主教和爱尔兰理想在基本原则上合为一体。同样的规训也适用于文学，尽管爱尔兰直至1929年才通过《出版审查法案》(Censorship of Publications Act)。

这是贝克特人生中又一个侥幸的灰色时期，当他1923年从北爱尔兰转身南下时，北爱尔兰正转变成为由新教主导的爱尔兰残存文化的避难所，而南方的新教文化已残光暮景，新的天主教文化则青黄不接。虽然有一些南方的新教徒在新成立的共和国里扮演重要角色，如叶芝、安德鲁·詹姆逊(Andrew Jameson)、亨利·吉尼斯(Henry Guinness)，但这并非常态，因为他们都属于特殊阶级，或拥有特殊身份，早已是社会名流。事实上，早在一战之前，爱尔兰就一直流失新教徒，英爱战争和内战只不过加剧了这一趋势。查尔斯·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牺牲后，爱尔兰新教徒或多或少都意识到，这是一场终局游戏，历史的矢量不再站在自己这边。很明显，从1923年开始，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天主教资产阶级和天主教教会的势力与日俱增，且稳步壮大。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的成立更是剥夺了贝克特家族的政治权利，“除了对一个永远消失的政权保持沉默不语的忠诚”，他们从此只能“生活在一个政治真空里”。

与此同时，从1906年贝克特出生到1928年他第一次离开爱尔兰，莱昂内尔·弗莱明(Lionel Fleming)所说的“身份认同”问题对英爱新教中产阶级来说都至关重要。在都柏林新教中产阶级1922年后的作品里，如弗莱明的《头或竖琴》(Head or Harp)、特伦斯·德维尔·怀特(Terence de Vere White)的《一只焦躁的小虫》(A Fretful Midge)、帕特里克·坎贝尔(Patrick Campbell)的《爱尔兰人日记》(An Irishman's Diary)、布莱恩·英格利斯(Brian Inglis)的《西不列颠人》(West Briton)、凯西(W.F.Casey)的《郊区沟槽》(The Suburban Groove)、尼尔·拉德(Niall Rudd)的《淡绿色、浅橙色》(Pale Green, Light Orange)和伦诺克斯·罗宾逊(Lennox Robinson)的《大宅》(The Big House)，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英爱慧骃(Houyhnhnms)如何果断地与耶胡(Yahoos)决裂战斗，如何通过激进的种族隔离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身份，或维护和巩固尼尔·拉德所说的“一个混淆‘是’与‘非’”的体制”。这些人“几乎意识不到另一个爱尔兰”。虽然流浪汉们经常去弗莱明家门口，就像他们去贝克特家那样，去搜穿他们的旧靴旧裤，但大门本身仍然意味着两个世界之间壁垒森严。

另一个爱尔兰“开始发挥作用”。从1922年起，新教中产阶级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和矛盾，认为必须努力弥合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他们当然厌恶“政府强加一种外来文化”，年轻的贝克特偶尔也表达这种不满。与此同时，盎格鲁-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也渐行渐远。到20世纪20年代末，贝克特所处阶级开始以同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对新爱尔兰国歌、黑棕部队、盖尔人运动、贝尔法斯特滚球手、德·瓦勒拉和“英式欺诈”的憎恨。正如《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的著名编辑罗伯特·斯迈利(Robert Smyllie)一口咬定的那样，爱尔兰新教中产阶级必然与自由邦达成某种和解。因此，留居爱尔兰的新教中产阶级就这样被盎格鲁-爱尔兰人的态度长期而又缓慢地侵蚀了。

贝克特打算离开爱尔兰。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不是对英爱“衰落过程”的讽喻，或不是对1922年后爱尔兰新教自我抹黑和日渐贫困的讽喻。但在他早期故事集《徒劳无益》(More Pricks Than Kicks)里，身份认同的问题最为关键。故事发生在都柏林，并集中于都柏林的周边环境。故事关注的是，在新独立的爱尔兰，都柏林究竟有（没有）为年轻聪颖的新教爱尔兰人提供（知识、社交和性爱的）机遇。主人公贝拉夸(Belacqua)是都柏林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信奉新教。因此对于整个爱尔兰，尤其对于都柏林来说，他都处在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地位。这本书就这样漫不经心地，带着一种刻意的疏离，在时而相互抵牾的立场之间来回穿梭。

贝拉夸拿不准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出身文化。以《徒劳无益》的第一个故事《但丁与龙虾》(“Dante and the Lobster”)为例，那个所谓的马拉海德(Malahide)谋杀犯亨利·麦凯布(Henry McCabe)是故事的主角。麦凯布曾为都柏林郊区马拉海德一个富裕家庭做园丁，那家还雇有两个用人。1926年3月26日，麦凯布向警卫队报警，称房子着火了，最终警卫发现家属和用人总共六具尸体。当局推断，房子是被人故意纵火，尸体上还有砒霜和暴力的痕迹。

麦凯布因此被指控谋杀。他被捕、审判和上诉，在爱尔兰引起轰动，并被媒体广泛报道。虽然并没有决定性证据能将其定罪，控方对被告犯罪动机的解释也出奇薄弱，但麦凯布仍被判处死刑。《但丁和龙虾》告诉我们，这个判决引起公愤，引来一份“请求宽恕的请愿书”，由“半数当地人签署”（MPTK，第17页）。这一点可能与现实有些出入。但最重要的是，贝克特将1926年的爱尔兰描述成为一个在涉及死刑的法律案件上一分为二的国家，爱尔兰共和党人和民族主义者都非常关心爱尔兰的法律问题。爱尔兰有自己的古老法律体系，即布莱洪法(Brehon Law)，从1169年英格兰入侵爱尔兰时业已存在，一直延续至17世纪。不过自1169年起，它逐渐被殖民者法律、王室法和英国司法程序体系取代，确立了包括定罪（或无罪）、惩罚乃至死刑在内的一系列司法程序。

不过在政见冲突且民族主义盛行的爱尔兰，人们始终认为英国法律是舶来品，强加在一个不情愿的民族身上。这种信念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古物学家和学者手里得到强化，他们重新发现布莱洪法。布莱洪法律委员会由此成立，该委员会制定了《爱尔兰古法》(Ancient Laws of Ireland)，一套六卷本，使人们了解殖民统治之前，爱尔兰的法律传统是什么，并因此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殖民统治，爱尔兰的法律传统会怎么样。尤其与英国王室法抵牾的是，布莱洪法没有国家支持的执行系统。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的最大分歧是，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放弃自身，去保留英国的传统并对英国王室效忠。继续由国家执行死刑就是一个遵守英国王室法的问题。从广义上讲，质疑英国法律传统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体现，而捍卫英国法律传统的立场则与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包括贝克特和贝拉夸阶级）的利益一致。

因此，《徒劳无益》从涉及王室法的问题开始并非无心插柳。亨利·麦凯布于1926年12月9日星期四去世，《但丁与龙虾》的故事背景就设立在前一天，12月8日。这个故事梳理了贝拉夸在死刑问题上转变立场的过程，他的立场更像是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而不是英爱立场。故事伊始，贝拉夸对麦凯布的事漠不关心，还在报纸刊登的麦凯布的照片上切了一块面包。反之，在故事的结尾，他变得异常悲伤：

还有可怜的麦凯布，天一亮他就会在脖子上得到怜悯。他现在在做什么，他感觉怎么样？他可能想再吃一顿，再睡一晚吧。（MPTK，第20页）

在故事结尾，重心落在“献祭的重压里有仁慈，对抗审判的欢愉里也有些许仁慈”（同上）。在这个结尾里，贝克特谨慎地对殖民者遗留给新独立的爱尔兰的法律哲学问题提出了质疑。

在这个结尾，我们看到贝拉夸终于摆脱他在课堂上或多或少自动形成的思维习惯，但在其他地方，我们却看到他仍然延续着那些习惯。而且他对麦凯布的同情，本身就非常矛盾。只有在一只活龙虾即将被煮熟的情况下，他才能恰如其分地感受到一个生物突然陷入死亡的痛苦，这一点排除了他代表麦凯布产生新生情绪的可能。事实上，在结尾最后一行，贝克特甚至不得不亲自出场纠正贝拉夸的问题。贝拉夸决定放弃这种关怀的冲动：“算了……死得很快，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作者则巧妙地反驳：“并不会。”（MPTK，第21页）贝拉夸直到最后都含糊不清、温温吞吞，徒劳陷入一堆逸闻琐事之中。

20世纪20年代后期，相比爱尔兰，作为中产阶级新教知识分子的贝拉夸处在一个更加深刻的模棱两可的位置上。虽然牺牲了英爱复兴时期的文学遗产，《徒劳无益》还是妙趣横生。如果说贝拉夸轻视英爱复兴主义文化的种种特征，那么他对新的民族主义文化也同样不屑一顾。虽然皮尔斯大街是“一条最舒适的街”，但为这条街命名的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还是令贝拉夸不悦（MPTK，第43页）。法律与秩序都由粗暴的国民警卫维护。新独立的都柏林，其主要特色之一竟是“伯利恒之星”(“Star of Bethlehem”)，也就是英国著名出口商品保卫尔牛肉汁(Bovril)的大广告牌。（MPTK，第53页）叙述者还提到，非利士人在都柏林国家美术馆佩鲁吉诺(Perugino)的画作《圣殇》(Pietà)上方加了一块“闪闪发光的玻璃橱窗”（MPTK，第93页）。面对种种历史惨败，贝拉夸希望圣三一大学能够永垂不朽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徒劳无益》的角落和缝隙里，潜藏着一种对于灾难历史的意识，这种意识一直延伸至贝克特后期作品。然而在这本书里，灾难主要表现为眼前的灾难无法与历史大灾难相提并论，都柏林因此只是一个“悲剧的故乡，被恢复和扩大了”（同上）。

对于赖以发迹的出身文化，贝拉夸既想摆脱，又不愿意摆脱，这种矛盾心理就是《徒劳无益》的特色。更重要的是，贝拉夸并不严肃，因为他栖息在文化无人区。他的女友、婚姻和风流韵事同样具有不确定性（或缺乏果断）。这种性冷淡主义(sexual Laodiceanism)也是在《徒劳无益》之前贝克特雪藏多年的一部小说的主题，而且该小说的标题就巧妙又精准（且强烈）地传达了这一冷淡，那就是《梦中佳人至庸女》(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也叫贝拉夸，这位贝拉夸的情感关系体现为一系列选择对象，将性与文化杂糅到了一起：温妮(Winnie)是善良年轻的新教资产阶级，露西(Lucy)是女骑师，塞尔玛(Thelma)是都柏林新兴小资产阶级，鲁比(Ruby)是爱尔兰小镇的工人阶级，而斯梅拉迪娜(Smeraldina)充满了异域情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贝克特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真实处境的反映。他爱上了艾瑟娜·麦卡锡(Ethna MacCarthy)，圣三一大学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学生[后来嫁给贝克特的好友康·莱文塔尔(Con Leventhal)]；也爱上了有一半犹太血统的表亲佩吉·辛克莱(Peggy Sinclair)，她随家人搬去了德国；后来在巴黎，贝克特又与乔伊斯的女儿露西亚(Lucia)有些暧昧。在关于贝克特的心理剧目中，还不时有其他一些女性若隐若现。

贝克特从他早期与女性交往的经历里提炼出一些特征，注入《徒劳无益》，并使那些女性更集中于爱尔兰。他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在他之后的作品里屡见不鲜：把自己经历的不确定性组织成为不确定性。正如他把贝拉夸的早期情感生活抽象化，编成一种飘忽不定，他也为爱尔兰长期以来讽喻女性的传统创造了一种新形式。而他还同样讽喻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传统，使该传统服务于它不曾意想的目的，同时扩展了它的范围。他所表达的，并不是当下爱尔兰胜利阶级的志向，而是历史上被击败、被淘汰阶级的亡命之心。贝拉夸最终选择谁其实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头脑中的各种“力量”终于不再“相互角力”（MPTK，第136页）。他并没有做出决定性选择，他被剥夺了让自我定义成为可能的文化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交往的所有女人都一样，因为他与她们的关系都无法定义他自身。选择本身向内崩溃，贝拉夸的死亡不期而至，就这样随机地分布在一个无限扩展的序列末端。

长远看来，《徒劳无益》与贝克特的其他创作都不太一样。这本书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见证了自1922年以来，都柏林新教中产阶级越来越被迫进行的重新调整。但这是一种沉闷的临床方法，激发起一种饱受创伤却无能为力的权威艺术。总的说来，贝克特所在阶级要么剥削，屈尊俯就地对待那些自古以来遭受掠夺和剥夺的人，要么就是忽视他们。然而，在《徒劳无益》之后，贝克特本人越来越强烈地认同“另一个爱尔兰”的历史悲叹。他的童年世界充满了脆弱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充满无足轻重的人。他们本不会对贝克特产生影响，例如那些流走的乞丐、福克斯罗克后巷的补锅匠，还有格伦库伦(Glencullen)附近贫苦的石匠。在短剧《不是我》(Not I)中，贝克特提到一个疯婆子：“有许多这样的老太婆，在小路上、沟渠里、树篱旁跌跌撞撞地走。爱尔兰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但他的童年经历使他能够“意识到”周围人的“不幸”。这些不幸由此渗透进入他的创作里。

新教中产阶级拒绝为另一个爱尔兰承担任何历史责任。很难说贝克特也这样，但这种思维潜伏在他笔下人物的独白和台词里。他过于谨慎，过于敏感，无法想象与另一个爱尔兰实现真正“认同”。因此，“没啥好做的”（CDW，第11页）；没有，除了接受一项特定的“表达的义务”（DI，第139页）。诚然，在贝克特看来，表达会滋生压抑。在《等待戈多》里，幸运儿(Lucky)庄严而又荒谬的独白实在太有冲击力，以至于最后其他人都起来，猛然把他扑倒在地。但是表达的义务也坚定重申自身立场。另一个声音的主张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它的历史条件使它完全不可能被占有。这一点在《不是我》中尤为突出。

在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动乱时期，女仆对德·维尔·怀特(de Vere White)的母亲说：“等事情办完了，太太，你就是我们，我们也就是你。”历史一再证明，也如贝克特所敏锐意识到的那样，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大宅》(The Big House)里，凯特(Kate)不切实际的希望。她意识到“鸿沟仍然存在”，而且不可逾越。如果她想留在爱尔兰并委身于此，她就必须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即使她为自己争取到新的身份，那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身份。贝克特的利益与凯特不同，但他表达了和凯特一样的观点，尤其体现在《终局》里，哈姆对他人的痛苦表现出不胜其烦的厌弃。至于《终局》则被认为暗指爱尔兰（我们将看到另一种解读方式），而哈姆那悲惨遭遇与麻木不仁的杂糅是对一个阶级之虚伪的双重讽刺，用布莱恩·英格利斯的话来说就是：“另一个爱尔兰”是“一个被围坐茶几边的谈话赞颂的民族，但仍然是野蛮人”。哈姆对那些微弱的、自我净化的幻想不感兴趣，他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压迫方与被压迫的另一方握手言和，历史的苦难就能得到补偿。贝克特认为，在爱尔兰文化里，任何为自己寻求新身份的想法都注定落空。因此，他将目光投向别处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