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货币只是笼罩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

第一节　发展经济先要解放思想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后，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一方面，得益于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常被忽视的因素则是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天主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按照咱们的话说就是要解放思想。

第一章谈过，在天主教的影响下，人们将目光集中在身后的那个天国，现世不过是为了赎罪，因此劳动、创新等提高生产力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倘若这种观念一直在欧洲上空盘旋，恐怕今天的西方仍是一个愚昧、贫穷的世界。

转变来自宗教改革以及其后的启蒙运动。当时，尽管一味要求别人甘于贫穷，把钱都捐给教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主教会自己却大肆敛财。在其鼎盛的时候，西欧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教会，还不用纳税。广大封建领主和农民敢怒不敢言。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各阶层的教士人前口称上帝，背后却腐化堕落、道德沦丧。老百姓，特别是深受教会欺压的日耳曼地区人民，对教会日益不满。导火索来自兜售赎罪券。16世纪，教皇利奥十世穷奢极欲，盘剥百姓玩出了新花样——兜售赎罪券。

那么，什么是赎罪券？简而言之，教会声称耶稣的一滴血就可以拯救全人类，而耶稣和圣徒的功德则在天主教（至于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至今我也没搞懂），天主教以此为背书，发放赎罪券，老百姓购买赎罪券就能赎罪。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不就和金本位下，以黄金为抵押，发放银行券是一个原理吗？一味谴责金融（借贷）是贪婪表现的教皇，竟然超前几百年用现代金融手段捞钱，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利奥十世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兜售赎罪券，聪明的意大利人自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因此兜售主要是在虔诚而愚昧的广大日耳曼地区。兜售人员为了尽可能多卖出赎罪券，发明了至今广告界都无法超越的广告词：“钱币落入钱柜底响叮当，灵魂瞬间脱离炼狱升天堂。”而且他们还将赎罪券分了等级，价格越高的赎罪功能也越强，不仅能赎你的罪，还能把你那些正在地狱里煎熬的祖宗们的罪也赎了。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一个正直而虔诚的神职人员——马丁·路德（注意不是后来美国那个黑人民权领袖）。他认为这不是善功，这简直就是对上帝的亵渎。他连夜奋笔疾书并在教堂门口贴出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刚》（原名：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图2-1）。

《九十五条论刚》迅速传开。“迅速传开”四个字非常重要。因为正直而虔诚的神职人员不止路德一个人，在此之前也有类似的言论，但之所以没有迅速传开是因为缺少传开的技术手段——印刷术和出版商。让路德倍感幸运的是，此时恰巧印刷术传入了西方（这点要感谢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应运而生的还有出版行业。当时，路德惊世骇俗的言论绝对是本畅销书，出版商们迅速印刷上万份销售到日耳曼其他地区。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是路德始料未及的，也是天主教会所无法容忍的。

尽管天主教会用尽方法想加害路德，但由于日耳曼王公们的保护，他得以幸存，并在一个选帝侯的城堡里从事翻译工作，并由此创立了路德宗。马克思给予宗教改革运动很高的评价，他说“他打破了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树立了信仰的权威；他使僧侣成为俗人，是因为他使俗人成为僧侣。”

宗教改革的结果就是打破了天主教一统江山的局面。除了路德宗，此后又先后出现达尔文教、英国国教（纯属英王闹离婚得不到教皇批准而另起炉灶）、新教（本章重点）、清教（乘“五月花”号跑美国的那批人）……直到现在，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说清基督教到底有多少派别。

谈完宗教改革就该谈谈新教的伦理。新教不认同天主教捐钱等行善积德行为是救赎的一个过程。它认为一个人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定好了的，天主教所谓的那些善功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那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呢？对不起，天机不可泄露，你是无法直接知道的。但是能进天国的人会有一些特征，这就引出了天职观念。英语里有一个单词“calling”，它是一个宗教词汇：上帝交付的使命。能进天国的人必然是那些能够认真完成“calling”的人。那上帝给你交付了啥使命？那就是“邻人之爱”。“邻人之爱”的外在表达上，就是根据这个社会的分工做好你的职业。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给每个人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如果你是个铁匠就打好你的铁，你是个农夫就种好你的田，你是渔夫就好好打鱼。如果你是商人呢，那就把好的东西卖出去（这自然产生利润）。

在任何情况下，好好履行入世义务，就是让上帝喜悦的唯一道路。在基督教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基督教开始关注现世的生活，而不再是仅关注那个天国。劳动被赋予了宗教和道德的意义，不愿意劳动就是缺乏上帝恩宠的表现，劳动是增加上帝荣耀的唯一方式。这样就打破了原来天主教对于创造财富、发展生产的一种蔑视态度，这是精神上巨大的解放。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现代资本主义扩张动力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可用资金的问题，而是要问资本主义精神从何而来。资本主义精神繁荣昌盛之处就能获得资金。”他举了个例子：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欧洲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但是在那里的营利行为，在道德上受到的谴责，至多就是勉强能够容忍这种盈利行为；而在18世纪的宾夕法尼亚，由于资金短缺，商业几乎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境地，但在那里，却将营利行为视为道德上的赞许，也是必须奉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韦伯着重从动机上分析新教徒的行为。他认为在贪财和“拜金欲”上，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比它以前的时代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比起中国士大夫、古罗马贵族贪欲，新教徒与之不同的是营利不再只是满足贪欲，而是其履行其“天职”的一种行为，营利本身就是其生活目标。他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以职业的方式，系统地、理性地追求合法利润”，与之对应的是“无所顾忌、内心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贪欲”。韦伯认为新教的苦行是入世的宗教基础。营利与苦行这对看似相反的两个词在新教中得到了统一。苦行强调节俭、勤奋，反对懈怠和享受。因此，营利得来的钱不是用来享受。即使成为富人也不应有任何享受和懈怠，而应该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营利本身就是目标，是你履行天职的外在表现形式。此外，勤劳工作也被视为抵御诱惑的有效方式。这些观念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

反观中国，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第一张纸币——交子（图2-2），比西方第一张纸币早了整整600年。发行交子的机构被称为交铺。为什么我国没有像西方一样沿着由纸币替代金属铸币，交铺发展成现代银行这条路走下去？这也与我国传统伦理中对于商业的态度有莫大关系。早在秦汉时期，统治者就确定了士、农、工、商四个社会等级。其中商人是最低等级，商人不管再有钱，也不能穿丝绸衣服，出门不能坐轿或乘坐马车，商人的后代也不能当官。儒家思想讲究以“义”来规范社会关系，商业被视为“不义”之举，这就限制了中国商业发展，也必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不过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先驱们，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都不知道什么资本主义，更不会刻意培育什么资本主义精神。他们关注的只是宗教。而他们对宗教教义的诠释却无意中为资本主义发展撒下了种子，这是他们绝对预料不到的，这也是历史的有趣和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