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朋友来自1918

刘大见要请我吃中午饭，我说好。第二天早上九点钟还没到，刘大见出现在营房楼下，他气喘吁吁，埋怨我不守约定，让他左等右等等不到。他还说：“下次给我20蚊（元）我都不来了！”后来又说，回去那段路，他一共停下来歇了三次。

那一年，刘大见93岁。从他的房间到营房楼下，路程长达160米。

刘大见是认真要请我吃饭的。他的房间外面有个玫瑰园，他在玫瑰园跟张献伯伯讨论来讨论去，张献伯伯建议买两斤鸡翼尖回来炸着吃，刘大见还是决定炒猪肝。刘大见是吃饭堂的，自己只有一个小小的电饭煲，又没有锅又没有铲，他只好拜托在饭堂工作的周伯帮忙，给他炒好端过来。

刘大见住在泗安麻风康复村三区宿舍楼的第一个房间，房间脏脏的暗暗的，只有头顶上一盏堆满灰尘的灯泡懒懒地发着光。听说这个房间以前是汉达康福协会的杨理合教授专门给麻风康复老人们做饭用的厨房，一年又一年积下来的油烟污垢一层又一层，刘大见一点也不嫌弃。党伯说，刘大见就是这样子的，他的碗碟从来不洗，砧板和刀全部放地上，猫又来睡、狗又来睡，洗都不洗直接用。不过党伯又说，刘大见这样都可以长命百岁，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干净的。就在这个房间里，就用这些碗和碟，我们围在一张磨光了面的木桌子上，吃完了刘大见请客的米饭和炒猪肝。

刘大见是泗安麻风康复村年纪最大的康复者。泗安麻风康复村属于省泗安医院管理，这座建于1958年的医院位于东莞西边的一个小岛上，名字就来源于所在的小岛——泗安岛。它原先是东莞县县办麻风院，1965年收归为广东省省级麻风院。2010年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五一假期跟着“家工作营”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到这里，那年92岁的刘大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第一次见到刘大见，就是在他的玫瑰园里。刘大见在他房间外面种了片玫瑰，差不多50平方米的样子，左边一半右边一半，他种上百合花、橘子树、甘蔗、柠檬和玫瑰花。玫瑰花是最多的，有红色的有粉红色的，有什么种什么，他不讲究。刘大见的两个手掌因为麻风病菌造成的神经损害萎缩变形，脚掌截了一半所以走路摇摇晃晃，还有帕金森病，右边的手永远像指挥家一样打着拍子。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坚持浇花，他说：“我也不是一定要种花，只是每天不挑两桶水晚上就睡不着。”

这些种出来的花，无论谁想来摘都可以，刘大见不介意。还有他种的甘蔗，谁想吃了，就随便拔去。甘蔗这个我是理解的，刘大见老了，要是不帮他吃，他自己也咬不动嘛。可是玫瑰花我就有点生气了，怎么可以一个招呼都不打胡乱摘呢？我向刘大见投诉，他却还是笑眯眯：“可以的啦。”

我也脸皮厚，对他说：“我明年毕业，那到时来摘你的玫瑰花。”他乐呵呵：“那要多种两排了。”下次去，果然看到新种的两排玫瑰花。

刚开始，我还把刘大见叫作玫瑰花伯伯，后来变成好朋友，索性直接刘大见、刘大见地喊了。变成好朋友的标志就是可以一起坐在电视前面看《甄嬛传》，一句话不用聊；或者有时候我想到小卖部买汽水喝，就直接问刘大见拿两块钱。有时候我从洪梅市场买回来花种子，跟他商量着你种这包、我种这包，这包一人一半，这包你种出来苗分给我；有时候他看我闷闷不乐，就来找我说话：“咩（什么）事啊，讲给我听啦。”

我也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了，只记得那时我没有搭理他。刘大见又劝：“我给钱你啦！”我才慢慢开口：“你给钱我啊？”他说：“你的钱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你的嘛，发生咩事就讲出来啦。”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起坐在玫瑰园边上，静静乘着凉。坐着坐着刘大见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在学校考试考到第一名？”我正奇怪，他笑眯眯又说起来：“这几天花园里一下子开出来好多朵玫瑰花，我想一定是你有什么好事情。”

刘大见天天待在他的玫瑰园里。他有时候除草浇花，有时坐在水泥路边听人说话，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他才回房间去看那部只能收到几个台的电视机。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快半个世纪了。

虽然针对麻风病的隔离措施早在几十年前就完全解除了，现在麻风康复者想去哪里都能去，可是刘大见还是一样待在这里，哪里都不去。刘大见说，以前香港教会的姑娘想带老人们到东莞常平镇的隐贤山庄旅游，她们来劝了他三次，他都不肯去。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对，你脚不好，去不了。”刘大见解释：“不是去不了，是出去了像猴子一样，让人看来看去。”我说：“你在这里也是猴子呀。”他笑眯眯的样子：“在这里大家都是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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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刘大见出生在东莞道滘镇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家里是种鸦片的，最多的时候请了八个师傅来种地，兄弟姐妹六个人都能上私塾。

对我来说，刘大见算是个古代人了。后来我索性用他做标杆，来帮忙记一些历史年份。比如民国开始是1912年，那是刘大见出生的六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他21岁那年，也就是1939年。跟刘大见同一年出生的还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物理学家费曼先生，一个是漫画人物美国队长。我试图向刘大见介绍美国队长，我说这个人跟你一样老，他被冰封……他看一眼我的手机：“哦，美国队长就是美国的一个大队队长啊。”

好多我只能从历史书上知道的事情，刘大见是亲自经历过来的。比如他说，那时候私塾一个小孩一年的学费是一担谷，一担也就是一百斤；比如他说，哥哥结婚第二年的七月初六那天，家里准备了番鸭和艾粉正要做晚饭，日本鬼子拿着枪推开门进来了。他还说，后来南下大军一队人马驻扎在他们村里，他深夜里和另外两名干部做侦探，找出了本地大贼头的藏枪地点，给解放军帮了大忙；还有，他二十多岁的时候是个“靓仔”，光是道滘人民医院外面的一条巷子，就有八个女仔中意他。

害我每次路过道滘人民医院都忍不住想一遍：啊，这里有八个女仔中意刘大见呢。不知道她们现在怎样了，不知道她们还在不在。

夸张是夸张了一点，可我还是相信刘大见。刘大见长得帅，总是眯着小眼睛笑意盈盈的样子，眼睛里面有星星。刘大见一共娶过两个老婆，第一个是在香港娶的，是油麻地一个酒楼老板的女儿，姓李，酒席也是在这个酒楼摆的。后来回东莞，他又娶了第二个老婆，姓叶，那年正月尾在家里拜的堂。日子原本过得顺顺利利，直到刘大见四十多岁的时候，被检查出麻风病。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麻风病被明确界定为中国的农村流行病，调查、隔离、治疗麻风病人成为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中的重点。刘大见就是这个时候被查出来患病的。提到麻风病，民间总是给它蒙上一层暧昧的颜色，认为这是“下等人”“乱搞”才会染上的病。刘大见的老婆大吵大闹，咬定他去厚街涌口（道滘镇南面的一个市场）“乱搞”了，他经常到那边卖甘蔗。刘大见打了老婆一巴掌。公社命令刘大见到麻风医院治疗，他大发脾气，动手打了皮防院的医生。看情况不好，几个人扑上来，一起用绳子把刘大见捆住。公社给了刘大见300块钱，作为付给泗安医院的入院费。这是1962年的事情。

在泗安治病的病人分成两大部分，农业队的和非农业队的。手脚残疾严重不能劳动的人集中住在一起，靠些微补贴维持生活；手脚好一点的在农业队工作，赚工分。刘大见入院不久就加入了农业队，一边治病，一边干活。很快，他成了农业队的养鹅专家，最多的时候一个人养了七八百只鹅。农业队种甘蔗榨糖，刘大见就捡剩下的甘蔗壳给鹅搭茅屋，还用干玉米粒放进锅里做成爆米花喂给鹅吃，他知道这样长得快。

刘大见的好朋友党伯那时也在农业队干活，负责养鸭。党伯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刘大见白天干活，晚上会借一条公家的小木艇，花两个小时划船回家。一起带回家的还有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从生产队买来的鸡，还有喂鹅时偷偷扒进口袋的稻谷。那时候正是20世纪60年代末，外界物资最贫乏的时期，但对泗安农业队来说，正是发展最鼎盛的时期。麻风隔离医院大多建在空旷的岛上或偏远的山区，与健康村落隔离开来，避免传染；同时也因为社会对麻风病人充满歧视和恐惧，健康人一般不愿接近——正因为这样，麻风病人拥有了大片大片自由耕种的土地，他们在岛上种稻谷，种香蕉，养鸡鸭鹅，还养了牛、猪和兔子，吃都吃不完。

党伯说，那时养鸭子的人都知道刘大见偷稻谷，可是没人告发，那时期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偷点东西。刘大见趁着夜色的掩护回到家里，放下东西、交代几句又偷偷摸摸划小船离开，每次回到泗安岛差不多要凌晨一两点钟。他从不敢白天回去，也不敢在家过夜，他怕邻居知道这家人跟麻风病人还有接触，怕坏了家里人的名声。麻风病实在是个受人唾弃的疾病——病人需要承受歧视，他们的家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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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刘大见委托我们到他的家乡东莞道滘蔡白村，帮忙找他的侄子阿林。

那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在泗安岛上工作了。老人家喜欢什么事情都找我帮忙，因为我年轻，知道用手机帮他们从网上买东西，也知道怎么上网查路线搭公交车。这一天，我和岛上另一个康复者陈伯一起，来到了刘大见的家乡。

刘大见小的时候，蔡白村这里有个码头。来来往往很多船只停靠在这里，这些船是专门贩卖女人的，女人们来自番禺、顺德等地方，要是有男人想买一个老婆，就可以到船上看一看。后来，贩卖女人的生意逐渐消失了，大船开始在这条河边装载当地的黑皮冬瓜，运到粤港澳地区，甚至是国外去。

我们到蔡白村的那天，刚好看到一条大木船静静停在岸边，河水枯竭了，船上堆满冬瓜。继续往村子深处走进去，我们对照着门牌号，去找这位刘大见唯一能联系上的亲人。

侄子阿林20世纪70年代也患过麻风病，所幸他病情轻，一年多就治好回家了。不像阿林一样幸运，刘大见的麻风病治好了，却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家人不愿意让他回去，怕他会连累全家受人歧视。刘大见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80年代，儿子阿文给他一张绿底的1000元港币，从此再无音信。刘大见于是留在了泗安医院，后来这里又改为麻风病康复村——已经不需要隔离了，已经没有麻风病了，留在这里的，都是无家可回的麻风病康复者。

刘大见拜托我们给阿林传一个口信：他摔倒了，卧床不起，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他希望阿林到康复村里探望他，这几十年他存下来不少钱，可以来把钱带回家。

刘大见的房间里有一个带锁的木柜子，放着几只茶色玻璃药瓶。他把几十年来存下来的钱都放在里面，100元纸币被卷成一卷一卷，紧紧地塞进瓶子里。民政局每个月给康复老人们发一笔生活补贴，刘大见不舍得花，他省下来，希望钱可以买回一些亲情。他数得很清楚：全部钱有四万多元，四户亲戚，一户亲戚给一万元，自己还能剩点零钱度过晚年。

但阿林不愿意。他倚在门框边上想了一会儿，最后小声说：“要不你们帮忙把钱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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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再早一点，2012年年底，刘大见摔倒了。住院回来，他再也起不来床料理他的玫瑰园了。

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居然还是精神奕奕的样子。他表示懊恼：“哎呀，还有一煲卤猪肉在屋里，只吃了两块，浪费了。”另外他还告诉我他的新发现，一小瓶吊针瓶有三千多滴。

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对病和痛总是不在乎的样子。大概是他们早就习惯了。之前坐在玫瑰园，我看见刘大见手臂上新盖了一块宽宽厚厚的纱布。麻风病菌损害了他的痛觉神经，一下子不注意，手就被电饭锅的蒸汽烫伤了，而且受伤了自己还不知道。谢护士帮他包扎，先用药膏涂好，再拿一块纱布盖上去，最后用四根胶带缠好。党伯开玩笑：“喂，刘大见，你有四个手表呀。”刘大见呵呵笑起来：“我哪有那么有钱！”党伯伸出手指头：“看看，我也有这个，红宝石戒指。”一看，党伯一只烫伤的手指头涂着红药水。

两个星期过去，刘大见的伤口小了，胶带只需要绑一根就够了。我故意问：“你的手表呢？”刘大见笑得眼睛都看不见：“拿去卖了！”

只是这次，我们都没办法继续轻轻松松开玩笑了。刘大见已经很老很老了。从医院回来，他被安排到另一个房间，老人家把这个房间叫“重病房”，是医生护士会重点留意的地方。话说回来，这个房间比刘大见原来的好多了——这里干净整齐、阳光又好，不像他的老房间，到处堆着瓶子、罐子、灰尘和油污。

谢护士他们帮刘大见铺了张气垫床，又在床架子上面挂了几个吊环，让他时不时锻炼锻炼，可以防止长褥疮。玫瑰园没人浇水了，杂草一天一天长出来，党伯偶尔帮着管一下，不过事情一多，也管不过来了。也是，谁能像刘大见一样，一天辛辛苦苦挑两担水只为了看这些花开呢？可刘大见心里还是念着玫瑰园，有一次我从金菊福利院回来，刘大见说：“哎呀，早知道就让你剪几枝花回来。”我觉得好笑：“你又动不了，怎么种？”他说：“我有钱，可以请人种。”

刘大见出不来，我就多去找他。我一天去看刘大见八遍，每次都找点新鲜的给他看。穿高跟鞋的时候我特意跑过去给他看，他笑眯眯：“哇，好似猪仔脚啊。”有时给他看手机存的照片，连着好多张都是小狗，刘大见皱皱眉：“怎么都是畜生？”有时候是保温杯里装了咖啡，我问刘大见要不要尝一尝，他闻一下，点头说：“嗯，似了。”我奇怪了：“你喝过？”他说：“以前在广州大三元喝过，省里开会，每个大队派一个人去，我在酒楼住了一个星期，那时候酒楼有得喝的。”

后来，刘大见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醒来的时候也总是乱说话，比如一大早就跟我说：“我抓了条大鱼你拿回去吃啊，在那里放着！”我故意问回去：“你睡在这里又起不来，你怎么抓？”他不理我，继续嘱咐：“拿回去先砍掉鱼头啊。”我只好说：“知道了，好好好，我中午就吃。”

他昏睡的时间越来越多，有时候要在旁边等好久他才醒过来。怕他自己无聊，我在床边给他贴了一块硬纸板，上面贴着照片，还把他九十多年的光荣事迹写上去。我在上面写：刘大见，养鹅专家，很多牙齿但从不刷牙，七岁开始抽烟，97岁成功戒烟，年轻时很帅，泗安最长寿的。刘大见盯着看了一会儿，觉得满意。可是我又想了下，他是仰面躺在床上的，是不是应该贴到天花板去？我问他意见，问他要是没贴稳掉下来怎么办。刘大见静静发了一会儿呆，才眯起眼慢慢笑起来：“好啊，掉下来我就重新做细佬哥（小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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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坐在玫瑰园，刘大见给我说过一些他小时候家里的事情。

刘大见说：“我们家里人都是超过100岁的，我爸爸最小，103岁过世的。我今年97，算小的了。”等一下又说：“小时候和哥哥去算命，算命先生说哥哥会活到24岁，我114岁。果然，24岁那年哥哥真的死了。”

事实证明，算命先生是信不过的。刘大见走的时候99岁。他重新去做细佬哥了。就算按他“天一岁地一岁自己又一岁”的说法来算，也只是102岁而已。不过，也没法找算命先生算账了。

刘大见年轻时候年年给自己过生日，杀鹅吃，杀狗吃，好几个老人家都知道刘大见生日在农历的四月初四。94岁那年的四月初四，他给我100块钱，我们买菜回来在张献伯伯家庆祝。96岁那年的四月初四，他已经卧床不起了，不过他塞给我们200块钱，让我们买肉买菜自己打边炉，算是帮他庆祝。97岁那年的四月初四，他的神志开始不清醒，我们打包了必胜客的披萨和烤鸡翅到他房间，给他唱生日歌。98岁那年的四月初四，我们请人把他抱下床，用轮椅推他到小花园晒太阳，大家一起分吃一块蛋糕。

只是再到后来，再到下一个四月初四，我们不再需要帮他庆祝了。刘大见不在了，刘大见不会长大了。失去了刘大见的泗安岛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傍晚时分大家一样来樟树下面乘凉，柠檬果一样在枝上一天一天长大。也是，刘大见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无数个需要在麻风康复村过完余生的老人家的其中一个而已。后来，不断有新的志愿者来到麻风康复村，可是他们已经不知道刘大见了，即使偶尔听到别人提起这个名字，也不过觉得是个过世了的普通老人家而已。原本刘大见的玫瑰园，被铺上方块地砖和绿化草坪，种上景观植物，变得整齐了。刘大见存在过的痕迹，一天比一天更少，这个地方慢慢把刘大见忘记了。

可是我舍不得忘记他。我不会忘记刘大见的。看动画片《寻梦环游记》，里面有人这么说：一个人的一生，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当世界上没有人再记得他，他将永远消失。

刘大见不会消失的，因为我记得他，因为我在向你介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