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文化主义”（Culturalism）作为文化研究的关键术语，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三任“掌门”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的“发明”，用来指称雷蒙德·威廉姆斯、理查德·霍加特和E.P.汤普森所开展的工作。[43]在理查德·约翰逊看来，霍加特、威廉姆斯与利维斯主义分道扬镳，汤普森也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这三位文化研究核心人物的共同特点是敢于打破传统，都强调各种文化形式、经验、能动性和文化意义的生产。[44]该中心第二代领军人物、被誉为“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从学科史和方法论维度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划分为“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葛兰西转向”。约翰逊和霍尔所论及的，应当算作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它是对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一种专称。

尽管约翰逊关于“文化主义”的界定后来被广泛接受，但仍有论者看到了其中的不足。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在追溯“文化主义”的理论渊源时，认为约翰逊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设定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雷蒙德·威廉姆斯、E.P.汤普森）和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路易·阿尔都塞）的做法显然有失片面，“约翰逊过于关注这些相对晚近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某种意义上说，明显低估了他们各自的非马克思主义先驱们的重要性”[45]。米尔纳建议换一种视角来界定“文化主义”，即用“文化主义”指称一种“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它一方面反对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与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米尔纳界定的“文化主义”在英国和德国都有着各自的脉络，其文化的观念融汇了文学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意义向度。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对当代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已经翔实地论证了这一点。由此观之，作为文化研究关键词的“文化主义”是一个有着双重所指的能指，任何将文化主义化约为与结构主义相对应的研究范式的做法都是失之偏颇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勾勒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与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之间的复杂关联，不仅有助于厘清文化研究学术史尤其是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的思想演变和智识生成，还可以有效揭示出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迁，将一些被遮蔽的理论话题重新发掘出来。

在笔者的视野所及，国内外至今尚未出现专论英国文化主义的著作和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国外，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撒同时也催生了文化研究学术史的书写热，这些冠以“简史”、“概论”、“指南”、“导论”之类的著作大多零星论及英国文化主义。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先后两次再版，被赞誉为“对文化研究的历史作了简洁恰当的概述，对一些核心范畴和重要文本进行了大有裨益的讨论”[46]。特纳在该书第二章“英国传统：一种简要历史的考察”中，重点评述了E.P.汤普森与文化主义的关联，“尽管会有一些质疑，雷蒙德·威廉姆斯还是通常被置入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传统，E.P.汤普森则是这一传统更具代表性的人物”[47]。与威廉姆斯相比较，汤普森更加注重引入一种社会历史视角，倾向于从实践的维度思考文化。特纳着重凸显了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以及理查德·约翰逊之间的激烈论争，借此总结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分歧与差异。此外，理查德·李（Richard E.Lee）的《文化研究的生命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的《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以及克利斯·巴克（Chris Barker）、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等人编写的“文化研究辞典”、“文化研究读本”之类都涉及英国文化主义的议题，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仿佛在不断重述一个“滥套的故事”（本·卡林顿语），即把英国文化主义化约为威廉姆斯、汤普森、霍加特三位文化研究奠基人的研究路径，内容上大同小异。[48]

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斯道雷主编的《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读本》（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本·阿格尔（Ben Agger）的《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和安德鲁·米尔纳的《当代文化理论》（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都对英国文化主义作了相对详尽的介绍。《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读本》是斯道雷另一部著作《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的配套读物，斯道雷在该读本中对文化主义的源起和特点作了界定：“文化主义是在与利维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性对话中产生的……文化主义是一种方法，它认为通过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一种文化的文本形式和成规惯例，有可能重新在那个社会中建立起生产和消费这些文化文本和惯例的男男女女所共享的行为模式和思想。”[49]文化主义的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强调人的能动性和文化的积极生产功能。在斯道雷划定的框架中，除了文化研究的三位奠基人以外，斯图亚特·霍尔和帕迪·沃内尔（Paddy Whannel）合著的《大众艺术》（The Popular Arts）也被归入文化主义研究取向的典范文本。汤普森曾反对别人将其归为文化主义一脉，斯道雷就此问题列举出系列证据，比如汤普森重视人的能动性和文化的历史情境性，惯于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书写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经验，汤普森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与文化主义相契合；与威廉姆斯关于文化的著名定义相比较，汤普森的超越之处在于认识到“文化总是在冲突与斗争中构建起独特的生活方式”[50]。并且，斯道雷认为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也应该归属于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吉尔罗伊的关注视点主要集中在音乐与民权运动上，他试图通过与文化主义的持续论争，寻求将种族/族性等概念引入文化研究。本·阿格尔首先追溯文化研究的“前史”——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学概念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认为威廉姆斯创造出了一种文化分析的“文化—社会”路径。《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的第五章专门介绍伯明翰学派，总结并评述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几个显著特征，诸如跨学科、文化概念的扩大、经验主义与理论资源之间的张力。阿格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伯明翰学派较之美国的民粹文化主义者更为理论化，比起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念更显灵活。”[51]安德鲁·米尔纳对于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尤其是文化与功利主义文明、文化概念在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的嬗变均有独到阐释。从《当代文化理论》的目录中可以看出，米尔纳将文化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文化思潮，与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并置。除了本节开篇所提到的，米尔纳的独到之处还表现在：一是反对那种持文化主义为非理论化的观点，强调文化主义也有理论；二是择取四位代表性人物——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F.R.利维斯和雷蒙德·威廉姆斯，评述他们各自的文化观念，演绎出英国文化研究中一段关于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序曲。但是，由于该书旨在系统梳理当代文化理论的六个主要思潮，因此对于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及其与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展开深入探讨。

此外，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论著触及了英国文化主义的某些面向，比如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的《文化研究的诞生1945—1965：成人教育、文化政治和英语问题》（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1945-1965：Adult Education，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Question）对成人教育之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意义的发掘，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的《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源》（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凸显战后英国的特定社会语境，从社会历史学、新左派等角度研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其他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剑桥大学林春的博士学位论文《英国新左派》（The British New Left）[52]、杜克大学苏珊·玛丽·布鲁克（Susan Mary Brook）的博士学位论文《书写文化：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文学与文化理论》（Writing Culture：Bri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Theory in the Fifties）、贾尼斯·派克（Janice Peck）的《思想的旅程：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与“非文化”之间关系的未决问题》（Itinerary of a Thought：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and the Unresolved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of Culture to “Not Culture”）等。

在国内，文化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随即掀起一阵西方文化理论的译介之风，但是英国文化研究方面的译著大多局限于结构主义范式之后，更多地亲近于媒体研究和社会学，关涉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和范式的代表性著作大多尚未译介。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以概论式介绍触及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传统与发展脉络：戴锦华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绪论”部分精准地勾勒出文化研究的理论路线图，明确指出文化研究的源头——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53]；罗钢、刘象愚在《文化研究读本》的“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中简略追溯了文化研究的源起，认为文化研究的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英国文学批评家李（利）维斯和以他为代表的‘细绎’集团”[54]；陆扬、王毅合作撰写的《文化研究导论》被列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该书辟两章专论“文化主义”，在“文化主义的先声”一章中，作者概要地梳理了从马修·阿诺德到F.R.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但是预设性过强，仅仅挑选出阿诺德和利维斯夫妇几部流传甚广的著作加以评析，尽管也融入了安德鲁·米尔纳和约翰·道克尔（John Docker）的批评视角，然而从总体观之，该书缺乏对“文化—文明”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细察。尤其令人不解的是，T.S.艾略特这一关键人物居然被遗忘得一干二净。[55]在“文化主义”一章中，该书在资料处理上有欠精当，比如把“文化主义”概念的提出归功于斯图亚特·霍尔。[56]其他的“概论”之作，如陶东风、和磊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之一”），陆扬独著的《文化研究概论》等均未超出上述研究视野。此外，萧俊明的《文化转向的由来》对安德鲁·米尔纳的研究思路作了精辟的综述，重点阐释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对于文化主义传统的塑形，该书明确提到文化主义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思潮，“与功利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发源于英国的文化主义。文化主义，就这个词本身而言，其历史并不久远，它只是伴随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在20世纪后期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文化话语的称谓。不过，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57]。

2000年前后掀起的文化研究理论著作的译介热可谓一波盖过一波，国内学界日益认识到厘清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系与关键思想的重要意义，这一浩大而急迫的工程吸引了大量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学者参与进来，他们遂成为“研究文化研究”的核心力量。这些学者开始反思文本中心主义的局限性，质疑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给文化研究贴上“憎恨学派”标签的褊狭性和武断性，以学术研究的姿态认真考量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复杂关联，尤其是文学研究之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意义。2008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组织召开了“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参会论文的主题包括“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英国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理论与文学关系研究”等，其中黄卓越的《离合之旅：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考察》概述了英国文化研究演进过程中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三种模式[58]，而易晓明为会议论文集撰写的“代序”——《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影》，则明确提到要从英国的工业化危机角度去考察英国文化研究与英语文学研究的亲缘关系[59]。此类研究尽管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也反映出学界对于英国文化主义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敏锐察知和日益重视，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此外，北京大学徐德林的博士学位论文《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2008年）从反思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出发，以新史学为方法论，考察了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其研究目标旨在尝试建构文化研究的学科史。该论文有两章内容涉及了英国文化主义，其中第二章阐述了英国文化主义的思想传统与研究范式的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论争。较之其他相关研究，该论文提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文化主义显著地不同于自己从中断裂而出的作为一种思想传统的文化主义”[60]，他一方面明确指出文化主义传统之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意义，另一方面对文化主义传统与文化主义范式的关联作出了个人化的思考，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其他相关论文有：赵国新的《背离与整合——雷蒙·威廉斯与英国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于文秀的《“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反权力话语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杨东篱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武桂杰的《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陆扬的《“文化主义”述评》［《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文章随后收录于《文化研究导论》；萧俊明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探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收录于《文化转向的由来》；张平功的《文化主义的传承——解读英文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7期），该文系在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中考量英国文学研究；黄卓越的《定义“文化”：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的“表述”》（《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1期）则着重考察了威廉斯姆之前“文化”概念在英国的塑形过程。

总体上看，国内学界对于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和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爬梳马修·阿诺德、F.R.利维斯、雷蒙德·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思想，鲜有在文化研究的学术脉络中考察英国文化主义传统的思想源流及其对于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深层意义，即便有论者敏锐察觉到这一点，也因为其研究旨在建构文化研究的学科史，故而其中一些复杂细微的关联并没有被充分呈现出来。因此，本书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自己的问题，以社会历史情境变迁为参照，突破学术史梳理的维度，以便在理论综述和“接着说”的层面上凸显出专题研究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