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克·莱纳斯是一个温和的人，平常很少与人发生激烈争执。他喜欢阅读历史类书籍，玩极限飞盘，运营着一家小型的慈善网站。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儿子，马克热衷于环境保护。相比于奔走呼号的环保主义者，他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写下来。[1]

然而，1999年的一个夜晚，马克一袭黑衣，手持砍刀，闯入了位于英格兰东部自己家附近的一个农场。他用力挥舞着砍刀，砍断一根又一根粗壮的玉米秆，仿佛在行侠仗义。

他利索地忙碌着，在挥舞着砍刀的同时还要多加小心，以免误伤激进的同伴。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和刚裂开的玉米秆的味道。中途他还时不时地停下来扶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这种事件的发生是有缘由的。几年前，马克在英格兰的一个海滨小镇参加了一次聚会，那里聚集了像他一样年轻的环保主义者。正是在那里，他知道了“基因工程”。一家名为孟山都的大型化学工业公司为了更好地培育作物，开始改变种子的基因。在马克听起来，这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赚钱。这种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新作物拥有一种“超能力”，即使使用了孟山都自产的剧毒除草剂农达，它们仍能存活下来。

马克向前倾了倾身体。他没听错吧？孟山都正是那家协助生产橙剂的公司。橙剂是一种有毒的除草剂，曾被美军用在越南战场上。现在，这家公司显然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只有自家生产的“科幻种子”，才能经受住即将到来的毒药风暴。

听到这儿，马克似乎明白了什么。当时关于牛海绵状脑病（俗称“疯牛病”）的争论正席卷英国。数千头奶牛感染了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英国官员一直坚称没有证据表明食用污染牛肉会给人体带来伤害。他们宣称一切正常，生活继续！然而，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人类变体病毒的出现似乎与牛肉制品有关。英国政府终于承认了错误。这次事件最终导致200多人丧生。

这证明了政府是不值得被信任的，尤其是在保护公众免受大公司侵害的时候。而现在一切仿佛是昨日重现，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插手食品供应，将自然玩弄于股掌之上。

越是深入了解，马克就越愤怒。他必须采取行动。于是他写了一篇长文，较早地向世人警示转基因作物的危害。他在《企业观察》杂志中写道：“在食品和化工领域跨国公司为追求更大利润而开展的全球基因实验中，我们——消费者——就是小白鼠。”[2]他警告道，如果跨国公司“成功迫使人们接受基因工程产品，那么地球上的生命轨迹可能会发生永久性改变”。

这种威胁确实存在，且迫在眉睫。“前路危险。”这篇文章令人信服，也激起了舆论。马克开始不停地写。随后他参加了“净化”活动，就像那晚在农场的活动一样。

很久以后，马克也会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瞄错靶心的。他知道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孟山都，但在后来的过程中，他开始变得偏激。现在回想起来，马克觉得震惊，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在农场的那天晚上，警察突然出现在开阔的田野间。马克倒在地上，心脏在胸膛中怦怦直跳。他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手电筒发出的光在田野上划出一道弧线。他听到警用对讲机断断续续传出的声音，随着他们逐渐靠近，还能听到狗的喘息和呜咽声。躺在地上，他想起了以前听说过的关于警犬的故事，它们被训练得只要咬住人就不松口。他希望这都不是真的。

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一切经历多么奇怪。“我一直遵纪守法。你看，我戴着眼镜，一点儿也不想被警棍打脸。我根本不喜欢对抗。”[3]然而就在此时此地，他正被警犬追着咬，眼镜也被压进翻起来的泥土中。

高度冲突

这是一本介绍一种神奇力量的书。这种力量煽动人们在文化争端、政治争斗或帮派仇杀中失去理智。这种力量使人们夜不能寐，深陷于与同事、兄弟姐妹或素未谋面的人之间的冲突。

高度冲突不同于良性冲突这种有益的摩擦。[4]良性冲突是好的冲突，它是推动我们变得更好的力量。好的冲突并不等于宽恕，它和妥协没有任何关系。它同样紧张而激烈，但在好的冲突中，我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好的冲突不会带来刻板的印象。我们始终相信没有人能够知晓一切问题的答案。人与人彼此相连。我们需要好的冲突来保护自己、促进了解和自我改善。当下，我们需要更多的良性冲突。

相比之下，当冲突变成一种善与恶的争斗时，就会形成高度冲突。这种争斗包括“我们”和“他们”两个对立面。

在高度冲突中，以往的对战规则已经不再适用。双方每次相遇，不论是在现实场景还是虚拟场景中，都会使情况变得剑拔弩张。人与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越是肯定自己的优越性，就越不容易弄清楚对方在想什么。当双方在现实中或新闻节目上互相针对时，当我们听到对方口中狂热、误导或危险的言论时，我们或许会感到胸口紧绷，恐惧与愤怒一同涌上心头。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双方并未交换意见，彼此却经常感受到相同的情绪。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来结束冲突——在社交媒体上叫板某人或者向人力资源部门抱怨某位讨厌的同事——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高度冲突的影响。他们就是治疗师口中的“高度冲突型人格”[5]。这些人总是急于指责他人，坚信自己是对的，对外时刻保持警惕。我们身边几乎都存在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事情非黑即白，他们总是正确的一方。不过生活中绝大部分人并非如此，他们尽可能地避免高度冲突。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回避也会带来问题。

最终，高度冲突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要么使自己陷入其中，要么眼睁睁看着我们关心的人或群体，乃至数代人受其所困。

在对不同地区进行的研究中，身陷高度冲突的人通常把冲突困境解释为对方先发起攻击，而自己只是做出正当回应。不管事实如何，双方都确信自己的反应是防御性的。他们就像世仇一样，细数对方的罪责，怒火一点即燃。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理论上讲，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妖魔化手足或近邻的危险。很少有人真正愿意永远生活在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激化冲突呢？为什么不能回到好的冲突中呢（即使我们很想）？

这是本书的第一个谜团。故事从北加州海岸的一个度假胜地开始。在那里我们将认识加里·弗里德曼，一位享誉世界的冲突调解专家。他决意从政，希望改善所在地区的政治环境。

我们先着眼于细微之处，观察冲突从何处开始悄然升级，从不同的层面剖析问题。“我们和他们”的冲突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有根源，而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所以说，“玉米地看起来不只是那片玉米地”，事件的背后另有其他原因。

之后我们来分析冲突是如何爆发的。为什么有些冲突一触即发、迅速升级并持续影响数代人，而有些冲突在酝酿阶段就完全消失了？我们将认识柯蒂斯·托勒，他曾经是一个黑帮头目，与芝加哥的另一个帮派积怨多年。我们将通过他的故事了解是哪四种引燃器引爆了冲突。

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高度冲突，这样当它出现时，我们就能识别出来。若是愿意，还能帮助自己或他人摆脱冲突。这就引出了最有趣的谜团。

人们确实能避免高度冲突。个人甚至整个群体能够找到中断冲突的方法，这不是轻易就能达成的，有一点很重要：他们不用放弃自己的信念，也不用违背内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相反，他们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他们开始理解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观念，就像第二语言学习者一样，在不放弃母语的情况下学会倾听对方的语言。这改变了一切，好奇心、人性、理智开始回归。冲突变得必要且有益，而不仅仅是消耗。

从高度冲突向良性冲突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模式是什么？先发生什么？再发生什么？最后又发生什么？过程将会推进下去吗？

城镇或者国家如何能够阻止甚至粉碎大规模的高度冲突？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将认识来自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的桑德拉·米莱娜·薇拉·布斯托斯，她曾是一名游击队员。她用一种正式、合法、可行的方式成功摆脱内战。她知道如何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完成这段旅程。

最后，我们将探讨如何从源头预防高度冲突。我们将回到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附近一座与众不同的犹太教堂里，让信徒们尝试按照不同的方式处理冲突，信徒们会保留好奇心、坚定自己的信念，哪怕过程令他们感到不适也未曾放弃。我们还将跟随这群犹太人从教堂前往密歇根州的乡村，在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者的家中度过三天，他们是当地乡村的狱警。我们将看到这样一种场景：两个群体抑制了种族对抗的冲动，他们试图维持良性冲突，而不是激化它。

高度冲突令人迷惑且充满误导性。如果我们不能学会识别它、掌控它、阻止它，迟早有一天会陷入冲突陷阱。未来，我们会被高度冲突迷惑双眼，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偏离正轨、制造矛盾，直至丢掉最珍贵的东西。

“看不见的手”

我的成长环境中充斥着诸多冲突，这些冲突并不极端。我享有充足的食物、爱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是我的妈妈却饱受抑郁和焦虑的折磨。每次感受到威胁时，她就容易变得愤怒且抱怨重重。

因此，很多时候我都是坐在新泽西家中的楼梯上，一边用手指在20世纪80年代的苔绿色地毯上比画，一边听着父母吵架。我竖起耳朵听吵架的内容，但其实主要是在分辨语气。对于每次争吵，我的父亲难辞其咎，但我通常只能听到母亲的声音从楼上传来。随着音调越来越高，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弟弟就会关上卧室房门，开始玩他的星球大战玩具。这种做法很明智，相比之下我却只想听父母吵架。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我正在监视事情的发生，或者说正在监视冲突。也许这样做能帮我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可以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

长大后，我找到一份与观察冲突有关的工作。作为《时代》杂志的记者，我报道过犯罪、灾难、恐怖袭击等各种人间苦难，后来转行去报道教育新闻。虽然人们通常对美国的教育充满溢美之词，但其实这里的教育具有高度冲突性。（在我收到的所有恶意邮件中，唯一一个对我爆粗口的是一位老师，他回击了我写的一篇关于教育变革的文章。）

记者这个角色带来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潜意识里我还是那个孩子，相信通过监视冲突可以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我绝不容许冲突逃离我的视线。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总体计划失败了。我无法预测冲突，甚至无法理解冲突，即便在我自己的国家也做不到。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世界的认识会如此不同，且如此坚定自己的信念？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反对党成员不仅孤陋寡闻，而且令人害怕。[6]即使美国人在许多政策问题上能达成一致，但却因为政见不同开始区别对待同类。据估计，3 800万美国人因为这次选举，最终与家人或朋友疏离。[7]

看起来好奇心已然泯灭。在这样一个时代讲故事还有什么意义呢？煞费苦心地报道和核实每一个细节，结果却只是服务于一群畏畏缩缩的人吗？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太相信新闻媒体能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8]许多人刻意回避新闻，因为报道太过负面。其他人则沉迷于此，因为新闻能激起愤怒。

有一段时间，我将此总结为美国社会特有的病态。也许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历史与极端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一场典型的政治两极分化风暴，这是一部分原因，但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美国。

在其他国家，人们会因为难民、英国脱欧或能源价格问题上的分歧而从家庭聚餐上愤然离席。在阿根廷，90%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面临分裂，甚至已经非常严重。[9]在挪威和丹麦，人们在如何对待野狼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在新西兰，引起分歧的问题变成了猫（没错，就是猫！）。在欧洲，有一半的人表示他们的社会不像10年前那么宽容。[10]“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永久性的愤怒，一种社会层面的愤怒，”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说道，“德国人不会正常说话，德国人只会大喊大叫。”[11]

当然优兔、脸书和推特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助长了无休止的冲突循环。媒体追求轰动效应，将愤怒转化为利润。注意力经济放任人性中恶的本能，从中获取丰厚的回报。在电视和网络上，一群愤怒的人迎面而来，怂恿、煽动人们的情绪。

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但仅有这些解释还是不够充分。很多人并未在社交媒体上花太多时间，他们也与别人激烈争吵。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比如一些尚未可知的原因。

因此我试着去寻找遗漏了什么。从卢旺达、哥伦比亚到以色列，我与不同地方发生不同类型激烈冲突的人待在一起。我完成了80个小时的冲突调解培训，主要关注人际冲突，如离婚案件、职场纷争、抚养权争夺等。我开始看到人们在截然不同的冲突中相似的行为。

五年后，我得出了结论。许多因素促成了当前的局面，其中很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自动化、全球化、市场监管不力以及快速的社会变革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和猜疑。这种担忧让政客、行业专家和党派很容易利用实际存在的社会分歧，包括各类偏见。

但是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就像地球引力一样对其他事物产生吸引。当超过临界点时，冲突自身就会失控。爆发争端的初始原因和诱发因素逐渐被人们淡忘，对抗的动态模式占据上风。医疗政策或移民问题背后真正的意见分歧已不再重要，冲突变成了现实。高度冲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看不见的手”。

逃避冲突

20世纪30年代，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建造了一个名为橡树公园的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建有一个安装了现代化过滤系统的大型游泳池和一个供低龄儿童玩耍的小型浅水池。公园里有6个红土网球场和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动物园，里面有熊、短吻鳄和猴子。这里可以说是城市中的童话世界。

但在蒙哥马利甚至整个美国，一直以来都存在“我们和他们”的对抗，这种高度冲突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橡树公园仅允许白人进入。

1957年秋，一个名叫马克·吉尔摩的年轻黑人男子下班后抄近路穿过橡树公园回家，他因违反种族隔离政策被逮捕。当他在法庭上质疑这一政策时，一位联邦法官裁定该市的白人专用政策违宪。所有市民都为修建公园支付了费用，包括黑人纳税人，所以公园必须对所有人开放。

这是平等和正义的巨大胜利，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该市非但没有进行调整，反而关闭了所有公园。如果没有黑人，白人就无法游泳，那人们干脆就不游了。橡树公园的游泳池被排干和填平，熊、短吻鳄和猴子被赠送或出售，游泳池再也没有重新开放过。所有人都输了，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12]

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度冲突。每一次尝试改善似乎都使事情变得更糟，损失在不断增加。

好的冲突至关重要。没有它，生活会变得更糟。它就像火，为人们提供生存的热量，照亮人们所犯的错误，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侵害。人们需要吵得人仰马翻的市政会议、紧张的约会晚餐、抗议和罢工，以及委员会和咨询工作室的激烈争吵。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那些试图在生活中避免一切冲突、从不争吵或抱怨的人迟早会崩溃。没有冲突的生活就像生活中没有爱，变得冰冷直至无法忍受。但如果冲突升级为高度冲突，它可能会走向毁灭，这一点区别很重要。

我一生都在观察冲突，但像大多数记者一样，我忽略了冲突的根源，这也是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它能够揭露事情的真相。我开始意识到政治两极分化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各种高度冲突中，从邻里纠纷到离婚诉讼再到罢工，人们的行为都非常相似。

高度冲突具有迷惑性。在理解这一点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会变得更大且不可避免。恶劣的争执会误导并驱使人们做出违背自己最大利益的行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这一点，一旦人们陷入这样的冲突，视野就会变得狭隘。事情被简单化，甚至过于简单。我们自认为是在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基于确凿的事实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做出判断。但真的是这样吗？

自我怀疑

故事回到英格兰，在那个漆黑的夜晚，警犬没有发现躺在田野里的马克。他及时逃脱了，用尽全力翻过一道带刺的铁丝防护网，跑到附近的灌木丛里躲到天亮。

后来，马克继续以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反对转基因作物。2001年，马克走进牛津的一家边界书店，把他从超市买的一块海绵蛋糕扔向与他意见相左的丹麦统计学教授的脸上。[13]教授正在宣传他的书，书中详细说明为什么自己放弃了一些极端的环保主义观点。

“这是送给你那些环境相关的言论的，简直是胡说八道！”马克喊道，音调高得反常。

当时的场面非常尴尬。出乎意料的是，统计学教授默默地擦去一脸的奶油，等待宣讲会开始的听众们则一脸迷惑地盯着马克。

马克在签售桌旁绕来绕去，奇怪为什么没有保安把他拖走。他本来没打算发表演讲，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临场发挥了。

“你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撒了谎，”马克说，“这就是你沾沾自喜的下场。”

几分钟后，马克终于被请了出去，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感到非常尴尬。他不喜欢当面对质，但他仍然相信自己在为“气候正义”而战。

这种方式的确奏效！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克的同伴们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政府在他这样的环保主义者的劝说下，禁止了大多数转基因作物。这是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抗议活动之一。

然而，有时候马克也会自我怀疑。有一次，他在伦敦参与组织的抗议活动升级为暴乱，窗户被砸碎，9名警察受伤。之后，当他的同伴们在酒吧庆祝时，他感到内心不安。

马克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参与这场“战斗”是为了保护环境，帮助最脆弱的普通人。他勇敢地面对大公司，公正地要求追究它们的责任。然而，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在同时发生。

2002年，一场严重的干旱和饥荒席卷了整个非洲，数百万人挨饿。但赞比亚政府却拒绝进口任何转基因玉米，理由是这种粮食存在风险。[14]事实上，赞比亚人多年来一直食用这种玉米，美国人更是如此。但是现在，在最需要它的时候，玉米却被认定是不健康的。在高度冲突中，马克和他的同伴们推动很多人反对转基因作物，而这只是基于很少的科学依据，可是现在人们却在面临饥荒的威胁。

时任赞比亚总统利维·姆瓦纳瓦萨说：“不能仅仅因为我的人民在挨饿，我就给他们毒药，给他们本质上会危害他们健康的食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始运回援助的粮食，这造成一场灾难。赞比亚领导人对外国援助的不信任有着长期且复杂的根源，但是像马克这样的激进分子领导的活动却使糟糕的处境变得更糟。

多年来，马克一直在逃避内心的疑问。人天生擅长逃避。当新的科学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也有可能是安全的，甚至可以拯救生命时，人们总是有理由对此不屑一顾，这不是什么难事。

直到人们发现并非如此。

现实世界的冲突

我们得承认高度冲突是有用的。它赋予生命意义，这是好的方面。但如今，高度冲突已经达到临界点。一次又一次，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似乎因为高度冲突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动员大部分人在不丧失人性的前提下进行变革。这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更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奏效。持久的变化以及深入人心的变革，只有在压力和良性冲突共同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二者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概率是暴力运动的两倍还多。[15]

高度冲突并不总是暴力的，但是它极其容易爆发。它很容易演变成暴力，从而导致反对派以更多的暴力作为回应，造成伤害不断升级。最能改善局面的人逃离了现场，接下来将由极端分子掌控局面。

任何培养“我们对抗他们”思维的现代运动，无论是否使用暴力，都可以说是从内部进行自我摧毁。高度冲突无法包容差异性。显然，将世界分为善与恶是狭隘且有局限性的，它阻断了人们携手解决棘手问题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疫情把这一教训深刻地诠释了出来。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湖北省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两周后，一名华盛顿州公民从武汉返回美国，抵达机场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四天后，他寻求治疗，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

2020年3月1日，纽约发布首例确诊病例。但此时，病毒已经在这座城市悄然传播了数周甚至数月，主要是通过来自欧洲而不是中国的旅行者。在第一例病毒检测阳性结果出来之前，估计已经有11 000名纽约人感染了这种病毒。[16]

到4月底，全球经济陷入停滞，超过2 60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救济。当时，全世界有300多万人确诊。

一夜之间，人类受到共同的敌人——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新型病毒的威胁。这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人们可以不分党派、种族或国籍，携手共同应对。[17]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两极分化的国家，大多数人确实是这样做的。2021年3月下旬，90%的美国人相信“我们可以共同面对这一切”，占比高于2018年秋季的63%。美国参议院以96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大规模的联邦经济刺激法案。而在一个月前，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难以想象的。

人们天生就会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也天生就会在某些条件下扩大“我们”的定义。像流行病这样的巨大冲击，可以在一夜之间把“我们”扩大至整个人类。

但是人们很难抗拒高度冲突，对于那些已经在持续的高度冲突中获得巨大能量和利益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以印度教教徒为主的印度，新闻媒体开始指责穆斯林传播新冠病毒，因为早期疫情的暴发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传教团的一次集会。“新冠圣战”[18]这个词开始在推特上传播起来。

特朗普把疫情归罪于中国，他指责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初隐瞒了相关信息。随后，他将矛头指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美国将撤回资金并切断与该组织的联系，原因是该组织对疫情的应对迟缓。[19]

但大流行是全球性紧急事件。疫情防控需要协作，责备只会适得其反。在毒燎虐焰中切断对全球唯一的“流感消防队”的资金资助，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突然之间，世界卫生组织和白宫的重要官员开始关心政治，而不是公共卫生。

疫情防控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国学校出于政治而非科学防疫的原因让学校复课或关停。[20]儿童和家庭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些本来不必失去生命的人就此逝去。高度冲突很难被打破。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和“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冲突陷阱会带来自我毁灭。今天，疫情可以在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从一个偏远的村庄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城市。[21]1980年至2013年，有记录的传染病暴发次数为12 012次，影响到4 400万人和几乎每个国家，这些都发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22]世界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使病毒很容易传播。即使我们设法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全球经济也会像网络一样维系着我们，交织着我们的未来。

“群体间的对立和仇恨并非什么新鲜事。”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他的经典著作《偏见的本质》（1954年出版）前言中写道：“新鲜的是，科技拉近了群体之间的距离，使它们的关系无法维持原本舒适的状态……我们还未学会如何调整自身的心智和道德以适应这种关系。”[23]

人类彼此相连。这是我们必须适应的，也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我们要为良性冲突而不是高度冲突建立体制和社会制度，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区别对待同类。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可行性，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在努力了，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5月25日，一名46岁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白人警察杀害，尽管弗洛伊德反复哀求他已经无法呼吸，白人警察仍跪压在弗洛伊德的身上长达9分钟。[24]这起白人警察杀害黑人案的大部分过程被拍摄下来，从明尼阿波利斯传到世界各地并激起了强烈抗议。此次抗议规模之大，为关于种族、正义和重大政策变革的严肃对话创造了历史契机。在许多地方，冲突虽然激烈，但也是良性的。

但并非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在一些地方，人们也会对警察和他人实施暴力行为。在某些城市，警察对和平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和武器，某些政客妖魔化抗议者，一些活动家诋毁警察肆意妄为、有失公正。至少有十几个美国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大多数人死于枪击。[25]暴力导致人们用更多的暴力来回应，这在高度冲突中经常发生。

再举一个例子，即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2021年1月6日，一群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很难预测这个饱受疫情摧残的国家能否在新的总统班底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如果高度冲突延续下去，每一次的极端暴力行为都将引发下一轮更激烈的冲突。

重新理解冲突

2008年的一个夏日，《卫报》请马克·莱纳斯写一篇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快讯，他之前已经多次撰写过此类文章。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完成了这篇文章，警告说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超级杂草”）、细菌或病毒可能会“猖獗蔓延”[26]，污染其他领域，这是他之前提出过的观点。

文章发表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翻了翻评论，感到忐忑不安。有人吐槽说马克根本没有“科学常识”，这种批评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刺痛感。

马克决定为自己辩护，他开始四处寻找证据来支持他的结论。他一页又一页地翻看期刊和书籍，看得越多，心跳越快。他找不到任何可用的信息。迄今为止，科学证据并不能支持他的担忧和长期以来的主张。相反，他看到一个不同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转基因作物有利于降低对环境的伤害。它们不需要太多的杀虫剂，因为它们可以抵御害虫。在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杀虫剂的使用量下降约30%，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孟山都和其他公司的确有过错，在推广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它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非但不用破坏地球，反而可以带来助益。马克现在觉得，多年来他怀揣美好的愿景，却有可能阻止了非洲和欧洲取得进步。

马克靠在座位上，突然感到心头发紧。这种感觉不仅来自认知的颠覆，更像是俯身于深渊之上。“我的世界观出现了裂痕，我不知道换个角度会看到什么。”

曾有许多人指责马克无视科学。多年来，他一直驳斥科学家的观点。这一次并没有新的事实，但是为什么情况与往日不同呢？

不出所料，一连串的经历改变了马克的执念，也开阔了他的思路。他无法再坚持过去的观点。五年后，在英格兰召开的一场集会上，马克站在成千上万的听众面前发表了一场令人铭记于心的演讲。“各位勋爵，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向你们道歉，”他说，“我在此郑重声明，真诚地为多年来一直反对转基因作物而道歉。”[27]

马克知道自己会紧张，他事先把演讲的每一个字都写下来了。每隔十秒，他就抬起头来，透过眼镜与观众眼神交流。

“我同样感到抱歉的是，”他接着说，“我协助妖魔化了一项重要的技术，它本可以并且应该被用来造福地球。”

这并不意味着背叛。马克依然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抵制大公司的剥削。“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相信气候变化，”他告诉我，“而是我开始意识到，我们采取的方式成效甚微。”在演讲结束后，他写了三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但是从那天起，他变得更加深思熟虑且精确严谨。他继续公开批评企业和政客，只是少了以往的轻蔑。当他从高度冲突中解脱出来后，他变得更加高效。他不再浪费大量时间与那些和他有着相同目标的人为敌。

像马克这样的人，我在这本书中还会提到。他们能够识别高度冲突的迷惑性，了解冲突的代价，并知晓如何挣脱束缚。

要想适应现代社会并稳步提升，我们需要了解冲突的机制。面对高度冲突，我们需要深入一步，才能看到它呈现的事实的轮廓。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它是如何扭曲我们的视角，想象出另一种生活的。

寄希望于对手终能醒悟是徒劳的，这只会让你更加心灰意冷。计较对方的过错容易让人成瘾，沉迷于下一届选举只是一种拖延战术。呼吁人们放下憎恨、施以仁爱是行不通的。被卷入高度冲突的人即便内心充满仇恨，他们也不会承认，他们坚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

憎恨是一种难以被忽视的情感，但它只是外在表现，冲突才是内在原因。高度冲突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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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马克的故事，细节来自我和其他记者对他的采访。我也参考了多年来他写的作品，尤其推荐他在2018年写的《科学的种子》（Seeds of Science）。这本书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解释了曾被误解的转基因生物科学。我很感谢马克不仅有勇气重新看待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公开谈论自己的转变。

[2]Lynas,Seeds of Science.

[3]Storr, “Mark Lynas: Truth, Treachery and GM Food.”

[4]在传统的家庭调解中，“高度冲突”一词常用来形容特别难相处的人或者特别难处理的事，比如离婚案。本书将“高度冲突”定义为名词，指的是不断激化直至崩溃的冲突系统。一些高度冲突会被贴上“顽固冲突”的标签，研究人员用它指代延续数代仍无法解决的暴力冲突，但本书的高度冲突比顽固冲突更常见。它不需要延续数代，也不需要暴力（尽管它很容易激发暴力）。了解更多关于高度冲突的研究，参见Bar-Tal, Intractable Conflicts, and Coleman, The Five Percent: Finding Solutions to Seemingly Impossible Conflicts。

[5]在一项对商界领袖的调查中，90%的人表示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不得不面对“有毒的”高度冲突型人格。Kusy and Holloway,Toxic Workplace!

[6]Pew Research Center,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Animosity in 2016.”

[7]这是根据大选后路透社和益普索进行的民意调查得出的估计值。在对6 426人进行的调查中，16%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因为选举不再与家人或朋友交谈。由此推断，美国成年人口的16%约为3 800万。Whitesides, “From Disputes to a Breakup: Wounds Still Raw After U.S. Election.”

[8]Swift, “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

[9]Kaur-Ballagan et al., “BBC Global Survey: A World Divided?”

[10]同上。

[11]这句话出自2018年我在柏林参加Zeit Online组织的“My Country Talks”活动时在现场听到的演讲。

[12]有关橡树公园的更多信息，请查看Heather McGhee精彩的TED演讲“Racism Has a Cost for Everyone” and Merriman,“Gilmore v. City of Mont-gomery”。

[13]关于海绵蛋糕事件的更多信息，请查看YouTube. The professor, Bjørn Lomborg,was promoting his book 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马克后来为此事道歉了。

[14]Paarlberg,Starved for Science.

[15]非暴力运动包括抵制、罢工、抗议等，它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们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有足够多的人对权力持续施加有意义的压力。Chenoweth and Stephan,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16]Carey and Glanz, “Hidden Outbreaks Spread Through U.S. Cities Far Earlier than Americans Knew, Estimates Say.”

[17]More in Common and YouGov, “COVID 19:Polarization and the Pandemic.”

[18]Sahoo, “India: Infections, Islamophobia, and Intensifying Societal Polarization.”

[19]BBC News, “Coronavirus: Trump's WHO De-funding ‘As Dangerous as It Sounds.’ ”

[20]Hartney and Finger “, Politics, Markets, and Pandemics.”

[21]World Economic Forum, “Outbreak Readiness and Business Impact.”

[22]Smith et al., “Global Rise in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23]Allport,The Nature of Prejudice.

[24]Fernandez and Burch, “George Floyd, from ‘I Want toTouch the World’ to ‘I Can't Breathe.’ ”

[25]截至本书写完时，死亡数据还难以确定。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很难判断枪击事件是否与抗议活动有关，相信更确切的数字很快会出现。参见“Nearly a Dozen Deaths Tied to Continuing Unrest in U.S”。

[26]Lynas, “GM Won’t Yield a Harvest for the World.”

[27]Lynas, “Lecture to Oxford Farming Con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