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他人很聪明，就是鸟有点垮

日本宇航员的选拔

首先请脱鞋，因为你面前是一个日式房间。你穿上一双隔离室专用拖鞋，淡蓝色的乙烯基拖鞋上印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的标志，JAXA四个字母向前倾斜着，仿佛它们正在以骇人的速度冲入太空。隔离室位于JAXA筑波科学城总部的C-5大楼里，是一个独立式结构，也算是一个家。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10名决赛选手将在这里竞争日本宇航队的两个空缺席位。我上个月来的时候，这里还没什么好看的——一间卧室，里面是挂着窗帘的“睡觉箱”；隔壁是一间休息室，有一张长长的餐桌，几把餐椅。这里更重要的是给人看。天花板下安置着五台闭路摄像机，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JAXA管理人员组成的小组就通过这些摄像机观察这10名选手的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这里的行为以及小组成员对他们的印象，将决定他们中哪两个人在脱下印着JAXA标志的拖鞋后，能够穿上印着JAXA标志的宇航服。

考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人究竟怎样，是否适合太空生活。一个聪明的、积极性强的人或许能将他个性中不受欢迎的一面隐藏起来，但他们瞒得过一次面试或者一张问卷——这两者加起来已经剔除了那些有着明显人格缺陷的申请者——却很难瞒过长达一周的观察期。用JAXA精神科医生井上夏彦的话说：“一直做个好人很难。”此外，隔离观察也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其他方面，比如团队协作、领导力、冲突管理等——这些团队技能是一对一的面试所无法评估的。（NASA没有隔离室考察法。）

观察室在隔离室楼上。那天是星期三，为期一周的隔离期的第三天。观察员坐在长桌前，手里拿着笔记本，端着一杯茶，面前有一排闭路电视一字排开。现在这里有3个人，都是大学里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他们盯着这些闭路电视，就像百思买门店里打算买东西的顾客盯着商品一样。而令人费解的是，其中一台电视上放的是一个日间脱口秀节目。

井上坐在操控台前，掌管着镜头变焦和话筒的控制，头顶上又是一排小的电视监控器。井上在40岁时就已卓有成就，在航天心理学领域广受尊重。然而他的长相和举止中总有点什么让你想要伸手过去捏捏他的脸。像这里的许多男性工作人员一样，井上穿露趾拖鞋的时候是穿袜子的。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日本的拖鞋礼仪有着诸多不解，但在我看来，这样穿意味着JAXA就像他自己的房间一样，让他有家的感觉。无论如何，在这周内我总会弄明白的；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现在，监控器显示一名选手正在从纸箱里拿出一摞9英寸×11英寸的信封。每个信封上都标着选手的代号字母——从A到J——信封里有一张说明书，还有一个用玻璃纸包着的方形小包裹。井上说，这些材料要用来测试选手在压力下工作时的耐心和精确度。选手们撕开包裹，拿出一捆正方形的彩纸。“这项测试需要……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英文应该怎么说，做某种纸模。”

“折纸吗？”

“对！折纸！”今天早些时候，我用了走廊里的残疾人专用厕所。厕所的墙上有个仪表盘，上面布满了操作杆、双向开关、拉链开关，看上去就像航天飞机的驾驶座一样。我拉下了一个拉链开关，我以为是冲水用的，结果却是紧急护士呼叫铃。我当时的表情就跟我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这表情的意思是“啥？”。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这些争夺日本宇航员席位的人们，国人眼中的英雄们，将要完成的任务居然是：折纸鹤。

“折1000只纸鹤。”JAXA的首席医疗官橘川昭一出来解释了一下。他一直默默地站在我们身后。这个测试是他想出来的。传统上，日本人认为折了1000只纸鹤的人将健康长寿。（显然这种保佑是可以传递的；所以人们通常会将这些穿在长绳上的纸鹤送给医院里的病人。）不久，橘川会将一只完美的黄色纸鹤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只比蚂蚱大那么一点点。而角落的沙发扶手上会出现一只小恐龙。他就像恐怖片里的坏人一样，潜入英雄家中，留下一个小小的纸折动物作为他邪恶的象征，告诉英雄他就在这里。或者说明他很喜欢折纸。

选手们的截止日期是星期天。人们在桌前分发着纸片，鲜艳的色彩打破了房间的沉闷。继鞋盒结构和斜躺在地上的火箭造型之后，JAXA又将通常出现在NASA内墙上的灰绿色成功地复制到了这里。这是一种我在别处从没见过的颜色，在色卡上也没有，然而它在这里出现了。

这项千纸鹤测试的过人之处在于：它会将每个选手的表现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完成任务后，选手们将这些纸鹤穿在一根长绳上。在隔离期结束后，这些纸鹤会送去分析。这是带有法医学意味的折纸：随着截止日期的逼近，压力越来越大，选手们的折缝会不会越来越马虎？最开始的10只纸鹤与最后10只相比，有什么区别？“精确度下降表明人在压力下耐心的丧失。”井上说。

我听说在国际空间站，一次典型的飞行任务有90%都是在装配、修复或者维护航空器本身。这是非常程式化的工作，而大部分工作都需要穿着耐压服并带着一定量的氧气来完成——这就像背着个计时器。宇航员李·莫林的主要工作是安装国际空间站桁架的中央部分，而桁架是安装各种试验舱段的核心。李·莫林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说：“它是靠30个螺栓连接在一起的，而我一个人就拧了12个。”（他忍不住又补充说：“相当于每训练两年才能拧一个螺栓。”）约翰逊航天中心宇航服系统实验室里有手套箱模拟太空中的真空环境，并对一副加压手套充气。手套箱里是一个重型登山锁，这是宇航员工作时，将宇航员和他们的工具与空间站外壁拴在一起的重要工具。使用这个拴链就像戴着棉手套发牌一样困难。单单是握拳就能在几分钟内让你的手疲惫不堪。所以，你绝对不能一受挫就表现得一团糟。

1个小时过去了，一名精神科医生已经将目光从观察选手转向了脱口秀节目。一名年轻的演员正在接受采访，回答关于他的婚礼以及他希望成为怎样的父亲之类的问题。选手们还在桌前弓着身子，安静地工作。选手A是一名整形外科医师，同时也是合气道爱好者，他以14只纸鹤的战绩排在第一位。剩下的大部分人刚折了七八只。操作指南长达两页。我的翻译小百合从本子上撕了一张纸也在折，她已经折到第21步了，给纸鹤的身体充气。操作指南上画着一个小云朵，用箭头指向纸鹤。这种指示只有当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才能看懂。不然看上去会非常的超现实：把一朵云塞进一只鸟里。

很难想象约翰·格伦或者艾伦·谢帕德将他们的才能运用在古老的折纸艺术上会是怎样一副场景，真是想想就很欢乐。美国的第一批宇航员是靠胆量和个人魅力脱颖而出的。水星计划的7名宇航员全都是现役或退役的试飞员，这是规定。这些人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就是打破飞行高度纪录和克服音障，不是自己几乎失去知觉就是飞机几乎失速坠毁。而直到阿波罗11号，每次任务都创下了NASA新的第一次。第一次太空旅行、第一次轨道运行、第一次太空行走、第一次对接演习、第一次登月。各种惊险开始沦为家常便饭。

每次飞行任务的成功都使得太空探索更接近常规，更接近——别不信——无聊。“驶向月球途中的趣事：不太多。”阿波罗17的宇航员吉恩·塞尔南写道，“应该带着填字游戏来”。而阿波罗计划的结束则标志着载人航天从探险阶段到实验阶段的转变。宇航员们在地球大气层边缘装配了环轨道运行的科学实验室——太空实验室、空间实验室、和平号、国际空间站。他们在那里进行零重力实验、发射通信卫星、发射国防部卫星、安装新的马桶。“和平号上的生活很单调。”在记录航空史的期刊《探索》上，宇航员诺曼·萨加德如是说。“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无聊。”迈克·穆莱恩将他的首次航天飞行任务总结为“拨几个拨动开关，放几颗通信卫星”。当然还是有新的第一次的，NASA同样满怀骄傲地把它们都列了出来，但是这些不会登上报纸头条。比如太空任务STS-110空间运输系统（Space Transportation System）中的“第一次所有航天飞机机组人员都通过国际空间站的寻求号气密舱进行太空行走”。在航天飞机时代的文献中，“能够容忍无聊及低水平的刺激”是NASA精神科和心理科内部工作组选拔宇航员的必备条件之一。

如今宇航员这个名号下有两大类人。（如果算上有效载荷专家的话就有三类，教师、花钱打水漂的参议员、公费旅游的沙特阿拉伯王子都算在这一类里。）驾驶宇航员是掌控全局的人。任务专家宇航员进行科学实验、做维护工作、发射卫星。他们仍旧是最棒的、最聪明的人，但未必是最大胆的了。他们中有医生，有生物学家，也有工程师。如今人们心中的宇航员是英雄也是书呆子。（迄今为止JAXA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已经归类为NASA任务专家了。国际空间站上有一个JAXA修建的实验舱，叫作基博。）而做一名宇航员压力最大的时刻，橘告诉我，恰恰是当不上宇航员的时刻——当你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得到飞行任务的时刻。

第一次跟一名宇航员交谈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宇航员还分这么多种。我心目中所有的宇航员都像阿波罗影片演得那样：金色护面背后的无脸英雄，因为月球引力微弱，他们像羚羊一样跳来跳去。我访问的宇航员是李·莫林。任务专家李·莫林体格健硕，语调温柔；穿着印有帆船和芙蓉花的衬衫，走路时一只脚略有内八。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讲的是他协助测试一款用于航天飞机发射平台逃生滑梯的润滑油。“他们让我们弯下腰去，把润滑油刷在我们的屁股上，然后我们跳下滑梯。润滑油通过了测试，于是（任务）得以继续，空间站得以建成。我很骄傲。”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为这次任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还记得我看着莫林离开，看着他那可爱的步伐和那为了科学而润滑过的屁股。心里想着：“哦天哪，他们也是人啊。”

NASA很大一部分资金赞助要依靠这个令人兴奋的神话。在水星计划和阿波罗计划时形成的意象几乎完好无损。在NASA正式的8英寸×10英寸宇航员照片中，许多宇航员仍旧穿着宇航服，也仍然把他们的头盔夹在大腿中间，仿佛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摄影工作室随时会莫明其妙失去气压一样。实际上，在一名宇航员的职业生涯中，可能只有1%的工作是在太空完成的，而这其中又只有1%的工作需要他们穿上抗压服。奥赖恩太空舱计划实施那天莫林也在场，他是驾驶舱工作小组的一员，当时在协助算出瞄准线以及电脑显示器的最佳位置。没有飞行任务的时候，宇航员们就跑去开会，做委员会工作，去学校和扶轮社演讲，评估软硬件，做一些地面指挥中心的工作，不然的话，用他们的话说，就拿桌子当飞船开着玩。

并不是说勇气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临危不乱”仍然是成为宇航员（必需）的特质之一。一旦发生什么问题，每个人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些选拔宇航员的机构——比如加拿大航天局（CSA）——仍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灾难处理技能上。加拿大航天局2009年的宇航员选拔测试重点项目被分期放在了他们的网站主页上，就像一场真人实境电视节目。选手们被送往一个灾难控制培训机构，在那里学习怎样从燃烧的太空舱或者坠落的直升机中逃生。他们要从一个骇人的高度脚向下落入一个被波浪生成器推出5英尺（1英尺=0.3048米）高巨浪的游泳池，背景中还放着以打击乐为主的动作片原声带以增强画面的戏剧感。（有可能这段片子更多的是为了提升媒体曝光度而不是为了挑选加拿大下一届宇航员。）

早些时候，我问橘有没有打算给他的选手们一些“惊喜”，以察看他们在紧急情况突然出现时的反应。橘告诉我他考虑过把隔离室的厕所弄坏。这个答案又令我始料未及，但天才就是这么干的。厕所坏了的片子要是放出来肯定不如动作片打击乐的那段好看（哦，搞不好还是这段比较好看），但是更加符合时宜。厕所故障不仅是太空旅行所面临的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挑战，而且——我们会在第14章详细说明——自有其压力所在。

“昨天你来之前”，橘又说，“我们把午餐推迟了1个小时。”小事可以定生死。如果不知道推迟的午餐、坏掉的厕所都是测试的一部分，选手们就更容易暴露真实的性格。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申请做一次模拟火星任务的实验对象。我通过了第一轮选拔，并被告知欧洲航天局（ESA）会有人在这个月晚些时候给我打电话，进行一次电话面试。这个电话打来的时间是凌晨4：30，当时我的暴脾气一览无余。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个测试，而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NASA也有类似的手段。他们会给一名选手打电话，告诉这名选手他们要重新给她做几项身体检查，而且第二天就要做。“而实际上他们要考察的则是：‘看看这个人到底会不会为了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而放弃一切’。”行星地质学家拉尔夫·哈维如是说。哈维的南极陨石搜寻（ANSMET）计划组成员偶尔也会递交宇航员申请。（南极是对太空的一个极佳模拟，人们认为，那些能在南极健康生活的人必定也为与世隔绝的太空旅行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哈维最近就接到了一通这样的电话，是关于一名选手的。“他们说：‘我们明天要给他一架T-38战斗机，这是他第一次开。我们希望你能以观察员的身份跟他一起去，然后告诉我们你觉得他怎么样。’我回答说：‘没问题！’其实我知道根本没这回事儿。他们只是想测试一下我对这个人的信任度罢了。”

看未来的宇航员们怎样处理压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用来减压的活动只能局限在宇宙飞船上。“比如说购物，”橘说，“你在宇宙飞船上就没法购物。”也没法喝酒。“也不能泡个长长的热水澡。”田边久美子补充说。田边控制着JAXA的媒体和出版部门，因此，我估摸着，她应该没少泡热水澡。

午餐时间到。10名选手全部起身打开箱子摆放碗盘。然后他们重新坐下，但是没有人动筷子。你简直能看出来他们正在思考策略。第一个吃东西意味着地位比较高吗，还是意味着任性和缺乏耐心？身为内科医生的选手A想出了看起来相当理想的解决方案。“用餐愉快！”他对大家说。然后他和别人同时拿起了筷子，但是等着别人先夹菜，自己再开始吃。真是老谋深算啊。我押他赢。

宇宙探索的全盛期过后，还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与水星计划、双子星座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相比，航天飞机上工作人员的数量多了一到两倍，而任务周期也不再只有几天，而是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也就导致水星计划时代“对的人”现在成了“错的人”。现在的宇航员必须是能与别人合作的人了。NASA推荐的宇航员素质清单上多了一项“能够怀着一颗敏感、尊重、同情的心与别人建立良好关系。适应能力强，有灵活性，待人公正，有幽默感，能够建立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如今的宇航局不再需要趾高气昂、胆大包天的人了。他们需要的是《罗丹萨的夜晚》中理查·基尔那样的人。自信要“适度”，冒险行为则要“适当”。一名好的工作人员不再需要逞强、雄壮、富有攻击性。或者如NASA的首任员工心理治疗师帕特里夏·桑提在她的《选择正确的员工》一书中所说：“自恋、自大、人际关系不敏感。”试问，“谁愿意跟这么个人一起工作呢？”

由于人口增长严重过快，日本人已经能很好地适应空间站里的生活。他们已习惯了空间狭小、隐私有限的生活。他们的体重更轻，比美国人更“便携”。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自小就彬彬有礼，喜怒不形于色。我的翻译小百合是一个体贴到将茶杯递给JAXA餐厅的洗碗工前，会先把杯缘的口红印擦掉的人。她说，她的父母以前常跟她说：“不要在平静的湖面掀起波浪。”而她说，做一名宇航员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延伸”罢了。对此，航天飞机机组成员罗杰·克罗茨深表同意。“他们都是优秀的宇航员。”他说。我在日本期间一直通过邮件与他保持着联系。

我向橘求证我的理论。我们已经走出观察室，来到楼下大厅聊天。我们坐在JAXA宇航员半身画像下的矮沙发上。“你说得没错。”他说，一只膝盖上下颠着。（今年早些时候我来参观时，他的老板告诉我，宇航员面试的时候，颠腿的和没有做到目光接触的都会被红牌罚下。于是在那段谈话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两个都死死盯着对方，谁也不肯把眼睛挪开。）“我们日本人习惯压抑我们的感情，试着合作，试着接受，有时候做得太过了。我都担心我们有些宇航员表现得太过于好了。”将感情压抑得太深太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要么会崩毁，要么就会爆发。“大多数日本人都会变得抑郁，而不会爆发。”橘说。幸运的是，他又说，JAXA的宇航员会和NASA的宇航员一起训练好几年，而在这几年中“他们的性格会变得比以前稍微暴躁一点，更像美国人一点”。

在之前的隔离室测试中，一名选手由于暴躁情绪表达得太过而被淘汰了，而另一名则因没能将暴躁情绪积极地表现出来也被淘汰了。橘和井上寻找的是那些能够保持平衡的人。我一下子就想到了NASA宇航员佩吉·惠特森。在最近的NASA电视节目上，我听说NASA有人跟惠特森说，她和她的队友刚拍出来的一组照片找不到了。如果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在拍照片，然后让我拍照的那个人跟我说他把照片丢了，我肯定会说：“再给我找找去，你个猪头！”然而惠特森没有一点气恼的样子，她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拍一次。”

如果想做个宇航员，还有什么别的事是不能有的吗？

“打呼噜。”橘说。如果呼噜声太大，你可能会被剔出备选名单。因为“打呼噜会吵醒别人”。

据《扬子晚报》的消息，中国宇航员的体检过程中，有口臭的都不能通过。并不是因为怕他有牙床疾病，而是因为，用健康筛选官员施斌斌的话说：“身体有异味在狭小的空间会影响同事。”

午餐结束，有两名选手——现在3个了，等下，4个了！——在收拾桌面。这让我想起了那种无刷洗车行，一小队擦车工涌向你的车，因为只有在那里，刷洗才存在。不过谁也不用洗碗。中心指示他们将用过的碗盘和餐具放回到标着自己字母代码的塑料箱里，再把这个箱子放进“气闸”中。而选手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餐具接下来会被放上一个推车推去拍照。照片则和他们折的纸鹤一起递交精神分析师和心理学家分析。我去看了他们昨晚餐具的拍摄情况。摄影师的助手打开箱子，摆好印有选手字母代码和日期的硬纸板，纸板上的字刚好出现在照片最下方，看上去就像是这些餐具中刚刚发生了一起惨案，而他们在拍犯罪现场照片。

井上对于分析餐具的目的描述得很模糊。他只说是为了看他们都吃了什么。好吧，选手C没有吃鸡皮；选手G剩下了味噌汤里的海草；E剩了一半的汤没喝，泡菜一点没动。而我押了注的选手A则把东西都吃光了，并且按照午餐来时的样子又把餐具一丝不差地摆回了原位。

“你看G桑，”摄影师咂了咂嘴。（“桑”是日语里的一种敬语，类似于“先生”或者“女士”。）他拿起了G放在所有餐具顶上的泡菜盘。“他把鸡皮藏在下面了。”

我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对宇航员来说，把东西都吃完、把脏碗盘堆整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狭小的空间里，保持整洁当然很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分析还有着其他的意味。如果我告诉一个陌生人在过去的这几天里我都观察了哪些行为，让他猜我这几天在哪儿的话，我估摸着他死也不会想到“宇航局”的，倒有可能想到“小学”。除了折纸外，这周里选手们的任务还包括用乐高拼机器人，以及画一幅名为“我和我的同事”的彩色铅笔画（这些成果也是要让精神卫生专家们拿去分析的）。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H，他正在对着他的同事以及摄像头发表讲话。这一活动的名字叫作“个人长处展示”。这种活动在我脑海中应该类似于一次单向的面试，或者是对个人性格特点以及工作能力的逐一列举之类。结果他们做的更像是夏令营里的才艺展示。C的长处是能用4种语言唱歌，D则能在30秒内做40个俯卧撑。

让这些活动更有校园气息的是，选手们还穿着围裙装。就像小孩子在体育课上为了区分不同队伍而穿的那种衣服一样。围裙装上印着各人的字母代号，以便观察员区分。因为隔离室灯光很暗，摄像机又很少会拉近到人脸上，所以如果不穿成这样，很难弄清讲话的人究竟是谁。在推行围裙装之前，大家常会把脸贴近屏幕，小声问身边的人：“这人是谁？E桑吗？”“我觉得是J桑。”“不是吧，J桑在那儿呢，穿条纹衣服的那个。”

H则说：“我可以撒把骑自行车。”然后他又把手握成杯状，将弯曲的拇指靠近唇边，试了几次之后，他发出了一种又低又干且不悦耳的口哨声。“我没有像你那样的才能。”H郁闷地对B说。B刚刚给我们讲了他的队伍赢得羽毛球冠军的故事，并且拉起裤管展示了他大腿上的肌肉。

H坐下了，F站了起来。F是组里的3个飞行员之一。“作为一名飞行员，沟通能力是很重要的。”F在这样生硬的开头后，突然大转弯，给我们讲起他跟兄弟们出去喝酒的事情来。“我们通常去女生爱去的地方。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沟通，打破男人间冷冰冰的气氛。”F把嘴张得大大的，给我们看他的舌头能做什么。心理分析师们都凑近电视仔细看。小百合的眉毛都竖了起来。“我做这个给女生看。”F说。啥？井上拉近镜头。F的舌头打了两个弯，就像一对玉米卷一样：“这是我常用的一个开场。”

下一个就是我押了注的A了。他说要给我们演示一种合气道技巧，问有没有愿意帮忙的人。D站了起来，他的围裙装就像内衣肩带一样有点从肩上滑下来了。A说他读大学的时候，低年级的学生有时候会醉得动不了。“于是我就扭住他们的胳膊让他们站起来。”他抓住D的手腕，D疼得叫出声来，大家都笑了。

“他们怎么跟兄弟会男孩一样。”我对小百合说。小百合旁边坐着橘，她在给他解释“兄弟会男孩”是怎么回事。

“说实话。”橘说，“宇航员确实有点像大学生。”人们给他们布置任务，帮他们做决定。太空之旅有点像上一所规模极小，层次极高的军校，只不过中士和系主任换成了宇航局管理部门。生活很艰苦，而你最好遵守规则。禁止讨论其他宇航员，禁止说脏话，永远不抱怨。就像在军队里一样，兴风作浪的人要么吃苦头，要么被送走。

在整个空间站时代，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宇航员始终是像表现极好的小孩一样遵守所有指令和规则且颇有成就的大人。日本就制造出了一批这样的人。在这种文化里几乎没有人乱穿马路，没有人歪着站。人们从不打算挑战权威。在我来东京的飞机上，邻座的人告诉我她妈妈不许她打耳洞。她直到37岁才鼓足勇气自作主张去打了。“我正在学着直面我母亲。”她悄悄告诉我。而她已经47岁了，她妈妈86岁。

“当然，探索火星又是另一回事了。”橘说，“探索火星需要一些更活跃有为，更有创造力的人。因为他们必须完全靠自己。”无线电通信会有长达20分钟的延迟，紧急情况下，你不可能指望地面控制中心给你建议。“这时又需要勇敢的人了。”

我离开东京几周后，JAXA公共事务办公室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告诉我他们最后选中了选手E和选手G。选手E是全日空航空的一名飞行员，而且是日本音乐剧的粉丝。他的个人长处展示部分表演的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剧里的一幕。这一幕里他要假装哭泣，并且缠着他假想的妈妈的胳膊。还是相当勇敢的，只不过不是飞行员那种勇敢的方式。选手G也是飞行员——他是日本空军自卫队的一员。空军飞行员总是宇航员的最佳人选，不仅因为他们的飞行背景和飞行技能。他们已经习惯了面对风险，在压力下完成任务；习惯了住在狭小且毫无隐私可言的营房上下铺；习惯了遵守命令，以及长时间与家人分离——而且，正如JAXA的一名职员指出的，宇航员选拔也是一种政治活动。而空军始终跟宇航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离开日本的第二周，10名选手全部飞往约翰逊航天中心接受NASA宇航员和选拔委员会成员的面试。橘和井上认为选手的英语水平是决定选拔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如同——在我看来——他们和NASA成员的关系一样重要。“这件事最重要的部分，整个过程的核心。”南极陨石搜寻计划组的拉尔夫·哈维说：“就是那场面试。你跟几个宇航员坐在一起聊天。你可能会成为跟他们一起困在南极洲一个小帐篷里的人，并且不只是空间站里的6周或者6个月，而很可能是10年，在你们等待飞行机会，或者在任务控制中心或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在选择一个同事，而且是在选择一个伙伴。”所以日本飞行员要比医生更有机会，因为他们和NASA的宇航员有很多共同点。全世界的军人和航空业的人都是同仁，而E和G就是其中的成员。

我第一次参观JAXA的时候，接待我的是另一个翻译。我们从火车站开车出来时，真奈美把一些标志翻译给我听。其中一个写着欢迎来到“筑波——科学与自然之城”。我常常听到人们叫它筑波科学城。这里不仅有JAXA，还有农业研究所、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建筑研究所、森林综合研究所、国家农村工程研究所、中央饲料及畜产研究所。这里的研究所多到研究所下面还有研究所：筑波研究所中心。那么城市名称中那个“与自然”的部分又是怎么回事呢？真奈美解释说，第一批人搬入筑波的时候，这里没有树，没有公园，没有任何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没有任何一条主干道或者高速列车通往这座城市。人们在这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结果，她说，这里的自杀现象特别多，许多人从研究所的楼顶上跳下来结束了生命。于是政府建造了一所商场，几个公园，种上了花草树木，并将城市名称改为了“筑波——科学与自然之城”。这招好像挺管用。

这个故事不由得让我思考起去火星的旅程来。在一个枯燥乏味的、人造的结构中待上两年，无法逃离工作，无法逃离同事，没有树，没有花，没有性生活，窗外没有任何风景，只有空旷的宇宙，或者充其量还有红色的土地。宇航员的工作充满压力，其原因正如你我一样——劳累过度、睡眠不足、焦虑、与人相处——而有两件事情可以让压力变得更糟：对自然环境的剥夺，以及个人的无力反抗。隔离和禁闭是每个太空机构都需要处理的大问题。加拿大、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的太空机构拿出了1500万美元精心策划了一次心理实验，将6个人放进一个模拟的宇宙飞船里，假设他们在火星执行任务。舱门明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