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尔斯坦

说来奇怪，人类的恩人居然要想方设法取悦于人。至少在美国时常是这样的。不管是谁，要想主政这个国家，就得绞尽脑汁哄老百姓开心。南北战争期间，人们对风趣的林肯就颇有微词。林肯大概觉得，幽默风趣总比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要好。可评论家们却批评他不够稳重，连他的战争部长都管他叫猿猴。

我们这代人的品位和思想都是在揭露者和讽刺者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其中，亨利·路易斯·门肯[1]最负盛名。我高中的朋友们都爱看《美国信使》。他们阅读门肯写的报道，追踪斯科普斯案[2]的审判进展。门肯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3]、美国南部基督教流行地区以及美国的愚民百姓，向来没有好脸色。替斯科普斯辩护的克莱伦斯·达罗，代表着科学、现代和进步。在达罗和门肯看来，信奉特创论[4]的布莱恩，注定是农业地区的一个荒谬现象。用进化论的术语讲，布莱恩是生命之树上的一个枯枝。他提出的银本位币自由铸造[5]实在是滑稽可笑，同样可笑的还有他在国会发表的那些过时的演说，以及在内布拉斯加农场盛大晚宴上狼吞虎咽的吃相。门肯说，布莱恩吃得太多了，结果把命给吃掉了。他的那些特创论思想，在斯科普斯案审判时遭到了人们的百般嘲弄。布莱恩就像那些会滑翔的爬行动物——翼手龙，会进化成能飞会唱的温血动物——小鸟。这个想法犹如天方夜谭，可后来居然成真了。

我以前喜欢随手摘抄门肯作品里的锦言妙语，足足抄了一大本，后来又添加了一些讽刺作家和自嘲作家的隽言慧句，比如威廉·克劳德·菲尔兹、查理·卓别林、梅·韦斯特、休伊·朗[6]、参议员德克森[7]等，甚至还有一页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幽默感。对民主社会里的智慧和自嘲，我自有考量，不过不想把你们扯进来。别担心，那个摘抄本已经丢了，我很开心，也不想去找。虽然有时我还会想起，可那就像脚注，不过是思想的一种延续罢了。

我对脚注总是情有独钟。我觉得，脚注要是做得好，做得巧妙，会帮助文章省掉一大堆废话。我发现此刻就是在用一个长长的脚注，开启一个严肃的话题——快速切转至巴黎，转到克利翁大酒店[8]豪华顶楼套房。此刻，六月初，早餐时分。主人是我的好友拉维尔斯坦教授，阿贝·拉维尔斯坦。我和太太也住在这家酒店，就在顶楼套房的下面——六楼。太太还在睡觉。我们下面一层（这跟我的话题没什么关系，可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句），就在刚才，整个楼面被迈克尔·杰克逊及其随从包下了。晚上，杰克逊要在巴黎一家大礼堂演出。不出几分钟，他的法国粉丝们就会蜂拥而至，翘首齐声高呼：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警察组成的人墙拦住了他们。酒店内，要是顺着大理石楼梯从六楼望下去，你会发现一群杰克逊的保镖，其中有一个在玩《巴黎先驱报》上的填字游戏。

“太棒了，是不是，居然遇到和这位流行歌王有关的欢乐场面。”拉维尔斯坦说。教授今天早上心情特别好，因为通过和酒店管理层的关系，他终于住进了炙手可热的顶楼套房。这可是在巴黎——在克利翁大酒店呀。花一大笔钞票在这里享受一次，再也不住龙街上那家叫“飞龙”的臭烘烘的旅店了——管它叫什么呢——也不住圣父街医学院对面的学院宾馆。克利翁大酒店可是富丽堂皇之至，豪华奢侈至极，没有一家酒店能与之比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加和谈[9]的要员们就下榻在这里。

“棒极了，对吧？”拉维尔斯坦快速地打着手势说。

我承认，确实如此。我们下面就是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方尖碑、橘园美术馆、众议院、塞纳河、河上壮观的大桥、宫殿、花园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风景名胜。但是，今天从拉维尔斯坦住的豪华套房里放眼望去，这些景观显得尤为赏心悦目。要知道，仅去年一年，拉维尔斯坦就负债高达十万美元，或许更高。以前他常和我打趣，说他就是一个“偿债基金”。

他常说：“我在像这个基金一样偿债——你知道这个金融术语吗，奇克？”

“偿债基金？大致知道一些。”

想当年，他没有走大运的时候，没人质疑他的种种需求，比如阿玛尼西装、LV箱包、美国买不到的古巴雪茄等；再比如，登喜路配饰、万宝龙纯金钢笔、巴卡拉或莱俪水晶器皿，用来盛酒款待客人，或由他人盛酒来招待。拉维尔斯坦人高马大的——块头大，但不是很壮——可一干杂务事手就抖，这倒不是他身子骨弱的缘故，而是因为满身都是力气，再加上操之过急，所以一用力便会颤抖。

好了，他的朋友、同事、学生，还有崇拜者们，现在不用再自掏腰包，满足他购买奢侈品的习惯了。谢天谢地，他现在可以自己去买詹森银器、斯波德或坎佩尔陶器，不用再绞尽脑汁地和学术界的朋友们进行交易了。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如今，他发财了，腰缠万贯。他写了一本书，把自己的思想公之于众。这本书充满激情、智慧和挑衅，难以卒读，却很畅销，以前卖得不错，如今依然很抢手，在东西半球，在赤道南北，都很热销。这本书可谓一挥而就，但写得很认真，没有屈从压力，也没有鼓噪宣传，没有骗人的智力把戏，也没有替什么教义辩护，更没有贵族派头。他完全有权像现在这样，一边享受服务员为我们准备早餐，一边俯视巴黎。他智慧过人，成了百万富翁。他能把你的所思所想变成文字，而且一字不差，用的还是你的语言，绝不含糊。这可不容易啊！他因此而名利双收。

今天早上，拉维尔斯坦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和服。这件衣服是他去年在日本讲学时主人馈赠的礼物。当时，人家问他最喜欢什么，他说想要一件和服。这一件和服，日本古代将军穿起来会很合适，一定是特别定做的。他身材高大，但不是很有风度；宽大的和服穿在他身上，松松垮垮的，一半都敞开着；他的两条腿特别长，线条则不敢恭维；内裤耷拉着，也没提上来。

“服务员跟我讲，迈克尔·杰克逊不在克利翁大酒店里吃饭。”拉维尔斯坦说，“他有自己的厨师，乘着他的私人飞机跟着他到处飞。天哪，这可要把克利翁大酒店大厨的鼻子给气歪了。他的厨艺可是一流啊，足以招待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他是这么说的。还可以招待一大群国王、皇帝、将军、首相，等等。可这个衣着华丽的小猴子居然不屑一顾。《圣经》里不是有这样的记载吗：‘双脚残疾的国王们，寄居在他们征服者的餐桌下，靠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度日。’”

“我想是有的。我还记得他们的大拇指都被剁掉了。可这和克利翁大酒店、跟迈克尔·杰克逊有什么关系？”

阿贝笑了，说对此不敢肯定，因为这在他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楼下传来粉丝们阵阵的尖叫声，巴黎的青少年——少男少女们在齐声尖叫，同时混杂着公共汽车、卡车和出租车的喇叭声。

这一历史性的场面构成了我们的背景。我们喝着咖啡，欢度愉快的时光。拉维尔斯坦兴致勃勃，可我们还是压着嗓门儿，因为阿贝的朋友尼基还在熟睡。在美国时，尼基有个习惯，就是爱看他的家乡新加坡拍摄的功夫电影，一看就看到凌晨四点。在这里，他照旧是熬到大半夜才睡觉。服务员将推拉门一个个都关了起来，以免惊扰尼基的好梦。透过窗子，我不时地瞥见尼基浑圆的手臂，一层又一层乌黑的长发披在光洁的肩膀上。尼基相貌堂堂，三十出头了，可依旧孩子气十足。

服务员送来野草莓、奶油糕点、果酱罐，还有我打小起就一直将其叫作酒店银器的小坛小罐。拉维尔斯坦一面向嘴里塞着小圆面包，一面在账单上草草地签了名。我吃饭比较斯文，而拉维尔斯坦吃东西、说话，让你感觉像是什么生物在活动，他在给身体提供食物，给思想添加养料。

今天早上，他又敦促我要走进公众视线，不要老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把兴趣转到“公众生活和政治上来”。他要我尝试写写传记，我答应试试。根据他的要求，我写了一篇小传记，是关于约翰·凯恩斯描写德国战后赔偿问题的争议以及解除一九一九年盟军的封锁。看到我写的文章，拉维尔斯坦很高兴，但不是非常满意。他觉得我的文章修辞不当。我回答说，过分注重文学修辞，会大大削弱作者的创作兴趣。

我完全可以那么去做。我的高中有位英文老师，名叫莫福德（我们管他叫“疯子莫福德”），他要我们阅读麦考利对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的评论。我不知道，这是莫福德的主意呢，还是学校董事会制定的教学大纲规定的。麦考利的这篇文章是十九世纪《大英百科全书》向他约的稿子，由河畔出版社出版，是美国教科书版本。读完后，我一下子就对华丽的辞藻产生了强烈兴趣。在这篇文章中，麦考利本人对人生的看法以及文中约翰逊的“丰富”思想，我读得如痴如醉。此后，我又读了不少客观评论麦考利的文章，它们批评他那种过于矫揉华丽的维多利亚式风格。可我对麦考利的这种风格就是情有独钟，这个毛病至今未改，我也不想去改。真得谢谢他，我今天依然能够看见可怜的约翰逊身体抽搐着，一边摸着街上的一根根路灯杆向前走，一边吃着变质的肉和发酸的布丁。

传记到底怎么写，这是个难题。约翰逊亲自给朋友理查德·萨维奇写的回忆录，是个不错的范例。当然，还有普鲁塔克。我跟一位希腊学者提起普鲁塔克时，这位学者有些不屑，说他“充其量只是个作家”。可要是没有他，《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能写得出来吗？

接下来，谈谈奥布里的《名人小传》。

可我不想罗列所有的名单。

我以前尝试跟拉维尔斯坦这样描写莫福德先生：疯子莫福德一看就是个酒鬼——因为他有一张酒鬼式的红脸，可他上课时从未喝得醉醺醺的。他每天穿的都是那套大减价时买的西装。他不想了解你，也不希望你了解他。他那对醉意浓浓的蓝眼睛深不可测，从不正视任何人。凌乱的眉毛下，一双眼睛不是盯着墙壁、窗外，就是瞧着课本。那个学期，我们跟着他读了两部名著，麦考利的《约翰逊传》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尽管约翰逊有淋巴结核，又全身水肿，而且衣衫褴褛，但依旧广交朋友，著书立说。就像莫福德要上课，听我们背诵课文一样：“这个世界的所有需要，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一件不让人身心疲惫，断烂朝报，枯燥乏味，徒劳无益。”他剃着一头短发，让人望而生畏，脸总是红红的，双手喜欢扣着背在后面，一副枯燥乏味、徒劳无功的样子。

我这样描述莫福德，拉维尔斯坦不大感兴趣。我干吗要请他想象我记忆中的莫福德是什么样子呢？但是，阿贝鼓励我写凯恩斯的文章，这是对的。凯恩斯可是一位震古烁今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其《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名扬天下。他给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10]的朋友们又是写信，又是写备忘录，报告自己战后的种种经历，尤其是战败国德国和同盟国领导人——克里孟梭、劳合·乔治以及美国人——之间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如何讨价还价。拉维尔斯坦这个人不大赞美别人，这一次却称赞说，我写的那篇记述凯恩斯给朋友便笺的文章，堪称一流。在拉维尔斯坦看来，作为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地位要比凯恩斯高。他说，凯恩斯夸大了同盟国的严正要求，结果便宜了德国将军，让纳粹成了最终受益者。《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严重不足。希特勒一九三九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与一九一四年德皇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毫无二致。不过，撇开这个严重的过错，凯恩斯还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他上的是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的又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熏陶，社交和文化修养自然不俗。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政治培养了他，成就了他。我猜想，私生活里他是把自己看成了乌拉诺斯[11]式的人——英语中同性恋的委婉说法。拉维尔斯坦提到，凯恩斯曾经娶过一位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他还跟我解释说，乌拉诺斯是阿芙洛狄特[12]的生父，可这位爱与美之神没有生母，她是大海泡沫孕育出来的。他对我讲这些事，并不是认为我对此一无所知，而是觉得，在特定的时候，我该把思想转到这些问题上。所以，他提醒我说，乌拉诺斯是被泰坦神克罗诺斯杀害的，他的精子流进了大海。这是个神话故事，不知怎么和德国赔偿扯上了关系，也不明白和当时仍在遭受封锁的德国人忍饥挨饿有什么联系。

拉维尔斯坦敦促我撰写有关凯恩斯的文章，是有其原因的。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德国银行家如何无力满足英、法两国的那些要求。法国人一心想要德皇的金库，要求德国必须马上交出金子来。而英国则说，给硬通货也行。德国的谈判代表中有个犹太人。劳合·乔治勃然大怒，令人吃惊地做出各种动作，羞辱那个犹太人，比如一会儿点头哈腰、弯腰驼背、一瘸一拐，一会儿又随地吐痰、怪声怪气、弓腰撅臀，甚至还迈着八字步，戏仿犹太人走路。凯恩斯把这些嘲笑动作，向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描述。拉维尔斯坦对这个文化圈的文人墨客没有什么好感。他讨厌他们一副装腔作势的模样，也厌恶他们诡谲怪异的举止，更不喜欢他称之为“同性恋的行为”。这帮人喜欢流言蜚语，这一点他不能指责，也不想指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而且特别喜欢散布流言。不过，他说那帮人不是什么思想家，只是一群附庸风雅之徒，其影响极坏。后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或者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英国成功招募的那些间谍，都是这个圈子培养出来的。

“可你写劳合·乔治恶意戏仿youpin写得很漂亮呀，奇克！”

Youpin是法语，意思是“犹太佬”。

“谢谢。”我回答。

“我压根儿也不想多管闲事，”拉维尔斯坦解释说，“只是想帮帮你，这个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当然，我明白他是什么动机。他要我为他写传记，同时要帮我摆脱那些恶习。他觉得我整天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应该要回归社会。“关得太久了！”他老是这样说。我亟须接触政治——但不是地方或政党政治，甚至也不是什么国家的政治，而是像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所理解的那种扎根于我们本性中的政治。一个人的本性是无法悖逆的。我向拉维尔斯坦坦言，阅读凯恩斯的文献，撰写那篇文章，就像是在度假，十分愉悦。重归人类，去沐浴人性。有好几次人流高峰时，我专门跑去乘地铁，跑进满座的电影院里——去沐浴我所说的人性。就像一头牛必须要舔一舔盐一样，有时我也异常渴望身体上的接触。

“对于凯恩斯、世界银行、他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以及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猛烈批评，我都有自己的看法，只是没有好好整理。我对凯恩斯可谓了如指掌，用字谜游戏填对他的名字都不在话下。”我说，“很高兴，你引起了我对他备忘录的关注。他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一定非常想了解他对巴黎和会的印象。多亏了他，他那帮朋友才能近距离地了解世界历史。我猜想，林顿·斯特雷奇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绝对要知道内幕消息。他们代表着英国社会更高的利益，有责任——一个艺术家的责任——知道。”

“那么犹太人那一边的利益呢？”拉维尔斯坦问。

“关于这一点，凯恩斯不是很开心。你或许还记得，他在巴黎和会期间结交的唯一朋友，就是德国代表团里的一个犹太人。”

“是呀，可他们才不会去关注一个像劳合·乔治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呢，这帮布鲁姆斯伯里的家伙。”

但是，拉维尔斯坦深谙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朋友圈的价值。他自己就有这样一个圈子，成员都是自己以前教过的政治哲学课程的学生和毕生的好友，其中大多数都像当年达瓦尔教授训练他那样培养出来的，使用的都是他们圈子里的语言。拉维尔斯坦教出来的年纪大一点儿的学生，现在有些已经在国家级报社里担任要职，还有一大批供职于国务院。有些学生不是在军事学院里教书育人，就是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有一个是保罗·尼采[13]的弟子，还有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华盛顿时报》担任专栏作家。有些已经威名远扬，个个消息都很灵通。他们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一个团体。拉维尔斯坦经常从他们那儿获得大量报告。一回家，他就抓起电话，和弟子们一聊就好几个小时。他好不容易才没有透露出他们的秘密，最起码没有把他们的姓名说出去。就算是今天，在克利翁大酒店顶楼套房里，他也是把移动电话夹在赤裸的双膝之间。身上的日本和服从腿上滑了下来。他的腿比牛奶还白，小腿肚子一看就是个久坐不起的人——腿骨又细又长，腿肚肌肉松松垮垮，一点儿也不浑圆。几年前，他得过一次心脏病，医生告诫他必须要锻炼。所以，他买了一套昂贵的运动服和一双高级运动鞋。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跑道上没跑几天就放弃了。锻炼身体不是他喜欢的活儿。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交通工具在使——就像一辆摩托车，贴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边缘狂奔。

“劳合·乔治那样做，我并不很奇怪。”拉维尔斯坦说，“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小浑蛋，生性好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跑去拜访希特勒，离开时对希特勒赞不绝口，说他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领袖，不管何事，他想干立马就干，果断迅速，向来有条不紊，从不无事自扰，执政风格与议会政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能听到拉维尔斯坦这样谈论他所称的伟大政治，真是让人开心。他经常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思考，对戴高乐推崇备至。他这个人，只要打开话匣子，往往就收不住。就说今天吧，他又谈起劳合·乔治如何“尖刻”。

“尖刻是好事呀。”我说。

“就语言而言，英国人可比咱们强，特别是他们的力量开始衰竭时，语言便成了自我激励的重要工具。”

“就像哈姆雷特提到的荡妇，必须借用语言袒露心扉。”

拉维尔斯坦天生一颗聪明的脑袋，头发已经所剩无几。谈起重大声明、重要问题、社会名流来，他总是轻松自如，可以纵横几十年、横跨好几个时代、超越几个世纪。然而，他对梅尔·布鲁克斯那样的艺人也非常熟悉，就像他谙熟经典名著一样。他可以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巨大悲剧，一口气谈到布鲁克斯饰演的摩西。“他是带着诫命从西奈山一路下来的。上帝原本是授予他二十条诫命，可看到一群以色列小孩儿围着金牛犊嬉戏，有十个诫命从梅尔·布鲁克斯的怀里掉了下来。”拉维尔斯坦酷爱卡茨基尔[14]的这些文娱节目，他在这方面颇有天赋。

我这样描述凯恩斯，拉维尔斯坦非常满意。他记得丘吉尔称赞凯恩斯富有远见，能够预测未来——阿贝很喜欢丘吉尔。要说远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能力，那可是没几个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不过，弗里德曼只是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狂热分子，文化上则是一个平庸之辈。凯恩斯则不同，他智力超群，文化修养极高。然而，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是不对的，表明他政治上不成熟。说起政治，拉维尔斯坦可谓深谙此道、见解独到。

阿贝在华盛顿“人脉”很广，总是电话不断。我开玩笑说，他一定是在幕后操纵着一个影子政府。他笑了笑，承认确有此事，可那笑容像是说，他觉得这很正常，是我少见多怪。他说：“我过去三十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至今一个个还是离不开我。多亏了电话，我们可以不断地进行研讨。正是有了这些讨论，他们把二三十年前学到的柏拉图、洛克、卢梭或尼采等人的思想、理论，有效地用到了他们在华盛顿每天处理的那些政策问题上。”

能博得拉维尔斯坦的肯定，那可是一大幸事。因此，他的学生总是不断来找他——这些男人如今一个个都四十出头了，其中有些在海湾战争中担任过要职，和他电话一通就是个把钟头。“这些特殊的关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重于一切。”对于唐宁街或者克里姆林宫的一举一动，拉维尔斯坦必须要有所了解，这就跟弗吉尼亚·伍尔夫必须要阅读凯恩斯关于德国战争赔偿的私人报告一样，都是很自然、很合理的。拉维尔斯坦的见解或观点，对政策的制定说不准有时候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应该用某种形式，继续负责对以前的这帮老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他在巴黎也不乏追随者。在法国高等研究院上过他的课的学生，从莫斯科完成使命回来，也给他打来电话。

他们关系亲密，相互信任，还有性的友谊。他家有张宽大的黑色皮沙发，他常坐在里面接电话。电话边上有块电子控制板，他用起来得心应手。可我就不行，我对高科技一窍不通。拉维尔斯坦不一样，尽管手还会抖，用起这些仪器来却操控自如，就跟魔法大师普洛斯彼罗似的。

不论怎么打，他现在都无须为电话账单担心。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克利翁大酒店的顶楼套房里。

“你天赋很高，奇克。”拉维尔斯坦说，“可你写虚构作品，没有多少虚无的东西，这样很不好。你应该更像塞利纳那样，去写虚无主义的喜剧或闹剧。那个遭人白眼的女人对她男朋友罗宾逊说：‘你干吗就不肯对我说“我爱你”？你和别人有啥不同？你那个玩意儿不是跟人家一样可以勃起吗？什么？衣服不脱？’在她看来，爱情就是勃起。但是，罗宾逊是个虚无主义者，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坚守原则，就是在屈指可数的几件举足轻重的问题上决不撒谎。他可以尝试各种淫秽、下流的东西，但最终会和那些东西全部划清界限。结果，他被这个满腹屈辱的流浪女人给开枪打死了，因为他就是不肯说‘我爱你’。”

“塞利纳的意思是说，这样写他就真实可信了，对吗？”

“这意味着作家应该写出你的喜怒哀乐。这些都是人类在寻找的东西。罗宾逊的这种情况是中世纪戏剧的再现。那些戏剧表现的，往往都是恶毒至极、无耻透顶的罪犯再次投向圣母寻求帮助。不过，在这一点上毫无异议。你是怎么写凯恩斯的，我想让你就怎么来写我，而且要写得更加全面。你对凯恩斯太客气了，写我的话你可不要这样，想多尖刻都行。你看上去不像是个人见人爱的宝宝呀，你写我，或许能把自己给解放出来。”

“从什么当中解放出来？”

“随便什么，只要是束缚你的——一把悬在你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对。”我纠正说，“是傻瓜克利斯之剑。”

要是在餐馆这样对话，其他客人准以为我们俩是在讲色情笑话，寻欢作乐。“傻瓜克利斯”，这是拉维尔斯坦式的幽默噱头。他笑得前仰后合，就像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中那头受伤的马似的，向后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