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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

“一战”改写了世界权力格局，日本不是唯一的受益者，更大的赢家是美国。

尽管美国付出了9.8万子弟兵客死欧洲的代价（其中过半数死于西班牙流感，据本内特《美国通史》），以致军队和民间的厌战情绪都空前高涨，但美国的国际地位还是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提升，《华盛顿海军条约》标志着称霸海洋几个世纪的大英帝国，不得不默许昔日殖民地与自己在海权上平起平坐。除此之外，没被战火波及的北美洲大陆成了欧洲资本的投资天堂，从大战结束的1919年到1929年，整整十年间，美国社会虽然有禁酒令催生的压抑与不满，有黑帮、银行劫匪以及3K党频繁活动引发的治安动荡，但整个国家的工商、金融等行业，以及科教、文化乃至民权，都迎来了大发展。到1920年代末，美国GDP突破万亿美元，工业生产总值十年间的增长超过50%，农业增产，石油等新能源带来新财富，各种新技术不断被发明出来，城市化进展迅速，国民收入状况和健康状况（主要体现为人均寿命）都有提高，妇女获得了投票权，黑人等少数族裔社团获得了活动空间……以当时的眼光观之，简直臻于“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大提高”之境。

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美国经济悄然显露疲态。秋天，美国停掉了对欧洲战后重建国家（主要是德国）的贷款，同时，不祥的征兆在股市中显露出来。9月初，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指数冲高至452点的历史新高之后，已持续了五年的牛市行情开始陷入停滞。此后一个多月间，股指持续小幅阴跌，面对此前看来似乎只涨不跌的股市，投资者信心逐渐动摇。终于，10月24日这天，灾难降临。在前一个交易日股指再次下挫31点后，人们的恐慌心理忽然集体决堤。当天交易所的开市钟声刚刚响过，许多人抛售手中股票，挂出低价，只求尽快成交变现。在恐慌情绪的传染下，后来的人更不计成本地竞相杀跌，每笔挂单报价的落差往往达到5美元甚至10美元。尽管钢铁大王、摩根等产经巨子曾联手出击，试图护盘，但在丧失理智的抛售下，此时即便富可敌国的企业机构也无力回天，他们很快放弃了抵抗。纽约证交所如同在惊涛骇浪中漂浮的小舟，堪堪挨到闭市，11%的市值在一个交易日内蒸发。

这一天将以“黑色星期四”之名被永远铭记，美国股市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很快“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接踵而至，尤其是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1.6亿股票被抛售，指数再度下挫12%，刷新了“黑色星期四”的纪录。此时，柯达、美国电报公司、纽约中央铁路等往日绩优股，股价都接近腰斩，至于那些本就价格虚高的泡沫股，更从接近50美元的最高价跌到1美元。到了11月中旬，股指已降到224点，不及两个月前的一半，投资者损失达260亿美元，超过当时美国政府年财政预算10倍有余，股市已经无可挽回地崩盘了。

更可怕的是，所谓熊市不见底，未来两年中，股指甚至会降到30点。当时，美国的股民约有1500万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算太大，因此股灾波及面还比较有限，但股市是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当华尔街发出预警，意味着暴风雨将席卷全国。

1930年12月，股灾一年多之后，又一场灾难袭击纽约：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事情起始于合众国银行的一处小营业点，一个储户读到《纽约时报》上关于银行信用基础并不牢靠的时评文章后，打算将自己的现金从银行提出。而此时美国大部分银行给企业的贷款都已随着股灾蒸发干净，回收无望，存款准备金严重不足，几乎要靠做假账来维持，因此每个提款或要求兑现股份的客户，都让他们心惊肉跳。银行经理人自作聪明地反复劝阻这个储户不要提款，结果此人愤怒地离去，并对排队的客户及银行外的路人宣称：这家银行拒绝付现。

这个声音是爆炸性的，作为全美金融之都的纽约，几乎每个居民都对金融异常敏感，股灾后就一直紧绷着的神经再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人们像急着逃离沉船的老鼠，涌入银行，试图在灾难成真之前救出自己的财产。这个消息在纽约城里飞速传播，很快这家银行门外聚集了超过2万人，人群中的情绪交相感染，恐慌与愤激蔓延，局面失控，纽约警方不得不调集大批人手来维持秩序，这反而又加剧了冲突。最终，这家银行在全部的200万美元现金被提空后，关门歇业。次日，营业网点遍及美国的合众国银行宣布倒闭。挤兑和银行破产如瘟疫般在美国四散传播，1930年内就有700家银行倒闭，未来三年中，银行在美国过半数州的土地上绝迹，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破产了。

比之股市，银行系统崩溃的影响来得直接得多。没有了这条融资途径，许多中小企业很快破产，大企业也不得不裁员，失业率飙升。1929年“黑色星期四”之前，美国失业率仅为3%，1931年则增至16%，次年达到24%（黑人等弱势群体失业率超过50%），这意味着1200万美国劳动力丢了饭碗，连带他们的家庭，总共3400万人受到影响，在当时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1/4。

由于此前美国人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贷款消费盛行，同时许多家庭并无积蓄，失去收入来源后，完全无力偿付，只得变卖不动产，沦为流民。各行各业都受到波及：因为消费力下降，工业减产50%；农牧业方面，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发生了诸如任由丰收的棉花烂在田里、将过剩的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这类事件。

这段悲惨的年月被称为大萧条时期。大萧条的波及面不仅限于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与国际结算体系中的重要枢纽，美国金融市场崩溃的影响很快扩散。自1931年起，奥地利、德国、法国在半年之间先后遭遇金融危机，英国也不得不于该年9月放弃金本位制，以加大货币供给。余波所及，日本、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新晋工业国家也或多或少被殃及，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愁云惨雾，其中作为“一战”战败国背负着沉重赔款压力的德国，受害尤其严重。

大萧条为什么如此突兀地出现在高速发展的美国？直至今日，经济学家们穷尽智力还在试图解答，然而莫衷一是，无人能给出令举世信服的答案。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将对大萧条的研究誉为经济学领域的“圣杯”，而他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连圣杯的边儿都还没摸到”。

尽管理论说起来深得吓人，但如果对现存的各派观点稍作概括，就会发现最接近真相的一个词——脱节。

首先，股票市场的价格与价值脱节。20世纪以来，华尔街的证券交易红火，“一战”后投资之风更盛，股灾之前连涨五年，这也给了许多投机者和掮客机会。他们或通过做盘和媒体炒作，甚至制造虚假账目等手段将股价拉抬至十倍有余；或鼓吹渲染股市暴利诱使股民入场，以赚取佣金。风气所及，1927年起股市开始脱离实际地飞涨，从1926年的不到200点一路攀升到股灾之前的452点。然而，股价的根基并不牢靠，已形成泡沫危机，但从中取利者还在不遗余力地鼓吹。就在1929年上半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密斯的竞选班子成员还曾撰文称：“现在每月投资股市15美元，20年后就将赚到8万美元。”这利润远远高于储蓄或创办实业，对渴望一夜暴富者来说，是巨大的诱惑。后世的投资大师、“华尔街最会赚钱的经理人”彼得·林奇曾说，“不做研究就投资，就如不看牌面就玩牌一样盲目”。但在当时，强大的赚钱效应和宣传鼓动使得很多股盲顾不得做什么研究，就杀入股市，壮烈牺牲。

至于更多的没有涉足股市的美国人之所以也被殃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消费与储蓄的脱节。约翰·凯恩斯在他出版于1936年的名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将人对货币的需求动机概括为交易、预防、投机三大类。很难想象这是以1920年代的美国人为研究样本得出的结论，因为在他们身上似乎看不到“预防动机”。由于经济连年向好，消费至上主义盛行，他们怀着“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不加顾忌地寅吃卯粮。截至1930年，美国人的贷款消费总额高达6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偿付能力。大萧条袭来时，他们此前用于抵押贷款的房屋等财产全部充了账，直至流离失所。如果说股民的问题在于过度投机，普通人的问题就可概括为过度消费——这与21世纪初的次贷危机的成因何其相似。

对企业来说，他们的麻烦来自生产力与市场容量的脱节。日新月异的新科技被用于生产，随之而来的是工农业产品的激增，增产的喜悦让人忘了考虑市场，企业主们的观念是，“有一个好的推销员，再多的产品都卖得出去”（本内特《美国通史》）。最终，生产能力远远地甩开了市场的消化能力，即便在前述贷款消费的情况下，仍然供大于求。随后产品滞销，价格下降，企业主和工人的收入减少，恶性循环，直至发生“倒牛奶”这类的极端结果。

从社会整体来说，美国各阶层财富分配比例脱节。经济发展最先造福了各方面资源都占有优势的富人阶层，而当时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制衡，在马太效应的反复作用下，必然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詹姆斯·马丁等人所著《美国史》中的数据显示，1919—1929年，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5%所占有的社会财富份额达到34%。1920年代的经济发展虽然也让美国工人家庭的收入增多，但社会财富分配仍不成比例。71%的美国人年收入仅有200美元，即便在地位最优越的美国土生白人群体中，也有半数人年收入不足500美元，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并且此时美国中央银行出于对通胀的担忧，又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储蓄利率，这又使富人的财产更多流入银行储蓄，而非流通环节，危机袭来时，可供拉动经济的财富短缺。

大萧条爆发后，美国政府应对失策，他们采取的旧式贸易壁垒政策与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环境脱节。大萧条伊始，为了保护本土产业，美国政府几乎不假思索地使出传统的保护手段——提高关税。1930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出台，关税平均提高了3%，农牧产品的税率增幅超过10%。然而，当时已不同于美国独立时的18世纪，世界各国已被跨国贸易连接在一起，美国带有明显的以邻为壑意味的增税手段，后果就是以加拿大和欧洲为主的美国商品进口国也出台报复性的关税政策，这使得美国国内市场萎靡不振之余，出口市场再受打击。截至1933年，美国进口和出口比法案出台前都下降了30%，最严重时贸易额下降超过50%。作为大萧条应对政策的关税壁垒，最终适得其反，加重了危机。

此外，政府财政开支过大；新技术导致企业用工需求减少；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外来人口，从而使美国房地产市场受损；过于僵化的抵押贷款法规束缚了作为美国央行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使其不能及时向各会员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全国性的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起；苏联国内恢复稳定，因人力成本低廉而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加剧竞争……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都被用来解释大萧条的原因。但在当时，痛苦与愤懑无处排遣的民众，无暇考虑这么多，他们自然而然地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指向了时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

这是一位作为工程师和慈善家而为人所知的总统，“一战”中他曾组织对滞留欧洲的美国人展开救助，战后又帮扶家园毁于战火的欧洲人，颇立功德，因此当选之前就深孚众望。在1928年的大选中，胡佛作为共和党候选人顺利获胜。1929年3月，他志得意满地入主白宫。法国波旁王朝的开国君主亨利四世曾许下宏愿，要让“每个法国人的锅里都有一只鸡”，胡佛的抱负则是“让每个美国人的锅里有两只鸡”。他踌躇满志地宣称，美国已无限接近“最终战胜贫困”，这样的激情与自信，使得美国人大受感染。可惜仅仅半年多，气泡就破了。为了稳定民众情绪，他在大萧条已显而易见地到来之后，还四处公开演讲，宣称“美国繁荣富庶的基础是稳定的”。这种欺人之谈更使得他的声望如股市一样，一泻千里。各种对他的讥嘲流行开来，比如胡佛曾宣布美国“消灭了贫民窟”，失去家园的流浪汉便把他们由帐篷板房构成的、比贫民窟还残破的宿营地命名为“胡佛之城”，乞讨用的口袋叫“胡佛袋”，露宿时盖在身上聊以御寒的废旧报纸称“胡佛毯”，空空的钱包则被高高挂起，是为“胡佛旗”，还有人创作歌谣编排胡佛及其政府要员，歌曰：

梅隆鸣笛，胡佛敲钟。华尔街一声令下，国家向着地狱冲。

梅隆是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值得一提的是他虽跟着胡佛挨骂，其实两人从政见到私交都不融洽。本内特《美国通史》里讲了一个恶搞他们的段子，说胡佛朝梅隆借5美分，说要打电话给朋友，梅隆掏出10美分，“拿去吧，够打给你所有的朋友了”。

以上种种揶揄挖苦，只是苦中作乐。对胡佛来说，讥嘲虽然难堪，却也不算大麻烦，真正让他焦头烂额的是大萧条激化的社会矛盾，比如1932年的“补助金远征军”事件。

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总共动用了50万人，称为欧洲远征军。战争结束后许多退伍军人却没得到妥善安置，1924年国会通过法案，答允为他们提供退伍补偿金，但政府极不情愿，只发放了大约1/10，推说剩余的将在1945年偿清。当时美国经济尚好，生计不愁，退伍士兵们虽不满意，还是忍了，但大萧条以来百业凋敝，好多人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此时，同情退伍军人的得州议员波特曼提请国会，提前支付退伍补偿金。这笔钱连本带利总计超过20亿美元，当时胡佛政府正千方百计缩减开支，自然不能也不愿掏出这笔巨款，在他的大力游说下，国会拒绝讨论此提案。闻讯后，失望的退伍军人们从美国各地向华盛顿进发，打算到首都讨个说法。这支游民大军半数以上曾是当年“一战”的欧洲远征军，此时他们自称“补偿金远征军”。

1932年春夏之交，“远征军”陆续进抵首都，其中很多人拖家带口，行状甚是可怜，同情他们的华盛顿警方在距离国会山不远的废弃厂区辟出一块空地，供他们“安营扎寨”。毕竟是行伍出身，这群老兵们保持了一定的纪律性和自尊心，他们以退伍军官沃特斯为领袖，在其主持下约法三章：不乞讨，不酗酒，禁绝暴力行为。每日他们多是和平请愿，并集体祷告、出操、唱军歌，以此展示“军容风纪”，争取各界的同情。

各地汇集到华盛顿的“远征军”越来越多，此外还有少数不是退伍军人的激进分子混杂其间，最多时达到两三万人。沃特斯要求与胡佛或其代表对话协商，但此时的胡佛政府已在重压之下变得迟钝又易怒，深恨这伙人添乱，胡佛唯一采取的举措就是加强白宫的安保，还调动了军队。至于“远征军”的请求则全不理睬，他甚至还大骂华盛顿警察局长，因为警局向“远征军”提供了食宿便利。

“远征军”人多了，食物就不够分了，问题长时间悬而不决，大家的情绪也愈发不稳，不满在滋长，首都的空气日益紧张。僵持到6月中旬，波特曼的提案终于被送交国会讨论，但受阻于参议院，“远征军”的失望达到顶点，有人离去，但更多的人不甘失败。沃特斯宣称，政府如果不偿付补偿金，他愿意“在华盛顿静坐直到1945年”。同时，政府也担心夜长梦多，和军方协调立场后，政府要求“远征军”在7月22日之前全部撤出，后来时限放宽至28日。但到了那一天，沃特斯通知来清场的政府人员，他们经过投票表决，“坚守阵地”。就这样，惨剧发生了。

美国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名作《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就以如下场景开头：

这天下午，8000名隶属美国第12、第34步兵团以及第13工兵团的士兵，全副武装，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挺进“远征军”示威的场所宾夕法尼亚大道，他们身后，竟然还跟着六辆隆隆作响的坦克车。指挥这支大军的，是美国陆军参谋长，52岁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少将，这位个性刚愎的将军穿着挂满勋章的制服，得意洋洋，似乎十分享受自己策划的戏剧化大场面。他身边，是小他十岁的助手，同样一身戎装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曾苦谏麦克阿瑟不要出面，可惜非但无果，连他自己也被命令必须到场。

面对这样的阵势，“远征军”有些蒙了，对方荷枪实弹，而他们自己手中，只有残破的标语牌和褪了色的星条旗。

时间接近16时30分，一些下班的市民路过宾夕法尼亚大道，驻足观望，现场围得里外三层，就在这时，原本只可能出现在中世纪的一幕，居然出现在20世纪的美国首都街头。200名鲜衣怒马的骑兵从美军阵中呼啸而出，冲向“远征军”的阵地，挥动马刀，迎头劈砍——总算他们还有底线，用的是刀背。人群顿时炸开，怒骂声四起，悲愤莫名的老兵们冲着骑兵喊：“世界大战我们在欧洲为国血战的时候，你们在哪儿？！”但骑兵不为所动。当时骑兵已是濒于淘汰的兵种，因此本内特将此次行动戏称为“美国骑兵的最后一次冲锋”。指挥者是乔治·巴顿少校，日后的铁胆将军此时已表现出他招牌式的果敢与高效。

随后步兵也加入战团，麦克阿瑟下令向人群投掷催泪瓦斯。“霎时间，空气染毒，围观者四散逃走。一股带着甜熟果子味的烟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浓烟所至，退伍军人家属睁不开眼，透不出气来，拿着炊具，带着孩子，从房屋里踉踉跄跄地逃了出来。据美联社报道，‘此情此景，就像1918年大战中的无人地带一样’。”（《光荣与梦想》）虽然上峰有不得开枪的命令，但对麦克阿瑟来说，抗命不是问题——后来的朝鲜战争中他也是这么干的。

“远征军”纷纷逃离现场，但一切没有结束，麦克阿瑟早打定主意，乘勇追“穷”寇。美军追到了“远征军”最大的宿营点安那科斯蒂亚主营地，将那里的简易帐篷付之一炬。当天24时之前，行动结束，“远征军”被从华盛顿市区肃清，共有5人在事件中丧生，包括3名在当天上午与警察冲突中重伤不治的，受伤者有百余人，其中不乏妇孺。《光荣与梦想》中还提到，有两名婴儿因吸入有害气体死亡，“远征军”为其中一个拟写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他只活了三个月，是胡佛总统下令毒死的。

此时，人道家胡佛总算表现出了一点人文关怀，拨出7万余美元帮助被赶走的“远征军”返乡。但此举远不足以洗清污点，次日的《华盛顿新闻报》评价道：“伟大的美国政府，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用部队的坦克追击没有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是多么让人可悲的景象啊……如果下令军队对没有武装的公民开战，这就不再是美国了。”（本内特《美国通史》）

动武是胡佛和司法部长米切尔、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后来他在1945年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参与了重庆谈判）等高层商议后决定的。事后，政府大夸自己的维稳之功，麦克阿瑟也自得地宣称粉碎了潜在的安全隐患，甚至颠覆阴谋云云。胡佛政府还宣称，补偿金远征军都是游手好闲者，“十个里面没一个真穿过军装”。不过，美国退伍军人档案局的资料显示，远征军中94%是货真价实的老兵，更有67%曾出征海外。

为了混淆视听，胡佛的宣传机器还指认补助金远征军的幕后黑手是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这又是一切混账政府的惯用手法：将民众请愿的动因归结为某些“恶势力”的挑唆。补偿金远征军事件见诸报端后，纽约的一处寓所里，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用悲欣交集的口吻断言：“这件事将让我当选总统。”

他就是民主党的下届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