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东坡先生易解》考述

丰子翔1

【内容提要】 苏轼的《东坡先生易解》是《周易》学术史上的要籍,虽成书于北宋,但无宋元刻本传世。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东坡先生易解》抄写于明初,递经钱谦益、钱曾、胤祥、弘晓、潘祖荫等人收藏,在卷数、避讳和经文顺序等方面保留了一定的宋本特征。通校目前存世的十二种《东坡先生易解》版本,可发现明钞本中保存了不少特有的异文,其中有六处为明钞本独是。明钞本在《东坡先生易解》的版本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关注。

【关键词】 《东坡先生易解》 明钞本 《周易》 苏轼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东坡先生易解》是苏轼在苏洵2、苏辙3的研究基础上撰写的针对《周易》的注解,4是苏轼晚年学术成就的代表作,5更是一部《周易》学术史上的要籍。

《东坡先生易解》在两宋之交已经广为流传,但现存最早的刻本刻于明万历二十二年,此外还有六种明刻本。这七种明刻本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讹误,6离宋本的面貌较远(详后)。

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藏明代钞本《东坡先生易解》九卷(以下简称“明钞本《易解》”),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红格,白口,左右双边。明钞本《易解》钞写工整,字体挺秀,曾经名家递藏,保留了宋本的部分特征,在异文方面,更有胜于他本之处,是研究《东坡先生易解》不可或缺的本子。明钞本《易解》自20世纪中期入藏国图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有鉴于此,笔者将从递藏过程、宋本特征和关键异文三个方面,对明钞本《易解》进行文献学角度的研究。

一、 明钞本《易解》的递藏过程

明钞本《易解》无序跋,首叶钤有“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以及“北京图书馆藏”三印。三印中的前两印都是清朝怡亲王的印鉴,可知明钞本《易解》曾被怡府收藏。但事实上,明钞本《易解》在进入怡府之前,以及从怡府流出之后,还曾庋藏于其他著名藏书家的架上,不少藏书家还为明钞本《易解》撰写了解题。探讨明钞本《易解》的递藏源流,不仅可以确认其真实性,还可以借以考察藏书家们对明钞本《易解》文献价值的认识。

怡府首任、次任亲王所对应印章的关系,学界经常不加分别。7为了探究明钞本《易解》入藏怡府的时间,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稍加探讨。

“安乐堂藏书记”是首任怡亲王胤祥的印鉴,而“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是胤祥之子、次任怡亲王弘晓的印鉴。证据有二:

1.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钞本《直音傍訓周易句解》 。所用稿纸的版心下方题“安乐斋”,首叶钤有“安乐堂藏书记”。 《直音傍训周易句解》作者是元代的朱祖义,所以此清钞本玄字缺笔,应是避康熙讳,而弘字不避乾隆讳,可知《直音傍训周易句解》应当钞写于乾隆朝之前。

弘晓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 ,雍正去世时,弘晓年仅十四。8最多十四岁的少年,特意钞写《直音傍训周易句解》这样一部稀见书,9殆无可能。所以“安乐堂”“安乐斋”应当是其父亲胤祥的室号。

2.现存藏在各处的经怡府收藏过的书籍,若“安乐堂藏书记” “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同时出现,“安乐堂藏书记”多居于叶面右下角这一优势位置。有时因为“安乐堂”占据了为数不多的空白处,“明善堂”印只能盖到字上(如图1) 。可见“安乐堂藏书记”钤盖的时间要早于“明善堂览书画印记”。

根据弘晓所写的《恩赐御书明善堂匾额恭记》一文,“明善堂”是乾隆皇帝在乾隆五年(1740)赐给弘晓的室名,10在这之前,弘晓的室名叫“侍萱斋”。乾隆元年时,弘晓的两位老师林令旭、沈景澜在给弘晓的诗集作序时,还称“侍萱斋诗”“侍萱斋主人”。11《明善堂诗集》中,乾隆元年弘晓的《自序》后面有不少印章,亦没有“安乐堂”字样的。可见在“明善堂”之前,弘晓应该没有使用过“安乐堂”之号,“安乐堂藏书记”当是胤祥的印鉴。

《八旗通志》载胤祥薨于雍正八年( 1730) ,12而明钞本《易解》上又有“安乐堂藏书记”,则明钞本《易解》入藏怡府的时间应该在雍正八年以前。

怡府收入明钞本《易解》后,将其妥善保存。写于弘晓去世后的《怡府书目》,13著录“《东坡易解》一部,四本”,14正是此书。而写于道光年间的《影堂陈设书目录》,15著录“《东坡先生易解》,四本”,16则对书名的记载更加准确,可见怡府在书籍大规模散出前,仍旧收藏着明钞本《易解》。

以怡府为枢纽,笔者将讨论明钞本《易解》在进入怡府之前和怡府藏书流散之后的递藏状况。

明钞本《易解》入藏怡府以前,是钱谦益和钱曾的旧藏。证据有二:

1.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载有《东坡易解》一部九卷,17绛云楼之书多入钱曾之家,而钱曾《读书敏求记》云:“《苏东坡易解》九卷。明初人钞本,缮写极精好。”18钱曾所说的“明初人钞本,缮写极精好” ,从明钞本《易解》所具有的绵纸、朱丝栏等特点来看,符合钱曾的判断,且与《藏园群书经眼录》对明钞本《易解》“明宣德大字精写本”的记载相似,应当是同一本。

2.关于怡府藏书的来源,陆心源在《宋椠婺州九经跋》中说:“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19杨保彝在《南北诸家藏书源流记》中说:“虞山绛云之藏,一传述古、汲古,为延令、传是楼,再传纳兰,而后归怡府。”20

钱谦益和钱曾是怡府藏书主要来源的观点,在陆心源和杨保彝处得到了相互印证,应当可信。同时,陆、杨二人的说法也有一些旁证可做参考。上海图书馆藏宋明州刻本《集韵》21和国家图书馆藏影宋钞本《潜虚》22上,皆有“安乐堂藏书记”与“虞山钱曾遵王藏书”二印,足以证明怡府中曾有钱氏的旧藏,明钞本《易解》也应当是这批旧藏之一。至于明钞本《易解》是否曾经徐乾学和季振宜之手,则没有明证。

明钞本《易解》在怡府藏书散出以后,归潘祖荫滂喜斋所有。

咸丰十一年( 1861) ,第六任怡亲王自尽,怡府藏书于三十年间陆续散出。23潘祖荫对此事评价道:“怡邸所藏,无一不精,惜十年来散尽,现寥寥无几。”24而潘祖荫的滂喜斋,就是怡府散出珍本的归宿之一。 《滂喜斋藏书目录》云:“ 《东坡易解》九卷,明宣纸红格大字精钞本。有‘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订作四册。”25正是国图现藏的明钞本《易解》 。

潘祖荫祖籍吴县,早年因中探花,以翰林院编修起官,故而在京城和苏州有两处宅邸,据傅增湘说,此书便是藏在潘氏京城宅邸的。261890年潘祖荫去世后,家眷南归,潘氏藏书因此出售过一部分,剩下的藏书归其兄潘祖年,潘祖年于1925年去世,滂喜斋之书则归潘承厚、潘承弼的宝山楼收藏。

1929年,傅增湘亲眼见到了此书,《藏园群书经眼录》云:“ 《东坡易传》九卷,宋苏轼撰。明宣德大字精写本,钤有安乐堂、明善堂印(自注:滂喜斋藏书,丁卯) 。”27需要注意的是,傅增湘的这段话和《滂喜斋藏书目录》的话很相似,有相承关系,由此可知《滂喜斋藏书目录》的钞手将“宣德”误钞成了“宣纸”。

抗战爆发后,宝山楼藏书散出,1941年,傅增湘又在北京琉璃厂见到了此书。 《藏园群书经眼录》云:“《东坡先生易解》八卷(笔者按,当为九卷之误),宋苏轼撰。旧写本,绵纸朱格,十行二十字。钤有明善堂、安乐堂藏印。 (自注:潘氏滂喜斋遗书,辛巳十一月六日见于翰文斋) 。”28

翰文斋是北京琉璃厂中一家书肆,1886年开业,创始人韩心源深得精通目录学的书贾徐苍崖之传,缪荃孙称赞此店“自摆摊至开铺,自小铺至拓广厦,不过数年已与至大之书铺鼎立”。29而明钞本《易解》也在进入翰文斋后的十余年间,不知所终。

直到1959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才又出现了这部明钞本《易解》。30

根据上述研究,明钞本《易解》可考的递藏过程可表示为:

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怡亲王府→潘氏滂喜斋(宝山楼)→翰文斋→国家图书馆

从钱曾、潘祖荫等人为明钞本《易解》撰写的解题来看,行格特殊,钞写精美,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这是明钞本《易解》能够辗转于名家之手,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但正如孙从添在《藏书记要》中所说的:“明人钞本,各家美恶不一,然必有用之书。或有不同常本之处,亦皆录而藏之,然须细心紬绎,乃知其美也。”31为了进一步把握明钞本《易解》的文献价值,还必须通过详细的考证,来揭示其与“常本”的不同之处。

二、 明钞本《易解》保留的宋本特征

明钞本《易解》在分卷、避讳字和注文的顺序上都保留了一定的宋本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部分是今存的明刻本所不具有的。

(一) 分卷

《东坡先生易解》,在宋代已流传很广,很多书目皆有著录,不过在著录书名和卷数时,各家并不完全一致:

《中兴馆阁书目》 :《易传》九卷。32

袁州本《郡斋读书志》 :《毗陵易传》十一卷。

衢州本《郡斋读书志》 :《东坡易传》十一卷。33

《直斋书录解题》 :《东坡易传》十卷。34

《玉海》 :《东坡易传》十一卷。35

以上的宋代书目,只有《中兴馆阁书目》这一官藏书目著录为“九卷”,但“九卷”才是苏轼自定的卷数。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云:“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36又,《与王定国》云:“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37可证。

书名不合苏轼自称,或是后世偶然改易,38而卷数的差异则涉及版本系统的不同,关系较大。宋代书目中,或作十卷,或作十一卷,可见当时的版本系统已较为复杂,卷数与苏轼自定不合的本子,必然在成书过程中经历了相对多的改动。

比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冰玉堂刻本《苏氏易解》八卷,它的第八卷题为“苏氏易系辞解下卷第八”,由《系辞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四部分组成。《系辞下》因在卷端的卷题中已有交代,所以正文开始时可以不另出小标题,但《说卦传》的正文是紧接着《系辞下》的正文的,《说卦传》正文开始时没有任何小标题,这与在同一卷的《序卦传》《杂卦传》的正文在开始前皆有单独的一行“序卦传”“杂卦传”的小标题的体例不同,读者无法直观地确定《说卦传》的位置,这是刊刻的失误。

在明钞本《易解》中,第八卷题为“东坡先生易系辞解下卷第八”,没有小标题。第九卷题为“东坡先生易说卦解卷第九”,合《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为一卷,《说卦传》因在卷题中已有体现,故而没有小标题,《序卦传》 《杂卦传》则皆有。将明钞本《易解》和冰玉堂刻本《苏氏易解》的分卷情况作比较,笔者发现,冰玉堂本的八卷本,只是将九卷本的第八卷和第九卷机械地合二为一,删除了九卷本第九卷的大标题,又没有给《说卦传》补上小标题,因此导致了上述问题。

所以就分卷上看,明钞本《易解》继承了宋本的面貌。

(二) 文字的避讳与顺序

明钞本《易解》避宋讳有二,一为北宋真宗赵恒之讳,一为仁宗赵祯之讳。明钞本《易解》避“恒”字很严,避“贞”字则较为宽松。比如,在卷四上的《恒》卦中,所有的“恒”字皆缺末笔避讳,而“贞”字皆不避。但卷八“刚柔者,立本者也”经文下,苏轼注文“贞,正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故胜者,贞之衰也”三句,“贞”字皆缺末笔避讳,而“夫贞者之于天下也”一处的“贞”字,又不避。明钞本《易解》存有宋讳,这便是保存有宋本面貌的直观特征。

《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一段,是《周易》中颇为重要的内容,思想家多借以发挥天人性命之学,程颐、苏轼、朱熹也不例外。

程颐曾认为“大衍之数五十”一段的上下文有错误,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说法,在《周易本义》中调换了若干句经文的顺序。笔者下文所使用的十一种《东坡先生易解》的校本(简称“参校诸本”),在“大衍之数五十”一段,全部使用了朱熹调整过顺序的经文,唯独明钞本《易解》还保留着使用王弼本的面貌。

明钞本《易解》的经文作: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廿有五,地数卅,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为者也?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参校诸本的经文作: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子曰:“夫易何为者也?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明钞本《易解》同王弼本,39而参校诸本同朱熹《本义》本。40明钞本《易解》与参校诸本的不同,反映出明人普遍尊崇朱熹《本义》,甚至以《本义》经文改宋本《东坡先生易解》的顺序。参校诸本就是明人改动的产物,这一点,可以从参校诸本移走经文而造成经注文的矛盾处得见:

在明钞本《易解》经文“如斯而已者也”下,苏轼注先说“所谓斯者,指此十者,而学者不以此十者求之,则过矣”,随后又对天一、地二等词作了详细解释,这就说明了苏轼所谓的“十者”乃指从一到十的天地之数。参校诸本移走了“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二十字,但在“如斯而已者也”下仍旧保留了与明钞本《易解》相同的注文。按照参校诸本的文字顺序,注文“指此十者”意义不明,且经文方说“开物成务”,而注文则释远在前文的天地之数,也不合注书之法。

曾有学者使用明刻本做研究,认为当年改动了这段经文的是苏轼本人,41根据明钞本《易解》所保留的宋本特征,这种说法尚可商榷。

三、 明钞本《易解》异文举要

笔者以明钞本《易解》为底本,通校了现存全部的七种明刻本,以及两种清刻本和两种清钞本。基本囊括了《东坡先生易解》重要的本子。为方便下文讨论,先列各本书名、卷数、版本及其简称如下:

1. 《苏氏易解》八卷,明万历二十二年南京陈所蕴冰玉堂刻本(简称“陈本”)

2. 《苏长公易解》八卷,明万历二十四年武林吴之鲸刻本(简称“吴本”)

3. 《东坡先生易传》九卷,明万历二十五年金陵毕三才刻《两苏经解》本(简称“毕刻《两苏经解》本”)

4. 《东坡先生易传》九卷,明万历三十九年江西顾直指刻《两苏经解》本(简称“顾刻《两苏经解》本”)

5. 《易传》八卷,题明万历末吴兴闵齐伋刻本(简称“闵本” )

6. 《大易疏解》十卷,明崇祯九年会稽钱受益、武林顾宾刻本(简称“顾本”)

7. 《苏氏易传》九卷,明崇祯间虞山毛晋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简称“《津逮秘书》本”)

8. 《苏氏易传》九卷,清嘉庆十年虞山张海鹏刻《学津讨原》本(简称“《学津讨原》本”)

9. 《苏氏易传》九卷,清道光十五年朝邑刘学峻刻《青照堂丛书(次编)》本(简称“《青照堂丛书》本”)

10. 《东坡易传》九卷,清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

11. 《东坡易传》九卷,清乾隆间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简称“ 《荟要》本”)

同时,《永乐大典》纂修完成于永乐六年(1408),其据以钞写的《东坡先生易解》的本子至少成书于明初,早于以上所有参校本,弥足珍贵。以下异文若见于现存的《永乐大典》残卷,42本文也予以标明,作为对校勘结果的佐证。

本次校勘得出的异文很多,明钞本《易解》与参校诸本不同而又当以明钞本《易解》为是的六条异文,最能体现出明钞本《易解》的重要文献价值,故条举如下,并加考证。

1.师卦六四爻辞注:“王弼曰:‘行师之法,欲右背高。’”参校诸本“右背”误作“左皆”。

按:苏轼偶引王弼注来释经文,这是其中一例。孔颖达《正义》释王弼此注时说:“‘行师之法,欲右背高’者,此兵法也。故《汉书》韩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泽。’”43是孔颖达所见王弼注本正作“右背”。

南宋抚州公使库刻本、天禄琳琅旧藏南宋刻本、南宋初建阳坊刻本《周易注》,及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周易注疏》中的王弼注皆作“右背”。可知诸本作“左皆”,是形近而讹。

2.坤卦六二爻辞注:“夫顺生直,直生方,直方生大,君子非有意为之也。”参校诸本“方生”上脱“直”字。

按:《永乐大典》引“苏轼《传》 ”与底本同。44

此段注文释爻辞“直方大”。在此句之前,苏轼说:“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动也为直,据中而推其直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按苏轼文意,“循理”所以“动也为直”,故而下文说“顺生直”;“推其直为方”,故而下文说“直生方”;依例推之,“既直且方,非大而何” ,则下文应当作“直方生大” 。

南宋林栗《周易经传集解》于坤卦六二爻下言:“顺生直,直生方;直则遂,方则广,故直方也者,大之所由生也。循理而行谓之顺。”45林栗的说法,应当是化用自苏轼,可作诸本“方生”上脱“直”字的旁证。

3.贲卦六四爻《象传》注:“此四者,危疑之间,交争之际也。然卒免于侵陵之祸者,以四者之无不贞也。”参校诸本“以四”下脱“者”字。

按:《永乐大典》引“苏轼《传》 ”与底本同。46

贲卦初九爻注云“初九之应在四……初九自洁以答六四之好”,六二爻注云“九三无应而内之,无应而内之者,正也”,九三爻注云“初九之正配四也……九三之正配二也”,可知苏轼说“此四者”,指初、二、三、四,这四爻。初、四相配,二、三相配,阴阳相应,所以称为“四者之无不贞”。

《杂卦传》 “贲无色也”下,苏轼曰:“贲自初至四,皆贞而不受污” (参校诸本“贞”误“贲”,与此段出文可以互校),正与“四者之无不贞”意义相同。

参校诸本无“者”字,“无不贞”的“无”字语义上便没有着落,若强为之解,则六四一爻可使四爻皆正,也不符合贲卦其他爻下注文的意思。

4.剥卦上九爻辞注:“彼得志于上,必失其下。故君子去其上而出其下,可以得民。”参校诸本“失”误作“食” 。

按:此段出文前,苏轼注云“上九之失民久矣……君子以为是不可食之果也而亟去之”。出文中的“彼”字,与下文“君子”对文,代指上九。前言“上九失民久矣”,后言上九“必失其下”,正与前言君子“亟去之”,后言“君子去其上”,一例。

参校诸本作“必食其下”,乃涉经文“上九,硕果不食”而误。苏轼云“硕而不见食,必不可食也”,则是苏轼以上九为“不可食”之果,若作“必食其下”,强为之解,则是以下爻为果,与注文意义不合。

5.大畜卦《彖传》注:“大者正也,谓上九也,乾之谓贤,贤者见畜于上九,所以为大畜也。”参校诸本“乾之谓”误作“故谓之” 。

按:乾谓贤,“贤者见畜于上九” ,即上九畜乾,上九为艮卦之主,即艮畜乾,下文云“乾知艮之有以畜我”,可证。此与小畜《彖传》注“巽之所以畜乾者,顺之而已”一例。

参校诸本作“故谓之” ,是以贤字代指上九,若如此,“贤者见畜于上九”一句无法讲通。

6. 《序卦》注:“故曰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剥者剥也。皆义尽于名者也。”吴本“比者比也”作“屯者屯也” ,《青照堂丛书》本脱此句,其余参校诸本“蒙者蒙也”下衍“屯者屯也”四字。

按:“蒙者蒙也” “比者比也” “剥者剥也”三句皆《序卦》文,苏轼于《序卦》首次出现“某者某也”之下言经文凡例,所以在《序卦》“蒙者蒙也”出注,且说“皆义尽于名者也”。

参校诸本有“屯者屯也”。根据《周易》卦序,屯卦当在蒙卦之前,但在参校诸本的注文中反位于“蒙者蒙也”之后。且《序卦》曰“屯者盈也”,开成石经已如此,47孔颖达《正义》引作“屯者盈也”,48天禄琳琅旧藏南宋刻本、南宋初建阳坊刻本《周易注》,及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周易注疏》也作“屯者盈也”。则“屯者屯也”四字,当是后人妄增。

此外,明钞本《易解》与参校诸本不同,又义可两通的异文,对研究《东坡先生易解》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也是明钞本《易解》文献价值的体现。比如,剥卦六二爻辞注:“君子以上三爻为己,载己者床也,故三为床。”陈本、吴本、毕刻《两苏经解》本、《津逮秘书》本、《青照堂丛书》本“三为”作“初为剥” ,顾刻《两苏经解》本、闵本、顾本、《学津讨原》本( “下为”下有空格) 、《四库》本、《荟要》本“三”作“下”。此类异文还有不少。这些异文拓展了研究《东坡先生易解》内容时可使用的材料,为探讨苏轼的思想提供了更多的方向。

四、 结语

明钞本《易解》,递藏源流清晰,保留了一定的宋本特征,还具有独特的有校勘价值的异文,是研究《东坡先生易解》时应当详加利用的本子。

在校勘过程中,以明钞本《易解》为参照,笔者发现刊刻时间较早的两种明刻本尚能保留一些文本的原貌。比如,刻于万历二十二年的陈本和二十四年的吴本,虽然已经按朱熹本变乱了经文的顺序,但是“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两处的注文还没有随着经文一起移动,反映了明人变乱经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见,明钞本《易解》的一些特征对于归纳《东坡先生易解》的版本系统,可发挥重要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明钞本《易解》不乏明显的讹误,或是底本已误,或是钞手粗心所致。明钞本《易解》虽然可读性不如后代的本子,但因为它成书较早,臆改成分较少,错误大多易于辨认,应该得到重视。

1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

2 苏洵曾作有《易传》十卷,及其易箦时仍未完稿,于是命苏轼绍述其志。事见〔宋〕张方平撰《乐全先生文集》卷三九《文安先生墓表》,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山阴祁氏澹生堂钞本。及〔宋〕苏辙撰,陈宏天点校《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7页。

3 在苏轼撰写《易解》时,苏辙曾将自己的成果送给苏轼参考。见〔宋〕苏籀记《栾城先生遗言》,《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清百川学海本排印,1936年,第2页。

4 《东坡先生易解》又称《苏氏易传》《东坡易传》等,为行文清晰,本文统一称为《东坡先生易解》。

5 《与滕达道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又《答苏伯固书》:“抚视《易》 《书》 《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见〔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一、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2、1741页。

6 版本名称见本文第三部分列举的校本,兹不重复。

7 比如,杨廷福《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8 弘晓《明善堂诗集初刻自序》:“乾隆丙辰,余年十有五。”,见〔清〕弘晓《明善堂诗集》卷首《明善堂诗集初刻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乾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 2002年,第534页。

9 《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皆不载。

10 〔清〕弘晓《明善堂文集》卷二《恩赐御书明善堂匾额恭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乾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2002年,第138页。

11 〔清〕弘晓《明善堂诗集》卷首《序》,第536—537页。

12 〔清〕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卷八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51页。

13 侯印国《清代稀见私家藏书目录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83页。

14 《怡府书目》,煮雨山房辑《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 明清卷》第22册,据国图藏清代钞本影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50页。

15 侯印国《清代稀见私家藏书目录研究》,第86页。

16 《影堂陈设书目录》,《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26册,据南京图书馆藏清代稿本影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76页。

17 〔清〕钱谦益撰,〔清〕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卷一,《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页。

18 〔清〕钱曾著,管庭芬校证,佘彦焱标点《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一,《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刊(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19 〔清〕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书目题跋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7页。

20 刘敏《清宗室怡府藏书来源考——读杨保彝〈南北诸家藏书源流记〉》,《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3期,第110—112、117页。

21 《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22 见中华古籍资源库:http://read. nlc. cn/allSearch/searchDetail? searchType=1002&show 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13103,2022年2月21日。

23 〔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24 〔清〕潘祖荫著,潘景郑整理《郑堂书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9页。

25 《滂喜斋藏书目录》,煮雨山房辑《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 近代卷》第6册,据国图藏民国钞本影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页。

26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第11页。傅熹年过录傅增湘语为:“明宣德间大字精写本。钤有清怡亲王府明善堂、安乐堂藏印。为潘氏滂喜斋留京邸书。”

27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页。

28 同上书,第12页。

29 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3、116页。

30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四叶A面。

31 〔清〕孙从添《藏书记要》,清嘉庆十六年吴县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本,第八叶A面。

32 据《厚斋易学(附录)》引。〔宋〕冯椅《厚斋易学(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册,第829页。

33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34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35 〔宋〕王应麟(合璧本)《玉海》卷三六,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726页。

36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八《黄州上文潞公书》,第1380页。

37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二《与王定国》,第1519页。

38 如陆游《跋苏氏易传》云:“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时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毗陵先生’云。”见〔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跋苏氏易传》,《中华再造善本》据宋嘉定十三年溧阳学宫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一叶A面。

39 《开成石经》,《西安碑林全集》卷一○九,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278—285页。

40 〔宋〕朱熹《周易本义》卷五,《中华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咸淳元年吴革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十三叶B面。

41 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年,第34页。

42 《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近年来新发现的零本散见于各网站上(如https://new. shuge. org/view/yong_le_da_dian/,2022年2月21日)。

43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四,《中华再造善本》据宋刻递修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第二叶B面。

44 《永乐大典》卷三五○七,据明嘉靖隆庆间内府重写《永乐大典》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88页。

45 〔宋〕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页。

46 《永乐大典》卷一三八七四,第5965页。

47 《开成石经》,《西安碑林全集》卷一一○,第352页。

48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一四,第八叶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