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当我还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时，心中对教授职位充满敬意。不料一次与一位教授聊天，却让这份敬意打了折扣。他说：一个人真正的学术之路是从当上教授开始的，因为你如果一心只想评职称，就免不了会花心思来揣摩当教授的捷径，诸如什么时髦就写什么，什么易于发表就研究什么。而好的学问是要沉下心来运思的，急不得，也催不得。可评职称好比“催命符”，它会逼着你拿出一堆应景的成果来充数。唯有教授职称评上了，心定了，才会回到自己想做的研究上去。而就在我听得更加向往这一职位时，他话锋一转，又道：其实你真当了教授也就写不出什么了。既然（评）上了教授，那么各种约稿、讲演和会议邀请，会让你忙得不亦乐乎，就算怎么糊弄，都会有期刊、出版社、读者、听众买你的账。你忘乎所以，穿梭于各种学术会议，结识各方名流，时不时参评各类奖项、课题，被人恭维，久而久之也就被惯坏了，忘了自己的实际水平。可见，当教授好似一个学术陷阱，究竟是个人学术生命的开张还是结束，不得而知。

我从小在南京长大，常听一句本地话叫“抬了混”。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形象至极，生动揭示了“混江湖”的秘诀。它的含义是一个人能走多远未必在于其脚力，而在于是否有人给他抬轿子，或者说，一个人能否混出名堂，不在于有没有本领，而在于有没有人脉。小时候读《水浒传》，看到那么多英雄好汉拜倒于宋江脚下，怎么也不能理解。或许那个年纪的我，只崇拜那些武艺高强之人。直到走上了社会学之路，学习了社会学的知识，才知道，一个人自己有没有本事有时候不是最重要的，更多的时候，要有人给他捧场。由此说来，“抬了混”实在是点出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一条法则，让那些原本高大上的社会学理论在这里搁浅，还不如一句地方土话说得明白。受此法则的激发，我自打步入社会学研究领域起，就放弃了对“正统社会学”的追随，沉浸于“人情与面子”研究不能自拔。说实话，选定这样的方向，就开始和自己过不去了。原因在于，它既不受人待见，又没有理论指引；既无法做定量研究，又难以寻觅到一些完整而真切的个案（更多的是耳濡目染、所见所闻）；既不可能成为热点，又不洋气。好在我终于当上了渴望已久的教授，便可以对各种非议置之不理，继续扩大战场，最终延伸到了对儒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上来，即本书的主题。

本书的核心概念虽是“儒家”，却又不是一部研究儒家思想的著作。我们当下对于儒家的研究，需要溢出史华兹在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曾说的：关于孔子，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意思是说，关于儒家，该说的都已说完了，如今的儒家研究要么把前人的观点换成自己的话重说一遍，要么得益于百年前的文言转白话，把原本不易看懂的话再发挥一遍。这是人文研究的窘境，却还不是社会科学的现状，因为关于儒家究竟如何锻造中国社会，形塑中国人，尤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或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中，其根源性影响是否存在，似乎还有很多话没说，更多方面还是空白。从思考方式上看，这涉及我们是从儒家看社会，还是从社会看儒家。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固守用既有的思想体系来研究它，尽管这样的既定体系也会有一期、二期、三期等划分，但套路是不变的，都是对思想演变的阐释，却不怎么关注给社会及后世带来何种影响。而从后者出发，那就是无论社会变迁到哪一步，我们都想看一看这些变化在深层次上是否依然会同儒家思想产生连接。原本，这一研究方式应该成为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思考议题，可遗憾的是，这类近代才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学科对此问题一直提不起兴趣，学者对此的认识似乎不是在思想史方面谈，就是回到史学中去详加考证。

的确，目前有关思想和社会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为哲学与史学所包揽。哲学由思想史、伦理学、文化研究等来把持，它们往往不怎么讨论社会，只考虑把其中的思想意涵及其脉络说清楚。如果一定要说这样的研究也同社会相关，那么它更可能是为了探讨某种特定思想而不得不交代其时代背景。但交代背景毕竟算不上关心社会本身。史学虽说关注社会，看到了历史有其自身的演变轨迹，并没有与思想兴衰同步并进，却又不过是回到史实中描述与阐述罢了。

当哲学（或经学）与史学研究涵盖思想与行动的所有议题时，我们将会满足于这两套研究路径，直至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其实社会科学也是有份的。我们这才有机会思考：如果社会科学关注这一主题，那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的预想是，社会科学一旦介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文学科的解释框架，因为：回到思想史，单纯地考察思想本身即研究的结束，思想对行动的指导和左右是被假定的，不需要真的关心实际情形如何；而回到史学，对思想与行动的研究更多地会在某些特定历史人物身上展开，例如，考证一个（些）历史人物（儒学者）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受过哪种思想流派的影响，再联系其重要的行为表现，便可看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联性了。但这些都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考察一种思想或者一个人的历史作为，在社会科学框架中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这是对个人的，不是对社会的。社会科学的兴趣点在于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行为倾向，以及与此相关且稳定的运行模式，包括社会规范、制度、法则及机制等，并最终触及它的社会结构与文化预设。在社会科学的思考方式中，一个历史人物的想法能否实现，并被社会接受，不在于这个人如何想，而在于这个社会有没有这样的生态条件与运行基础。比如，儒家思想不容易被草原民族接纳，就在于其人口的流动性；而儒家思想能够在汉族中生根，就在于其农耕性。虽然，社会机制的运行也可能受到背后某一特定的乃至于个人思想的左右，但它们不是明显的因应性关系。或者我们不妨具体地说，儒家思想中的很多教诲也是落空的；历史上的很多个人壮举也是不成功的。有的观点在儒家思想内部看很重要，被思想史强调，却未必影响过社会；有的观念并不正宗，却影响了社会。可见，民众习性与正统思想之间有落差，有鸿沟，也有变异。于是乎，从社会科学框架中看到的思想与行动之关系，与从思想或者历史中看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人们或许会问：社会史和文化史能否看到相同点呢？我的回答是，它们会有部分重合地带，但其研究的视角和解释问题的重点却不相同。这是近来史学吸纳社会科学发生转向的部分缘由；当然，社会学如何面向思想史与历史学，也需要反思。一种只关注实证性的学科亦有必要与思想和历史对接，以产生对其文明形态思考的纵深感，否则如果单以现实为题材的社会学如此这般地忽视它们，会导致其研究除了数据及其肤浅的解释外，显得那么的“没文化”。比如说，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概念，尤其实证主义强调概念需要明确界定，且有可操作性，否则就不可能进行下一步的经验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本土的大多数概念都会就此搁浅，因为它们基本不能界定，更不可能操作化。由此一来，许多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为了坚守实证主义往往会牺牲本土概念，不得不照搬西方的概念和量表。看起来，这种做法似乎解决了定义和操作问题，也国际化了，可在无形中也失去了我们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思考。

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不关注文化史，主因是该学科产生于工业化的社会。至此，农业和工业或传统与现代被设置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样的框架中，传统社会更多的是一个陪衬，是用来凸显现代文明的。而这一面向所带来的方法论结果是社会学内部的方法之争。也就是说，由工业化导致的城市现象刺激了一些学者更迫切地想通过收集数据来呈现人口、居住、婚姻及就业和失业乃至于犯罪等的特征，从而带动了实证主义的崛起，尤其是统计方法受到追捧，而较为传统的文献法、民族志、口述史、个案研究之类逐渐式微。显然，这不是说后者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发展，也不意味着实证主义自身没有反省和改进，而是说其他方法几乎均敌不过实证主义的优势，且其使用者需要不停地为方法的合法性做辩护，而不像实证主义者那么理直气壮，那么闲庭信步。当然在这一点上，心理学家尤为极端，他们早就放弃了“心灵”“精神”“心理”或“意识”等概念，也几乎不给不做实验或测量的学者留活路。除非你事先宣布你做的是心理学史，也就是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做历史的，那么该学科就会放你一马。这样的研究方式加上计算机模拟，直接导致了三大传统心理学流派的“寿终正寝”。或许，实证主义者也别高兴得太早，脑科学、大数据、新算法、脑机接口技术等也正在做取而代之的准备。到那时，眼下的心理学研究也将遭遇同样的结局。就这一点来说，社会学是幸运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几乎天然地决定了它基本无法实验，而只能使用比经济学方法“低”端得多的统计描述和分析，即使现在社会学有了大数据和算法，我们也依然可以说人心难测，社会前景难以预料；再者，社会学的大度也在于，它几乎承认社会现象中还有许多无法变成数据加以计算的内容，让我们意识到“行动”“意义”“领会”及“解释”等的研究价值，从而造成统计上的“说明”和诠释上的“理解”，并各有自己的研究路数和不同的目标。毕竟，“生活”既有可统计的一面，也有“意义”的一面。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尤甚，即它固有的比兴思维很容易导致其中的大量生活需要用“象征”来解读。例如，以阴阳构成的意象世界，明显是意义的世界。再联系到日常生活，吉祥的寓意引导着老百姓的意义世界。此点也反映在收藏界常说的一句话中：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于是，社会学内部有所谓的理解社会学或现象学社会学，而作为理解社会学大师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对世界文明的比较中也很想知道，儒家说了什么，如何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进程。当然，韦伯这里所关心的儒家，不是思想史层面上的儒家学说，而是（宗教）社会学意义上所讨论的思想、制度与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儒家文明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文明中出现的那种理性化？这一宏大主题的提出给社会学研究如何从思想揭示社会，或从社会回溯思想留下了空间，也为社会学用非实证的方法看世界提供了可能。这是我写此书的合法性基础，也避免了因儒家能否成为社会学的议题而产生的争议。

其实，即使本书不以西方社会学经典研究做后盾，也会走到类似的道路上去。这是社会学本土化使然，也是构建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的需要。我多年的研究体会是，要想认清中国人为何这样生活、这样行动，乃至于社会为何一定要这样建构，最终多多少少都会追踪到儒家思想（当然不是全部）上。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模式时，会发现儒家的实际影响；在构建本土社会学理论架构时，会一再触及儒家强调的基本理念。于是，如何在儒家与中国人的行动及社会自身的运行之间建立一种逻辑关联，成了我的学术使命。

此书以“儒家”为中心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目前正在承担一项国家重大课题：“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107）。这个课题让我在个人兴趣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关注儒家研究的各种动态。大体就我本人阅读到的有限文献而言，目前这一课题依然归属哲学与史学的讨论，或者被国学研究所覆盖。也就是说，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这一课题本身是被当作思想史、哲学、伦理学与历史学的问题来展开讨论的。但既然我的学科背景让我在破题中有了社会学的意识，那我自然想在这一领域一试身手。只是我深知，其中也潜藏危机，即如果我换了学科视角和研究框架却没什么收获，不过是把老调子重弹了一遍，那就还是应该把此议题还给人文学科。可如果换了视角，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文学科没有看到的问题，解释了其他学科没有解释清楚的现象，甚至对儒家自身有了新的认识，那就应该感到庆幸了，因为这使得“社会学如何本土化”——这一总是高悬于空中的浮泛争论——有了一个坚实的落脚点。我希望本书能为此做些努力。尽管一切只是尝试，甚至会贻笑大方，但不试怎么知道呢？

这次结集，我将我最近发表的论文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从社会学角度审视儒家有哪些方面值得研究；另一部分是研究受儒家影响的社会具有什么样的运行方式。还有一点需要交代的是，在这次结集中，我很想保留原来论文发表时的摘要。从大多数已出版的文集来看，似乎惯例是把原来的论文摘要省去，让读者直接阅读正文。但我的看法是，互联网时代，读者已经养成了看短文的习惯，一见长文就会生厌。而摘要的最大用途在于，读者可以先从这里迅速了解文章大意；如果没有兴趣，就可跳过，而不至于看到一半才想放弃。所以，我把各篇摘要改成了“导读”。

我长期从事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研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会不会给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带来一次重大的调整，比如人们更加依赖虚拟社会或微信朋友圈中的交流，以及从面对面互动走向人与机器人的生活关联，尚无法预测。只从眼下各国所发生的戴口罩争论，便可深切感受到，这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件背后也连接着各自的传统、体制与执念。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抗疫”的成功不单是紧急状态下的成功。突发问题看似紧急，但人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与自身的文明积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此次疫情再一次告诉我们，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与行为方式的意义重大。希望这部文集的出版，能让更多读者从社会科学角度关心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并意识到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概念，的确有益于加深对自身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翟学伟
2020年8月8日初稿
2021年春节期间修订于
江苏镇江宝华山麓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