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承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盛情，我讲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节目已经播出。这次将节目内容转成书面形式，以便让未及看到此节目的各界人士了解其梗概，并建立相互间的交流。乘此机会，我还想讲讲我自己的几点感想，记在这里。

第一，电视播放的时间是有限的、宝贵的。古语有云，寸金难买寸光阴。在电视上播放却是“千”金难买“分”光阴；再加上这次节目的主题是如此之大和重要，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明源流始末、方方面面，这真是太“紧张”了——这个“紧张”是指时间的限制，并非我在讲的时候有什么紧张，我倒总是随随便便、信口道来，说得好听点儿，就算是有些“从容不迫”吧。话虽如此，我毕竟还是尽量把我想说的精简起来，因此在很多地方只能点到为止，许多细节或相关内容不能展开。这也就是我写这个小引的原因，以补充若干应该说明的问题。

第二，《百家讲坛》节目不是一般的致辞、讲话、谈话、采访等体例，而是一种讲课的形式，用英文说，前者是speech，后者是lecture，这是一个不同。然而电视上的lecture与学校里的课堂教学又不尽相同。在学校里，不管教室多么宽敞、学生何等众多，他们的年龄、教育基础、文化水平、知识程度等大致是均衡的，所以讲起来是有一定标准和集中点的。而电视节目的对象则与学校里很不一样——是老少俱全、是妇孺皆有、是三教九流、是百行百业，他们听起来和在校学生可就大不相同了。怎样让这么多不同层次、水平的收视者完全听懂这个节目，而且觉得这样的讲法是合适的，这个事情可就太难了。

我自己对于节目的兴致和方法有一点儿经验和体会，节目的目的不要摆在传达知识上——所谓“知识”是包括大家已然共知、共识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和有关参考书上记载明确的，这些都不要在节目中重述。就拿讲小说来打比方，不要像说评书那样讲故事情节，那样的做法实质上是把听众当作了纯属被动、消极的接受者，我觉得这是不恰当、不应该的。我的主张是——节目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须把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一起动脑筋、想问题，并引发出听众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义和体会。所惜者，我因能力所限，没能做到这个地步，自觉惭愧。

第三，不妨让我说得更絮烦一些——在今天的课堂里，起码有一块黑板，必要时还有录音、录像等辅助设备。这样，在课堂讲授时并非全部必用语言，而滔滔不绝地说话。那么在节目现场上，情况又很不相同。这——还用我多说吗？还不止于此，在现场至少还有我创造的各种手势、姿态、语调、表情等来辅佐，可以使得我的教授不太死板，甚至有时所言还认为活泼有趣，这是我的一个长处。但是等看到这个节目由声音转变为文字的文本时，那些声音、手势、姿态、表情都已不复存在了，甚至我所喜欢的那种只说半截话，其余留与读者自行领会的办法，如果也照样变成文字后，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这些困难如何解决，解决得是否得当？这实在不是我个人所能办到的。我只是在这里交代一下，对读者来说，还是有必要的吧！

上面说过，《百家讲坛》节目是lecture，而不是speech，既然是lecture，其主题是小说，却又不是“说评书”。如今人们所共识、共赏的“四大小说”这个命题和概念，是怎么发生和流传下来的呢？原来，我们中国的长篇章回小说是由明代才盛行起来的，明代的小说数量很大，而最著名的却是所谓“四大奇书”，四者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也。其所以成为“奇书”者，大约是因为其情节内容、文笔手法都与以往的故事小说大有不同。这种长篇章回小说的传统在清代又继续传承下来。清代的章回小说长长短短，不计其数——有的只是十几回，便成了一部书。在百回或百回以上的大书中，忽然出现了一部《石头记》，这部书比起明代的那些书来更是奇上加奇，真是异军突起、超迈绝伦。这部奇书一经问世，回过头来再看《金瓶梅》，那便令人感到真有天壤、云泥之别。于是人们渐渐地把《金瓶梅》剔出榜外，而以《石头记》取而代之。草草说来，这条脉络的基本情况还是比较分明的。

顺便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浦安迪教授——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近年来他提出一个主张：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有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而明清小说是一个泛称，表达不出朝代、时代的个性特点，所以他建议把“四大小说”的这种叙事文体就取名为“奇书”文体。他的这种认识和建议是否完全精确、学术界是否已有认同，都不是我此刻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引来的用意是要表明中国的“四大小说”这一命题和概念，已被西方的学者所注意和承认。

我们要讲的“四大奇书”即长篇章回小说，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文和史的异同分合的讨论，乃至争论。我本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红楼梦》，强调这部小说表面上荒唐无稽，而实质上是有其真人真事作为素材的。也许我当时强调得过分了吧，于是受到批评和批判，说我不懂得文学与历史的区分，把二者混淆起来，把《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是历史“实录”。我想，这种批评对我是有教益的。但我对文与史关系问题的认识，却并非那么简单、肤浅。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粗浅认识。第一，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二，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请大家注意我们的“两大圣人”实际上都在那里思考和讨论文与史的关系问题。这话怎讲？试想“信”者就是指历史真实，我们早有“信实”“信史”等词语，这个“信”就是不虚不妄的意思；“美言”者就是后世所谓的文学艺术语言。这么一来，事情就很明白——原来老子这位圣人、大哲学家，他主张的是只该有事实，而不赞成文学创作；他把“信”“美”两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

再看孔圣是如何教示我们的，他所说的“文”其实就是老子的“美言”，他所说的“质”其实就是老子的“信言”——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虽然粗略了一些，但离基本道理是不远的。那么我们又可明白一点：孔子与老子不同，他并不把“文”和“质”、“美”和“信”对立起来；相反，他以为二者是可以并存和融会的，只不过是二者的成分不可偏于一端，须要对等均衡。他的主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应该是：史以文传，文由史立。回过头来，再用同样的道理来表示“信”和“美”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信以美传，美由信立。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总认为，要讲“文”与“史”的关系问题，应从老、孔二位大圣人那里领会真理。我们自己说话时，有时为了某种特殊缘由和用意会强调双方的某一方面，这可以理解，但注意不要走向极端而引来无必要的纠缠。这样来理解和讨论我们中国特色十分浓郁的“四大小说名著”的问题，自然就会顺理成章、豁然开朗。

我讲“四大小说名著”，至少有两重意义。

其一，我是想先从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来看，所谓的“四大小说名著”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这四部书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文学名著概念？它们四者既然可以连在一起，那么其外在联系的脉络又是如何？所以我想说明它们各自有其独立性，而且又有文学发展史上的内在蕴涵。

其二，我也想说一下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文化遗产上，这四部小说为什么能够特别的辉煌、伟大，从而为全体人民所一致认同、耳熟能详、引为骄傲。

好了，我的小引就到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