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语境 理论自信: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
21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的精神面貌、文化症候、学术气象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西方话语体系正在被解构，而中国话语体系在重构中具有特定的语境，即中国语境。它表明在人文、历史、社会、自然环境、教育领域里由所谓学术话语体系所形成的中国语境，包括特定的问题、观点、假设、表达和理解方式，以及特定的话语主体、传播方式、社会地位等，代表整个中国立场的方方面面正在向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一
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大规模介绍到中国以来，西方语境就伴随“西学东渐”成了强势一方。西方语境的深层次特征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西方与东方、民主与专制、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情感、自由与责任、人类与自然等诸多事物被截然分裂对立起来。在诸多二元化张力中，体现的是哲学的思考，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语境下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体系，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等，几乎都是西方的。它基本上是以一种强力文化势能的形式，横向地移到了中国。虽经过一个世纪的转化、适应和消解，但这些学科的西方化气质并无大的、本质上的改变。在这种大的学术历史背景下，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也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
西方语境下的学术话语体系包括的逻辑思辨、探究真理、服务社会、不断反思、追求民主、保护自由等，都具有一定的学习价值。其业绩无疑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认清，外来文化全方位的引进和移入必然带来某些副作用，其深层次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科学主义注重物质和“西方中心主义”等，又是包括理性蜕变、东方歧视在内的问题祸根。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理论界民族独创性的丧失。季羡林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造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1因此，再不能让西方语境下的思想、价值观、旨趣不断被传播、接受、效仿、再生产，以致成为所谓的“普世”标准而在中国被不断复制。应当承认，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对欧美学术成果自觉不自觉地大量接受，意义重大，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型的必备条件。而且这一来自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迄今无疑仍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运用西方学术分类这一框架，使其研究内容和对象向本土经验转向，即是说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工具化，变成认识转型期中国学术重构或重建的利器，从而形成新生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即特定的中国语境。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遇到了如此大的挑战，完全可以变为凤凰涅槃式的机遇，唯一出路即是中国学术本土化。首先，占主流地位的学科体系仍然因为自身具有的学术张力而存在强大的发展空间。其关键是调整发展方向，利用中国经验，注重挖掘中国学术的优势或优秀资源，将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转型问题的探讨上来，从而指导并诠释这个转型的全过程，并向全世界提供对这种转型的说明和概括。其次，中国学术界要从出材料、出文献、出数据、出案例、出调研报告等，向着出理论、出思想、出概念、出话语、出方法论的方向转变；要从实证、辩证研究向义理、思想研究转变；从对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向“出师状态”转变；从学术成果的“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最后，要开启中国理论、中国观点、中国学派、中国问题、中国方法、中国道路的发掘、表述、正名等工作，要形成一整套话语体系，要有一个中国语境的氛围。一句话，中国应该从材料、文献、数据中心向世界的理论中心、思想中心、学术中心过渡或演变。现在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尽快进入一个大范围综合的新阶段，也应该尽早进入一个大规模理论化的新时代，即“后理论”时代。
我们必须承认，当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对西方学术的模仿状态中。中国语境中的话语体系被提出，并获得原则高度的重现，明显意味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开始要求取得其自主性的“自我主张”，即开始要求在进一步发展中逐步摆脱“言必称希腊”的盲从心理。这无疑是任何一种学术在实际上已经成熟起来的标志，即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条必由之路，要求某种学术以特有的方式形成自主性的“自我主张”。百余年来，由于受制于西方所移植过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框架和思想体系，中国一直在竭力追逐和模仿西方，用西方的标准、价值、模式、话语来描述和表达自己的诉求。具体而言，比较文学主题学作为舶来品，最先和德国民间文学产生了联系，以后又受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国主流文艺理论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实践，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整理中国材料，用西方的概念来表达中国的经验，用西方的法则来统领中国的研究。处于弱势的本土话语几乎被西方强势话语所淹没，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难以表达自己的主体性。曹顺庆先生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对这种“失语”状况有过深刻的反思:由于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一旦离开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他认为目前“关键一步在于如何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2。真可谓“一矢中的”。
二
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经验已经十分丰厚，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信息已经难以历数，中国学者研究的成功案例也已经不胜枚举，各式各样的关于主题学范畴内的具体研究成果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包括主题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比较文学界尚未从这些材料中抽象出应有的在中国语境下建构的概念、理论、法则和范式。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和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时不能只是输出材料、文献、信息等一类的初级学术成果，而要重点输出“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高级研究成果。这一点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相关学科的学术水平日新月异，而显得越发急切和紧迫。中国比较文学正在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学术界不可或缺乃至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中国比较文学实践中抽绎出来的“中国观点”“中国法则”，正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就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问题。它标志着当时文化思想界已经意识到在中西会通之际要向本土化方面发展。他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自觉。他们希望将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用在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材料上，可惜由于时事艰难，这个“世纪任务”被搁置为“世纪难题”。当然，成功的个案也是有的。例如，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主张感召之下，做得最为出色也是最有影响的是费孝通先生，尤其是他的《乡土中国》堪称典范。他不仅为学者如何下基层进行社会调查提供了评价的案例，而且在于“不是一个对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3。如“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政治”等。这些概念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社会的问题。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先驱式人物。他20岁左右时就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而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开始“不知疲倦地向周围的人们采录民间歌谣、故事”4，并陆续发表作品。1927年秋，他经顾颉刚先生介绍，进入中山大学，和聚集中大的北京大学原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容肇祖、董作宾等继续从事北大未了的学术事业。此间，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刊物等。1930年左右，他克服重重困难，在杭州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他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了不少相关的著述。其中代表性的是《中国民谭型式》（1931）一书。它虽然明显受到西方故事类型学研究和英国人类学派观点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与整理，已经具有明确的利用中国材料、研究中国问题的色彩和立场。
比较文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学术界。从此以后，努力建构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经验的“中国学派”的思想此起彼伏。虽然对于如何实现这一任务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却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界的进一步反思。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既是当代中国日益崛起的对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这一学科不断成长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学者面对“法国学派”“美国学派”正在比较文学界甚嚣尘上之时，能够大胆提出建构世界文学领域的“中国学派”的呐喊，无疑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拨。当时，比较文学在中国尚属新兴学科，学术基础尚欠厚重，学术积淀也比较薄弱。能否在世界文学研究这一领域形成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究竟以什么作为“中国学派”形成的学术范式和价值标准，在当时比较文学危机论前赴后继的情况下，无疑成为众声喧哗中的焦点，讨论中从不乏质疑之声。实事求是地看，当时的中国学者要想探究世界文学领域的比较文学规律，在语言训练、学术信息的掌握与异域文化的体悟上，确实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有着诸多的局限，要形成有学术创见的、独树一帜的学术认同很困难。但学术史的经验表明:只要勇于持之以恒地开拓，经过日积月累的学术积淀，这一理想是完全可以而且能够实现的。
中国比较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并非是“镜中花”“水中月”，而是对中国文学界的前景昭示与境界呼唤。因为从研究实绩来考察，以学术样本为参照，仔细审视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就不难发现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已有了良好的基础，也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传统。几十年来，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拓展迅速，比较文学在多视角、多领域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本土原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上，在多元文化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在对重大文学现象的阐发理解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之相对应，则形成了一些可以彰显学脉传承与研究深度、涉猎广泛的学术群体。他们是以“文学发生学”为学理基础形成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以文化学为学理基础形成的译介学研究；以形象学为学理基础形成的域外汉学研究；以流散写作与认同理论为学理基础形成的华人文学研究；以文化人类学为学理基础形成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以及以中外文艺理论为学理基础形成的比较诗学等。许多学者都在这些领域有所开拓，有所成就。这些研究实绩无疑都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中国学派”的形成理应是水到渠成式，而不能拔苗助长。因为学派的标准要求很高，要在指导思想、研究旨趣、学术视野、考量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独具一格，别开生面。它要将国际接轨与本土特色有机地整合起来，以一批名家和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走进世界文学领域，在平等交流与双向对话中获得广泛认同和学术话语权。只有形成这样的学术大趋势，中国语境中的比较文学才能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三
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范畴，可以追溯到从19世纪初德国民俗学学者F.史雷格尔和格林兄弟关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源头。继后，19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本菲对印度《五卷书》中的寓言、故事以多种渠道和形式向世界播扬过程的研究，也对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传统有所贡献。这种研究倾向主要探讨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描述轮廓，以及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发展变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主题学的研究倾向，未被法国学者，尤其不被英美国家的主流学者所广泛认同。主要理由是他们认为这种研究“不具有文学性”。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研究取得显著成绩。20世纪60年代主题学才被正式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此时的主题学重在以文学故事情节的思想诉求形成比较文学观念。
这样的学术史变化历程，使得比较文学主题学在国外的发展历尽坎坷，较长时间都属于有争议的研究领域。国外比较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的书籍中涉及主题学的研究也较少，尤其是比较文学主题学所涉猎的主要学理元素，如主题、母题、意象、原型、题材、类型、情境等专有词汇，都缺少本体论意义上的界定。这使得“主题学”在本体论、方法论乃至实践论等方面，长期以来都有很大的学术探讨空间。至今主题学研究仍难以形成一种明晰的、确定的，并在国际学界得到普遍认同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才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当然相对而言，俄苏的比较文学研究，他们称之为“历史—比较文艺学”，其中涉及类型学范畴里的主题学方面的内容，还是较为详细的。但是，他们的主题学理论，主要是俄国形式主义在主题学研究中的反映，是从比较文学定义出发而言的。
由此观之，主题学理论在这样的学科历史背景下进入中国学术界，必然会带给中国学科领域以诸多的反响，并产生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和多样化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学术积淀对于形成中国特色、中国经验的主题学，形成本土化的主题学都是很有必要和可能的。当然，比较文学主题学所产生的丰硕的研究成果，是有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初兴发生在近代，它由自发的文学研究走向自觉的学术研究，由民间文学的基础研究发展为比较文学诗学层面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现代“理性反思”的洗礼两个阶段。其前期的先驱人物主要有王国维、鲁迅、吴宓和胡适等。他们努力适应并基本完成了文化启蒙到文化自觉的变化过程。后期诸多的中国学者从学着西方讲变为与西方面对面交流的理论自觉，并对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出诸多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自王国维、鲁迅始，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就超过了自身研究的价值，诸多先贤智者都投入到对这种研究的激情之中。以顾颉刚、钟敬文、季羡林、饶宗颐、钱锺书、杨宪益、乐黛云等人为代表的众多学者，他们或者积极进行理论探索与学科建构，或者沉醉于著书立说与实践研究。总之，都在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确立“中国语境”而殚精竭虑。所谓“中国语境”即是该领域研究中的一种学术立场和学术氛围。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虽然产生于欧洲，并在西方范围内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与诟病，但是它自身包含的东方元素、其阐释对象的东方性质，例如东方的民间文学、东方的文化底蕴、东方民族思想的产物等，都使之不能在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中处于缺席的地位，因为东方的观点会隐含在场。这不只是因为这种研究也应该以古代东方文本为基础，要对东方语言、社会和民间文艺展开研究，而且也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构成的文学谱系的研究。这种研究所表现出的历史主义倾向和世界文学性质都说明，文学作为人学的社会功能不能没有东方参与。只有以此为立场，才能发现多元动态而复杂的人类现实之间的联系。中国的研究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本身就属于东方，中国人的学术立场就是要在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表现出中国的特点，反映出中国的水平，营造一种在该领域研究中舍我其谁的中国化的学术局面。
四
作为舶来品的比较文学主题学，原本的话语体系、学科建构等都是西方学者设定的，其诸多的理念、严格的逻辑都是依照西方学界、西方读者的要求定制的。中国学者根本无法完全套用它们来表述自己的一切，而只能被西方话语所表述。中国语境就是要求中国学者大胆突破西方式的各种学术规则，以及自我设限的学科束缚，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探索两个方面确立中国自己的学术定位与价值取向。凡从事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的责任，进行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批评性的专业实践。其中包括以开阔的学术视域、活跃的逻辑思维，牢牢把握住历史的深邃内涵与现实的丰赡形式，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社会联系的比较文学主题学进行全方位、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评判。努力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研究实情的比较文学主题学史论的概观，以填补该领域研究的学术空白。
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中的中国语境本质上是中国理论自信的产物，它源于文化自信。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核心在于人文自信，即人的自我认知程度的自信。相对于产生于民间文学的比较文学主题学这样的研究，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更有力量，更有根基。理论自信追求一种价值的体现，而文化自信则表现出一种精神上的魄力，它们根植于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之上。作为文化自信之一部分的主题学研究更因有深厚的民间文学基础和传统而表现出中国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追随者姿态。它追求的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国吐纳融摄的风格。有了这样的底气，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建构与研究更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博大的人文胸怀，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吸纳西方学界的百家优长、汇集西方诸家的八方精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此外，还应该自始至终坚持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主动强化“在场”的身份，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同形式的自卑感。选取审视自身理论客观性的最佳视角，完成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的重任。
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要超越西方已有的该领域的研究，首先要超越以往研究中那种处处以西方话语体系来考量中国研究成果价值的思维范式。因为西方范式的形成既有强权意识的支配，有先入为主的话语霸权色彩；也有人们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心理自欺，以及对自身缺乏自信心的不良影响。强调中国语境、中国立场即可摆脱这种困惑，增强文化自信，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用中国语境建构比较文学主题学。超越西方原有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牢记一点，即接受一种知识，就意味着被一种权力所征服的“后殖民主义语境”的启示，因此，要有针对性地、为我所用地汲取西方已有成果的营养。因为“超越”本身就具有现代性、吸纳性、创造性和重建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就具有了离经叛道的性质。其次，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学术倾向，要有一种“会当凌绝顶”的心理状态，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理论自信。当前该领域的话语权已在向着中国学术界移动，中国学者已经摆脱“跟着讲”“对着讲”的境遇，而到了能够“领着讲”的时刻。中国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强盛的气象和态势，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增强了话语底气。在相对应的研究中要做到理直气壮地表达，而不能沉默“无语”。在有针对性地评价已有的研究成果时再也不能出现“不在场”或“失语”状态，要从多方面向国内外学术界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诉求，将中国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公信，让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扬光大。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案，使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的主潮。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加速。文化多样化、信息社会化也在持续推进。中国正以文学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学术引领者的身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如果说近现代“西学东渐”以引进西学为主调，具有使世界进入中国的性质，那么当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东学西渐”正在成为事实。它以送出东学为主调，具有使中国学术进入世界之林的性质。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从理论建构，到实践发展都表明:一个在文化上日益自信的中国，已经意识到它应该以明确有力的文化话语表达和创新学术的自我教育来担负起东方大国的责任，为世界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一方面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西方的优秀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采取“拿来主义”，大胆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以文化自信为定力，增强建构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话语体系的底气，对中国当前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良好态势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努力做到在该领域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等方面，有针对性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阐发，不能“失语”，更不能“无语”。因为过去按照西方学术概念体系研究和撰写的种种主题学著作，虽然包括相关东方元素的写作，但也充斥着西方的价值观。与其说有东方（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存，还不如说是通过切割与截取的演绎推理方法，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社会历史和文学文化状况变为证明西方思想观念普适性的具体案例。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正的。因此，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需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进行的科学研究，要表达中国学者的学理诉求，其本质是在“东学西渐”大趋势下的一种中国语境中的理论建构。
五
多年前，季羡林先生就主张在中国和外国的学术交流中，既要“拿来”，又要“送去”，学界普遍支持这种观点。他提倡：“我们对西方文化和外国文化，当然要重视‘拿来’。但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概括历史事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未中断过。”只是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东学西渐”没有得到充分的话语表达，只有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真正强大起来以后，才能真正形成大趋势，并产生话语积累。季羡林还坚持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新世纪以来，东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证明这个论断的正确。季羡林和王宁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199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登阁和周云芳合著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一书，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尤其是2010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规模庞大，成果丰硕，让人目不暇接。这些都表明中国学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要有属于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及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送出国门的重要性。事实雄辩地说明“西学东渐”在经行了400余年后，正逐步让位于“东学西渐”的学术现实。中国广袤深厚的学术资源正在成为东方学术重新复苏与再生的沃土。西方的批判性的思维范式正在受到中国的建设性的思维范式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开始从西方心中的“东方”变为现实中西方需要正视自己时的“东方”。5
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勃兴是“东学西渐”大潮的必然产物。以前的主题学只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产物，只有在中国崛起，中国学术话语已经准备充分的前提下，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才会真正具有本体论和学科意义。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未来发展应该提倡三个原则:学理上的中国立场；学术上的世界视野；方法上的跨界研究。首先，“中国立场”这一规定性，不仅体现在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建构过程中，而且还体现在中国优秀的文化基因和根脉血缘上。任何优秀的传统文化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时空限制，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源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题学，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理解和把握世界的独特精神、独特视角和独特方法，以致形成一种“独特立场”。它能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滋养、提供智慧。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得以建构、发展并能繁荣持久的根脉所系，是中国学术得以自立于世界文学研究之林的根本标识。其次，“世界视野”这一视域范围，不仅要求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时要站在中国放眼世界，而且还要让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学术成果在世界上有影响。要善于从学科意义上环顾周边世界，在发现、品鉴、甄别、欣赏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吸收。放眼世界是该学科学术传承和建构的前提。看清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正面与负面、精华与糟粕，才能更好地弘扬和建构学科理论。融通国外有关主题学研究的各种资源，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判断力和科学鉴别力的学术目光。一方面要避免盲目崇洋媚外，完全肯定和照搬国外的有关主题学的研究成果，表现出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不要对国外传统的主题学研究持全盘否定态度，出现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主题学研究中的“古”“今”关系和“中”“外”关系，真正做到在继承中扬弃，有批判地吸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构起中国的“主题学”。最后，“跨界研究”这一创制，不仅规避了故步自封的封闭式研究的不可取之处，也指出了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跨学科、跨文化的科际整合性质。比较文学主题学本质上是一种科际整合，它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和专业。其中不少研究成果跨越了语言、民族、国家等界限，因此需要人们发扬传承弘扬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思想。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增强融通转化能力，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各学科的优秀资源融通转化为中国自己和为时代所需的文化营养。要在固有的文化形态及其内涵价值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对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要求，对其实践进行拓展，增加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突出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特色。
六
建构主义理论提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学习的关键在于主体性、经验性和建构性。学习者通过认知图式的不断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实现认知的不断建构过程。”6认知活动总要经历一个从相对到绝对的过程，这样便形成了认知和真理的相对性。因此，我们建构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主要有两点理论意义，即从主体论、认识论上要对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规律。前者要求将有关主题学的基本概念“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要面对本土经验，重构基于其上的中国化的概念。最后再整合为一种具有相当解释力、表达力的规范，从而在国际上填补某些理论空白，或造就一个有别于西方学术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后者要求从中国学者关于中外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实例与举隅中，总结提炼出反映中国文艺研究经验的基本概念和具有推广意义的研究方法，以便与国际进行学术交流时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克服所谓的“失语症”等问题。使中国范式在将西方学术精华汲取过来的基础上，更大、更好地规模化地成就自己、丰富自己，以便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
建构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实际意义，即意味着该学科更强烈地面临着一个向本土化转型的问题。其本质就是要将主题学研究的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地修订曾被人们视为“普适”规则的那些若干比较文学领域的预设。无论是当前的中国比较文学界同仁是否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也无论认识到以后在短期内的实践中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主题学研究的本土化转移是比较文学学科在该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唯一出路。因为就这一学科领域而言，只有转型才有可能成为领跑者，否则步西方后尘，亦步亦趋，不可能成为领跑者，而可能永远只是跟跑者。就具体的主题学研究而言，在学术思维上以学科为本体向以问题为主体转移才是该学科转型的当务之急。主题学应该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应从主题学的本体化走向问题的工具化。即是说主题学应该成为研究与诠释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工具。
建构比较文学主题学实质上是对人类文化现象的一种哲学思考，而文化必定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和“生命之绵延精神”。哲学的文化职能在于以人性自觉、价值理性、辩证批判的态度提供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而不是一种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比较文学主题学产生于“真理只有一个”的文化基因渗透一切、统摄一切的西方世界。但它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全面深入探赜、梳理中国优秀的文化基因图谱，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认知，是厘清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发展脉络的重要思想前提。首先，在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特色。在新时期文化转型中、文化创新中获取主动地位，占领学术制高点。依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这种主动性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既要亲熟自己的本土文化，又要理解所接触的异域文化和他者文化，才有条件和可能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经过自主的适应，取长补短，甚至是削峰填谷，才能够建构一个有共同认可基础的新的话语体系。其次，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辩证理解中，增强鲜明的理论前沿意义。钟敬文先生2000年4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性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学术报告中告诫说：“大量的、原初的、有价值的东西，却被忽略不计了。一个民族的大量民间文学创作，没有被这个民族的文艺学作为应有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概括，而只集中于上层文学或精英文学，这样的文艺学，应该说是不完全的。”7而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也恰恰发轫于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无论是下里巴人的民间文学，抑或是阳春白雪的精英文学都是主题学研究的丰厚资源，不可偏废，雪中送炭往往比锦上添花更重要。
七
人类能够发现社会实践中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并对其加以总结并形成知识，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知识并非社会规律本身，而是经人为考察与思考后得出的假设，随着科学与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内容会不断发生改变。由于不同个体在不同环境下的体验获得的知识有所不同，所以主观认识也不尽相同。即使人们以文字为载体将经典化的知识记录下来，以个性的方式解读相同的文字，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人们得到的只能是对经验事物的其中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正确认识，而绝非整体或全部。于是人们发现建立在时间性和空间性观念基础上的比较文学主题学，不可能是从来就有，且一成不变的，而只能是经历从无到有、从原初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建构自然也不可能例外，所以中国比较文学对主题学的要求才是苛刻的，务必完善的。本课题中的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建设过程中，除了本体论的理论建设、谱系梳理；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性质意义；方法论的研究体系、范式规则，以及实践论的研究人才和学术成果以外，还要有一个从随意性转向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即一个富有现代意识的“科学”的特色。其主要表现在“原史”“原典”“原理”的基础上，找到那些以往研究中的“历史在场”的感觉，例如“历史元素”“时间叙事”“历史书写”等。因此，本书主要由理论编、史论编和实论编三部分组成。
理论编即理论阐发部分，主要解决比较文学主题学学科史的各种疑难问题。首先，主题学的发生学意义何在，它在德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孕育而成，如何从题材史完成了到主题学研究的转变；又是如何完成了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的过渡，并最终在欧洲学者诸多的质疑声中跻身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其次，主题学的哲学内涵主要有哪些内容，即从本体论角度发现主题学的学理基础和主要研究视域；从认识论角度解读主题学与文学主题、主题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以及主题学的性质和意义等；从方法论参照系的角度分析主题学与文学类型学、文学流传学、文学人类学、文学文类学、文学接受学和神话原型批评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互参与互鉴、互学与互动。再次，论述百年来中国学者在主题学学科史研究方面不容忽视的贡献。尤其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主题分析，胡适《<西游记>考证》中的题材研究等，对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史论编即从历史的时间顺序评论主题学在中国形成的三种主要研究领域，并对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的研究观点进行评述。首先，论及的是文艺学范畴的主题学研究。在总体论述概况的前提下，对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钟敬文的故事类型研究、季羡林的民间文学研究、饶宗颐的比较神话学研究、钱锺书的《管锥编》研究、杨宪益的《译馀偶拾》研究、刘安武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刘守华的民间故事学研究、刘魁立的民间文艺学研究等，与主题学的关系进行重点的分析、评判与论述。其次，论及的是比较文学范畴的主题学理论研究。除对总的学术概况进行宏观梳理以外，主要对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乐黛云的平行研究、谢天振的主题学研究、陈鹏翔的中西比较研究、刘象愚的东西比较研究、曹顺庆的比较诗学研究、王志耕的类型研究、王向远的题材学研究等，在主题学理论的建树中，发掘出他们的主要观点和独立的学术品格。再次，论及的是中国文学范畴的主题学研究。除对总的学术概况进行论述外，重点对有代表性的学者，如王立的主题学系列研究、宁稼雨的叙事文化学研究、叶舒宪的神话意象研究、陈建宪的神话主题研究、万建中的禁忌主题研究、王春荣的新时期文学主题学研究等，进行系统详尽的评述与阐发。总的设想是对中国比较文学界当前形成的几种主要研究趋向进行有明晰区分度、理论深度和学科高度的总结。以便为后学提供一个客观、公正的参照，为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建构一些高屋建瓴式的学术范式。
实论编主要选取笔者本人学术视野内研究中外文学时涉及比较文学主题学内容的具体研究实例进行分析阐释。主要内容包括主题研究、母题研究、题材研究、人物研究、意象研究、情境研究等诸多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以验证、说明、阐释、深化主题学的理论，努力达到以供“三隅之反”的实证效果。关于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案例尽管难以尽数，但是，学界具有较大共识的可以总结为上述六大类。当然其中仍有不少分歧意见，书中所述只是作者作为中国学者的一家之言，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和进一步进行研讨的学术空间。
总之，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形成史几乎就是一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而对于主题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探讨，就是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新的开拓。19世纪初产生于德国民俗学研究的主题学对研究客体的源流关系、相互间的传播与关联，以及影响与接受等因素进行实证性考察，形成了早期主题学研究的影响研究性质。20世纪中期，经美国学者提倡，注重文本内部研究的平行研究又将主题学纳入其中。主题学在不断的质疑声中发展壮大，标志着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正在进入更高更深的层次。主题学进入比较文学范畴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它不仅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具有了介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间的第三种研究思路，形成了多重性、相互交叉的学科特点。在此基础上，主题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范式以昭示学界，而且在其学术思想指引下的丰硕研究实践，又彰显它在学术界的强大生命力。当前“后理论”时代，关于比较文学主题学理论观点与实践的探索，不仅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将对世界比较文学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1世纪以来，正是由于大量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出现了主题学研究的勃兴气象。由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出“在场”的学术姿态与文化自信，因此他们所取得的大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才使得学术界逐渐淡化了对主题学的种种质疑，使之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为中国学术界自立于国际学界树立了标杆与旗帜。
由此可见，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需要一个中国语境。它在学术上，要创造一种立足于中国学术传统与历史文化、又汲取西方文艺理论内核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派别；在理论上，要搭建一个基于本土经验、中国范式的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概念范畴框架。最终达到建构一种从中国文学经验出发，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实际、中国案例的有别于西方原有或未有的崭新的研究范式。在“他山之石”与“本土之玉”之间营造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学术境界。
1 季羡林：《东方文论选·序》，见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2 曹顺庆：《文化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3 费孝通：《乡土中国》“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4 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参见季羡林：《“东学西渐”与东化——为<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东方论坛》2004年第5期。
6 陈琦、刘儒德主编：《当代教育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7 钟敬文：《民俗学对文艺学发展的作用》，见陈勤建主编：《文艺民俗学论文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