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发展研究的当代使命

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既给文化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给文化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乃至重大挑战。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格局，文化研究的复杂程度空前增大，难度也空前增大。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文化发展的成败决定着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因此，我们的文化研究应当有更大的责任担当，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一）引导社会合理发展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要加快中国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加强文化的引领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航船不能没有导向标。就此而言，发展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对策研究，同时必须加强文化发展研究，用文化发展助推社会发展。

首先是发展理念的引导。任何社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一定的发展理念。只要进入发展的“理念”层次，就必然属于哲学和文化范畴，是哲学和文化需要考量的对象。何谓发展理念？一般说来，发展理念主要是对发展本质、规律、意义等的最基本的认识和觉解。一定的发展理念往往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它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历史上，古代的发展不同于近代的发展，近代的发展又不同于现当代的发展，之所以会造成如此重大差别和差距，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发展的理念、文化上的差异。如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盛行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发展理念，对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就起了严重的抑制作用；直到近代以来科学民主理念的确立，才逐渐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近年来，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确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激发了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我国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发展理念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差异。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必须对发展的文化维度予以高度重视，因为发展理念必然涉及发展的价值、追求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文化问题。事实上，发展的概念现在已经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发展最初被看作是纯粹的经济增长，后来又被看作是经济增长加社会全面变革，再到后来被看作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演变，这实际上赋予发展以更多的价值内涵，使之成为一个与价值追求密切相关的范畴，因而社会发展就等于社会进步。对发展理念加以正确引导，是文化发展研究必须积极承担的任务。

其次是发展方式的调整。健康的社会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发展方式。在发展方式上，过去我们的发展主要是靠拼投入、拼资源、拼消耗，这样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必须由原来的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必须加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文化发展研究无疑应当对此做出合理的引导。与此相关，文化发展研究由于其关注的重点是文化领域的发展问题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问题，因而有助于增强社会各领域发展的整体性，有助于推进“协调发展”。不仅如此，文化发展研究还能增强社会发展的“有机性”，因为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并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文化作用的合理发挥，必然会增强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有机整合程度，使社会更能和谐发展。

最后是发展动力的转换。以往的发展，其动力主要是物质资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完全依靠这样的动力，必须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就是要诉诸创新。而要实现创新发展，就必然要求突出人力资本。只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重大作用，才有技术上的进步，才有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和新动力。这就客观上要求充分开发人力资源，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社会活力。要形成这样的创业创新局面，必须多管齐下：既要破除一切束缚创业创新的障碍，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又要营造创新氛围，鼓励创新，使创业创新成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普遍的生活方式，还要搭建创业创新的公共平台，建立健全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完善创业创新的政策和支持方式。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因此，加强文化创新，给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力，是文化发展研究应当积极面对的任务。

（二）促进人的发展

研究文化发展，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引导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发展。这就涉及文化与人的相互关系这一最为基本的理论问题。弄清这一问题，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发展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

何谓“文化”？尽管这一概念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有一点是众多学者认同的，这就是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也就是说，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它与人化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就其性质或特性来说，是属人的和人为的，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文化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意愿去改变环境和外部世界，创造出属人的存在。就此而言，文化完全是人的创造物。但是，文化一经创造出来，又对人的生存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致人又成为文化的创造物。正如蓝德曼（Landmann，又译为兰德曼）所说，“我们是文化的生产者。但我们也是文化的创造物”[21]。对于文化对人的“强制性”影响，美国学者C.恩伯（Carol Ember）和M.恩伯（Melvin Ember）讲得更明确，认为我们身处某种文化时“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着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了”[22]。因此，人与文化是相互创造的。

人与文化相互创造，因此，文化的发展既是一个“人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化人”的过程。所谓“化人”，就是用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再来教育人、培养人、提高人，使人的发展趋向更高的水平和层次。文化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推进人的提升的过程。诚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3]。

文化发展不仅在客观上会对人的发展形成一种塑造，而且从其根本目的来讲也必须是以人的发展为旨归。推进“人化”，最终目的是“化人”，以使人更好地向着自由、全面的方向发展。对此，康德（Kant）在其《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曾经指出，人不只是一种自然的目的，而且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作为自然最终目的的人，应当是体现文化的人，因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这种适应性的产生过程，就是文化。所以只有文化才可以是我们有理由考虑到人类而归之于自然的最后目的（而不是他所特有的在地上的幸福，也根本不只是在外在于他的无理性的自然中建立秩序与一致性的最重要的工具）”[24]。康德所揭示的，就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或最高追求。文化发展的研究和推进，应当以人为中心或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发来理解和把握文化发展。这是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说到底是要以文化人。不能有效地熏陶、培养、教育人的文化，无助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就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今天，对文化的关注事实上是对人的关注。正是由于文化危机引发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才有对文化问题的聚焦，才有文化批判的兴起，才有世界性文化研究的出现。我们的文化发展研究自然不能偏离人的发展这一宗旨与目标。

由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的所决定，对于文化的先进性也应有一个正确的把握。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的先进性究竟怎么理解，向来存有争议。典型的观点是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的看法，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众多文明，每种文明都有其兴衰的过程，相互之间并无时代性的差异。易言之，人类在文化上只有不同种类的变化，并无什么先进落后之分。这样的观点对于维护各民族文化的权利、坚持民族文化的平等地位，无疑是有益的，但由此导致取消先进落后之分则是有害的。如果各种文化根本无法比较，没有什么先进落后之分，那么我们还何以要建设先进文化？既然不能否认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文化的“先进性”又如何来确定？在这里，先进性主要不是在知识层面划分的，即依据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划分的，而是在价值层面划分的，即根据文化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来确定的。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关键取决于它对人的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一种文化能够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有助于促进人的生存发展，那么，它就是先进的；否则，就是落后的。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最根本的是看其对人的生存发展的意义。文化发展研究应当对文化的先进性及其相关问题做出准确、深入的阐释，以引导先进文化的发展。

（三）助推全球化健康发展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强烈呼唤着新的文明和文化的出现。对于全球化与文化，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外在关系来对待，即仅仅从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待，而应当深刻理解和把握二者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这里关键是要对全球化做出准确、全面的理解。全球化固然首先涉及的是经济，重点也在经济，但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和文化问题，即全球化同时属于文明、文化范畴。强调这一点，旨在表明全球化并不是外在于文化，不能离开文化，应当从文化的深蕴来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简言之，文化和文明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文化不断发展、文明不断发育的过程。文明和文化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就在于离开了文明与文化，全球化就无法顺利进行。当代各种全球化问题的出现，都程度不同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涉及政治、外交、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球化问题，更是与文化直接相关。至于各种全球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文化的介入。消弭文化上的隔阂与分歧，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因为很多问题的产生就源于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文化发展研究的一大重任，就是要助推全球化的发展，保证全球化朝着健康、文明的方向进行。

首先，应形成关于全球化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和新的社会现象，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于全球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以便有利于全球化的推进和各个国家行动方案的制定。在对全球化的认识上，不管其如何界定，先要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种地球意识就是要求人们告别盲目的发展状态，共同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生态文明，以保证人类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面对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党又在“只有一个地球”认识的基础上响亮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这一观点深刻地表达了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判断，使全球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顺利推进全球化非常重要的认识前提和思想指引。对此，文化发展研究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进一步做出深刻的理论阐释，以引导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其次，应促进某些共同价值观的确立。人类既然同处于一个地球，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必然有诸多共识、共同价值观。各种共识和共同价值观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命运的一种关切，体现了对美好未来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像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既是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也是各个国家、民族的共同追求。面对全球化的各种挑战，迫切需要弘扬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与其利益直接相关。所谓价值观，不过是对一定利益关系的一种文化表达。价值观的背后是利益。既然价值观反映的是一定利益关系，那么，判断各个国家、民族能否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关键是看其有无共同利益存在。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面对各种共同利益，必然会形成某些共同价值观。如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和谐共生、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等，就是共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我们的文化发展研究应当唤醒人们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最后，应引领世界文化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文化发展也呈全球化的趋势。但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所有民族文化的同质化、模式化，更不是所谓的“西方化”“美国化”。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要形成一种超越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而只是反映了各民族文化在其发展中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趋势，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要排斥文化的民族化，恰恰是以文化的民族化为前提和基础的，没有民族文化也就无从谈及世界文化。因此，文化全球化的推进，必须建立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这就要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建立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促进多元文化互动，在互动中既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又推动全球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在这方面，文化发展研究应当在一些原则问题、重大理论问题上做出明确的反应，并对一些基本观点做出深刻的阐述，以此来发挥其导向性的功能。

（四）引领文化建设与发展

文化发展研究就其直接目的来说，显然是为了加强我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文化发展研究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对滞后，迫切需要加强。而且，严格说来，文化发展研究要真正发挥上面所讲的引导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以及全球化发展的功能，前提是促进文化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引领和推动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文化发展研究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使命。

要引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文化发展进行“双管齐下”的研究。就理论层面来看，应当加强文化发展的一些基础性研究。虽说学界对文化已有多年的讨论和研究，但对文化发展自身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仍显薄弱。如关于文化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文化发展的机制与动力、文化发展的前提与条件等，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尤其是在对文化及其发展的基本认识上需要深化，以求得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过去我们在谈论文化时，往往将文化仅仅理解为经济政治的附属品、派生物，或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今天看来，这样的理解未免简单化、片面化。面对今天的文化发展现实，应当对文化予以重新审视与定位。又如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过去更多谈论的是文化发展的“他律”，即受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强调的是文化的“适应”，而较少论及文化发展的“自律”，即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就很难达到对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因此，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引领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

加强文化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增强理论自信，必须克服路径依赖。在当代语境中，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层出不穷，都有自己的文化主张与文化解释。对这些理论究竟怎么看？没有别的标准，就看哪种理论能够成功解释、成功应对世界与中国的文化问题并引导其健康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正是在这种比较中胜出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而不是别的理论引导中国走上文化健康发展之路。因此，我们的理论自信是在较量中获得的。加强理论的比较研究、探索研究，克服简单的路径依赖，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一环。当然，克服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批判与排斥，相互吸收借鉴、取长补短正是文化发展题中应有之义。

就实践层面来看，应当加强文化发展的对策性研究。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些变化自然给文化发展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对于这些新课题，简单地沿用过去的老经验、老办法，或者简单地采用某种模式、理论，显然难以有效地破解、应对。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文化发展的具体推进上加强探索，特别是加强对策性研究。像互联网问题、新媒体问题、文化产业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化生产与消费问题、文化传播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文化治理问题等，都是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遇到的新问题，今天研究文化发展，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并做出应有的回答，以寻求可行的应对策略和解决办法。如果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深入的阐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不仅对我国的文化发展能够提供有效的对策，而且对世界文化发展也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从而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总的说来，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无论在文化理论创新方面还是在文化发展实践方面都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任重道远。在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广阔舞台上，文化发展研究应当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