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问题的当代凸显

文化历来是与“人化”联系在一起的。有了人类活动，就开始有了文化。虽说有人类就有文化，就有对文化的关注，但其关注度今非昔比。伴随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快速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文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高度重视的热点问题，以致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文化研究热”。文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主要是由当今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引发的。

其一，当代社会发展越来越突出文化问题。社会发展不同于自然发展，只要是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即有文化的因素参与其中。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甚至是有天壤之别的。在古代社会，尽管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由于文化发展总是迟滞于社会发展，因而它的“领跑”“助推”作用并不是那么明显，人们对于生活其中的文化也并无什么特殊的感觉。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状况开始得到了重大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不是依靠资源、自然条件和传统经验与技艺，而是依靠科学技术与文化，文化因素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换，这种作用更为明显。

当代社会发展虽然高度依赖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但在其具体推进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两个与文化直接相关的问题：一是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就世界范围来看，不少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将文化的发展放到应有的位置，以致文化发展始终是一个短板。这样的发展，既不能持续，又不会有什么后劲，因而加快文化发展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二是社会发展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问题。经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又不是唯一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如何合理看待发展，这些都涉及发展的文化与价值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乎未来的发展，因而引发了对发展本身的重新认识和探讨，这就是赋予发展以更多的文化与价值内涵。这些问题的出现，事实上就在发展中把文化问题推到了前台，以致研究发展不能不重视文化问题。

其二，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突出文化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大阶段，目前正在向后工业文明迈进。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相应的文化。伴随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总体上不断趋向进步，特别是自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空前提高，从而引起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与变革。有学者认为，“1500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3]。近代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知识与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发展状况：人类认识和行为的理性化程度空前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和创造能力空前增强，人类生活条件空前改善，人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理性主义文化也日益暴露出深刻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科技与人文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扩张和滥觞又给人类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在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人的生存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在向科技进军的同时，又出现了技术对人的统治。人类文明遇到如此的困境，文化问题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因为它直接涉及人类的生存，关乎人类发展的命运。

近年来，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就是由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引发的。现代性的出现确实给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将人类社会带入现代社会。但现代性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又将人的生存发展置于灾难境地：人的生存空间受到强烈挤压，人们逐渐远离自己的精神家园，物欲的诱惑和驱使使人变为经济动物。这就是所说的“现代性危机”。现代性问题直接暴露出文明发展的问题，同时暴露出现代理性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正是现代性危机的出现，使人类文明研究必然关注文化问题。文化问题不解决，文明也难以顺利推进。

其三，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突出文化问题。伴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全球化也在不断深入发展。全球化就其主要内容和重点来说无疑是经济全球化，但全球化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必然会渗透于政治和文化领域，其发展本身包含着深刻的文化价值内涵。例如，世界市场体系的建立要求推进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而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现代信用制度达到较高的程度，因为金融体系就是通过稳定增长的信用制度而维系和发展的，一旦信用出了问题，就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从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市场文化危机。从实际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发展的文明和文化问题主要是在经济运行上体现出来的。首先是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全球经济贸易的推行，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如何制定的？制定出来的规则是否对所有国家都公平、合理？这显然涉及价值理念、法律规范、制度体系等问题。其次是规则的实施。规则一经确立，就要遵守执行。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同样要触及文明和文化问题。因为对同一规则、同一事物，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实施起来也会有不同的差异。为什么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常常产生那么多的摩擦？除了经济和政治因素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的文化在作祟。在每一个重要的经济举措、经济行为的背后，都会发现不同文化的“影子”。为此，全球经济要想有序发展，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要想得到合理维护，就迫切需要全球性的文化与文明建设，从而使全球经济真正成为文明经济。

全球化并非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引发的“全球问题”也极为广泛复杂，如合作与冲突、竞争与垄断、共赢与博弈、和谐与霸权、安全与恐怖、生态文明与资源争夺、文化交流与价值冲突、宗教宽容与宗教冲突、外交互信与军事冲突、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等。这些问题虽然产生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但在深层次上都涉及文化价值问题。恰恰是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不同理解和分歧，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和不同解决方式的产生。显然，要推动全球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必须自觉关注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用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念引领全球化的发展。为此，对全球化应有清醒的反思意识，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合理的应对态度，以自觉指导实践。

其四，国际竞争越来越突出文化问题。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和交往关系日益密切，相互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综合国力的竞争既包括经济、科技、国防实力的竞争，也包括文化实力的竞争。从发展的态势看，文化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竞争逐渐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再从经济领域转向科技领域，而后又从科技领域转向文化领域。与此相应，西方发达国家也从谋求军事霸权到谋求经济霸权再到谋求文化霸权。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是军事竞争，20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经济竞争，21世纪的主流可能是文化的竞争。因此，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不能没有文化的巨大发展与精神财富的巨大创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每个国家、民族要谋求发展，都必须对文化竞争、文化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缓慢，固然是由经济原因直接引起的，但文化发展上的迟缓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反观我国的文化发展，应当首先肯定，伴随经济的崛起，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文化发展还是相对滞后，文化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当代文化的竞争，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市场份额的大小、文化产品和文化收入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在世界文化市场上，与文化产品、文化资源相互交换的同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也随之而来，思想文化上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面对这样的世界文化格局和文化挑战，如果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就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捍卫国家的文化主权，保持自己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由上述原因所造成的文化问题凸显，使人类又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对于这一转折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描绘和说明，尽管角度和看法不尽相同，但均突出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例如，加拿大学者D.保罗·谢弗（D.Paul Schafer）对当今时代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一书中通过对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明确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时代划分，即经济时代与文化时代，认为人类正在步入新的时代——“文化时代”。在谢弗看来，过去的两个世纪，人类历史基本上是属于“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经济增长与物质财富的创造是中心，因而“这个时代在很大程度地依赖信息、科学、技术、资讯、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同时，又将这些和其他因素编织到它庞大的运行体系中”[4]。与这个时代相适应，人们形成的观念也是“经济世界观”，即把各种形式的文化（如艺术、体育、娱乐、教育和交流活动等）作为实现经济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仅限于这些活动本身，因为这些手段能够带来充分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例如，就艺术活动而言，主办方主要考虑的是它们具有怎样的“倍增器效果”，这涉及交通、通信、旅游、服装、饭店、旅馆等，可以提高企业和产业的知名度，以及带来持久不断的消费、投资、收入、就业和旅游业发展效应。[5]谢弗认为，这种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正在开始步入新的时代——“文化时代”。文化时代之所以有别于经济时代，就在于它不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而是把文化发展放到优先地位，全部社会发展都要注入文化内涵，并以提高整个文化和文明水平为旨归。与此相适应，文化时代形成的是“文化世界观”，即以文化为中心来看待事物及其发展。当然，“文化世界观并不排斥经济世界观。相反，它包含经济世界观——当然还有其他诸多内容——从而体现出一种更加广泛、深刻并且也更具根本意义的对待生命、生活、现实、世界、世界体系、人类生存状况，以及大自然的方式”[6]。正是基于人类学即人类生存与发展境况的视角，谢弗提出，如果人类想要拥有一个富于成果的未来并且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做出高明的和可持续的抉择和决策，就必须进行时代的转型，即由经济时代迈向文化时代。应当说，谢弗提出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其基本用意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文化问题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以至考虑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重视文化的发展。

文化问题日益凸显、日益重要，引发了世界性的文化关注与文化研究。众多学者和学派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对文化问题给予了具体的分析和考察，并提出了相应的主张。按其关注的问题和分析的角度，当代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主要路向：

一是文化批判的路向。这主要是针对近代以来由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过度发展而引起的文化危机所进行的文化反省与批判。早在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就对现代文化开始了反思性的分析，如韦伯（Weber）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内在冲突的分析，胡塞尔（Husserl）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化分析及其“生活世界”理论的阐发，弗洛伊德（Freud）关于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疾患的分析等。而在20世纪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样一些文化批判思潮：首先是存在主义的文化批判。以海德格尔（Heidegger）和萨特（Sartre）为代表的文化批判，重点是揭示理性文化统治下人的生存发展状况，批驳技术理性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和历史责任感。其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以卢卡奇（Lukács）和葛兰西（Gramsci）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理论指向上是一致的，即突出文化革命。但是，其侧重点有所差别：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侧重于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问题；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将重点从阶级的意识转向全社会的文化境遇，以克服人的异化状况为旨归。最后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所要解构和批判的对象就是技术理性主义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强调多元、差异、宽容、碎片、断裂、对话、交流等，否定或重建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无疑是极端的、片面的，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值得沉思的。

二是文明问题研究的路向。文化与文明是交织在一起的，研究文化必然要涉及文明，并以促进文明为目标。对于文明问题的研究，大体上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个是纵向的维度，即对文明形态演进的研究。国内外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人类文明的演进划分为原始文明、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也有的学者在这几大文明之后又追加了一个“后工业文明”，意指人类正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在文明形态研究中，斯宾格勒（Spengler）和汤因比（Toynbee）有较大的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仅仅把政治国家及其政治形态的演变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主张从文化入手来研究历史，并试图探索文明发展的规律。另一个是横向的维度，即对各种文明共时性的相互间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做过大量实证的以及理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看法，比较有影响的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学者亨廷顿（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要说明，冷战后世界的冲突不再是政治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战场。这样的研判不仅仅是对当代文化发展的看法，同时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考量。

三是意识形态问题的路向。在文化研究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在历史上意识形态有时还被作为一般“思想观念”或“观念科学”来看待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后，意识形态更多具有政治价值内涵。不同的学者和学派都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看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虚假意识，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粉饰现实生活为现存统治辩护；意识形态同时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力量和操纵力量，力图控制人们的生活世界。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基本上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新的变化，“意识形态终结论”开始兴起。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李普塞特（Lipset）、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就是主要代表人物，其中贝尔最具代表性。他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集中阐发了这一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正在趋同，都在面临相同或相似的任务，所谓的“左”与“右”之争已经失去了意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又紧随其后，从“意识形态的终结”演变为“历史的终结”，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全球的胜利，自由民主制度将构成“历史的终结”。虽然近年来“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有所收敛，但有关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始终没有停止，并在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当代文化竞争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竞争。

四是全球性文化问题研究的路向。文化的当代性肯定离不了文化的全球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仅在经济上引起了世界性的大变革、大调整，而且在文化上也产生了世界性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传播与交流，有助于各种文化相互借鉴吸收，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交锋和竞争。西方一些国家借助经济、政治上的地位与优势，强力推行其文化与价值，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主义”，破坏着文化的平等交往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生态，引起了世界性的文化关注与讨论，并形成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围绕全球化，文化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化的分化与整合、文化的认同与危机、文化的合作与冲突、文化的安全与风险等。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国家形成了各自的立场与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之所以受到各个国家的高度关注，原因就在于文化乃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假如根断魂飞，民族的发展也就没有任何指望了。而且，在全球舞台上，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文化上的话语权，就很难真正维护和确立本民族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正因如此，当代各国都特别注意加强文化研究，并采取相应对策应对全球化。

事实上，当代文化研究除了上述几种主要路向外，涉及的领域和范围还有很多，诸如大众文化、网络社会中的文化、文化产业化、文化的媒体传播等，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随着问题研究的扩展与深化，整个文化研究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影响越来越大。早在20世纪上半叶，曼海姆就曾经指出，在今天，“我们所有的科学（除自然科学外）都已成为文化的科学，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则都已变成文化的哲学”[7]。他还特别指出，对于文化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始于当代，“从历史哲学的立场考虑，文化社会学产生于当代”，而且“包括文化哲学在内的相关学科也产生于当代。尽管被一只无形之手引导，当今人文科学的整个体系旨在努力从其历史进程及其系统特性方面来领悟文化现象”。[8]曼海姆虽然是从学科的角度描述了文化研究的现状，但也反映了当今时代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