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研究的理性自觉

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一方面通过人的活动塑造当下，使世界变成人化的世界；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地跳出当下，指向一个全新的世界，引领世界的发展。二者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展现出文化发展的复杂前景，形成了文化的丰富内容。文化研究既要对文化的当下存在进行考察，又要为文化的未来发展展现新的可能性空间，从而在更高层面凝聚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自我提升。因此，文化研究中的理性自觉就成为研究的基本要求。

（一）文化研究中的整体性

如前所述，广义的文化概念涉及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心理结构、思想观念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指思想观念形态，并且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但其总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实践相联系。文化的形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文化的内容与价值取向则是与特定历史相联系。这就意味着文化研究必须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既是对思想观念形态的文化逻辑研究，也是对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历史性研究，更是对社会历史生活与思想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作为思想观念形态的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有其内在的主题，这些主题之间往往形成内在的逻辑。比如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随着文艺复兴的展开，理性逐渐成为文化的主题，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及思维方式。从英国的经验论到法国的唯理论，再到德国古典哲学，就呈现出西方文化在形而上学层面的逻辑展开过程，这种展开是通过哲学家的思考与批判来实现的。哲学家或文化学者关于文化的研究与思考，揭示出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思想动力，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文化观念的主题内容，这对于我们把握文化的样态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虽然具有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但其内容又往往源自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在不同时期，思想观念的内容往往直接受到不同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思想观念的逻辑变迁，更要研究这种变迁与社会生活变迁的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青年黑格尔派时就指出，青年黑格尔派致力于批判当时的社会，但他们的批判只是停留于观念层面，从没有想到这种观念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格尔茨在谈到宗教研究时也指出：“人类学家的宗教研究应分两个阶段：首先对构成宗教本身的象征符号所体现的意义体系进行分析；其次，将这些体系与社会结构过程和心理过程相联系。”[75]这也是在强调宗教研究中整体性问题。可以说，对社会生活本身的研究构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存在、社会心理、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构成了广义文化研究的整体内容。梁漱溟先生后来概括说，所谓文化不过是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包括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76]

在这种整体性图景中，展现社会存在、社会心理、行为模式与思想观念等之间的联系中介，成为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整体的各要素虽然处于一种关联中，但并不是无差别的相加，而是有中介的统一。“全部的总体都包含在每一个被辩证地、正确地把握的环节之中，在于整个的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77]展现这种具体的关联，从而在“具体的总体”中把握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这是文化研究中比较困难的工作。

（二）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

从思想观念层面来说，文化首先体现为人类的惯性行为系统和相关意识状态。这种状态的文化为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和道德规范，甚至沉淀为人们的无意识。在这种层面上，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虽然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但同时也使人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跳出当下的自觉意识。作为理论观念形态的文化，虽然能够对上述的惯性行为系统和无意识状态加以反思，但这种反思也仍有可能并没有跳出原初的观念框架。因此，保持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是走向文化自觉的重要一环。

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讨论来具体说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拜物教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化关系的形成根源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正是在这一普遍化过程中，商品物抽象为数量关系中的物，一种形式化结构中量的载体，物的本质反而被忽略了。与之相应，人的存在也被抽象为商品化的存在，只有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形式结构中，人才有其在社会存在中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颠倒与形式化，将人变成了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载体，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发生机制。也正是在这种拜物教式的社会存在中，商品、货币、资本才取得了统治一切的地位。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这种存在状态，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也都有过批判。比如费尔巴哈就曾对人的这种异化状态提出批判，并针对性地提出以“爱”为内核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将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推广化。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种无异化的生活。费尔巴哈的这一批判成为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基础。应当说，看到人的存在状态的“异化”，是当时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重要觉醒，也是跳出现实的重要一步。但在费尔巴哈的批判中，他所提倡的“爱”只是“异化”的对立面，因为这种异化虽然表面看来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制度发生的异化。当社会制度本身没有得到改变时，这种“爱”只是从对立的层面弥补了“异化”的缺陷，从而将有着内在裂痕的社会黏合为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的整体，这是对社会存在的直观，这种直观并没有真正地跳出现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圈套。建立在直观上的批判，当然不是彻底的自我反思和理性自觉，最多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解释。

在文化研究中，真正的批判性应是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整体反思，对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批判要建立在对社会存在本身的辩证批判基础之上，从而将文化批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对于文化的这种境界，有的哲学家以“乌托邦”来称谓。所谓“乌托邦”，就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一个乌托邦，并不是真实世界即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写照，它并不存在于时间的一瞬或空间上的一点，而是一个‘非在’”[78]。这种“非在”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力求从更高的文化逻辑审视当下的社会，从而凝聚走向更高社会的力量，“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79]。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同样具有上述的意蕴。

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并不是激进的否定，而是源自社会现实的自我批判。这正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展示的意义。与费尔巴哈式的外在批判不同，辩证法的批判是事物自身内在的自我批判。在文化研究中，这种批判性不仅是对文化逻辑的哲学审视，更是对日常生活与行为模式的反思，从而将人的行为与思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一个社会发展的未来境界。以此为指向，赋予人类以行动的能力、改变世界的能力，这正是文化研究需要的理性自觉。

（三）文化研究中的想象力

“乌托邦”有赖于文化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一方面有赖于过去的思想供给，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文化研究者们的想象力。

想象力（imagination）是学术研究中长期没有得到尊重的一个概念。谈到想象力，人们将其与思想的随意性联系起来，特别是自20世纪初以来，学术研究重实证、重数据，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对于想象力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对于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旨趣，胡塞尔曾加以批评。对于这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原则，韦伯也指出其局限：“第一，人们认为，历史实在的‘根本’内容和‘本质’必定记录在那种理论的概念图像之中，第二，人们把它们用作历史应当塞入其中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第三，人们假设这种‘观念’是处于现象变幻背后而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真正的’实在和实际的‘力量’。”[80]在这种方法的规制下，想象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正如米尔斯（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说，“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得更为庞杂，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间的联系。要想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81]。米尔斯认为，只有拥有理论想象力，我们才能在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总体变迁之间建立联系，才可能真正地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一种视角转换关系，从而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总体理解。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人们才能跳出狭隘的领域局限，从具体的知识进入对社会生活意义的思考，这时才能与超越当下社会生活的未来建立一种联系。米尔斯结合社会学的研究说：“在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82]在文化研究中，这种想象力尤为重要。

文化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理解，即对过去与当下人类心理的理解。在阐释已经过去的生活方式、文献资源与思想观念时，我们不仅要充分地追问自身的心灵，更要去阐释已经存在过的心灵，这需要我们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有生命力的解释，也就是有想象力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既有对过去文化的理解，又叠加了现代心灵的自我审视，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空间。只有这样，上面所说的“乌托邦”才有可能被想象，只有这种建立在坚实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想象力，才能克服人的自然惰性，赋予人们不同于当下的一种新的反思与批判能力，从而将文化指向一个更高的世界。这种更高的旨趣反过来又不断提升着人类的能力。

（四）文化研究中的本土性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样的理解中，“民族的”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第一个规定。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这一理解，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思考与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第一个特点就是继承性与民族性。这就意味着，在文化研究中，必须重视文化的民族性、本土性，以期探索真正合乎中国发展实际的文化发展之路。

在传统社会，由于交通的不便利与生活方式的相对固定化，文化具有较大的封闭性。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特别随着今天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日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因而文化的世界性明显增强。但是，正如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民族国家一样，文化的全球发展也不能取消文化的本土化。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交往和交流过程。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如果文化的发展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文化逻辑来展开，那么，全球化的过程就将是一种新的殖民建构过程，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殖民建构过程。因此，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文化发展既需要有全球的视野，更需要有本土的意识。

强调文化研究的本土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要在对外来文化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转换。要实现创造性转换，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对本土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围绕本土问题来思考文化问题，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指出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本土发展与创造性转换。当年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抓住了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深入的分析，而后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展战略。这样的分析研究，既没有简单地回到传统，也没有简单地效仿西方，而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条新的解决思路，从而为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指明了方向。在今天的全球化条件下，我们研究文化的发展与创造，应当充分注意学习、掌握这种重要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