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才调集》及其诗人谱系
一、《才调集》：晚唐诗坛的美丽侧影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
这里的“十世纪”，指的是五代时期，特别是其中的前蜀和后蜀。五代为晚唐诗风的延伸期，在这段时间里，晚唐齐梁诗风主要是在地处成都的割据政权得到褒扬。生于晚唐、成长于前蜀的文人在后蜀编纂了诗集《才调集》和词集《花间集》，在这两种文体的选集中，温庭筠都得到了绝对的尊崇。足见温庭筠受到后蜀文人喜爱的程度。
在唐王朝灭亡之前，温庭筠的诗风似乎并未受到这样的礼遇。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晚唐的人们至少在表面上拒绝承认温李是自己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有趣的是，后世的一般读者在提到“晚唐”时，第一反应却是属于温李的那个华艳的晚唐，其次才是属于姚贾的那个幽冷的晚唐，至于祖述元白的闲适的晚唐，继承韩孟的刺世嫉邪的晚唐，虽然令晚唐人自豪，却要被后人放在更次要的位置上。被晚唐人有意无意忽视的温李反而成了后人眼中晚唐的标志。
也许温李在晚唐受到的冷遇并未达到宇文所安想象中的程度，但欣赏温李只是“某个群体的品位”当是可信的。后蜀的《才调集》是这种相对小众的爱好第一次编订成传世诗集，较多地保留了所谓“某个群体的品位”的原始状态，对我们认识晚唐齐梁诗风有极大的帮助。
《才调集》的编纂者韦縠，出身于京兆韦氏家族，是晚唐著名诗人、《又玄集》编纂者韦庄的同族后辈。韦縠生于884年前后，去世不晚于960年，官至后蜀的监察御史[302]。《才调集》成书于943年，此时韦縠已近花甲之年。韦縠出生时，唐彦谦、吴融、韩偓尚处于创作活跃期；《才调集》编成时，韩偓已去世约三十年。
韦縠为《才调集》撰写了一篇简短而低调的序言。在序言中，韦縠称自己采录这些“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作品，只是为了“自乐所好”，供人“闲窗展卷”“月榭行吟”之用，而不期望“垂诸后昆”。[303]这样的自我定位，与数百年前的《玉台新咏》却有几分相似。韦縠的选诗理念比较私人化，无意于教化当世和后世的诗人，因此也不求建构一个权威而完整的文学谱系。也许《才调集》并不全面，但在反映某一时代、某一群体的爱好时，却格外真实。
韦縠编纂《才调集》时，脑海中并没有一个预设的谱系。但作为一部业已成型的文本，这部涉及初唐至五代的诗歌选本完全可以被分析、归纳，从而提炼出一个结构。韦縠代表的时代和群体的品味，对每一个时代的作品都有好恶、去取。由此形成的结果虽不是唐诗的谱系，却是一个群体的谱系，即以温庭筠为中心的晚唐齐梁诗风的谱系，包括晚唐齐梁诗风的文学史资源。《才调集》反映不出整个晚唐，只是形神兼备地留下了晚唐诗坛的一个侧影，而且是较为美丽的那个侧影。
二、《才调集》的诗人谱系
《才调集》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诗人谱系，即喜欢温、韦的晚唐人还喜欢哪些诗人。《才调集》共涉及从初唐到五代的139位诗人。其中，晚唐的诗人可视为温庭筠的同道——即晚唐齐梁诗风的主要代表——及其外围诗人，晚唐以前的诗人可视为晚唐齐梁诗风的诗学资源。当然，这139位诗人的地位并非同等重要。韦庄、温庭筠分别有62、61首作品入选《才调集》，是最重要的作者，而只有1首诗入选的作者比比皆是。后者显然是不重要的。《才调集》共选诗889首，平均每人6.4首。本章认为，超过均值，即入选7首及以上作品的诗人，是《才调集》比较看重而较有意义的，达不到均值的诗人，则入选有一定偶然性，可不做重点考虑。由此得出《才调集》中较重要的作家包括：
元和前诗人：李白28首，卢纶7首。
元和诗人：元稹57首，白居易27首，刘禹锡17首，李涉16首，王建13首，顾况11首，贾岛、姚合、张籍各7首。
晚唐诗人：温庭筠61首，杜牧、李商隐各40首，曹唐24首，许浑19首，唐彦谦17首，李廓16首，赵嘏11首，薛能10首，于武陵9首，秦韬玉8首，崔珏7首。
唐末诗人：韦庄62首，张泌18首，罗隐17首，王涣13首，郑谷11首，胡曾、罗邺各9首，杜荀鹤、李山甫各8首，崔涂、钱珝、刘象、于鹄各7首。
可以看出，晚唐和五代是《才调集》的重点，稍早的元和是其祖述的主要文学资源，而元和以前的唐诗并非重点。在此，对以上作家的状况做一简要分析：
1.元和前诗人
《才调集》选初唐诗很少，于盛唐诗人中则独重李白。《才调集》选李白，侧重其受到齐梁诗风影响的一面。具体说来，包括其继承了南朝歌行的歌行与继承了宫体诗的五言诗。
歌行是李白入选《才调集》的主要原因。李白入选的28首作品中，有9首为歌行，而《才调集》选元和前歌行总共不过16首。王夫之认为，七言歌行始自鲍照，“前虽有作者，正荒忽中鸟径耳”[304]。歌行的第一次繁盛实际已到萧梁。歌行在立体之初本是一种南朝新体。《才调集》所选李白歌行，题目多取自南朝人常用的乐府题，如《白头吟》《乌夜啼》《捣衣篇》等，充满了对南朝的怀恋。入选歌行多非李白惊心动魄的代表作，而大多语言流丽、重视形象、体物华艳，模拟鲍照的痕迹较明显，接近萧梁歌行的特点。
除歌行和1首赋外，李白入选《才调集》的作品均为五言，以五律为主，兼及五言乐府及五绝。萧梁宫体诗是五律的直接源头，李白入选的五律皆为宫体写法。其中，《紫骝马》为萧梁的赋题写法，所用题目也是萧梁新体赋题喜欢用的。《宫中行乐三首》《紫宫乐五首》用体物之笔，详细地描摹雍容华贵的宫人形貌，是典型的宫体诗。李白入选的五言乐府和五绝，则可看作对南朝乐府的继承。
由此可见，李白完全是作为齐梁诗风的继承者入选的。
大历诗人中，只有卢纶一人勉强达到了均值，可见大历诗风与《才调集》的审美甚不相容。卢纶有2首排律入选，是唯一有排律入选的元和前诗人[305]。卢纶的排律偶有佳句，或体物浏亮，达到了“韵高词丽”的标准；或缘情绮靡，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或指称物名，带有猎奇色彩。除排律外，卢纶入选的绝句多涉艳情，七律略似韦庄。
综上可知，《才调集》选元和前诗人的作品，着眼于齐梁风格的显现，重点在歌行、五律，偶有绝句入选。
2.元和诗人
《才调集》几乎未选韩孟派诗人的作品，而元白派的两位领军人物，以及与元白派关系密切的刘禹锡，却是《才调集》选诗最多的三位元和诗人。由此可见《才调集》对元白诗派的偏重。
《才调集》选元、白、刘的作品，都以七绝为最多。
除七绝外，元稹还有9首五律入选，在《才调集》中算是入选五律较多的。在元和前诗人中，只有李白有这么多五律入选；在元和、晚唐诗人中，入选五律在此以上的也寥寥无几。足见《才调集》对元稹五律的认可。
白居易有7首排律入选，是《才调集》入选排律最多的诗人，说明《才调集》把白居易当作排律的典范。排律亦兴起于萧梁，在句法上具备五律的一切特点，可以继承宫体诗的写法；同时篇幅较大，可以吸纳赋的写法，极尽铺陈。因此，排律也是承载齐梁诗风的一种重要体裁。
此外，白居易还有11首五言乐府入选，远远超过了李白。但事实上，白居易的古体乐府大致属于“新乐府”风格，并未继承南朝乐府的艺术传统，不属齐梁体裁。“新乐府”其实远非《才调集》热衷的体裁。在《才调集》中，其他诗人都没有同类作品入选。白居易的“新乐府”之所以能入选，恐怕只是因为白居易本人及其倡导的“新乐府”名声太高，又貌似与乐府传统有关，不便忽略。
《才调集》选元和歌行不多。除元稹有4首入选外，另顾况入选的11首诗中有6首歌行，李涉入选的16首诗中有7首歌行，可见顾李二人都是因歌行入选。元、顾、李入选的歌行均有艳丽铺陈的特点，多与女色故事有关。
在元和诗风中，《才调集》明显倾向于元白体，且最重其七绝，艳体歌行次之，排律、五律又次之，七律有少量入选。这是《才调集》为其喜爱的晚唐诗人找到的诗学源头。
3.晚唐诗人
作为《才调集》最推崇的诗人之一，温庭筠各诗体的创作得到了全面的选录。温庭筠的创作可以作为《才调集》推崇的诗风之一的样板，即晚唐齐梁诗风的样板。
温庭筠歌行受到的推崇尤为突出，入选多达23首，远远超过以9首居第二位的李白，可见在韦縠看来，歌行是温庭筠最具代表性的诗体，温庭筠的歌行也是最值得欣赏的歌行。
除歌行外，温庭筠入选的七律多达15首，仅次于入选七律最多的韦庄和以游仙七律见长的曹唐，而超过了李商隐。与诗人的其他诗体相比，温庭筠的七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多数显得不甚绮艳。温庭筠与韦庄的诗风歧异很大，唯独七律与韦庄最为相近，即以格言式的警句取胜，重在传达相对普遍的人生经验，而非进行曲折深入的心理描写，造语讲究但用词并不特别华艳。温庭筠的七律受到欣赏，可能与其近于韦庄的风格有关。或者说，温韦的七律代表了晚唐较为普遍的七律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温庭筠有7首近乎古律之间的“齐梁体”作品入选，是《才调集》唯一有齐梁体作品入选的诗人，同时这7首作品也被明确标为“齐梁体”。说明《才调集》认为温庭筠是形式上的“齐梁体”的唯一规范。温庭筠又有5首五律、2首排律入选，除完全符合格律外，风格与萧梁宫体诗或“齐梁体”极为相近，不妨视为合律的“齐梁体”。
此外，与其他元和、晚唐大家相比，温庭筠入选的绝句相对较少。
李商隐入选最多的作品为七绝，七律次之，另有6首排律。李商隐入选的七绝长于缘情，且多涉女色，与《才调集》中其他诗人的七绝可以构成一个整体；其五律和排律均设色华艳，体物工细，体现出齐梁宫体的特点。很显然，《才调集》是故意从李商隐的诗集中寻找此类作品的。应该说，李商隐入选的七绝和五律都符合《才调集》的一般标准。至于李商隐的七律，则显示出与韦庄七律明显不同的风格，力厚色浓，仿佛是其宫体五言的变体。《才调集》是把李商隐七律当作晚唐齐梁诗风的一种变体来接受的。
晚唐的另外一位重要诗人杜牧也是入选七绝最多，且多涉艳情，同样汇入了晚唐齐梁诗风下七绝以艳体缘情为务的潮流。除此以外，杜牧入选的律诗也较多，五律近于宫体，七律近于韦庄。
曹唐入选作品多达24首，其中21首为七律，3首为七绝，题材均为游仙。曹唐以游仙诗著称，《才调集》也完全是将其作为写作游仙诗的特色诗人选入的。曹唐的游仙诗在造语上与李商隐的七律相似，亦可看作晚唐齐梁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廓即使在晚唐诗人中也不算著名，却是《才调集》入选五律最多的诗人。李廓主要是凭一组10首的五律《长安少年行》入选的。这组诗很难说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不过是以华丽的笔调铺叙物象，描绘了长安的都市生活。李廓的五律突出地体现了晚唐宫体五律重物轻情的特点。此外，大型组诗的体式也收到了一定骇众取名的效果，故为《才调集》所取。除五律外，李廓也有一些艳体歌行入选。
《才调集》多选唐彦谦、秦韬玉、崔珏等人的七律。他们的七律不避华靡，形似义山而稍加流易，亦可视为晚唐齐梁诗风的核心成分。此外，《才调集》还多选许浑、赵嘏的七律，盖因二人亦为一时七律名手。二人的七律流易与韦庄近似，而物象高华过之，介乎李商隐与韦庄之间，故可视为晚唐齐梁诗风的外围。
在《才调集》中，与温李平辈的晚唐诗人，以及年辈略晚的唐彦谦等人，大多呈现出齐梁风格的影响。部分诗人的七律近于韦庄诗风，属于晚唐齐梁诗风的外围。
4.唐末诗人
《才调集》中入选的诗人，年代都不太晚，即使是活到了朱温称帝（907）之后，其主要活动时间亦都在晚唐，可以算作晚唐诗人。然而，晚唐诗人是《才调集》选录的重点，人数较多，值得做较细的区分。根据年辈的差异，晚唐诗人又可大致分为两代。老一代为温李的同辈人，以温庭筠为代表，风格较绮丽；后一代为温李的晚辈，以韦庄为代表，风格有所变化。方便起见，本书称后者为“唐末诗人”。凡确定卒年在公元907年之后者，划为“唐末诗人”。如卒年不能确定，而能大致确定生年晚于公元833年（即比李商隐年少二十岁以上）者，亦划为“唐末诗人”。
唐末诗人韦庄是《才调集》选诗最多的诗人，这与选诗者韦縠为韦庄族人有很大关系。可以说韦縠的审美倾向受到了韦庄诗的影响，但不能说韦庄最能代表《才调集》的真正好尚。如果一首作品与韦庄的风格并不相同而能入选《才调集》，则毫无疑问是因纯文学的原因受到欣赏；而如果一首作品近于韦庄的风格，则可能仅仅是因为近似韦庄而入选。《才调集》中与韦庄风格相异的晚唐诗歌多为浓艳的齐梁体，这些作品更能代表《才调集》的真实偏好。尽管如此，晚唐齐梁体与韦庄体毕竟有着相同的受众，不能说没有关联。韦庄体可以被作为晚唐齐梁诗风的外围来处理。
韦庄入选的62首作品中，七律多达33首，显然被韦縠视为七律正体。与李商隐等人不同，韦庄的七律语言朴素，以传递人生经验的警句见长，与齐梁诗风颇有距离。不过，韦庄入选的几首五律，却与温李五律相似，可见齐梁遗意。
类似地，唐末诗人张泌、罗隐也主要是因七律入选。张泌的七律稍见点染，工于写景，接近许浑、赵嘏的风格，偶有义山体七律。罗隐的七律语言则在浅易的道路上比韦庄走得更远，专注于人生经验的传达，很多句子近乎俗谚，与晚唐齐梁诗风的距离更远，而只是与韦庄体有一定关系。
另有一些入选数量中等、在文学史上历来不很受重视的诗人，也明显是因七律入选。胡曾入选的9首均为七律，当系七律专家。胡曾的七律设色较为华艳，近乎义山体，且多赋齐梁乐府旧题，接近翁绶的作法，受齐梁诗风的影响十分明显。吴商浩的七律亦明显注重辞藻，与唐彦谦等人相似，体现出齐梁诗风的影响。李山甫的七律重视辞藻，但实际诗格不高，仍沉迷于一些世俗经验的传达，甚或世俗富贵的夸耀，体现出介乎义山体与韦庄体之间的风格，勉强亦可看出齐梁诗风的影响。罗邺与罗隐同为咸通“三罗”之一，七律风格与罗隐相似，可归为晚唐齐梁诗风的外围。
钱珝入选作品中有6首为绝句，可见是因绝句被取中。钱珝入选的绝句多有齐梁风味。其中的《未展芭蕉》与贺知章《柳枝词》一样，以齐梁式比喻体物，如：
把有生命的芭蕉比作“冷烛”“绿蜡”，静穆而珠光宝气；将卷曲的蕉叶比作“芳心”“书札”，将东风吹开芭蕉比作拆看书信，引导人联想到美女的形象，富于情爱的暗示。
另一些绝句则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着重发掘爱情中的特殊心理，如：
继承的是南朝诗歌中的缘情艺术[307]。
王涣入选作品以七绝为主，题材香艳，工于缘情，与《才调集》中呈现齐梁诗风的七绝一脉相承。故王涣也属于受齐梁诗风泽被的唐末诗人。
还有一些诗人，入选数量中等，但文体分布比较均匀，如郑谷、杜荀鹤、崔涂、刘象、于鹄等。这些诗人入选七律不多，而都有便捷的七绝入选，又有五律入选，或为体物浓艳的齐梁体，或为写景淡雅的晚唐体，与温李的五律创作状况相似。这些诗人也体现出晚唐齐梁诗风的影响。
《才调集》中的唐末诗人，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韦庄体，因而只能视为晚唐齐梁诗风的外围。另一些诗人则仍然体现齐梁风格，接近于温李的创作。
5.其他值得一提的诗人
有一些在文学史上颇受重视的诗人，虽然也入选了《才调集》，却不受重视，甚至入选作品的数量都没有达到均值。《才调集》对这些诗人的处理，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在此做简要的分析。
初唐诗直承齐梁余绪，却并非《才调集》的诗学资源。整个初唐仅入选4首，且各自代表了不同文体在齐梁时代的原始形态。如沈佺期《古意呈乔补阙知之》介乎歌行与七律之间，上承齐梁歌行；其《杂诗》为五律，呈现典型的齐梁宫体风格；张谔的五律《还京》通首平稳，呈现齐梁山水诗体物的特点；贺知章的《柳枝词》来源于齐梁乐府题目，且使用了典型的齐梁式比喻。《才调集》选初唐诗，注重其原始的一面，带有猎奇的色彩，并不将其视为经典。
王昌龄在盛唐诗坛占据重要地位，却只有2首五律、3首七绝入选。五律和七绝都是中晚唐齐梁诗风的常用文体。王昌龄入选的五律有宫体遗意，七绝亦为典型的齐梁题材。王昌龄的整体诗风并不能算是齐梁风格，《才调集》所选王昌龄诗也不反映王昌龄的整体风格，但入选的几首王昌龄诗却可能对晚唐齐梁诗风产生过重要影响。与此类似，岑参入选的4首七绝也不足以代表岑参的风格，但涉及闺情、边塞等题材，不失为齐梁之遗响，晚唐齐梁诗风之先声。孟浩然有宫体五律、艳体七绝各1首入选，亦属类似情况。
崔国辅传世作品不多，以五绝见长，题材较为香艳。《才调集》选入了崔国辅的4首香艳五绝。崔国辅的五绝应该也是晚唐齐梁诗风的诗学资源。
刘长卿为大历诗人的代表，号称“五言长城”。《才调集》却只选其2首五律。其中一首类似宫体，另一首写景诗透露“晚唐体”消息，亦不体现刘长卿的风格。可见，《才调集》并不欣赏大历诗风。
元和时代的李贺追求艳异，对温李的审美风格、特别是歌行创作有直接的影响。李贺虽然写近体不多，但其诗歌中的齐梁意象是不少的，应该是晚唐齐梁诗风的重要诗学资源。《才调集》却只选了李贺的1首宫体五律，忽略了晚唐齐梁诗风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样，元和诗人刘商与李贺风格相近，也只有1首歌行入选，且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其齐梁风格。
元和时代著名的歌行作手张籍、王建虽都入选《才调集》，但竟然均无一首歌行入选，可见《才调集》亦不欣赏张王歌行的风格。王建是被作为杂体诗人选入的，其13首诗中，有6首六言，4首“调笑令”。在韦縠看来，这些娱乐性极强的新奇形式，比王建的歌行有价值得多。至于张籍，在《才调集》中并未太受重视，入选相对稍多的文体还是五律，风格大致为体物细腻而略比姚贾清浅的“晚唐体”。
元和时代的五律名家姚合、贾岛亦未太受重视，各只有2首五律入选。贾岛入选的作品并非“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这样具有明显贾岛特点的“苦吟”之作，而是“旅情斜日后，春色早烟中”这样的流丽清浅之作，更多地表现“晚唐体”的共性而非贾岛的个性。姚合入选的五律则更无刻尽之语。可见，《才调集》欣赏姚贾的个别作品，但并不推崇“姚贾体”。
一些体现出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人入选《才调集》的作品较少，他们又可分为两种情况。有的诗人传世作品已经不多，或主体风格并非齐梁诗风，《才调集》选录了其典型的齐梁风格作品，可谓独具只眼；另一些诗人传世作品较多，也较明显地呈现出齐梁风格，入选作品却不多，仍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前者包括韩琮、李频、李洞、张乔、高骈、高蟾、纪唐夫、李郢等，后者包括陈陶、李群玉、赵光远、吴融、韩偓、徐夤[308]等。
《才调集》卷十专录无名氏及女诗人的作品。唐代女诗人的诗学修养总体上远远不及同时代的男诗人，作诗更多地倚仗性灵。与温李相比，女诗人的作品往往显得清浅，也不能很好地运用齐梁的历史典故和诗歌技法，更无法以男性的眼光，对女性的外在形貌做穷形尽相的描写，因此，很少有女诗人的作品真正体现出齐梁风格。只不过，由于女性长期成为齐梁体描写的对象，女诗人凭借女性的生活经验，可以写出一些在物象上与宫体相关的作品来，女性独特的情感体验也可以为这些作品增色。对于身为男性的编选者韦縠来说，女性作诗这一事件本身已足以满足其与齐梁诗风有关的想象了，应该说，韦縠在选录女性作品时，无论在艺术水平上还是风格上，都采取了比较宽泛的标准。
当然，也有一些诗学修养较好的大家闺秀，突破了女性的天然视角，写出了体现齐梁诗风的作品[309]。对于这些作家作品，《才调集》也有足够敏锐的发掘。
女诗人入选《才调集》的作品很少超过3首，入选数超过男性诗人均值的只有盛唐的李冶和唐末的鱼玄机。李冶和鱼玄机的作品都没有典型地体现出齐梁风格。相比之下，元和时代的女诗人薛涛也许创作更加规整，体现出更多的宫体风格，与中晚唐的重要诗人也有一些交往，但她仅有3首诗入选《才调集》，未引起足够重视。
借助《才调集》，可以初步梳理出与晚唐齐梁诗风密切相关的诗人及体裁。
晚唐齐梁诗风的诗学资源包括：李白的歌行、五律及五言乐府；崔国辅的五绝；王昌龄等盛唐诗人的部分作品；卢纶、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的七绝；元稹的五律；白居易的排律；元稹、顾况、李涉的歌行等。
晚唐齐梁诗风的核心包括：温庭筠的歌行、五律、排律和“齐梁体”；李商隐、杜牧、王涣、钱珝的七绝；李商隐、杜牧、李廓、韦庄的部分五律、排律。李商隐、唐彦谦、秦韬玉、崔珏、胡曾、吴商浩、李山甫的七律为晚唐齐梁诗风的重要变体。以曹唐为代表的游仙诗也是晚唐齐梁诗风的组成部分。韩琮、李频、纪唐夫、李郢等传世作品不多的诗人，李洞、张乔、高骈、高蟾、郑谷、杜荀鹤、崔涂、刘象、于鹄等诗人的部分创作也应引起注意。
此外，许浑、赵嘏、张泌的七律虽不属于典型的晚唐齐梁诗风，却与晚唐齐梁诗风关系密切。韦庄及与其风格相似的罗隐、罗邺与齐梁诗风有较大差异，但同样为《才调集》所重视，可视为晚唐齐梁诗风的外围作家。
一些被《才调集》忽视的诗人也应引起注意，包括元和时代的李贺、刘商和薛涛，晚唐的陈陶、李群玉、赵光远、吴融、韩偓、徐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