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晚唐齐梁诗风研究文献综述
唐末五代至宋元的诗学家对唐诗的收集整理，为我们研究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体结构、系联主要作家提供了方向和线索。后蜀韦縠的《才调集》虽然并非晚唐齐梁诗风的专门选本，但其欣赏品味却是明显倾向于齐梁诗风的。《才调集》中并非所有作品都属典型的晚唐齐梁诗风产物，但晚唐齐梁诗风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却大多见于《才调集》。《才调集》为我们考察晚唐人心目中的齐梁诗风及其重要作家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根据《才调集》，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晚唐齐梁诗风所涉及的体裁和题材，认识晚唐齐梁诗风的主要作家及其认可的前代资源。《才调集》可以视为最早选录晚唐齐梁诗风的选本，为今天的晚唐齐梁诗风研究提供了便利。清人冯班、纪昀对《才调集》的研究，实际也是对晚唐齐梁诗风的研究。宋人计有功所撰《唐诗纪事》记录唐代诗人的生平事迹及作品，其中不乏与晚唐齐梁诗风有关的作家作品。元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则比《唐诗纪事》范围更广，叙事更详。这两本著作也为晚唐齐梁诗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20世纪前半叶，齐梁诗风的研究受到的重视不足。新时期以来，关于齐梁时代诗歌风格本身，以及唐代各期吸收齐梁诗风状况的研究日趋完善，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其中，初唐的研究最为完善，中唐次之，盛唐再次，中唐后期与唐末五代之间的衔接比较薄弱，本书的研究亦可视为对这一薄弱环节的补充。在此，本节对这一研究系列的重要论著做一梳理。
齐梁诗歌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与本书有关的部分主要是最典型的齐梁诗，即宫体诗，包括艳情诗、咏物诗、赋题诗等。齐梁宫体诗的研究指明了齐梁诗风的基本特征，为唐代齐梁诗风的研究提供了范式。
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19]是较早的以宫体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文中划定宫体诗的时间界限为“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在题材层面讨论到女色诗和咏物诗，在体裁层面论及五言律体与七言歌行体，基本划定了宫体诗的范围。王瑶《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20]一文，将南朝文学分为南朝初期（刘宋）、永明、梁陈三个阶段，分别以隶事、声律、宫体来概括这三个时期的主要特征，进一步明确了宫体诗的时间范围，限定了讨论的主要范围。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21]一书中指出，宫体诗具有重娱乐、尚写实的特点，追求写作技巧，揭示了宫体诗女色外衣下更为深刻的本质。
进入新时期后，关于齐梁诗歌的一般性讨论而涉及宫体作家者，有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22]，葛晓音《八代诗史》[23]。另外，葛晓音《论齐梁文人革新晋宋诗风的功绩》[24]，论述了齐梁对晋宋诗风的变革，指出了齐梁诗歌在日常化、声律化、技巧化方面的特点，并指出了齐梁诗风对形象的重视，提高了对齐梁诗歌的评价。
宫体诗方面，新时期的学者有大量讨论。胡大雷《宫体诗研究》[25]梳理了先秦至初唐宫体诗的源流，深入阐述宫体诗的结构主题、抒情方式与风格特征，力图揭示这一文学现象与梁陈时期文学集团、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26]以齐梁为中心，考察南朝的宫体诗，针对宫体界说、宫体背景、宫体诗学观及其物质论、分期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并重新考订了萧纲的年谱、佚诗及僚属等重要参考资料。两本著作界定了宫体诗的范围和艺术特色，为本书识别唐代典型齐梁风格作品提供了依据。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27]中分析宫体诗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也可作为分析晚唐齐梁诗风下女性形象描写的参照。
论文方面，阎采平《梁陈边塞乐府论》[28]较早地提到了南朝存在大量边塞题材乐府的现象。曹旭《论宫体诗的审美意识新变》[29]介绍了宫体诗的题材、体物方法和情绪特点，探讨了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原因和意义，并认为宫体诗是建安与盛唐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其给予了一定肯定。吴云、董志广《梁代宫体诗新论》[30]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梁代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31]讨论了早期宫体诗的嬗变过程。钱志熙《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32]研究齐梁时期拟乐府诗“赋题法”的产生，将“赋题”的概念引入了齐梁诗歌研究，厘清了宫体诗、齐梁边塞诗与齐梁拟乐府之间的关系，拓展了齐梁诗歌的研究视野，并指出其对唐代拟乐府诗创作的深远影响。又其《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互补——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种规律》[33]一文指出：“写作方法上的再现诗美观，是在南朝时期才真正确立起来。这也是南朝诗歌对诗史发展的最大的贡献。”胡大雷《试论南朝宫体诗的历程》[34]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宫体诗及其美学特征在南朝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以及在各代的表现形态，与其体现出的内在情感矛盾，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宫体诗的艺术特点。钱志熙《谈谈宫体诗》[35]指出宫体诗以形式化和唯美化为主要特征，并指出宫体诗与温庭筠词存在相似性。傅刚《宫体诗论》[36]讨论了宫体诗与永明体的关系，从题材与形式两个方面阐述了宫体诗的特异性。归青《论体物潮流对宫体诗成形的影响——宫体诗渊源论之一》[37]讨论了体物与宫体诗的关系。又其《宫体界说辨——兼论宫体诗的类型》[38]将宫体诗划分为三种类型，划分的标准实际是体物与缘情的程度不同，这种划分对唐代齐梁诗风的研究也有启发。
在齐梁诗的形式特点方面，特别是其对五律形式的贡献，新时期也展开了探讨。吴小平《论五言八句式诗的形成》[39]《论五言律诗的形成》[40]两篇论文从形式的角度讨论齐梁诗，指出了宫体诗对五律形成的贡献。又其《论“齐梁体”及其与五言声律形式的关系》[41]将“齐梁体”的概念引入了五律形式的讨论。邝健行《吴体与齐梁体》[42]开始注意到存在于唐代的介乎古律之间的诗体，较早从形式角度讨论唐代的“齐梁体”。
咏物诗也是齐梁诗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不少论著专门讨论齐梁宫体咏物诗，其中一些已经涉及齐梁咏物诗与晚唐咏物诗之间的呼应关系。赵红菊《南朝咏物诗研究》[43]，对南朝宫体诗中的咏物诗做了专门研究。赵红菊的论文《论南朝咏物诗对唐代咏物诗的影响》[44]更是涉及唐代咏物诗对南朝宫体咏物诗的接受，其中有关晚唐的部分对本书关于晚唐齐梁体咏物诗的论述有所启迪。又其《南朝咏物诗对促进五言诗律化的意义》[45]将“咏物”与“律化”两个齐梁体的因素结合起来讨论，亦与本书相关。其《“体物”诗学观与南朝咏物诗的兴盛》[46]则与本书讨论的体物问题相关。兰甲云《简论唐代咏物诗发展轨迹》[47]专论唐代咏物诗发展轨迹，对晚唐咏物诗的体物艺术有所论述，亦可与南朝宫体诗中的咏物诗相比对。
初唐对齐梁诗风的继承方面，主要专著有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48]。该书从声律和风骨两个角度，深入研究了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嬗变的轨迹。“上编”对齐梁至初唐时期新体诗声律发展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考察，钩稽出不少为人所忽视的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初唐直承齐梁诗风的现象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特别是形式上的探讨。“下编”结合南北朝士族文化向唐代庶族文化转型这一大背景，对理解初唐齐梁诗风的命运亦有帮助。论文方面，较重要的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49]，讨论了初唐四杰对齐梁文风的继承与突破；吴相洲《论浮靡诗风与近体声律的关系》[50]，以初唐诗歌为研究对象，指出浮靡与声律化分别为齐梁诗风的形式与内容，存在互为表里的关系；钱志熙《论初唐诗歌沿袭齐梁陈隋诗风及其具体表现》[51]，从诗歌体制、创作方法及基本的审美趣味等多个方面，论述了齐梁诗风对初唐的影响；又其《论隋唐之际诗学中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兼论两种体制和创作观念的各自流变》[52]论述了初唐诗坛弃浮艳而趋雅正，以晋宋典范代替齐梁体的过程。
盛唐及中唐前期（大历）齐梁诗风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盛唐诗除了被讨论较多的复古诗风之外，仍然存在着直接受到以齐梁诗风为源头的近体诗传统沾溉的主流诗风，而大历诗风的形成也受到了齐梁诗风的影响。杜晓勤《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53]讨论了盛唐“齐梁体”现象，并将“齐梁体”与其他类似诗体做了区分和界定。吴光兴的专著《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705—805）》[54]以“八世纪”为断限，全面讨论了开天、大历直至贞元诗坛上存在的种种诗风，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直接继承齐梁传统的诗人的，复原了这段历史时期“宗沈宋”的诗歌流派，为研究盛唐齐梁诗风提供了线索。蒋寅则在专著《大历诗风》[55]中论述了大历至贞元间诗人接受齐梁诗风影响的现象。
关于中唐后期即元和时代对齐梁诗风的继承，孟二冬的论文《论齐梁诗风在中唐时期的复兴》[56]论述了齐梁诗风在中唐复兴的现象，其中大致勾勒了元和诗人学习齐梁诗风的状况，本书研究的时代即直接接续该文研究的时代。
中晚唐的齐梁诗风与元和时代的元白诗派、雅正诗派、韩孟怪奇诗派和姚贾诗派密切相关，因此，除直接的元和齐梁诗风研究外，对元和诗风新变的论述也与本书的研究相接。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57]、吴相洲《中唐诗文新变》[58]论述中唐诗文新变，不限于元和齐梁诗风，但对元和齐梁诗风多有涉及。姜剑云《审美的游离——论唐代怪奇诗派》[59]提出了元和“雅正派”的概念，可视为晚唐齐梁诗风的先声，书中对怪奇诗派的论述也对理解晚唐齐梁诗风的文学资源大有裨益。又其论文《唐代怪奇诗派之衰变探微》[60]谈及怪奇诗派与晚唐诗风衔接的问题。陈才智的专著《元白诗派研究》[61]论及元白诗派涉及艳丽风格的创作。蒋寅的论文《贾岛与中晚唐诗歌的意象化进程》[62]指出：“贾岛范式在晚唐的普及，提高了五律的意象化程度，最终加快了古典诗歌的意象化进程。”论及中唐后期姚贾诗派对晚唐诗意象化的贡献，亦与齐梁诗风有关。
目前或针对晚唐齐梁诗风前期（开成、会昌）的研究多为温李的专人研究，鲜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风气研究者。蒋长栋《李商隐及晚唐缘情诗派》[63]将李商隐、温庭筠、杜牧、段成式、李群玉、唐彦谦、韩偓、吴融划为一派，与本书观点相近，然其以“缘情”概括这一诗派，甚至称这一诗派“重神而轻形”，则其着眼点与笔者有较大差异。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64]将许浑、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四人划为一个群体，概括以“唯美倾向”，别具只眼。
涉及晚唐齐梁诗风后期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多。贺中复《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65]，文中论及“温李诗风”在五代十国的延续，亦即晚唐齐梁诗风末期的相关情况，指出“五代学温的新变，体现着五代诗歌出唐入宋的倾向：于古、近两诗体更倾重近体”。余恕诚《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66]，将晚唐诗风分为宗元白与宗韩孟两大阵营，其中也论及温李等晚唐齐梁诗风代表人物及其作品，但文中关于晚唐齐梁诗风的论述仍然依托于元白诗派，尚未指明其与齐梁诗风及前代齐梁诗风的相似性和相承性。又其《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67]论及中晚唐诗歌流派的差异对温韦词风差异的影响。刘宁的专著《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以元白之元和体的创作影响为中心》[68]仍将晚唐齐梁诗风依托于元白诗派，倾向于研究晚唐后期（咸通、乾符）及五代的诗人，对晚唐齐梁诗风特别是其后期的文学现象多有精到之论。此外，尹楚彬《咸、乾士风与艳情诗风》[69]、罗时进《咸乾士风及其才调歌诗》[70]、刘宁《论唐末的香艳诗人》[71]，在“艳情”“才调”“香艳”的名义下，以士风与诗风相联系，专论晚唐后期的齐梁诗风，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王小兰《唐宋之际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72]着眼于“清丽”，涉及唐末五代齐梁诗风相关作家作品，对以上数篇论文又有所补充。
一些着眼于“晚唐”的论著涉及与晚唐齐梁诗风有关的问题。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73]亦从士风的角度研究诗风，虽非专论齐梁诗风，却对晚唐齐梁诗风相关作家有所涉及。陈鹏的学位论文《唐末文学研究——以罗隐、韦庄、韩偓为中心》[74]讨论唐末文坛状况，关注到与晚唐齐梁诗风有关的三位诗人。余海珍《唐代布衣诗人及其诗歌研究——以晚唐布衣诗人及其诗歌为例》[75]着眼于“布衣诗人”，也涉及晚唐的“温李艳情诗风”。孙振涛的博士学位论文《唐末五代西蜀文人群体及文学思想研究》[76]以“西蜀”为限，进行唐末五代文人群体的研究，其中很多文人涉及齐梁诗风。论文方面，李定广《“晚唐体”详辨》[77]较早梳理了宋人对晚唐的讨论；刘亮《晚唐乐府诗人述论》[78]论及晚唐齐梁诗风下的乐府诗创作，将其称为“绮丽派诗人群”。
近年来，从“艳诗”“艳体”等角度、围绕整个唐代或唐代某一时段展开，而涉及与晚唐齐梁诗风相关内容的研究越来越多。从研究角度来说，这些论著更多着眼于题材，而非对齐梁这一时代的学习，与本书的关注点不同。但从实际涉及的作品来说，这些论著的讨论范围跟本书多有重合。专著方面，刘艳萍《中晚唐艳体诗歌研究》[79]评述中晚唐主要艳诗作家的创作，讨论的重点在于中唐后期和晚唐前期。学位论文方面，熊啸的《中晚唐艳诗研究》[80]指出，“齐梁陈时期、中晚唐时期及明中叶之后三个阶段，而魏晋、中唐、明中叶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三大转捩点”，即艳诗与诗体变革密切相关，同时指出中晚唐艳诗是在齐梁宫体的基础上融合了齐梁诗学倡导的“缘情”因素，这些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刘丽华《唐末艳诗论稿》[81]首先梳理了晚唐以前艳诗的源流，其次从“一体化”角度探讨了唐末艳诗与曲子词的关系，最后重点分析了郑谷、韦庄两位诗人，切入的角度颇具学术价值。类似的学位论文还有陈妍的博士论文《南朝与唐代艳诗繁盛探微》[82]、刘万川《唐末艳诗平议》[83]、胡言午《晚唐艳情诗探微》[84]、廖怡《唐末艳情诗研究》[85]、孙媛《晚唐艳情诗研究》[86]等。单篇论文方面，熊啸《论艳诗在中晚唐的发展新变》[87]指出，中晚唐艳诗相对于齐梁宫体诗加入了更多的缘情因素，且更为浅俗。这方面的论文还包括刘艳萍《唐末艳诗论析》[88]、刘艳萍《中晚唐诗学观念之变化与艳诗创作》[89]等。
关于晚唐齐梁诗风的具体问题，杜晓勤《唐开成试诗变体与文宗朝党争之关系》[90]讨论了“齐梁体”“齐梁格”诗的具体含义，解读了开成试诗效“齐梁体格”的意义。李定广《唐诗的最后一次新变——论唐末近体诗的艺术开拓》[91]从近体诗的角度讨论唐末诗歌，称其为“唐诗的最后一次新变”，并认为此次新变的重点在于七律和七绝，颇见识力，文中讨论了罗隐、韩偓、韦庄、陆龟蒙、崔涂等与晚唐齐梁诗风关系密切的诗人的七言近体诗创作。刘青海《论唐诗中南朝主题的演变》[92]从意象的角度研究唐诗对齐梁的追慕，其中涉及晚唐的部分与本书的研究对象有关。
晚唐诗人创作的与闺怨诗结合的边塞诗，实际是对齐梁边塞诗的继承，是晚唐齐梁诗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作品，被放在“边塞诗”或“闺怨诗”的背景下受到关注。部分研究诗歌专题的论著因此涉及晚唐齐梁诗风的具体作品，其中专著有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93]等；学位论文有李红《唐代闺怨诗研究》[94]、卓若望《中晚唐乐府题边塞诗研究》[95]、张琼文《中晚唐边塞诗意象研究》[96]等；单篇论文有葛培岭《论晚唐边塞诗的萧飒风格》[97]、周建军《论边塞诗在晚唐的余韵与沉响》[98]等。
关于涉及齐梁诗风的晚唐咏物诗与咏史诗，学位论文有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研究》[99]、王娟《李商隐咏史诗研究》[100]、毛德胜《论中晚唐咏史诗》[101]等；单篇论文有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102]、莫砺锋《论晚唐的咏史组诗》[103]、罗时进《晚唐咏史诗的修辞策略》[104]等。
关于《才调集》的研究，专著有刘浏《〈才调集〉研究》[105]；学位论文有顾玉文《韦縠〈才调集〉研究》[106]；单篇论文有傅璇琮、龚祖培《〈才调集〉考》[107]、刘浏《唐末五代温李诗风的唯美内涵——以〈才调集〉选诗为例》[108]、周小艳《二冯校本〈才调集〉考略》[109]等。这些论著以《才调集》专书为研究对象，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关于其他与晚唐齐梁诗风有关的诗歌选本的研究，学位论文有何卉《〈唐人选唐诗（十种）〉的诗学观念》[110]等；单篇论文有贾晋华《〈汉上题襟集〉与襄阳诗人群研究》[111]等。
五代以后，齐梁诗风仍在宋初发挥影响，其中经过晚唐齐梁诗风过滤和变异的特征较为突出，是为西昆体。西昆诗人实际是通过李商隐等晚唐齐梁体诗人，间接地接受了齐梁诗风的影响。关于西昆体接受齐梁诗风影响的研究，较为重要的有吴小如的论文《“西昆体”平议》[112]、傅蓉蓉的专著《西昆体与宋型诗建构》[113]等。
着眼于整个唐代对齐梁诗风接受状况的研究，有仲瑶的博士论文《庾信在唐代诗坛的接受》[114]。该文着眼于庾信一家，讨论其在整个唐代诗坛被接受的情况，实际涉及齐梁诗风被唐代诗坛接受的情况，其中晚唐部分的讨论与本书相关。
从文体学的角度讨论整个唐代诗坛，而对晚唐齐梁诗风相关内容有所涉及者，主要是一些学位论文，如刘亮的博士论文《晚唐乐府诗研究》[115]、谢泉《唐代七言绝句研究》[116]、李正春《论唐代组诗的文体学意义》[117]、孙江南《唐代五言排律研究》[118]、李启坤《唐代五言绝句研究》[119]、王安琪《唐代杂体诗研究》[120]等。
对于晚唐齐梁诗风所涉及的诗人，学者时有专门研究。李商隐是研究的热门，但关于李商隐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与齐梁诗风并不直接相关。刘学锴、余恕诚所撰《李商隐诗歌集解》[121]全面地整理了李商隐诗作及历代评注，并多附有先生多年研究李商隐诗作的心得，于义山效法齐梁之处，每有卓见。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122]，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123]，刘学锴《李商隐传论》[124]等著作，都对了解李商隐生平有很大帮助。
关于李商隐与齐梁诗风相关的生平创作及文学史源流的研究，董乃斌《李商隐诗风格分期论纲》[125]将李商隐生平创作按风格分为四期。又其《李商隐与杜牧之比较——从李商隐赠杜牧的两首诗说起》[126]从党派、文体宗尚、家庭背景等角度分析了李商隐与杜牧的差异，指出从同辈诗人杜牧的视角来看，李商隐具有李党、今体骈文、寒素背景等属性，这些属性对李商隐的创作有深刻影响。谢思炜《白居易与李商隐》[127]论述了李商隐与白体的关系，评述了李商隐早年与白居易的交往和相关文学思想，并从创作的角度认为李商隐与白居易同属所谓“绮靡”一派，且李商隐的创作范围比白居易有所收缩；此外，与白居易的创作相较，李商隐的咏史诗更加隐曲，艳情诗更加迷离，白诗与李诗存在着世俗化与高尚化的区别。余恕诚《诗歌：从韩愈到李商隐——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与移位现象》[128]指出元和怪奇诗人韩愈对李商隐的影响，及其透过李贺对李商隐的影响，并指出李商隐诗强烈的主观性与这种影响有关。张巍《李商隐与西昆后学》[129]《论李商隐对江西诗派的影响》[130]讨论了李商隐诗对宋代西昆体、江西诗派的影响。何世剑《试论李商隐对庾信诗赋的接受》[131]讨论了李商隐对齐梁诗风集大成者庾信的接受。李璐璐的学位论文《李贺、李商隐诗歌色彩艺术比较研究》[132]从色彩的角度研究李商隐对李贺的继承和发展，指出李贺更尚怪奇，更注重情感的两面性，而李商隐则更重描绘，更重情感的注入。这实际上也是李商隐的艺术追求与一般中晚唐齐梁诗风的差异。
关于李商隐创作中与齐梁诗风有关的文体问题，余恕诚《赋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133]论析了李商隐诗对赋的体物艺术的继承。刘学锴《樊南文的诗情诗境》[134]、余恕诚《樊南文与玉溪诗——论李商隐四六文对其诗歌的影响》[135]论析了李商隐骈文与诗的相通之处。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136]从跨文体的角度，论述了李商隐诗对唐宋词的影响。又其《李商隐的七言律诗》[137]以“深情绵邈”概括李商隐七律的风格，并进一步将之分为“典丽精工”与“清空流美”二体。刘雄《李商隐七律浅探》[138]将李商隐七律的特点概括为“意象的错综”“章法的变化”“对仗的精工与灵活”三个方面。
关于李商隐的宫体咏物诗和咏史诗，较重要的单篇论文有：陈贻焮《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139]、刘学锴《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140]、刘学锴《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141]等。谢琰《论晚唐的虚化咏物诗——从李商隐〈泪〉谈起》[142]，以李商隐《泪》为切入点，提出“虚化咏物诗”的概念，包括咏情诗、咏理诗和咏景诗，指出这类作品盛行于晚唐，其吟咏对象皆具有虚渺空玄的特征，在手法上也异于传统咏物诗，代表了晚唐咏物诗的发展和新变。该文准确地描述了晚唐咏物诗中的一类与齐梁诗风有关的文学现象。
近年来研究李商隐与齐梁诗风相关创作的学位论文还有：余新《论李商隐的骈文理论及骈文创作》[143]、栾巧云《李商隐杜牧咏史诗研究》[144]、钱晓琳《李商隐诗歌与骈文比较研究》[145]、周俊海《李商隐骈文研究》[146]、刘子闻《李商隐骈文研究》[147]、吴春侠《李商隐绝句研究》[148]、杨娟娟《李商隐公牍文研究》[149]等。
关于温庭筠的生平，刘学锴有《温庭筠传论》[150]，对温庭筠人生和创作轨迹的叙述较为全面。又刘学锴作《温庭筠全集校注》[151]，集录前人对温庭筠诗、词、文的评注，并附自己的研究心得为按语，对温庭筠师法齐梁之处多有发明。较早较重要的研究温庭筠生平的单篇论文还有顾学颉《温庭筠交游考》[152]、刘学锴《温庭筠文笺证暨庭筠晚年事迹考辨》[153]等。
关于温庭筠体现典型齐梁诗风的创作，较早的研究论文包括：林邦钧《论温庭筠和他的诗》[154]、张晶《温庭筠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155]、刘尊明《温庭筠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审美意义》[156]、山本敏雄《温庭筠文学一侧面——时间流逝中的不稳定的存在》[157]、黄崑《衰绝晚唐——飞卿：温庭筠诗歌简论》[158]等。
学位论文方面，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159]指出温庭筠乐府歌诗多有近体，并认为其中女性的心态多为喜悦而非悲怨；李然《温庭筠的诗词比较——兼论晚唐文人的诗体与词体观念》[160]指出温庭筠的艳诗“流丽动宕”，艳词则“浓艳静谧”，在追求客观化审美的共性基础上，存在分体意识；赵丹《温庭筠诗歌论稿》[161]用分体的方法分析了温庭筠的诗歌。此外，类似的学位论文还有：张自华的博士论文《温庭筠诗歌研究》[162]、朱明鹤《论温庭筠诗词的同向性》[163]、徐秀燕《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研究》[164]、刘霁《温庭筠诗歌艺术研究》[165]、熊伟《温庭筠文考论》[166]等。
近年来的单篇论文方面，成松柳《中晚唐诗风与温庭筠词的内在特质》[167]指出词体脱离文人诗而形成的最初风格，与晚唐温庭筠等人宗尚的齐梁诗风有关。张煜《论温庭筠的新乐府》[168]指出，温庭筠乐府中的讽喻多依托于前代，与元白新乐府直写现实不同。笔者从晚唐齐梁诗风的角度来看，认为这实际上是指出了齐梁诗风的特点，亦即齐梁诗风与元白新乐府体的不同。汪艳菊《论温庭筠乐府诗的娱乐性——以其取材历史的乐府诗为例》[169]指出，温庭筠乐府诗有很强的娱乐性，在讽喻之余追求感官刺激，体现出齐梁诗风的影响。张巍《温庭筠词与齐梁诗》[170]指出，温庭筠词在体写女色方面远承齐梁诗，并对齐梁诗有所超越。类似的论文还有：金昌庆《温庭筠咏史诗的讽谕精神及其艺术表现形式》[171]、成松柳《论晚唐社会背景下温庭筠诗歌的时代特征》[172]、汪艳菊《论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兼论中晚唐诗人革新乐府诗的努力》[173]、刘艳萍《从李贺、温庭筠艳诗看中晚唐艳诗的词化倾向》[174]、郑诚《浅谈温庭筠的“齐梁体”诗歌》[175]、陈毓文《浅析温庭筠在晚唐五代的转型意义》[176]、刘青海《论温庭筠乐府体的艺术渊源及其对词体的影响》[177]等。
关于温李异同的研究，李奇珊的学位论文《温李并称研究》[178]梳理了温李并称的材料，着重分析了温李咏史诗和爱情诗的异同，得出温李共同反映了晚唐“惟美尚丽”趋势的结论；相关的学位论文还有韩雪晴《三十六体骈文述论》[179]等。单篇论文方面，李定广《“温李”齐名与唐末诗歌的演变趋向》[180]着眼于晚唐后期对晚唐前期齐梁诗风的学习，角度新颖，认为唐末五代香艳诗风宗温庭筠多于宗李商隐，指出“温庭筠诗名雄霸晚唐，他的人生遭际和倔强个性在唐末产生共鸣，温诗对唐末五代诗歌的影响远在李商隐之上。唐末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诗人普遍效法温庭筠的诗风和笔法。唐末诗歌对温李二家的不同取舍，显示出晚唐五代诗歌的走向及递嬗规律。从中唐开始的文学俗化倾向发展到温庭筠时代，已然和雅文学分庭抗礼，到唐末五代文坛终于形成整体性的时代特征”。张巍《温李诗与齐梁诗》[181]从温李对齐梁诗人的尊崇、温李对宫体诗的学习、温李对齐梁乐府的学习三个方面，论述了温李诗与齐梁诗的渊源。陈伯海《“温李新声”与词体艺术之先导——唐诗意象艺术转型之另面观》[182]指出了对形象本身的塑造在唐诗向宋词转型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此类论文还有李中华《晚唐“三十六体”辨说》[183]、张巍《温李诗的对仗、声律、用典技巧——兼论类书和骈文对温李诗的影响》[184]等。
关于杜牧的专人研究，诗集整理本有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185]、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186]等。与杜牧受齐梁诗风影响有关的学位论文有段双喜《杜牧轻艳诗风研究》[187]，文中指出，杜牧诗有近于宫体的一体，受到《玉台新咏》的影响，喜好涉及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喜好以女性做喻体；并指出杜牧诗中的轻艳倾向，一方面继承自前代诗人元白，一方面受到交游诗人许浑、赵嘏的影响。涉及相关问题的学位论文还有：李愚镛《杜牧诗歌研究》[188]、王海鹰《李贺、杜牧、李商隐三家咏物诗研究》[189]、朱婧《杜牧女性题材作品研究》[190]、马海玲《许浑与杜牧咏史怀古诗比较研究》[191]等。单篇论文方面，刘艳萍《杜牧艳诗的雅化色彩及其与元白艳诗之异同——从杜牧对元稹、白居易艳诗的批评说起》[192]指出，较之元白的艳诗，杜牧的艳诗有雅化倾向。龚颖仪《杜牧宫怨诗与王建宫词的比较与探析》[193]论述了杜牧的宫怨诗作为艳诗的一个类型与前代宫词的关系。
关于“小李杜”异同的研究，张舒的学位论文《李白、杜牧、李商隐怀古诗之比较》[194]指出，“小李杜”的怀古诗在情绪上有低回与向上之别，且李商隐怀古诗与咏史结合更为紧密。韦异才的学位论文《杜牧与李商隐骈文比较研究》[195]指出杜牧骈文略具古文化特征而李商隐骈文更为骈化，接近六朝。同类学位论文还有栾巧云《李商隐杜牧咏史诗研究》[196]等。这方面的单篇论文则有张国伟《杜牧、李商隐的咏史绝句》[197]等。
关于曹唐的专人研究，集中在其游仙诗相关内容。学位论文有赵婷婷《曹唐游仙诗论稿》[198]、金丙燕《曹唐及其诗歌研究》[199]、张英夫《曹唐游仙诗缘起及成就》[200]等。单篇论文有陈继明《曹唐诗歌略论》[201]、梁超然《晚唐桂林诗人曹唐考略》[202]、李丰楙《曹唐大游仙诗与道教传说》[203]、李乃龙《论曹唐小游仙诗的文学意义》[204]、张振谦《曹唐游仙诗恋情倾向探析》[205]等。
关于李群玉的专人研究，诗集整理本有《李群玉诗集》[206]。专著有毛丽珠《李群玉诗歌探微》[207]。学位论文有曹启娥《论李群玉的诗歌创作》[208]、林华《李群玉诗歌艺术研究》[209]、王可瑞《李群玉及其诗歌研究》[210]等。单篇论文有万松《李群玉和他的诗》[211]、邝振华《诗人李群玉生平试探》[212]、汤基猛《关于李群玉生平几个问题初探》[213]、马积高《论晚唐湖湘诗人李群玉》[214]、胡湘荣《试论李群玉诗歌的哀怨特色》[215]、王定璋《柔情缱绻与恋物情结——李群玉〈黄陵庙〉诗品鉴及其他》[216]、毛炳汉《论李群玉及其诗歌》[217]、周建军和伍玖清《李群玉及其诗歌考论》[218]等。
关于李郢的专人研究，学位论文有潘敏《李郢研究》[219]，单篇论文有梁超然《李郢考略》[220]、刘全志《李郢籍贯、生年再论》[221]等。
关于薛能的专人研究，学位论文有岳五九《论薛能》[222]、赵素青《晚唐诗人薛能研究》[223]、白雪莲《晚唐诗人薛能研究》[224]等。单篇论文有莫砺锋《大家阴影下的焦虑——唐代诗人薛能论》[225]等。
关于许赵体诗人，目前的研究重点在于山水、怀古题材，对其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部分鲜有论及。近年来，许赵体诗人刘沧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对刘沧的讨论中，经常会涉及许赵体乃至整个晚唐七律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也与晚唐齐梁诗风不无相关之处。其中，学位论文有李婷婷《刘沧诗歌研究》[226]等。单篇论文有韩玺吾《论刘沧在晚唐诗坛的地位兼及刘沧与许浑怀古咏史诗的比较》[227]、吴怀东和张敏《刘沧与晚唐七律的发展——从刘沧与许浑比较的角度》[228]等。
关于韩偓的专人研究，涉及韩偓整体创作或香奁体的，诗歌整理本有齐涛《韩偓诗集笺注》[229]、陈继龙《韩偓诗注》[230]等。专著有陈继龙《韩偓事迹考略》[231]等。学位论文方面，宗瑞冰《韩偓诗歌艺术研究》[232]指出了《香奁集》“以动作写心曲”的特点；张晓霞《李商隐与韩偓诗歌比较研究》[233]指出《香奁集》“对于闺中女性日常生活、精神风貌、内心世界的表现却是非常成功的”；徐建芳《韩偓艳情诗与晚唐词化现象》[234]讨论了韩偓艳情诗与晚唐词的关系，在文体学角度颇见新意；李静《韩偓诗歌意象研究——以李商隐诗歌意象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235]从意象角度比较李商隐与韩偓的诗歌，指出韩偓在继承李商隐的同时，创造出了带有自己个性特色的独特意象组合，不再晦涩，而显得清晰明朗，在组合上疏朗有间、清丽冲淡。其他有关学位论文还有白爱平《韩偓和他的诗歌》[236]、于飞《韩偓诗歌论稿》[237]、张迪《韩偓诗歌创作研究》[238]、王碧昱《韩偓诗歌艺术特点及影响》[239]、李倩《韩偓研究》[240]、张丽娜《韩偓诗风略论》[241]、白笑天《韩偓诗歌研究》[242]等。
韩偓年谱及诗歌系年相关论文有霍松林、邓小军《韩偓年谱》[243]，周祖譔、叶之桦《韩偓年谱补正》[244]，周祖《韩偓诗的编集、流传与版本》[245]、吴在庆《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246]等。其他相关论文有黄世中《论韩偓及其“香奁诗”》[247]、康正果《晚唐诗人韩偓》[248]、齐涛《论韩偓与韩偓诗》[249]、张巍《韩偓香奁诗的词体特质》[250]、张巍《韩偓与江湖诗派》[251]、周蓉《唐末台阁诗人的生存状态与其诗歌主题关系的考察——以韩偓濮州之贬前后的创作为中心》[252]、木斋和孙艳红《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253]等。
关于吴融的专人研究，学位论文有张淑玉《吴融及其诗歌研究》[254]、朱畅《吴融论析》[255]等。涉及吴融齐梁诗风的单篇论文有张艳辉《论吴融的艳情诗》[256]等。另外，柏俊才编撰有《吴融年谱》[257]。
关于唐彦谦的专人研究，学位论文方面，刘莹莹《唐彦谦及其诗歌研究》[258]以“轻绮凄怆”“典丽精工”概括唐彦谦倾向于齐梁诗风的部分创作，并探讨了唐彦谦学习李商隐的问题。邱雯慧《唐彦谦诗歌创作研究》[259]、金野《唐彦谦研究》[260]等学位论文也讨论了相关问题。单篇论文方面，有刘莹莹《晚唐诗人唐彦谦生平的几点考述》[261]《论唐彦谦艳诗风格》[262]等。
关于韦庄的专人研究，诗文整理本有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263]，研究专著有张美丽《韦庄诗研究》[264]等。又齐涛有《韦庄诗系年》[265]。
郑谷诗歌整理本有赵昌平等笺注《郑谷诗集笺注》[266]。涉及郑谷与齐梁诗风相关创作的研究，学位论文有张小红《郑谷诗歌研究》[267]、吕红光《郑谷诗歌及其诗歌思想研究》[268]等。单篇论文中，崔霞的《郑谷承袭温李绮艳诗风论》[269]指出郑谷学习温李，表现出好用色彩、喜使事用典、情调悲怆等特点，又比温李诗略显清丽。
关于崔涂的专人研究，学位论文有何苇《晚唐诗人崔涂研究》[270]、张译丹《崔涂及其诗歌研究》[271]等。单篇论文有张静秋《崔涂诗浅论》[272]等。
家族传统与文学的关系也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与晚唐齐梁诗风关系较为密切的家族，计有：清河/博陵崔氏、弘农杨氏、河东薛氏等。谷芳平的学位论文《唐代崔氏诗研究》[273]，在晚唐部分论及崔珏、崔涂、崔道融等与齐梁诗风有关的诗人，并讨论了其“闺怨诗”的创作。孟子勋的学位论文《唐代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274]标举了不少晚唐以前与齐梁诗风存在渊源的杨氏诗人，如杨炯、杨巨源、杨凭、杨凝等，客观上揭示出弘农杨氏与齐梁诗风、元白诗派的关系。宋宁娜《李商隐与弘农杨氏家族的渊源关系》[275]谈及李商隐与弘农杨氏的交游对其创作的影响，角度新颖。胡可先《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276]指出杨氏家族在中晚唐倾向于牛党，多由进士出身，并通过婚姻、党援对中晚唐文学发挥影响。梁静《中古河东薛氏与文学概述》[277]谈及薛能、薛逢等与晚唐齐梁诗风有关的诗人。
另外还偶有一些对其他晚唐齐梁诗风相关诗人的研究，学位论文如曾维刚《“咸通十哲”及其诗歌创作研究》[278]，提到了“咸通十哲”的艳诗创作学李商隐而流于韩偓之下者。此外还有孙丽丽《段成式研究》[279]、刘文宙《晚唐陈陶诗歌论稿》[280]等。单篇论文有张固也《中晚唐诗人于武陵考》[281]等。
对晚唐齐梁诗风相关诗人的关注日渐加强，是近期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的趋势。这与古代文学研究的不断细化有关，也与学人日益接受、喜爱、重视晚唐齐梁诗风有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限于诗人生平创作的轮廓性描述，对传统叙述框架没有大的突破，仍有深入研究的余地。
一些并非研究齐梁及唐代齐梁诗风的著作，从文学原理的层面提出有效的理论，可以用于更好地诠释齐梁诗风。在形式研究层面，王力《汉语诗律学》[282]讨论齐梁及中晚唐齐梁格诗的格律问题，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283]从音韵、语法等角度讨论唐诗中的文学现象，龙榆生《词曲概论》[284]用“声情”的概念讨论诗歌，亦可用于晚唐齐梁诗风下不同体裁声情的讨论。在意象研究层面，陈植锷《诗歌意象论》[285]，对中晚唐诗歌运用意象的特点做了有益的讨论。另如张晓梅《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286]提出的“男扮女装”概念，对包括晚唐齐梁诗风在内的宫体诗创作有一定解释力。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287]探讨“缘情绮靡”的意义，对本书研究晚唐齐梁诗风的缘情艺术及与之相对的体物艺术不无裨益。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288]论述道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也有助于理解具有道教信仰背景的晚唐齐梁体诗人的创作。
一些海外汉学的研究专著也与晚唐齐梁诗风有关。松浦友久《节奏的美学——日中诗歌论》[289]发现诗歌中的节奏问题，有助于齐梁体诗歌的节奏问题研究。又氏著《中国诗歌原理》[290]对齐梁诗、唐诗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论述，也启迪了本书关于晚唐齐梁诗风女性形象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291]提出六朝诗、唐型诗与宋型诗的分别。晚唐齐梁诗风在唐型诗的背景下，带有更多六朝诗和宋型诗的特质，是唐宋诗转型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吉川先生对唐型诗、宋型诗的论述，有助于对晚唐齐梁诗风的理解。川合康三的《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292]在论述中唐后期诗歌时不乏新见，特别是其中关于李贺诗中比喻、形象等问题的论述，可为晚唐齐梁诗风的研究所借鉴。宇文所安的《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293]在全局性介绍晚唐前期诗坛时，侧重于齐梁诗风，其所标举的李商隐、温庭筠、曹唐、许赵体、晚唐山水诗、《才调集》等内容，与晚唐齐梁诗风密切相关。另外，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294]对六朝诗歌的论述、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295]对唐宋诗歌的论述，也为本书所借鉴。
一些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著作也从文学原理层面给本书的研究以启迪。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296]指出了相对于“情感”的“经验”在诗歌中的作用。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297]提及“晚期风格”的概念。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298]对文学作品中人类身体描写与生命意识之间关系的论述影响了本书分析诗歌的角度。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299]关于形式、风格问题多有精到论述，其文学观念多为笔者所认同和吸纳。
综上所述，本书研究的学术背景可以概括如下：
1.文体研究的迅猛发展
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传统，地位崇高。新时期以来，成熟学者对文体学研究投入了很大热情，取得了丰硕成果。唐诗各体在各时期的发展状况已初步清晰。与此同时，文体学研究仍存在着巨大的潜力。而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家也对文体学相关问题做出了新的阐述。在此背景下，本书对晚唐齐梁诗风的讨论以文体学的讨论为主。
2.齐梁诗风谱系的研究趋于完备
齐梁诗风作为一种风气，流行于齐梁至晚唐。在这个序列中，齐梁、初唐的研究已经基本完备，元和时代的研究也出现了经典的研究成果。盛唐、大历和晚唐的齐梁诗风偶被提及，但基本未上升到“齐梁诗风”的高度。其中，晚唐的齐梁诗风又明显较盛。因此，晚唐齐梁诗风亟待得到系统的研究。
3.艳诗研究和晚唐诗人研究的勃兴
艳诗研究和晚唐单个诗人的研究，成为近年来青年学者感兴趣的热点，他们的工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本书着眼于体式之“齐梁”而不着眼于题材之“艳”，但笔者选择这一研究题目，与平辈学者对于艳诗和晚唐诗人的兴趣点不无关系。
本书涉及的具体作家作品并不生僻，经常为研究者所提及，但相关的研究较为零散。本书试图在“晚唐齐梁诗风”的标签下将有关的重要作家作品统合为一个体系，并进行细致的文体分析，以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获。
晚唐诗重出、误署的情况甚为复杂，今人与晚唐诗相关的辨伪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晚唐齐梁诗风的发展趋势，而目前的辨伪成果一般不至在诗风的层面改变一个时代或一位诗人的观感，亦不至对统计数据有显著的影响，为避免枝蔓，本文除必要之处外，一般不再讨论辨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