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著述传世的作家

麦加罗波利斯的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0—约前118年）是这个时代最早出现的史家，有大量著述传世，贡献卓著，无人能出其右。[10]波里比阿作为政治家，一直担任阿凯亚同盟公职，直到公元前168年马其顿国王珀修斯（Perseus）战败。此后，他被迫与其他1000名阿凯亚人前往罗马，在那里一直滞留到公元前150年。在这18年间，他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P.Scipio Aemilianus）亦友亦师（第31卷第23—30章），开始了《通史》的构思写作。他最初计划以30卷篇幅，囊括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67年之间的历史，意图主要是向希腊读者解释：罗马人在这一时期“如何并凭借何种政制”（第1卷第1章第5节）成为整个文明世界（the Oecumene）的主人。后来（很可能在公元前129年西庇阿去世后），他又增加了10卷，一直撰写到公元前146年。如他所言（第3卷第4章第6节），他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对罗马帝国的特质及可接受性做出判断。然而，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想在颂扬西庇阿功业的同时，向世人讲述他自己的迦太基之行、大西洋探险（西庇阿提供的船只），以及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劫掠后，他在罗马与失败的阿凯亚人之间充当调停人的经历。就《通史》的主体部分而言（与导言性质的第1、第2卷明显不同），波里比阿的资料来源是对目击者的仔细询问；但对于下迄公元前217年的这一时期，包括阿凯亚同盟的兴起（在第2卷中）、公元前220年之后在希腊发生的社会战争、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Ⅲ）与托勒密四世（Ptolemy Ⅳ）之间爆发的第四次叙利亚战争（在第4、第5卷中），他只能使用文字资料。正如我们所知，其中就有阿拉图斯、菲拉库斯关于希腊大陆历史的记述。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关于阿凯亚兴起（第2卷第37—70章）以及与克莱奥麦奈斯战争造成的危机记载，最初是一部独立著作（或者是一部著作的草稿）。很久之后，波里比阿才将它们并入《通史》之中。波里比阿有关反抗安条克三世的起义和第四次叙利亚战争的描述（在第4、第5卷中），资料绝对翔实可靠，但是源于何处已无从稽考。一些较晚事件的叙述，被李维、狄奥多鲁斯和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广泛采用。然而，对于下迄公元前217年的这一时期，他的著作却是我们唯一连续的史料来源。

波里比阿去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迎来了另一位与这时期军事史、政治史直接相关的史家。他就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克尼杜斯的阿伽塔奇德斯（Agatharchides of Cnidus）。[11]他可能曾是个奴隶，后来大约在公元前116年成为托勒密宫廷的皇室家庭教师，并撰写了两部史书。其一是10卷本的《亚洲史》（On Asia），记述亚历山大继业者；其二是49卷本的《欧洲史》（On Europe），记述了大约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到公元前168年马其顿王朝覆灭这一时期希腊发生的事件。阿伽塔奇德斯还撰写了一部《论厄立特里亚海》（On the Erythraean Sea）。根据福提乌斯（Photius）基于此书所作的摘录和核对狄奥多鲁斯著作中引用的一些片段，这部专题论著包含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信息。其中有重现托勒密王朝猎象活动、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开采金矿等诸如此类的内容。但是，无论是著作本身，还是它所记载的历史活动，都几乎消失殆尽，没有在传统上留下多少印记。公元前1世纪与西塞罗同时代的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撰写的《弗奇翁传》和《欧迈尼斯传》（Lives of Phocion and Eumenes）也值得一提，但是没有多少历史价值。

波里比阿之后，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是西西里阿古利翁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Agyrium）[12]。在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狄奥多鲁斯撰写了他的世界史著作《历史集成》（Bibliotheca Historica）。该书第18—21卷记述的是迄至公元前217年的百年历史。但是，完整的文本只保存到第20卷结束（伊普苏斯之战），其后各卷利用以下资料补缀而成：“紫色大厅出生的”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作品集的摘录（10世纪）、福提乌斯在内的其他作家的引文以及17世纪出版但现已亡佚的一组片段摘录（《赫舍尔片段集成》，the Eclogae Hoeschelianae）。一般情况下，除了偶尔的以道德教化性质为主的评论之外，狄奥多鲁斯满足于转述他的史料。对于一段时间较长的历史，他坚持只引用一位作家的著作（偶尔也引用第二个资料来源的不同记述作为参照）。因此，狄奥多鲁斯任何一段记述的价值，都取决于他引用的史料的价值（如果对此已知）。正如我们所见，对于正在研究的这一时期，狄奥多鲁斯转述了希罗尼穆斯、杜利斯和提麦奥斯的著作，而且他的文本也为我们了解这些史家提供了主要途径。希罗尼穆斯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从狄奥多鲁斯对欧迈尼斯、安提柯一世以及卡桑德等早期国王的关注就可以看出。虽然狄奥多鲁斯有可能直接利用了这些材料，但是对此我们还不太确定。有一种观点认为狄奥多鲁斯的资料是从阿伽塔奇德斯转手而来。尽管这种说法获得一些认可，尽管狄奥多鲁斯的部分作品已经显示出了他使用阿伽塔奇德斯的作品，但是无据可证。自第21卷出现的那些残篇，主要是从涉及罗马史的著作中辑录而来。在这一点上，他的主要史料来源是亲迦太基历史学家阿克拉伽斯的菲利努斯（Philinus of Acragas）；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及其后历史事件，他的主要资料取自波里比阿和波西多纽斯（Posidonius）的著述。狄奥多鲁斯的纪年体系，在波里比阿使用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年之后出现，显然是一种倒退。他以罗马执政官和雅典名年执政官的纪年为基础，创立了一种纪年体系（只用于前20卷，完整的文本到此为止）。但是他的年代常常先后矛盾，必须谨慎对待。

另一位利用希罗尼穆斯著作的是庞培·特罗古斯（对于西部，他使用的是提麦奥斯的资料），[13]他是来自瓦西奥（Vasio）的沃孔提高卢人（Vocontian Gaul）。他撰写了一部44卷本的通史《腓力史》（Historiae Philippicae）[标题可能来源于泰奥彭普斯（Theopompus）的《腓力史》，该著作无疑显示了一位非罗马人的偏向]。这部通史幸存下来的只有目录（prologi）和查士丁尼的摘要。查士丁尼写作的年代略早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时代，或者正当圣·奥古斯丁时代，因为圣·奥古斯丁曾提及过他。特罗古斯著作中，涉及公元前323年至前217年历史的是第13—17卷、第22—29卷（第18—21卷记述的是罗马对抗皮洛士的战争、迦太基早期历史以及阿伽托克勒斯崛起之前西西里发生的事件）。特罗古斯是直接使用自己的史料，还是凭借某种历史汇编，众说纷纭。他有关亚历山大继业者的记载，明显地直接或间接源于希罗尼穆斯；但是有关该世纪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他的资料源于何人就不清楚了。一种观点认为特罗古斯的主要史料源于亚历山大里亚提马革涅斯（Timagenes）的《列王史》（History of Kings）。此人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来到罗马，与奥古斯都发生过争吵，并成为阿西纽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的好友。这种假说虽曾经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却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提马革涅斯对罗马的明显敌意没有在特罗古斯的著作中显露出来。无论特罗古斯的史料源于一处或者多处，还是他的著作以查士丁尼节本形式传世至今有断章取义之嫌，特罗古斯的著作仍然十分重要，是许多其他未知事件唯一的权威记载。

普鲁塔克（约公元50—约120年）[14]著作的史料价值之高无论如何估量都难以为过。他一生主要活动于家乡彼奥提亚的喀罗尼亚城（Chaeronea）和神圣的德尔菲神庙之间，曾在德尔菲担任祭司。作为哲学家和博学者，他虽非天才，但学识渊博，对重大历史事件独具慧眼。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 of Greeks and Romans），旨在通过他描绘的人物形象，彰显美德、斥责邪恶，促进两个民族在共同帝国内部精诚合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不是历史著作，但是充满了历史写作的素材。这些材料的利用，使历史舞台上所有重要人物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富有个性。对于那些我们认为已经有所了解的继业者的性格，即安提柯、托勒密、塞琉古（seleucus）、佩狄卡斯（Perdiccas）、欧迈尼斯以及“围城者”德米特琉斯等人的性格，大部分是通过普鲁塔克流传下来，或许某种程度上是他创作出来的。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旁征博引，许多史料来源现已无法确认。《弗奇翁传》《欧迈尼斯传》《德米特琉斯传》和《皮洛士传》，都与继业者时代有关。正如我们所见，这些传记大量使用了希罗尼穆斯和杜利斯的作品。阿基斯和克莱奥麦奈斯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关于他们传记（Agis，Cleomenes）的资料，主要源于同情这两位革命者国王的菲拉库斯；而《阿拉图斯传》的资料主要来自阿拉图斯本人的《回忆录》。《菲洛皮门传》（Philopoemen）与这一时期稍有关联，它的材料主要来自波里比阿，但究竟是源自《通史》（若果真如此，增加的部分应归于普鲁塔克本人的精心之作），还是源自这位历史学家为这位前辈撰写的独立传记，却难以定论。

阿里安（L.Flavius Arrianus，约公元89—146年），[15]尼科墨狄亚（Nicomedia）的比提尼亚人，与普鲁塔克一样，对哲学、历史均有兴趣，但与普鲁塔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帝国政府中扮演着一个活跃的角色，担任过执政官、行省总督和军事统帅。因此，他为普鲁塔克在与世隔绝的书房中努力倡导的那种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最后，他退居雅典，担任过公元145/146年的名年执政官。阿里安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of Alexander），但与当前考察时期相关的著作是他的《亚历山大后记》（Events after Alexander），不过该著作也只涉及这一时期最初几年。这部10卷本的作品，仅在福提乌斯著作中以摘要的形式流传下来，并且通过以下材料得以补充：其一是10世纪两份包含第7卷部分内容的抄本，其二是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纸草（PSI ⅩⅡ.1284），该纸草描绘了公元前320年欧迈尼斯与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之战的部分场景。《亚历山大后记》仅仅涵盖了从亚历山大之死到公元前320年安提帕特（Antipater）进入欧洲[特里帕剌狄苏斯（Triparadisus）协定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与狄奥多鲁斯著作相比，我们可以确信，阿里安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使用了希罗尼穆斯的材料，尽管他也可能补充使用了一些其他来源不明的材料。

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庇安（Appian，公元1世纪晚期至公元165年前），[16]大致与阿里安同时代。他以新奇的构思创作了一部24卷本的罗马帝国史，记述了各个民族历史，一直到他们被纳入罗马强权控制之下为止。和狄奥多鲁斯著作相似，阿庇安这部罗马史的特点在于它的史料价值；对于迄至公元前217年的百年历史，除了他的《叙利亚战争》（Syrian Wars）（第51—70章）含有前人关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塞琉古王国早年历史的文本，传世作品几乎没有什么可供他参考。阿庇安的史料来源模糊不清，但是希罗尼穆斯、可能还有提马革涅斯的《列王史》，对他而言都极为重要。

除了这些较为重要的史料，还有许多其他作家收集了各种不同种类（和不同价值）的信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Q.Curtius Rufus）详细记述了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在巴比伦举行的谈判（Ⅹ.5ff）；他的记载辞藻华丽，很可能以克雷塔库斯（Cleitarchus）的著作为依据，但同时也利用了希罗尼穆斯的材料。关于这一时期之初的拉米亚战争（Lamian War），有证据显示，叙佩利德斯（Hyperides）的《葬礼演说》（Funeral Speech）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传世的《德摩斯梯尼传》和《叙佩利德斯传》（Lives of Demosthenes and Hyperides）都有记载。保萨尼阿斯的著作包含了一些相关遗址与地区的信息，价值之高，不可估量；一些篇章涉及皮洛士和诸如托勒密、吕西马库斯、塞琉古等继业者也有参考作用。在老普林尼的《自然史》（Pliny's Natural History）和阿特纳奥斯的《哲人宴饮录》（一译《宴饮丛谈》，Deipnosophists）中，有几处价值较高的记述，例如，阿特纳奥斯描述了（可能于公元前271/270年）亚历山大里亚为庆祝托勒密亚大节举行的盛大游行[V.196a—203b；来自卡里克塞诺斯（Callixeinus）]。福提乌斯为赫拉克里亚门农（Memnon of Heraclea）的地方史第9—16卷作了摘要，这部地方史一定程度上以其同胞宁菲斯（Nymphis，约公元前310—前245年）关于公元前3世纪历史的著作为基础，对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周边地区的历史，尤其是科鲁珀狄翁之战（Corupedium，公元前281/280年）至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Ⅰ）即位之间的历史记述贡献巨大。[17]门农本人大致生活在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和哈德良（Hadrian）皇帝期间。拜占庭词典编纂者斯特法努斯（Stephanus）和《苏达辞书》（Suda）也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例如，后者是我们关于托勒密、安提柯、“围城者”德米特琉斯的反卡桑德同盟（可能结盟于公元前309/308年）的唯一史料来源。就军事事务而言，论及谋略的作家们提供了有用的补充史料。执政官塞克斯·尤里乌斯·弗隆提努斯（Sex Julius Frontinus），在图密善（Domitian）皇帝时期受命写作，记录了安提柯一世、安提柯二世、安提柯三世、欧迈尼斯、托勒密一世、托勒密·克劳努斯（Ptolemy Ceraunus）和皮洛士的谋略；马其顿修辞学家波吕埃努斯（Polyaenus），在为罗马皇帝威鲁斯（L.Verus）匆匆编成的著作[18]中，包括了大量与该时期相关的实例，其中有12处（可能来自杜利斯和提麦奥斯）与阿伽托克勒斯相关。然而，我们常常不能确定波吕埃努斯撰写的是哪一个安条克或塞琉古。

狄奥根尼斯·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根据哲人的生平和著述编写的《名哲言行录》（可能创作于公元3世纪前半叶），对政治史也大有裨益。这是因为许多哲人[例如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Demetrius of Phalerum）和埃雷特里亚的墨涅得谟斯（Menedemus of Eretria）]都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或在希腊化王国之内或在其周边地区。最后，关于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值得一提的是雅典人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80年）的诗篇《年代记》（Chronica），以及波尔菲利（Porphyry，公元234年至公元4世纪早期）的《年代记》（Chronicles）。前者是为帕加马的阿塔鲁斯二世（Attalus Ⅱ）而作。波尔菲利是继柏罗丁（Plotinus）之后雅典新柏拉图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成果被年少于他的同时代人尤西比乌斯（Eusebius）在其《年代记》（Chronica）中利用。该书的第一部分通过亚美尼亚译本留存于世，第二部分保存在圣·杰罗姆（St Jeorme）的拉丁版本之中。[19]

这些著作体现了史料的广泛性。史料本身并非历史，但从中可以搜集到有关的历史信息。至于历史本身，目前已知有600部著作论及各地的城市及民族；这些专著虽非全部，但大部分包含了与公元前323—前217年这一时期相关的材料。还有一些专门史料与诸如科学进步的特定研究领域密切相关，这些将在适当的篇章中进行详述和讨论。当时的文学作品自然也会涉及一些历史事件：特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的第17首田园诗是献给托勒密二世的颂词，第15首则生动展现了阿多尼斯（Adonis）节时，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生活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