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人生忽然（外三篇）

韩少功

我以前很少照相，总觉得留影、留手稿、留交往记录，是作家自恋和自大的坏毛病，无非是哪个家伙一心要进入文学史和博物馆，时刻准备着捏住下巴或目光深沉的姿态——累不累呵？因此，我总是年少气盛地一再避开镜头，无意积攒那种狗狗撒尿“到此一游”式的到处留痕，即便有过海鸥或尼康的相机，也多是给别人照。

没想到近一二十年来，电子数码技术使摄影的成本大降，全民摄影蔚然成风，一个读图时代悄然到来。有关文字退场的预言虽过于夸张，但影像的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重塑了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其巨大的冲击力、感染力、影响力非同小可。好几次，我给学生们上课，发现自己哪怕讲出了满堂的惊呼或大笑，但他们并未记下多少。倒是PPT的一些影像更能在他们那里入脑入心，引来一次次议论和回味。一只枯瘦的手，一位前贤的冷目，一堵斑驳的乡村老墙，一段雪域森林的清晨航拍……似乎胜过千言万语，向他们传达了更多说不清，甚至不用说的概念与逻辑。

古人说：“有诸内必形诸外。”这不仅是说人体，也是说，一个世界本就是形貌多变的。一种对世界的真切认知，必是记忆中有关影像鲜活与丰饶的认知，绝不止于文字——对于实践者们来说，对于相信“眼见为实”和“有图有真相”的很多人来说，恐怕尤其如此。所谓有内必有外，有品必有相，有义理必有声色，我的一本长篇随笔《暗示》（2002年），曾集中记录和整理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想。也是在那时，回望自己多年的文字生涯，我相信独尊文字的态度无异于半盲，差一点后悔自己大大辜负了相机，暗想自己若能年轻一二十岁，恐怕会从头开始，去兼任一个“读图”的影像工作者。

可惜自己已扛不动那么多摄影器材了，很多事只能留给年轻人去干。说起来，我这一辈子虽留影甚少，虽匆匆撇下太多无影无形的往日，但亲历、见证、参与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风大雨，天翻地覆，惊心动魄，又何其有幸。没想到的是，承蒙辽宁美术出版社诚邀，这一次我仓促应召，不得不临时找几位朋友帮忙，好歹收集一些零落旧照，勉强编印一本影册——尽管我自己不知道这样做于读者是否有些多余，一次事后弥补是否来得也太迟。我想起多年前去拉萨一朋友家，未见他家有任何已故亲人的旧照。那位藏族朋友说，按照他们的习俗，销毁亡人旧照以及所有遗物，有利于转世轮回，让他们回到一个干干净净的陌生世界。那么，依这种说法，我的这本影册岂不是还自弃“轮回转世”？就不准备下辈子再与这个世界重逢了？

好吧，就这一辈子吧，我其实并未打算日后再来。

是的，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所有牵挂的世间生命，我曾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到此人世间一游，陪伴了你们这些岁月，幸福已经足够。

一次性的生命其实都至尊无价，都是可重复的奇缘所在。让我们相互记住，哪怕不可能记住太久，迟早都会湮灭。

萤火虫的故事

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文革”后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当时文理两科采用同一套数学试卷）——闲得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就像一些朋友那样，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甚至曾为中国的卫星上天懊丧不已——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别人抢在先？

黑板报、油印报、快板词、小演唱、地方戏……卷入这些底层语文活动，纯粹是因为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入乡村，眼睁睁看着全国大学统统关闭，数理化知识一无所用。这种情况下，文学是命运对我的抚慰，也是留给我意外的谋生手段——至少能在县文化馆培训班里混个三进两出，吃几顿油水稍多的饭。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挠头抓腮，好不容易才在一位同学那里明白“论点”与“论据”是怎么回事，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明白词组的“偏正”关系如何不同于“联合”关系。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些“黑书”，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呵。文学，可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良。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更活泼、更圆熟。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坛。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俗，习惯于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一路欢歌一路笑”……那时节文学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同情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宋代陆放翁说“工夫在诗外”，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就像特定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

解冻和复苏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也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在东土的延时补课，慢了一两拍而已。双方情况并不太一样：欧洲人的主要针对点是神权加贵族，中国人的主要针对点是官权加宗法；欧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补损工具，中国人却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会转型的大震荡和大痛感似曾相识，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学、要民富国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足以使那些“老师”们那里几乎每个标点符号，都很对中国学子的胃口。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从欧洲十七世纪到中国二十世纪（史称“启蒙时代”），人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科学史家T.S.Kuhn语），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都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也许除了公元前古印度、古中东、古中国、古希腊等地几乎不约而同的文明大爆炸（史称“轴心时代”），还鲜有哪个时代表现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过，“轴心”和“启蒙”都可遇难求，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并非一个永无终期的节日。一旦社会改造动力减弱，一旦世界前景蓝图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术革新、思想发明、经济发展、社会演变、民意要求等因缘条件缺三少四，还缺乏新的足够积累，沉闷而漫长的“小时代”也许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国产电影正是这样自我指认的。在很多人看来，既然金钱已君临天下，大局已定，大势难违，眼下也就只能干干这些了：言情、僵尸、武侠、宫斗、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机甲斗士……还有“坏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但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以一种个人主义写作策略，让受众在心智上无须长大，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兑点忧伤感，作为小资们最为严肃也最为现实的表达，作为他们的华丽理想，闪过了经典库藏中常见的较真和追问，正营销一种抽离社会与历史的个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味着总是有钱花，但不必问钱来自哪里，也不必问哪些人因此没钱花。中产阶级的都市家庭，通常为这种胜利大“抽离”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广阔的受众需求空间。

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一位朋友告诉我，“诗人”眼下已成为骂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诗人！”……这说法不无夸张，玩笑中却也透出了几分冷冷的现实。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

坦白地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时代。同样坦白地说，“大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滋生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文学并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烦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闹腾正在现实中咄咄逼人，哪怕我一直抱有敬意的作家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那又怎么样？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

这样也很好。

深夜有泪痕

小钢先生做了一辈子摄影，特别是做纪录片，年过六旬突然要出一文集，让我略感惊疑。读过他的文稿，惊疑成了惊叹和惊喜。这倒不是说他写得有多深刻或多圆熟，写成了鲁迅或曹雪芹，而是说他信笔写来，甚至鸡零狗碎，却有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一份“野路子”的纯净天真。

我怀疑这里的大多数篇章能在报刊上分别发表。在行家们看来，它们肯定更像零乱素材，来自匆忙的手记，缺乏必要的提炼、升华、充实、扩展、谋篇布局，不太像达标合规的出版正品。

不过，失之所在，得之所在。作者也许正因为不谙行规，或压根儿不在乎这种职业经营，反而有了远离陈言旧套的几分清新。他不按套路出牌，笔下几无“发表味”“创作味”“中文系味”，出手就别具一格，就单刀直取，就见情见性直问人心——而这正是职业写作人最易失去的立身之基。

他几乎是通过一台摄像机来写作的。各种象形和象声的细节入文，随处跳跃、喷涌、流动、繁殖以及燃烧，不时出现打乱语法的武断拼接、不惧误解的随意借代、大密度高精度的突然变形，却由此保持了一种造型力的鲜活与精准。他也几乎习惯于一种瞬间的、即兴的、现场的写作，差不多是“直播”，且从不考虑后期制作。人物多是有始无终，或有终无始；情节常见缺斤短两，或牛头马嘴；篇幅长则可以章论，短可以句论，参差悬殊超大；意涵主旨更是天晓得，看上去似有似无，亦明亦晦，微言大义既说得上又说不上，没心没肺与情深意长既相融又不相融……这种不讲章法的乱来，并不妨碍他写得兴起，写出澎湃和幽微，甚至一不留神，写出了明代归有光《寒花葬志》那种神韵（见《小邱》等篇），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泪点、笑点、萌点的打击，给自己定格了一个个生命印痕。

更重要的是，如果把他的全部文字合起来看，则有滔滔人间悲情扑面而来。一条狗，一头牛，一只猫，一只鸟，一个陌生的孩子或老人，一个偶遇的小伙或姑娘，哪怕只是在眼前一闪而逝，也无不是作者的牵挂和隐痛。虽点点滴滴，却一脉贯通。在佛教词语里，人与动物合称为“有情”，即有血温有呼吸有眼神的同类骨肉。而人生百年，悠悠万端，最不堪一个“情”字，最能铭刻于记忆和生命的，也只是一缕缕难舍之情。前人所谓“我佛终宵有泪痕”，不过是由己及人，由此及彼，由个体生灵及家国天下，大爱无边者必有悲海无涯。换句话说，一个人恍惚之际，面对静静长夜，若念及世间那么多无助“有情”的苦和难，那么多过去与未来不忍的生离死别，有谁不会听到自己内心中的一声长哭？

由此可说，此书所写皆泪痕——感谢作者带给我的感动。

眼见如何为实

身为一个地球人，没把这颗小球看明白，有点说不过去。自有了交通、通信的现代技术，国人争相探头向外看，特别是要看从欧美到东亚的北半球，即人类文明中高理性、较发达的这一块。钟叔河先生八十年代在岳麓书社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就记录了国人对“西洋”和“东洋”最初的观感。

这一看就是百多年。从早期的不以为然，把人家看成奇巧淫技、不知圣道的红毛猴子，到后来看得魂不附体，奉人家为全面优越、放屁也香的救世上帝，很多中国人的“世界观”大起大落，却一直支离破碎、雾里看花。这也难怪，一个人看自己都不容易，何况他人，何况隔山隔海的亿万他人！

钱穆先生早就深知其难，说中西比较眼下还不到时候，从总体上说，要想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展开比较，须等到双方经济水准接近了再说。他说得不无道理。因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中西比较，一开始就无奈叠加了古今比较。前者是指地缘文化，如宜牧相对宜农、棒球相对猴拳的多元格局，即横向维度。后者则是指迭代文化，如铁器取代石器、汽车取代牛车的趋同路线，即纵向维度。把两个维度拧在一起，拿高度和长度编辫子，当然只能七嘴八舌拎不清，还动不动就来情绪、冒火气、脸红脖子粗。

在这里，钱先生可能还得注意的是，就众多观察者而言，“眼见”其实不一定“为实”。这世界上眼见为偏、眼见为浅、眼见为伪的反例多了去了。因此国人们向外看，不光要考虑看的时机（如上述那个双方经济水准接近之时），还须考虑由谁来看，如何来看——这就好比同看一片风景，平镜、棱镜、凸镜、有色镜、哈哈镜的效果会很不一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龚曙光先生这本散文集值得推荐。

作者以积学为依托，以追问为引领，解读巴黎左岸的优雅与激进，体悟京都剑侠的刚直与柔软，慕中存疑，忧中有敬，从小细节发掘大历史，是深者见其深。作者礼赞俄国流放地和阅兵场上的英雄主义气节，揭示美国以乱为常、乱中求活的“灰色”治理传统，既有理想的持守，又无教条的呆气，挑战俗见潮流，清理不同国情纵深那里不同的生存逻辑，是活者见其活。作者对意大利时装、日本漫画、美国好莱坞电影等富有职业敏感，比对本土相关的产业实践，进一步破译文化心理，诊断制度得失，谋划竞争战略，更是“内行看门道”，好汉交手，高手过招，是实者见其实。总之，作为一个参访者，作者一路看到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取决于行前的准备，取决于自己手里是否已有高精度、高敏度、大口径、大焦段的“世界观”透镜。有了好的世界观，才能好好地观世界。换句话说，他之所以能见其深、见其活、见其实，是因为自己已有学识资源和经验资源的多年积累，有读得多、干得多、琢磨得多以后的一份心智通透。

这样的写作，当然就与各种小资男女口水化、观光化、抄旅游手册的域外游记，拉开了足够的距离。

从写作日期来看，作者在数月之内，利用业余时间一口气写出了这本书，其才情喷涌非比寻常。“革命一旦发动，变革便失去了机遇和价值”这一类格言，很多学者可能说不出来。把余晖里的伦敦描述为一颗“琥珀”，把希腊的阳光书写为一片“响晴”，把夏威夷的月亮想象成从“海底升上来”“湿漉漉地挂满水珠”……这样的妙语随处可见，鲜活而独拔，很多作家可能也写不出来。

他自称为一个浑身铜臭的商人，成天只会算钱。读此书，读者们其实可感其胸臆间一片冰心万潮奔涌，对他今后的写作，想必也会充满好奇，屏息期待。

原载《山花》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