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呼保义”宋江：忠义两难全的梁山寨主

《水浒传》是一部流传久远、声名远播的文学名著。尽管《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与真实历史大不相同，而历史上规模、声势均渺不足道，且没有太多历史文献记载的宋江起义，还是借助于这部文学名著的渲染传播，成为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黄巾军起义、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后期太平天国运动等声势浩大的真实起义相比毫不逊色的“知名事件”。与此同时，在没有太多历史事实基础上衍生出的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成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尽忠报国”的英雄好汉的代名词。

《水浒传》中，梁山聚义前后持续十余载。几乎成为小肚鸡肠、嫉贤妒能代名词的“白衣秀士”王伦为梁山的开山寨主，“托塔天王”晁盖为梁山走向兴旺发达的关键性人物及过渡性寨主，“呼保义”宋江则是梁山扬名天下、“尽忠报国”及走向覆灭的寨主。故此，与晁盖相比，宋江更是《水浒传》中“提纲挈领之人”[1]。正因为宋江与梁山聚义的性质、走向、成败关系最大，数百年来，宋江成为人们最关注的水浒人物，而真正喜欢宋江的人数与关注他的人数完全不成正比，对他的评价也莫衷一是。

一、宋江武艺低微，缺少阳刚之气，他的梁山寨主地位却是众望所归、无可替代的

《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是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后世评价最为悬殊的水浒人物。誉之者，对他赞不绝口，或称颂他仗义疏财、济人贫苦，或夸赞他兄弟情深、“尽忠报国”；贬之者，或讥讽他懦弱无能、假仁假义，或斥责他力主招安，断送了诸多梁山兄弟的性命。前者固然理由充分，后者同样言之凿凿。

关于宋江，《水浒传》中介绍道：“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上有父亲在堂，母亲丧早，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十八回，226页）他的多个绰号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他的性情与为人（他是绰号最多的水浒人物）：“黑宋江”，指其“面黑身矮”，相貌不佳；“孝义黑三郎”，因其“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及时雨”，赞其“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如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呼保义”，示其身处社会下层或江湖之远，却心怀忠义，不忘朝廷。宋江邀请卢俊义为梁山寨主时，在与卢俊义的对比中做了一番自我评价：“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弟兄不弃，暂居尊位；员外出身豪杰之子，又无至恶之名，虽然有些凶险，累蒙天祐，以免此祸。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降。”（第六十八回，902页）虽说宋江的自我评价颇多自贬之词，却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满口妄言。

毋庸讳言，《水浒传》中的宋江确实是一个重要、复杂，乃至于自相矛盾的人物。然而，关于宋江，《水浒传》中有一点是难得前后一致的：宋江武艺（《水浒传》中称“武艺”为“本事”）低微、胆小如鼠，从无与人交手的记录。[2]

《水浒传》中写道：宋江“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十八回，226页）。然而，对宋江而言，武艺甚至不是“多”或“少”的问题，而是“有”或“无”的问题。《水浒传》各版本中，均没有宋江动武克敌的记录（宋江怒杀阎婆惜，显然不属于江湖好汉的动武克敌，此事既未展示武艺，且杀一妇人，也不值得炫耀）。央视版《水浒传》电视剧中，宋江逃难江湖期间，总是肩扛一柄朴刀，又从未使用过，观其相貌、神态，煞是可笑。以宋江之武艺低微，做此江湖装扮，反倒让人觉得颇具讽刺意味。

宋江逃难江湖期间，多次被其他江湖好汉抓捕，而他一旦陷于危难境地，动辄苦苦求饶。这既体现了宋江的胆小，也充分暴露了他的武艺水准。以“打熬筋骨”的江湖好汉标准衡量，宋江简直就是一个窝囊废，涉足江湖根本难有立足之地。更让人吃惊的是，宋江竟然还敢不自量力地“为人师表”，点拨“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兄弟的武艺。或许正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反差过于强烈，宋江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仗义疏财的做派，不是慷慨恢宏的气度，不是领袖群伦的才干，而是懦弱无能、自轻自贱。依照《水浒传》作者本意，自然是极力塑造宋江“有仁有义”的正面形象的，无奈在某些场合“用力过猛”，遂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局面，以至于非但未能有效展现出宋江的“光辉形象”，反倒透射出宋江为人处世的虚伪、怯懦、无能。这正与《三国演义》中“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3]如出一辙。在古典白话小说中，塑造英雄人物时弄巧成拙并非孤立的现象[4]。

宋江武艺低微，缺少阳刚之气，胆识也让人不齿。然而，关于这位梁山寨主，无论是对他的行事、心机颇为赞赏之人，还是对他的品行、手段心存鄙夷之人，最终都会承认，宋江的梁山寨主地位确实是众望所归、无可替代的。成为梁山寨主，未必需要家世显赫，未必需要神机妙算，也未必需要武艺高超。论智谋，吴用、朱武让宋江望尘莫及；论武艺，地煞星中排名靠后的几位，也能几棍棒就将他“掀翻在地”；论家世，他不仅比不上财大气粗的地方豪绅卢俊义、李应，更比不上“龙子凤孙”的柴进。尽管如此，相比多数水浒人物的单一优势，宋江却具有成为梁山寨主所需的诸多要素——无论是江湖声望、心机、人脉，还是处事能力、政治远见，都是其他水浒人物难以望其项背的。

宋江能获得梁山寨主地位，首先取决于他的江湖声望与人脉。无论是见面交往过的，还是只听闻其名的江湖好汉，都对他敬重有加。而这与宋江平日的广泛交游、仗义疏财、扶危济贫分不开。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指供给客人的住宿与膳食——引者），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第十八回，226页），甚至连晁盖也称赞他“四海之内，名不虚传”（第十八回，229页）。

以宋江慷慨恢宏的气度与扶危济贫的为人，再加上他能从容应对各色江湖人物的特殊天赋，自然让直来直去的江湖好汉折服敬仰，其崇高声望与广泛人脉自此建立。宋江为郓城县押司（押司是负责案卷整理工作或文秘工作的小吏），身在公门（虽说地位不高），食朝廷俸禄，与江湖的渊源似乎比与朝廷体系的关系更加深厚，而众多江湖好汉显然也早已将他当成“江湖大哥”了。按照宋江为人处世的风格推断，他的处世理念是：立足官场，联络江湖，黑白两道均广布人脉。然而，黑白时有颠倒，而黑白终究有别，宋江的出格行事，最终使得他难以在官场立足，只能落草为寇。宋江逃难江湖期间，每次被其他江湖好汉抓捕后，抓捕他或要杀他的江湖好汉得知其姓名后，都立时转换面目，毫无例外地诚惶诚恐、“纳头便拜”。无论是豪迈慷慨、义薄云天的“托塔天王”晁盖，还是天生高贵、慷慨好客，有“小孟尝”之称的“小旋风”柴进，都没有获得让其他江湖好汉诚惶诚恐、“纳头便拜”的江湖地位。宋江独一无二的江湖地位在此彰显无遗。姑且不考虑他获得如此江湖地位的缘由与手段，以宋江官府小吏的身份及并不过分宽裕的家境，实际上很难支撑他长年累月过着仗义疏财、挥金如土的生活的。这是许多论者都指出过的。

二、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贫更多的还是出自本心，并非收买人心的伎俩

自《水浒传》问世后，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贫的做派受到不少人的夸赞。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将他仗义疏财、扶危济贫的做派当成投机取巧、收买人心的伎俩。作为横跨官府与江湖的风云人物，宋江的行事及性情中自然会有不少的算计，不可能始终如水晶球般晶莹剔透。然而，宋江此举更多的还是出自本心——他确实是一个挥金如土、“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且极易博得他人好感的义士。

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期间，郓城县一个“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的卖糟腌的唐牛儿，便“常常得宋江赍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几贯钱使”（第二十一回，266页）。宋江通风报信救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后，晁盖等人派遣刘唐携带一百两金子答谢宋江的救命之恩，宋江百般推辞，最终留下一条金子，他又打算将这条金子施舍给县城“卖汤药的王公”，因为他许诺给王公一口棺材钱。宋江在柴进庄上与武松相识，武松决意返回故乡时，宋江送出十余里，恋恋不舍，一送再送。宋江的热情周到让武松感激莫名，主动提出拜宋江为义兄。道别时，“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第二十三回，289—290页）。宋江刺配江州途经揭阳镇时，遇到“病大虫”薛永使枪棒卖膏药，而无人打赏，宋江见他惶恐，便叫押解他的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宋江对薛永说道：“教头，我是个犯罪的人，没甚与你。这五两白银权表薄意，休嫌轻微。”（第三十六回，477页）宋江刺配江州后，与戴宗结识后外出吃酒，第一次见到“黑旋风”李逵，便借给他十两银子。“戴宗道：‘……兄长吃他赚漏了这个银去。他慌忙出门，必是去赌。若还赢得时，便有的送来还哥哥；若是输了时，那里讨这十两银来拜还兄长。戴宗面上须不好看。’宋江笑道：‘院长尊兄，何必见外。量这些银两，何足挂齿，由他去赌输了罢。若要用时，再送些与他使。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第三十八回，497页）对宋江的出手阔绰，李逵得了银子后感叹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第三十八回，497页）《水浒传》中，宋江慷慨接济、救助他人的事例尚有不少。而仅从宋江对待寻常人物及初次交往江湖人物的事例中，即可知悉他平日为人之一斑。

在宋江交往、救助的人物中，既有成名的江湖好汉（如晁盖、柴进、武松等），也有不知名的街坊邻人（如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落难的阎婆惜等）。宋江仗义疏财完全出自本心，像施舍卖汤药的王公，赍助“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的卖糟腌的唐牛儿等，这些人没有任何技能与江湖声望，因此没有任何利用价值，自然也就说不上是收买人心。更何况，宋江在接济许多人物前（如打赏薛永五两银子，借给李逵十两银子），根本无从得知他们的来历与本事，又怎能未卜先知，知道他们必然对自己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宋江也颇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胆色。宋江得知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奉命抓捕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时，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第十八回，227页）随后，他担着血海干系，巧言稳住何涛，飞速赶往晁盖庄上通风报信，晁盖等人才得以逃过劫难。若非江湖义气深重，断然不会如此行事。以至于晁盖在宋江通风报信后感慨道：“结义得这个兄弟，也不枉了。”（第十八回，229页）宋江此举显然不是投机取巧。晁盖等人落草梁山后，派遣刘唐携带晁盖书信及一百两金子到郓城县答谢宋江。宋江只是留下晁盖书信，对一百两金子推辞不受，最后只是象征性地接受了一条。他语重心长地对刘唐说道：“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银使用。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且放在你山寨里，等宋江缺少盘缠时，却教兄弟宋清来取。今日非是宋江见外，于内受了一条。”（第二十回，257页）这也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绝非虚与委蛇或故作清高。

宋江如此慷慨大度、应对得体，又始终以江湖义气为重，屡屡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自非一般江湖人士可比。由此可见，断言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贫的做派是投机取巧、收买人心的伎俩实在有失公正。

今人评价宋江，或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或以今天为人处世的标准猜测，甚至将他当成今天所说的“厚黑学”的最佳践行者，仿佛宋江是一个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与权谋大师，他的每一次作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深谋远虑的筹划。金圣叹批读《水浒传》时，就频频将宋江的言行解释为“权诈”“其结识天下好汉也……惟一银子而已矣”[5]。这或许是今人如此论断的重要源头。从《水浒传》现有文本中的主流描述判断，宋江自出场后，仗义疏财、扶危济贫的做派更多的还是出自本心，并不图他日回报，决然不负“及时雨”称号。一个人出于投机取巧或为了收买人心，必然是有选择性地仗义疏财、扶危济贫，且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而一个人如果长年累月地仗义疏财、扶危济贫，又屡屡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甚至担着血海干系救助他人，似乎就很难断定为投机取巧、收买人心。更为关键的是，宋江文化修养深厚、眼界开阔，且具有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江湖人物打交道的灵活圆通手段，他更具有领袖群伦的才干。可以说，宋江为人，颇似三国蜀汉开国之主刘备——刘备又被认为有汉高祖刘邦遗风[6]。刘备的文韬武略虽未臻一流（甚至是他的弱项），却有识人用人之能、权谋应变之才、能屈能伸之量。故此，文臣诸葛亮、庞统、法正等，武将关羽、张飞、赵云等，历尽艰难苦楚，也愿誓死效命，绝无背弃之念。正是在这批非凡人物的辅助下，刘备以一介贩席之徒，在群雄逐鹿之际脱颖而出，最终裂土称帝，与魏、吴成三足鼎立之势。宋江只是梁山寨主，格局有限，成就虽不能与刘备相比（应该说，更多的是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相比。正史中的刘备，坚忍不拔，深谋远虑，自是一代枭雄，功业不及曹操，却也并非专以布施仁义为能事），却以其个人魅力及广泛人脉，让众多江湖好汉为之倾倒、矢志追随，也说明其具有非凡的才干。

三、“忠”与“义”的矛盾，关涉《水浒传》的主题之争，也贯穿宋江一生的行事

与宋江几乎同一时期起义的有方腊起义。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方腊起义后，“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不旬日聚众至数万”，“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7]。然而，规模、声势远远凌驾于宋江起义之上的方腊起义，后世的名声却被宋江起义遮掩得毫无光彩。应该说，这一现象也是拜《水浒传》所赐——宋江等梁山好汉以“劫富济贫”“替天行道”而闻名遐迩、备受称赞，作为梁山敌对阵营的方腊起义，自然难以获得特别的关注。[8]在大宋朝廷眼中，方腊固然是“贼寇”，在民间认知中，方腊同样是“贼寇”。

当然，宋江与方腊形成的鲜明对比，更多的还是知名度方面的差异。对梁山聚义及宋江的评价，自水浒故事流传起，尤其是《水浒传》广泛传播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存在尖锐的争论。而无论是官方评价还是民间评价，说辞纵然变化万端，基本上不能逾越“忠义说”与“诲盗说”两种典型观点之藩篱。

“忠义说”由宋元之际的龚开（字圣与）在《宋江三十六赞》中开其端倪（此前的历史文献将宋江一伙称为“盗贼”）：“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器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9]传世的元杂剧水浒戏中，宋江等人固然未脱尽杀人放火气质，却有着浓厚的“忠义”色彩：“宋江一伙，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以此天下驰名，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10]明末李贽评点《水浒传》对《水浒传》的传播居功至伟，他的观点更是盛名在外：“《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11]

“诲盗说”则为明清两代不少正统文人士大夫所力主。明嘉靖年间，田汝成提出“诲盗说”：“《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12]“诲盗说”后继者不乏其人。明崇祯年间，朝廷颁下圣旨：“严禁《浒传》……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13]“诲盗说”以金圣叹批读《水浒传》的文字影响最大。金圣叹批读《水浒传》时写道：“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14]清朝中期起，朝政腐败、贪官横行，“盗贼”四起，在民间，《水浒传》的传播如火如荼，其对朝廷的威胁不亚于四起的“盗贼”，正统文人士大夫忧心忡忡。在此期间，代表官方观点最为极端的，是俞万春的《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中对梁山兄弟刻骨的仇恨与斩草除根的结局设计，以至于任何对《水浒传》略微熟悉或对梁山兄弟略有好感的人阅读《荡寇志》，都有难以卒读之感，因为这部小说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感情与认知。

对《水浒传》的评价之所以有大相径庭的“忠义说”与“诲盗说”的争论，除了《水浒传》现有文本本身的复杂性之外，一方面，因为《水浒传》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在其漫长的流传、演变及定型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士先后参与创作、编订，从而给《水浒传》烙上了迥然不同的烙印。以至于“忠义”内容与“诲盗”内容纠缠在一起，难以彻底剥离，从而形成了复杂、多义，甚至前后抵牾的现象。另一方面，还在于人们对“忠义”的认知存在差异。坚持“忠义说”的人们，基于奸臣当道、良善隐没的时代背景，对梁山兄弟被逼落草的处境颇为理解、同情，对他们接受招安、“尽忠报国”的气节大为赞赏；坚持“诲盗说”的人们，则往往将“尽忠报国”（在当时就是效命朝廷）极端化、神圣化，以至于将任何对朝廷不满的言行（更不用说直接反叛了）都当成大逆不道，而根本不愿考虑这种不满、反叛背后的原因。

对《水浒传》的主题截然相反的评价，自然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对宋江的评价。

毫不夸张地说，“忠”与“义”的矛盾贯穿宋江一生的行事。更具体地说，宋江身在公门期间，“义”侵蚀“忠”，甚至高居“忠”之上。宋江聚义梁山期间，“忠”侵蚀“义”，甚至高居“义”之上。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到郓城县抓捕晁盖等人时，宋江的所作所为生动地体现出了他在“忠”与“义”之间的取舍。何涛请求宋江协助抓捕时，“何涛道：‘不瞒押司说，是贵县东溪村晁保正为首。更有六名从贼，不识姓名，烦乞用心。’宋江听罢，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心内自慌。宋江且答应道：‘晁盖这厮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今番做出来了，好教他受！’”（第十八回，227页）宋江的说辞固然是应付，却正是朝廷及主流社会的看法。此时，宋江将官府小吏身份及“尽忠报国”之念抛到了九霄云外，做出取舍完全没有思想上的摇摆。宋江入伙梁山后（甚至还在逃难江湖期间），又对接受招安、“尽忠报国”念念不忘。宋江刺配江州途中，晁盖、吴用等人劝说他入伙梁山，宋江说道：“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父亲……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怆惶惊恐。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第三十六回，471—472页）宋江以父命难违为由拒绝入伙梁山，未必不是他寄望于重返正途的念头的流露。梁山欢庆重阳节时，宋江作《满江红》词，其中有“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句子，引起了武松、鲁智深等人的不满。宋江则坚持认为：“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第七十一回，935页）

宋江为郓城县押司期间，身在公门，却与江湖渊源匪浅。在奸臣当道、良善隐没的时代背景下，尽管聚义梁山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而无论如何，朝廷与江湖毕竟是尖锐对立的，聚义梁山意味着与朝廷对抗，宋江对此却并无明确区分。他在浔阳江的题诗中甚至有“敢笑黄巢不丈夫”的狂悖之语，可见其并非安分守己之辈。宋江身在公门期间，如果以忠于朝廷、“尽忠报国”为念，则应与江湖人物划清界限，甚至以铲除江湖人物为己任方算得上是“忠”，而他当时的所作所为根本未以朝廷为念。宋江聚义梁山后，“尽忠报国”意识却日益强烈，他执着地为梁山兄弟寻求招安门路。在他看来，这才是梁山兄弟的正途与最终归宿。梁山征方腊期间，梁山兄弟死伤惨重，宋江并无动摇，他显然是舍“义”而尽“忠”。

俗语有言：“自古忠义两难全。”“忠”与“义”的矛盾，体现在宋江为接受招安、“尽忠报国”而力排众议，置梁山兄弟的意见于不顾，以及梁山兄弟立下征辽、征方腊两件盖世功劳与梁山兄弟的惨烈结局之间的强烈反差。梁山兄弟征辽、征方腊，为朝廷立下了盖世功劳，而这样的功劳是以梁山兄弟十去其七为代价的。而梁山兄弟的“尽忠报国”，只是维护了奸臣当道、昏聩无能的朝廷，让朝廷及奸臣得以继续横行无忌、祸国殃民，自然与天下苍生福祉并无过多关涉。对这样的结局，《水浒传》的作者实际上是有着清醒而无奈的认知的。正所谓：“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第一百回，1309页）以此而论，梁山兄弟“尽忠报国”的意义是要打些折扣的。

梁山兄弟接受招安后，朝廷及奸臣对他们多有歧视刁难，梁山征方腊班师还朝后，生还的梁山兄弟各有封赏，而在历经奸臣陷害后，许多都没有落下好的下场。此时，梁山不仅声势全无，往日的兄弟之情，也成明日黄花。战死沙场固然让人伤感，这正是“尽忠报国”的代价，无须怨天尤人，而朝廷不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念以及梁山兄弟的惨烈结局，却分明让人感受到了“自古忠义两难全”的矛盾的根源所在。

四、招安并非不可选择的道路，由于宋江的天真简单，招安反倒成了梁山兄弟的劫难

宋江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他力排众议，费尽心思为梁山兄弟选择的人生道路——招安。

平心而论，宋江对招安念念不忘，甚至不惜压制其他梁山兄弟的意见，既不是忘却兄弟情义，也绝非是要借梁山兄弟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梁山征辽期间，宋江与公孙胜等人参拜二仙山罗真人（公孙胜师父），“罗真人道：‘将军一点忠义之心，与天地均同，神明必相护佑。他日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决无疑虑。……只是所生命薄，为人好处多磨，忧中少乐。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勿以久恋富贵。’宋江再告：‘我师，富贵非宋江之意，但只愿的弟兄常常完聚，虽居贫贱，亦满微心，只求大家安乐。’”（第八十五回，1101页）应该说，这确实是宋江的肺腑之言。然而，接受招安、“尽忠报国”更是宋江情怀之所在。他不同于其他梁山兄弟的地方在于，他念念不忘地想要替梁山兄弟谋划一个两全其美的人生道路：小而言之，是洗脱“强盗”“贼寇”的恶名，回归正途，获得“封妻荫子”的美满结局；大而言之，是争取到“尽忠报国”“青史留名”的机会，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梁山兄弟在排座次后，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打家劫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为目标的单纯的强人集团，它逐渐演变为一个众人各司其职的独立社会及隐形政权，受到朝廷的围剿是迟早的事情。无论梁山众人主观动机如何，无论朝廷是否具有剿除他们的实力，梁山确实无法长期保持既与朝廷对抗、又一直独立存在的状态。更何况，“强盗”“贼寇”的名声历来都是不被世人同情的。宋江的出身、思想状态及领导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满足于当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生活——他确实有种危机感与深远眼光。虽然许多梁山兄弟满足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生活，但宋江坚信自己的抉择能带来圆满的结局。

以梁山的优越处境与强悍实力，招安并非不可选择的道路。然而，由于宋江的天真简单与决策失误，招安反倒成了梁山兄弟的劫难。最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便明知遭到奸臣摆布陷害，也无力反抗、避祸，从而终止了梁山聚义大业及兄弟之情，落得一个“满盘皆落索”的惨烈结局。如此结局，既非宋江本意，也大出宋江意料。尽管如此，从某种角度揣测，梁山兄弟接受招安后的惨烈结局正坐实了以下两种说法：第一，宋江力排众议，接受招安，最终梁山兄弟十去其七，宋江加官晋爵，正是以梁山兄弟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官帽（还有“青史留名”）；第二，朝廷招安梁山，是借力打力、一箭双雕的可怕阴谋：让梁山兄弟与江南方腊这样强悍的反叛势力（性质与梁山并无差异）互相残杀，朝廷最终坐收渔人之利。那么，招安是否只有如梁山兄弟那样的遭遇一种结局？

似乎也很难一语断定。在中国历朝历代高官中，出身江湖草莽或流寇招安的不乏其人。梁山接受招安后的惨烈结局，更多的还需要从宋江这位梁山寨主身上寻找原因。梁山接受招安后，他既没有处理好与朝廷及高官的关系（梁山与朝廷及高官的关系先天不足，要处理好彼此的关系，除了以强悍的实力做后盾之外，还需要极其高超的领导才干、灵活的处事手腕以及对朝廷及高官深刻的认知），为招安后的梁山兄弟谋划一条较为顺坦的出路，同时也没有（也无法）为梁山兄弟留一条不得意时能抽身而退的后路。在宋江看来，接受朝廷招安后，只要梁山兄弟满腔忠义、不计荣辱、一心为国，就能得到朝廷的宽恕与重用，梁山兄弟也就得到了“封妻荫子”“尽忠报国”“青史留名”的机会。宋江如此天真简单，梁山兄弟的惨烈结局也就注定了。

实际上，招安即是“招降纳叛”，而“招降纳叛虽可暂时缓解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但肯定要留下不小的负面作用。因此，招安对统治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时的办法。在王朝盛世，统治者有能力镇压各种反叛和起义，是绝不肯招安的”[15]。由此可见，朝廷经过多次惨败后的招安梁山，不仅是出于对梁山“只待招安”实情的了解，也是权衡利弊后的政治算计。梁山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如此微妙，这就注定了朝廷对待梁山的态度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不仅是奸臣从中作梗）：一方面，对梁山“心怀忠义”的气节不乏怜悯之意，甚至大为赞赏；另一方面，又对梁山屡败官军的强悍实力心存猜疑，费尽心思地加以剪除。

梁山接受招安后，宋江一味逆来顺受、唯朝廷之命是从，多数梁山兄弟则是被他拖着走的，即便有人心怀异议，也无法公开表达反对意见，更无法影响梁山决策。以宋江立场而论，这是忠于朝廷的体现。殊不知，朝廷绝非抽象的存在，代表朝廷的，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之外，还有高官——由于高官处于直接掌权地位，相比高高在上的皇帝，有时他们更能代表朝廷。宋江将接受招安看成“尽忠报国”“青史留名”的机会，老谋深算的高官（尤其是作为梁山仇敌的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奸臣）恰恰看到了一个剪除心腹之患的机会。既然高官是代表朝廷的，那么，高官与朝廷之间往往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16]的共同体，实在难以截然分开。贤才为官施政，不仅造福天下苍生，也让朝廷威望提升、江山稳固；奸臣横行牟利时，他们种下的孽根导致祸害，朝廷也只能咽下这枚苦果。故此，所谓的“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的现象，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即便这一现象确实存在，也很难说做出这种区分有何必要。

梁山接受招安后，正式成为朝廷官员，而朝廷既未将梁山兄弟与其他官员一视同仁，又未能完全论功行赏，以至于不少梁山兄弟对朝廷及高官多有抱怨之词。梁山征辽出师前，徽宗皇帝颁下诏书，“敕加宋江为破辽兵马都先锋使，卢俊义为副先锋。其余军将，如夺头功，表申奏闻，量加官爵”（第八十三回，1072—1073页）。梁山征辽班师还朝后，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奸臣以“方今四边未宁，不可升迁”为由，说服徽宗皇帝，仅加封宋江为“保义郎，带御器械，正受皇城使”，卢俊义为“宣武郎，带御器械，行营团练使”“吴用等三十四员加封为正将军；朱武等七十二员加封为偏将军；支给金银，赏赐三军人等”（第九十回，1159页）。“徽宗政和六年（1116）定武臣官阶五十二阶，改右班殿直为保义郎，列第五十阶”[17]，是微不足道的官职；宣武郎不见于宋代官职，以宋江与卢俊义的地位而论，宣武郎的官阶自然还要低于保义郎。梁山征方腊出师前，徽宗皇帝降敕，“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其余正偏将佐，各赐段匹银两，待有功次，照名升赏，加受官爵”（第九十回，1166页）。“尽忠报国”固然不应与朝廷封赏多寡直接挂钩，这却是朝廷对待梁山众人的微妙心态的体现。

五、梁山兄弟“尽忠报国”后的惨烈结局，让人们对“尽忠报国”有了别样的感触

梁山接受招安，意味着需要从江湖体制进入朝廷体制，而这两者遵循的规则完全不同。宋江出身官府下层小吏，身在公门，心念江湖，故此，他对下层官场生态及江湖人物习气了然于胸，在与社会下层人物及江湖草莽打交道时，显得得体、游刃有余。然而，宋江的经历及观念显然无法让他对朝廷体制做出深刻的理解与判断，也就无法让他在高官如云的朝廷体制中找到立足之地——更遑论将自己融为高官一分子，从此平步青云、功成名就。相比之下，论及进入朝廷体制，“小旋风”柴进的地位、观念、才干显然要比宋江适合得多。而在当时的梁山体制下，即便宋江的才干明显暴露出不具备应付新的复杂形势的缺陷，梁山也不存在更换寨主的任何可能性。

就这样，接受招安后的梁山兄弟，既无法在朝廷体制内如鱼得水，又无法抽身而退，重返江湖体制。他们只能面临着另一种命运的降临而无能为力，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利用他们“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18]。最终，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朝廷则一箭双雕，既解除了外患——辽国，又剿灭了内乱——方腊，还剪除了梁山。高官更是坐享其成，梁山征辽、征方腊期间，他们绝少出力援助梁山兄弟，却轻易地将梁山兄弟的功劳揽于自己名下，继续加官晋爵。以至于人们屡屡感叹：奸臣贪官往往安享功名富贵，忠臣义士屡屡含冤莫白。

梁山征方腊班师还朝后，徽宗皇帝对梁山兄弟十去其七的结局“不胜伤悼”（梁山兄弟以惨烈的代价赢得了徽宗皇帝的信任），宋江等人才算得上是加官晋爵：“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所在享祭。……见在朝觐，除先锋使另封外，正将十员，各授武节将军，诸州统制；偏将十五员，各授武奕郎，诸路都统领。管军管民，省院听调。”（第九十九回，1290页）宋江等人“封妻荫子”“尽忠报国”夙愿的实现如在眼前。然而，梁山兄弟虽赢得了徽宗皇帝的信任，却无法打消被私欲裹挟的蔡京、高俅等奸臣的疑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样，宋江加官晋爵后也难有安宁之日，直到被奸臣处心积虑地设计害死。

宋江等人加官晋爵后，为铲除宋江等人，蔡京、高俅等奸臣定下毒计：“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一只臂膊。”（第一百回，1298页）卢俊义被设计害死后，蔡京、高俅等又向徽宗皇帝上奏道：“泗州申复：卢安抚行至淮河，坠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卢俊义已死，只恐宋江心内设疑，别生他事。乞陛下圣鉴，可差天使，赍御酒往楚州赏赐，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理，诚恐害人。上皇无奈，终被奸臣谗佞所惑，片口张舌，花言巧语，缓里取事，无不纳受，遂将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赍往楚州，限目下便行。眼见得这使臣亦是高俅、杨戬二贼手下心腹之辈。天数只注宋公明合当命尽，不期被这奸臣们将御酒内放了慢药在里面，却教天使赍擎了，径往楚州来。”（第一百回，1300页）宋江被奸臣设计害死前，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信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第一百回，1301页）但仍然一副忠肝义胆：“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第一百回，1302页）宋江毒发身亡前，担心李逵造反，坏了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还诱使李逵喝下毒酒。如此让人唏嘘不已的结局，是否还能分清害死宋江的究竟是朝廷还是奸臣？

梁山兄弟落得如此惨烈的结局，虽说这也算得上是“尽忠报国”“青史留名”，而以如此惨烈的结局换得“尽忠报国”“青史留名”，却让人们不得不对“尽忠报国”“青史留名”有了“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感触与解读：“尽忠报国”是否意味着总是要做出绝大的牺牲？更何况，许多梁山兄弟还不是死于阵前交锋，而是遭到奸臣陷害而死，故此，许多牺牲是毫无价值的——这里并非不赞成“尽忠报国”，而是进一步的深思。以此而论，梁山的覆灭，虽非宋江有意为之，但“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19]。宋江作为一个不合格的江湖大哥与梁山头目，始终难辞其咎。后世多有对宋江的行事不予谅解之人，梁山兄弟落得惨烈的结局应是主要原因。前引“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后还有“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一句。宋江泉下有知，亦当有此愧恨交加之言。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像梁山兄弟这样的忠臣义士含冤莫白的事例也不在少数。

至于梁山兄弟的惨烈结局，绝非《水浒传》作者的凭空臆想，而是社会现实的投射——在中国古代社会，奸臣、贪官常常安享功名富贵，死后又多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如蔡京、秦桧等，忠臣义士屡屡含冤莫白，死后又多是平反昭雪、名垂青史，如岳飞、于谦等。不少专家认为，《水浒传》中梁山征方腊班师还朝后的故事情节是后来添加的，宋江服毒身亡一节，灵感来自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大肆杀戮功臣的史实（《水浒传》文本完全定型，大致在明朝中期）。鲁迅评述《水浒传》时指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20]故此，奸臣贪官常常安享功名富贵，忠臣义士屡屡含冤莫白的不良规律不被打破，梁山兄弟的遭遇必然会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重现。

注释

[1]施耐庵著、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第147页。

[2]当然，这里仅针对《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而言。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自然是“勇悍狂侠”（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31、49页）。由此可见，《水浒传》中的宋江，其形象及行事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宋江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借用真实人物名字，与真实人物又毫无关联的新创人物。

[3]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35页。

[4]关于古典白话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最为典型。正如高语罕所指出的：《三国演义》“把诸葛孔明描写成一个心计多端、诡诈百出、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张天师，实则‘诸葛一生唯谨慎’，而出师一表及其立身行己都表现出他是一个忠厚诚笃的老诚人”（高语罕：《高语罕讲〈红楼梦〉》，新世界出版社，2016，第13—14页）。以《三国演义》作者对诸葛亮的重视与赞扬（甚至是崇拜），决然不会有贬低、批评诸葛亮的任何意图，而诸葛亮之所以给人们留下诸多不良印象，正是作者塑造英雄人物时在某些场合“用力过猛”造成的，以至于弄巧成拙。

[5]施耐庵著、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第416页。

[6]陈寿认为，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岳麓书社，2017，第606页）。

[7]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33、34页。

[8]在很长时间里，不少涉及宋史的著作中，都将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并列介绍。实际上，以声势与规模而论，方腊起义与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及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被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江起义根本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自然不具有代表性。人们之所以将宋江与方腊并举，更多的还是受到《水浒传》的影响。

[9]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20页。

[10]转引自王平：《〈水浒传〉“替天行道”考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

[11]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171、172页。

[12]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118页。

[13]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450页。

[14]施耐庵著、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第10页。

[15]施正康、施惠康：《水浒纵横谈》，学林出版社，1996，第200页。

[1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第25页。

[17]沈起炜、徐光烈：《简明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268页。

[18]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59页。

在这里，鲁迅显然认为梁山众人是“帮助政府”的。然而，鲁迅也有认为梁山众人是“反抗政府”的观点：“（《施公案》《彭公案》）一类的小说，也盛行一时。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49—350页〕以此而论，鲁迅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实际上是针对梁山的不同阶段的：梁山英雄排座次前，是他们聚义梁山、冲撞州府的过程，这一阶段自然是“反抗政府”的；梁山英雄排座次后，是他们寻求招安、“尽忠报国”的过程，这一阶段自然是“帮助政府”的。金圣叹“腰斩”水浒，除了艺术方面的考量之外，也是基于这一观念而做出的。

[19]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中华书局，2013，第2431页。

[20]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34—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