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负笈东京

在北京，这个17岁的少年遇到了一个对其一生性格铸造起着重要作用的导师，理学名家唐文治。[10]

身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理学名家之一，唐文治一生育人无数，桃李遍布天下。传说他14岁读完五经，16岁入州学，18岁中举，所师事的王祖畲、黄元同、王先谦，也都是名动东南的经学名师。晚清名臣张之洞曾有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唐文治一生学问和事业，正是此论的一个样板。

唐文治是光绪壬辰科进士，曾任清朝最具活力的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游历英、法、比、美、日诸国，考察列邦风教，回国后，从外务部转入商部，制定商律，议设商会，主办新政，并积极推行商办铁路政策。此人平生淬励于性理文学，旧学底子好，又极能接受新潮，求实学，务实业，从不胶执成见。当时，唐文治以商部左侍郎的身份兼管该校校务，看重、爱护张嘉璈这个同乡后进，有如自家子侄。

每周，张嘉璈写一篇作文晋谒请益，唐文治亲做批改点评。这个日后的交通大学校长、无锡国专（后并入苏州大学）创始人，给张嘉璈讲海运与海权，认为商船所到，海权所至。他讲解《孟子》“浩然之气”一章，认为其精要即“真诚与骨气”，深入浅出，令听者动容。他还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吟诵诗歌的方法，似长啸，又似歌唱，自己笑称为“唐调”。

孟子精义，讲忠恕诚正，这种注重伦理的修身功夫，张嘉璈最初是从袁观澜那里习得，到唐文治那里，更进一层。他日后回忆：“从袁观澜老师处，学得‘淡泊宽裕’，从唐蔚芝老师处，学得‘至刚至大’，真是终生受用不尽。”

人格铸造之外，唐文治对张嘉璈最大的帮助，是在一年后出资700元，助爱徒赴日留学。居官清廉、自家经济状况也不甚宽裕的唐文治这么做，完全是为成全弟子志愿，助这个年轻人成才。

张嘉璈自述云：

在北京之同乡同学如金其堡（侯城）等，均相约出国留学，仲兄嘉森则已于年前赴日入东京早稻田大学肄业。因亦跃跃思动。商之唐老师，请其资助，俾得留学日本。唐老师一生清廉，境况拮据，然为成全后进志愿，竟慨允资助银七百元，因得成行。[11]

由此自述可知，张嘉璈想去日本留学，是受当时在北京的同乡和同学的影响，主要是受他一直奉为楷模的仲兄嘉森的影响。1906年，嘉森被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入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当时闻讯，他就跃跃思动了。

就在张嘉璈到日本后不久，1906年12月，时任农工商部署理尚书的唐文治因母丧回原籍丁忧，不再返京任职。据说他回太仓葬母途中，轮船上遇到维新人士汪康年，谈起甲午以来朝政之日非，“兼痛国家之沧桑，亦不觉泣如行下”。

自那以后，唐文治从官员转型成了一个现代教育家，先后出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等职，在这些学校创办铁路、电机、商船等学科，再以传统书院模式创办了无锡国专，致力于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教育的融合。而他在北京官场的最后一年，似乎就是为了等待张嘉璈这个同乡后进，把这个未来的银行家送去日本接受教育。

甲午后，中国学生大量涌入日本，堪称中日关系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节。从两国历史来看，这很像是1300余年前日本遣唐使模式的一种颠倒。之前，中国的科技、文化和教育流向日本，现在反过来，是中国的学子到日本寻求达致西方式富强的奥秘和方法。最早建议挑选学生到日本留学的，是戊戌政变后遭到处决的御史杨深秀，他于1898年6月起草的《游学日本章程》里说：“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百日维新匆忙落幕，杨深秀的这一留学计划并没有得到实行，直等到张之洞的《劝学篇》披着保守主义的外衣登场，去日本留学才开始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习。《劝学篇》专辟《游学》一章，摆出到日本学习胜于到西方的种种理由：“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粗略估算，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 000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或游学，接受现代教育。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中国留学生在日人数，从1898年的不到百人，到张氏兄弟赴日的1906年、1907年，已上升至12 000余人，形成了一股“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热潮，[12]以致有学者认为，中国学生大量流入日本“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去日本被视作一种获得西方知识、寻求中国富强的快捷方式，而在甲午之前，哪怕派遣一个学生去日本，都是不可想象的。

张嘉璈抵日后，先在东京学习日语，经过一年努力勤修，已有听讲及应对能力。他原计划投考日本第一高等工业学校，以便日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专修机械工程，但数学这门功课未能深入，只得放弃此念。听闻东京庆应大学为日本私立大学之冠，而其经济、理财两科尤负时誉，遂决意投考此校。

“到了日本以后，先是去学工科的，听说俄国吃了败仗，我也想去研究造船。学工之基础在数理，所以进了一家数理学校，三个月下来，岂知对数学理论一窍不通，所以转到庆应大学读经济。”[13]

东京庆应大学的主校区位于日本东京都中心，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其前身是创立于1858年的“兰学塾”，是江户时代一所影响深远的传播西洋自然科学的学堂，创始人是有着“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之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这所大学的理财、银行各科教育水平，堪与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美国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相比肩，且与这两所世界级名校有教授互换契约。

张嘉璈在私立庆应大学法学部的两年，师事的是堀江归一博士，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堀江在庆应大学历任理财科主任、经济学部部长等职，其研究和著述涉及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金融学和国际经济、劳工问题等领域。他的经济理念，虽倾向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派，但对于“国家资本主义”也并不反对，唯主张国家一切生产与公用事业，应有“民主监督”。张嘉璈从学于堀江教授两年，学习政治经济及银行货币科，勤研苦究，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时承其青眼。

“我研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如何将国家的财政刷新，币制调整。当时，日本的财政部长（财务大臣）是松方正义，关于日本的财政制度和币制，均由他一人建立，我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也希望自己将来回国后，能设计一套完整的财政制度，像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能使中国成为世界富强的国家。所以我决定学经济，打定主意朝那一方面去努力。”[14]

经济的拮据时时困扰着这个未来的银行家。据张嘉璈自述，当时留学日本的消费水平不算太高，每年费用约在日金350元，他也应付不下来。唐文治先生出国时资助他的700银圆，早已支用过半，家中又无接济，只有节省衣食，把平时食宿用度控制在每月日金15元内。每月只食肉一片，平时佐餐也只食鱼一小片，衣着只有入学时所置制服一袭、皮鞋一双，没有余钱置换新的，时日一久，皆破旧不堪。

他的二哥嘉森，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自由主义经济及政治哲学最初的训练。论到眼下境况，嘉森也好不了多少。本来，嘉森是宝山县的官费留学生，学费和生活费都有着落，唯一的要求是必须学理化专业。嘉森对理化毫无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法律和政治学。在国内时，为了得到官费留日的名额，他勉强答应了宝山县方面的要求，但当他从早稻田大学经济科预科转入大学部时，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改换了专业。于是，半年后宝山县停发了他的公费，而他自己的存款也早已用尽。幸而嘉森找到了一项能挣钱的差事，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刊》撰稿，每月可得稿费60余元，足够兄弟两人的生活开销。但不想1907年冬《新民丛刊》停刊，嘉森的经济来源突告断绝，生活难以维持。无奈之下，他向亲友请助，这位亲友每月给他13元，仅够支付饭钱，除此再无一分零钱。有时连买块手巾的钱都没有，兄弟俩只得将一块手巾一剖为二，再破了，就各用四分之一。[15]

张嘉璈就读的庆应大学在东京都中心，嘉森就读的早稻田在较远的新宿区，张嘉璈如想见二哥一面，都要等二哥寄来电车票，方能成行。有时手中不名一文，而房东催缴食宿费甚急，唯有步行两小时至新宿区，将手边之教科书向书店出售，以资应付。往往原价8元，店主仅出价3元，迫于急需，只得忍痛牺牲。有时为凑足应缴食宿费7元5角之数，一日之内，需往返书店两三次。狼狈迫促，其状可哂。最后一年，结算向庆应大学拖欠的应缴学费时，因其学业成绩优良，校方出于对这个穷学生的同情，同意把这些欠款作为大学贷金分期偿还。

庆应大学的校训是“独立自尊”，张嘉璈国内的两位业师，袁观澜示范的是“淡泊明志，行己有耻”，唐文治垂训的是“至大至刚，明辨是非”，这让他感到一种内在的吻合。他在艰难困苦中躬行实践着这些道德训诫，作为自己的立身箴言，从未让自己成为名利的俘虏。

影响一个时代学风的《劝学篇》，在大肆宣扬赴日游学的诸般好处后，有一句话常被忽略，“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在张之洞这般的保守主义改革家看来，学日本，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快捷方式，而现代化的正途，还是在“西洋”。张嘉璈留学日本，也是把日本视作一块垫脚石，想要再往欧美深造。

东京庆应大学学制三年，1909年是张嘉璈在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年。因为留学费用不继，积欠学费已达一年，再欠就要面临辍学，张嘉璈已在谋划转学。当时，讲授财政学的哈佛大学交换教授威寇斯博士（Enoch Howard Vickers）很喜欢这个用功勤勉的学生，不忍见他中途辍学，经其向哈佛大学推荐，已准予张嘉璈转入该校四年级。但当他于1909年春天回国申请留美官费的名额时，却被告知，新政策已经出台，政府设立了清华学堂，只有清华学堂的毕业生方能获得官费赴美的资格。事情到了这一步，已无余资购得一张去日本的船票，他也只得留在北京谋食了。

因着这段因经济上的困顿而带来的狼狈不堪的日子，整个青年时代，张嘉璈的心绪总是笼罩在某种阴郁的气氛中。清苦的留学生活中，受一个爱好周易的同学影响，他迷上了卜卦。受现代教育多年，却要从这种玄学中找慰藉，正可见出这个年轻人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他的手气不太好，抽中的总是蹇卦。易经上说，“蹇，难也，险在前也”，其上卦为坎，坎为险，下卦为艮，艮为山，险阻在前，正是蹇卦的卦象。他接受了这种暗示，认为自己的一生将是坎坷多难的。

就像张君劢日后所说，出生于19世纪末的这一代知识人，按其所受教育，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纯粹读“四书五经”，从旧式的书院或科举陶冶出来；一类是从近代新式教育的小学、中学、大学出身。这使得清末和民国初年的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普遍风气，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生之业，不是为了在国际杂志上多发表几篇论文，而是为了达到自强和救国的目的。而他们对自身在道德和操守方面的要求，都温和虔敬，尊崇德性，严格遵循着儒家的义利标准。

张氏兄弟的学历，介于张君劢所说的两类人之间：十三四岁前后，在旧书院读“四书五经”，又曾在中国早期的西式学校内学习英文、数学、化学和地理；20岁左右，在世纪初的留学大潮中，开始了与现代思想和学术的正面接触。这使得他们的知识人格呈现出特有的混合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