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勇士

“小万柳堂事件”过去四年后，这样的剧烈冲撞再度发生。这一次，宋汉章和张嘉璈跟北洋政府杠上了，他们联手抵制的是北洋政府的停兑令。

因袁世凯加紧复辟，1916年元旦，云南护国军政府成立，唐继尧誓师讨袁，政局动荡，上海市面形势紧张。及至3月后，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宣告独立，继广州中国银行发生提存风潮后，前中国银行总裁汤睿在广州海珠岛水上警署与龙济光洽谈北伐事时被刺身亡，更使局面大坏。闻知地方政府欲借款，广州中国银行关门，行员潜往香港躲避。

袁世凯政府为了以武力震慑西南，急需大笔军饷，而袁政府自“善后大借款”用罄后，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再加上登基筹备费用浩繁，为了摆脱困境，便要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发行兑换券，充作军费。军队不要纸币，只要现洋，怕引起哗变，政府便动用银行库存现银发给军队，引起两行现银库存大量下降。

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为筹措帝制经费竭尽全力，在登基大典前已垫款4000多万元，中国银行也被迫垫出了1200多万元。钞票发行过多，银行信誉自然动摇，袁迫于压力撤销称帝后，中、交两行现金库存枯竭的消息已经传开，北方人心动摇，两行各地分行均发生挤兑，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当时发表孙宝琦为财政总长，新总长到任前，梁士诒实际负责一切财政调拨。为了稳住金融盘子，梁士诒献计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现钞票。5月10日，财政部密电天津、上海、汉口中国、交通银行各分行移驻华界营业。同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下达停兑令，勒令中、交两行已发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不准兑现与付现。

令称：

溯自欧战发生，金融停滞，商业凋敝。近因国家多故，民生益蹙，言念及此，实切隐忧。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亟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拨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低减折扣等情，应随时严行究办，依照《国币条例》第九条办理。一面与商会及该两行接洽，务期同心协力，一致进行。并饬该两行将所有已发行兑换券种类、数额克日详晰列表呈报财政部，以防滥发，仰各切实遵行。[30]

明知道段祺瑞此令是要截留现银，但身处皇城根下，中、交两行总行迫于压力，只得遵照执行。一些北方城市分行相继跟进，顿时引发金融市场一片恐慌和混乱，酿成时人谈之色变的“京钞风潮”。抢在停兑令正式发布前，消息灵通的官僚、政客先往提取现款，接着一般市民蜂拥而至，京、津、济南等北方城市均发生挤兑（以钞易银圆）。老百姓为保住一点血本，莫不“争先恐后，撞门攀墙，几乎不顾生死”。

5月11日清晨，北京总行转来国务院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电令，宋、张二人接读后的心情，张嘉璈在自述中用“惊惶万分”四字形容之。是遵令还是不遵令？如果全听政府的，那么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信用将荡然无存。宋汉章和张嘉璈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因为银行兑换券一旦停兑，失信于持券人，等于卡了自己的脖子，今后想要再树信誉，就不那么容易了，“且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商议后，两人把财政部要求把银行迁往南市十六铺一带的密令扔在一边，决定拒绝执行停兑令。他们核算了一下库存现金准备，整个中行共发行兑换券4000多万元，上海分行发行的兑换券和活期存款为数不过千万，目前现金储备可支付发行钞票的六成以上，足敷数日兑现存付之需，应可平稳度过挤兑和提存风潮，即使钱不够，还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总之，为了“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即使赔光了，也要让民众知晓“负责到底之苦心”。

以宋、张二人之未雨绸缪，停兑令下达之前，上海分行已做了一些准备，比如筹备成立股东联合会等。此时既已决定与政府对着干了，张嘉璈和宋汉章都以为，不管是应付当下事变，还是挤兑提存风潮平息后，股东联合会都是可以依仗的有力后盾，应加快成立，而这个会长人选，须是能与当局政要对话的有力人物。当晚，托股东刘厚生牵线，张嘉璈走访了前清状元出身、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实业家张謇。

张嘉璈说明了成立股东联合会维持中国银行的用意。张謇当场答应，所有股东愿做中行后盾，共同扛过这场风潮。随即，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成立，张謇亲任会长，叶景葵为副会长，钱永铭为秘书长。他们紧急开会，议决办法五则，要者为：公举监察员一人，到行管理全行事务；聘请律师二人，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所有发行准备金也移交律师管理；同时登报通告，中行仍照旧章办理，所有发行钞票，一律照常兑现，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

股东联合会在报上发表告示称，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沪行信用起见，中行上海分行行务全归股东联合会主持，股东联合会已督饬该行备足准备，所有钞票仍一律照常兑现，政府不得提取任何款项。他们在通告中如是申述“保全”之志：“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保全中国银行，必自先上海分行始。”[31]

几日后，中行股东联合会通电国务院、财政部、江苏督军冯国璋、巡阅使齐燮元等军政要员，阐明此次抗命的缘由，并寻求支持：“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会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主持，饬令中国银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32]

时任上海分行营业专员的冯仲卿回忆说：“宋汉章、张公权和我们日夜开会，商量应付办法，大家知道袁世凯的暗探密布在各处，这次抗令兑现，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随时可能发生危险。”[33]以宋汉章历次跟官府周旋的经验，他担心的是，若公然抗命，政府中的弄权者怀恨在心，将两人以违抗命令为由免职或逮捕。这样一来，他们的抗停兑计划就会全部泡汤。事不宜迟，宋汉章当即前往造访会审公堂法官，咨询有何法律依据可以让他们留行执行此计划。法官告知，此事说来也好办，只要在租界地面上中国银行的利害关系人如股东、存户、持券人向会审公堂提出诉讼，那么在诉讼未判决之前，“北京当局”就不能随意解任经理、副理，更不能将他们逮捕。

当日下午，宋汉章、张嘉璈前去找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商议，请“南三行”的朋友们以中国银行大股东和持券人的身份分头邀请律师，向法庭提出起诉。

这些沪上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均表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陈光甫说，上海必须维持稳定的金融局面，要力保不失信誉。钱新之说，停兑、止付是“乱命”，可置之不理。李铭和蒋抑卮也说，此时骤形停兑，“无异国家宣告破产，银行宣布倒闭”，因此，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李、蒋、陈三君遂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高调向法庭起诉，要求“将存款及钞票准备充足，照常兑付”，并言明，诉讼期间，宋、张二人不得“脱离”中行。日后，与中行渊源极深的项藻馨（时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在自订《菽叟年谱》中提到抗停兑时说：

宋汉章、张公权、胡稑芗等每晚来我家密商应付，每夜宾客不断。我与揆初、抑卮全力支持，决定沪行不奉命，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34]

沪行几个经理也做了分工，宋汉章在外商银行那里向有信用，亲自走访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大班，告以准备抗命不停兑的打算，以银行房契和苏州河岸的堆栈做抵押，获得了200万现金透支的保证。另一个胡姓副经理前往走访后马路各大钱庄经理，要他们提供支持。

是夜，汉口路的中国银行大楼灯火通宵未熄，上自经理、副理，下至部门负责人和普通行员，都在连夜准备翌晨将要兑付的现金。到后半夜，看看准备停当，宋、张两人才回附近的寓所小睡了一会儿。

袁政府发布停兑令前，财政虽已感困难，但中、交两行在民众中信誉尚存。停兑令一宣布，北京市面首受冲击，金价动荡，两行纸币跌到六折，粮、盐、油、炭等日用品价格提高三至四成，当铺止当候赎，商号纷纷关门。上海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

1916年5月12日晨，各家银行开门。尽管对挤兑风潮已有充分预计，但这天密密麻麻涌来的人群还是让张嘉璈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从私寓赴行办公，行至距离行址三条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汉口路的中国银行被持券兑换者围得水泄不通，近两千人的队伍一直排到几条马路之外。“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35]

第一日，兑现者两千多人；第二日，挤兑人数仍不减少；第三日是星期六，下午本不营业，但沪行为了应付兑现，特登报公告延长办公时间，仍然照常开门。人心一安定，如潮般的兑换者开始消退，再加上报上出了告示，持中行兑换券者在其他银行、钱庄均可收受，兑现者人数减到约四百人。第四日是星期天，银行特开门半日照常营业，并向汇丰等银行商借透支，以备不虞，兑现者已减少至百余人，然而行中的现金准备也已消耗十之七八。回想前两日风潮之烈，宋、张两人都觉得后怕，“思之不寒而栗”。

到5月19日，兑现者已寥寥无几，历时一周的挤兑风暴终得平息。英、德、法各国驻上海领事馆也收到了北京公使团赞同协助中行的复电，但中行上海分行已挺过了最危急的时刻，无须这200万元外援了。《字林西报》有报道言及其事称：“上海各外国银行于十五日中午在麦加利银行聚餐，议决外国银行应协助中国银行至必要之限度。惟事关重大，应先请示北京各本国公使。电已发出。是日到会代表，一致赞成协助中国银行。”

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得当，又获当地官厅合作，也都照常兑付。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对于中国银行在当地发行之钞票，十足使用。交通银行风潮拖延较久，据说最后由叶恭绰经手，向奉天省官银号借到现洋四百万元，才于次年1月把风潮平息下去。

停兑令一出，给上海金融市场制造了极大混乱，南北市各钱庄因洋厘飞涨，现款不多，对于纸币只能暂不收兑。金融及相关各业，损失不可胜计，两家原本在市民中信誉尚佳的银行——四明银行和殖边银行，先是无奈缩短开门时间，最终还是抵不住提现挤兑人潮，关门停业了事。

中、交两大支柱银行中，交通银行自政府停兑令一出，就停止付现，以致民怨载道，而中国银行的重镇上海分行为持券人利益着想，不惜冒生命危险抗命，这使他们的业内声誉骤然提高。中国银行的钞票信用，自此日益昭著。有称上海中国银行兑换券由此流通益广，至偏僻乡隅，只要有宋氏签名的兑换券，持有者几乎可以视同现银圆，因而窑藏者有之。时上海中行发行部门经常发现久藏成饼、无法分离的大宗全新兑换券，可见民间持券人对宋氏信赖之深，实有出人意表者。[36]

中外报纸对宋、张两位银行家的赞赏毫不吝啬，称他们是“不屈从的勇士”“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新闻报》译载上海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社论，对宋氏更是赞誉有加：“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略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持票者其势汹汹，苟有迫压，恐难保祸变之弗作，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当衮衮诸公神经错乱，不惜以国利民福快其一掷之时，独能以应变之才，挽祸机于仓卒也。”

这次抗命，是张嘉璈进入金融界后首次崭露头角，他的干练、无畏无惧，给宋汉章留下了深刻印象。宋、张两人，个性、抱负颇不相同，宋汉章精于内政，谨严踏实，张嘉璈则颇有政治头脑和手腕，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向强权低头，这是他们彼此欣赏的。正是宋、张二人的通力合作，再加南三行领袖们的鼎力支持，使这场世纪初的金融风暴没有波及上海。这似乎预示着，新一代银行家作为不久的将来上海金融界的主角已悄然登场。

抵制停兑令的胜利也使上海金融界从此建立了信用。尽管事发那年，总部设在北京的华资银行数量要远远超过上海，但变化已在悄然发生。经历了停兑风波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不久的将来，上海必将取代北京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金融史家洪葭管把民国五年抗停兑一案，看作上海银行家们集体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从1916年到1935年，上海银行家崛起，抗拒停兑令是肇因”。

这一年，张嘉璈28岁。和他一起抗拒停兑令的“南三行”其他年轻银行家中，李铭29岁，钱永铭31岁，陈光甫35岁，年纪最大的宋汉章，也仅45岁。

知悉上海金融界内情的人说，宋、张关系并不如表面那样融洽，宋经常用“政客”两字来形容张的行事做派，以致他们共事的最初一段时间，“政客”两字几乎成为张的绰号。好在两人目标相同，都想维持中行的相对独立性，尽量扩大商股，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政局动荡波及，两人之间才没有太大的冲突发生。[37]“宋经理静穆寡言，鲜获机会闻其实际经验”，张嘉璈刚进沪行时曾不无抱怨。这次联手抗命，朝夕相与，张嘉璈从这位前辈身上获益良多，日后他概括宋汉章的美德有五：

（一）自奉俭朴，不嫖不赌；

（二）操作勤劳，晨九时到行，晚八九时一切账务结清后，方始离行；

（三）办事认真，每一笔生意必一再衡量利害，而后决定应否承做；

（四）爱惜公物，处处为银行节省，决不滥用分文；

（五）公私分明，无论零星开支与业务往来，决无假公济私情事。[38]

北京政府看到停兑令执行不下去，为缓和人心，也自找台阶下，于6月1日发布安定市面命令，称当初发布中、交两行纸币停兑是“一时权宜之计”,“迩来商民恐惑，弊窦丛生，于财政前途，大有关碍”，已饬国务院重拟办法。“该两行纸币，为全国信用所关，本与现金无异，政府负完全责任，一俟金融活动，即照纸币面额定数，担保照常兑现。”但在张嘉璈看来，这个命令不过是一张废纸，于实际无补，中、交两总行奉令停兑纸币后，其在京津地区所发钞票，已由面价跌至八折，有些地方甚至跌到了六折，不仅商民拒收纸币，即便是政府所管的铁路局，顾客购买客货票，也都只收现银了。不学无术的政客们已经把金融秩序给搅乱了。

日后，张嘉璈向报界谈到民国五年停兑风潮时说，此举使银行信用大受打击，已种下诸多恶果：一是中、交两行名誉大损，虽然停止兑现限于京钞，而财政上信用已完全丧失，行务之进行亦受阻滞；二是鼓励投机，堕落中国商业道德；三是国库发生漏卮，政府每缺经费，总是以优厚利息告贷于国内各银行，银行开始获利，复牵累于坏账呆账，最终吃亏的还是政府和人民。[39]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梦做到了尽头，于1916年6月6日去世。一心想重建大一统帝国，到头来却众叛亲离，其临终的心境，也真是愤恚莫名。继任大总统的是油滑的老官吏黎元洪。曾于民国元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重回财政部，任命老朋友、毕业于伦敦大学的徐恩元出任新的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与国内银行界向无瓜葛，到中行也没带自己的班底，对行务指挥不灵，很快陷入了一连串焦头烂额的人事纠葛。

6月15日，上月抗停兑令时仓促发起的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总会，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举行了正式成立仪式，确立以“保全商本、巩固行基”为宗旨，通过了《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章程草案》二十五条，选举张謇为会长，叶揆初（景葵）、林绛秋（嵩寿）为副会长，李铭、钱新之等八人为干事。张謇会长在成立大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电报给徐恩元，要他赶紧辞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上海的银行家们对徐恩元如此不满是有缘由的。前年，徐恩元任财政部制用局局长时，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一元券钞票一亿张，印价25万余英镑（合260余万银圆）。此项钞票上印有“中国银行”字样，显然印好后要中国银行发行，而中行方面却一无所知。钞票上还印有袁世凯头像，袁在众叛亲离中一死，显然已无法发行。印了一堆废纸，印费却要中行承担，股东们有此剧烈反弹也是意料中事。

股东联合会促徐恩元辞职的电文丝毫不留情面：“见命令，公为本行总裁。公于民国三年在财政部向美商订印纸币价值200余万元，罄本行股本金以购一千余箱之废纸。此项巨款，至今虚悬。本会今特声明，万万不能承认。”

徐恩元跟上海银行家们算是掐上了。股东们反对他出任总裁，他干脆以商股不足1000万为由，拒绝承认股东联合会为正当组织。这惹得股东们更加反感，股东联合会把总行存放沪行的230余万现款，向上海地方审判厅申请扣押，抵充商股股款。股东们还质问：“25万余镑之金钱，购千百箱之废纸，将来提出结算，被国会质问，其将何辞以对？”

陈锦涛则对徐恩元大加维护，说向美商订印钞票一事，系当时的财政总长周自齐的主张，徐只是执行上峰命令，有案可稽，并非私行代印，且国家银行钞票流行较广，多印自无所碍，中行股东无多，旅沪商股尤少，不知是何用意哓哓不休。印钞案还没平息，又出了一件给股东们火上浇油的事。徐恩元以年薪3000镑、津贴1000镑的高价聘任英商麦加利银行经理卢克斯为北京中国银行副经理，合同任期5年。股东们认为，中行京钞尚未恢复兑现，国际汇兑业务本来就少，年耗4000镑请一个洋人来做副经理，纯属败家。总行一些高级行员以“总裁丧权媚外”为由集体辞职。

股东联合会见财政部与徐恩元穿起了同一条裤子，转而向黎元洪和段祺瑞投书，控告徐恩元于民国三年在财政部制用局长任内，未得总裁之同意，越权与美商订印钞票：“竭全行股本购此千余箱之废纸，内容复杂，时论哗然，敝会据以询陈总长，并请俯采众意，设法挽回，迄未得正当解决。惟有切肯我大总统、我总理熟思审虑，详筹利弊，饬下陈总长慎选贤能，速筹补救。”

徐恩元不能拿张謇和股东们怎么样，就选择了对张嘉璈下手，以敲山震虎。这年12月17日，中行上海分行突然接到总行总管理处通知，要调张嘉璈去重庆分行任经理，所遗沪行副经理一职，由胡稑芗升任。重庆与上海经济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一调令，对张实是明升暗降，宋汉章愤然答称，此举显然是总裁徐恩元打击报复，张嘉璈若调任，他也一并辞职。胡也表示不就新职。

北京总行的做法也惹恼了股东联合会的一帮大佬，他们再次致电北京，向黎元洪检举新任总裁挪用股款订印钞票、为帝制效劳的劣迹，要求收回成命。几经周折，江苏省长转来总统电令，说宋、张两经理既与中国银行信用攸关，不宜遽行更调，已令饬财政部核办云云。张嘉璈这才没被发配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