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蔡氏兄弟与王安石

第一级阶梯

按照某些传统史学观点,“宋朝政局,譬如养大疽于头目之上,种其毒者为王安石,溃其毒者为王黼诸人,中间养成祸乱至于不可救者,则为蔡氏父子”[1]

如果北宋下半场历史的轨迹如此简单清晰,那么我的这支笔完全可以掷到一边去了。

首先,南宋王朝及其摇尾文人把“靖康之难”主责归于“蔡氏父子”,乃至连同王安石一起绑架,就完全偏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南宋赵家后代是不会把罪责归咎到赵家兄弟和前辈身上去的。因此,蔡氏父子与力推新法的王安石,就成了舆论中的“替罪羊”。

但我们也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蔡京、蔡卞兄弟进入北宋政坛的前期,确实与王安石脱不了干系,他们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关联,是需要我们细细考察的。

史料记载,蔡京、蔡卞兄弟俩都是喜读书、智商极高之人,蔡京四岁时即熟读四书五经,且能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人们绝不会想到,这个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幼童,日后居然成为践行“先天下之乐而乐”的超级享乐主义者。

蔡氏兄弟在太学读书期间就已经“蜚声一时”。在熙宁三年(1070)三月,蔡京二十四岁,蔡卞二十二岁时,两人同科及第,蔡京第九名,蔡卞第十七名。蔡氏兄弟迈入这一级台阶,全凭实力,应该与王安石没什么干系。

其时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第二年,整个朝廷大臣的目光都聚焦在新法“便”与“不便”上,他们才刚刚拿到入仕的“门票”,没有几个人会特别关注他们。且王安石登上相位是在这年十二月。蔡氏兄弟离获得话语权还有漫长的路途。

应该说,蔡氏兄弟进入仕途即广受瞩目,与父亲蔡准有关。蔡准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曾为秘书丞、郎中、侍郎,赠太师,与苏轼曾同游杭州来贤岩、西湖,有诗唱和,在政坛有很高的地位。蔡氏兄弟在入仕前,就已有一些名气。[2]

有一些关于蔡氏兄弟参加科考的野史记载,或可资一笑。

到得京城,店铺琳琅,青楼鳞次,兄弟俩免不了到处转悠。听闻有一名化成的僧人精通命理,求卦者盈门,他们同往僧人处测测运气,经预约数日才轮到他们。告知以出生年月时辰,僧人语元长(蔡京字)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时衣食不阙而已,余不可望也。”又语元度(蔡卞字)曰:“此命甚佳。今岁便当登第,十余年间可为侍从,又十年为执政,然决不为真相,晚年当以使相终。”算毕,兄弟俩退出,蔡京摇摇头,认为其人信口胡言,不足信也。蔡卞则说,过若干日,我们再访,看他再说些什么,大致可验证了。旬日复往,再报之以出生年月,该僧的推算一如前次,无一语差谬,两人大惊。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卞的命运轨迹大致被僧人说中,于蔡京则差之甚远。但有一共同点被僧人测对了,弟兄俩皆登科,相继显贵。[3]

蔡京中进士排名第九的信息,随着他官位的不断提升,在北宋官场几乎无人不晓。乃至被青楼女子或官妓编入歌词传唱。某次蔡京途经苏州,太守宴请。为宴席助兴的是一位名苏琼的“官奴”,擅长作词。蔡京闻其善词,命即席为之。苏琼姑娘果然厉害,嫣然一笑,稍加思索,便轻启红唇脱口唱道:“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情性风流。良辰美景在西楼,敢劝一卮芳酒。记得南宫高选,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王殿瑞烟浮,名占甲科第九。”苏小姐不仅年轻娇美,且词才横溢,巧妙地将蔡京奏名第九的骄人考绩嵌入词中。[4]

裙带关系

王安石育有二女,长女嫁给了吴充子吴安持,吴安持曾任蓬莱县君,未见在政坛上有大的作为,次女嫁给了蔡卞,因此,蔡氏兄弟与当朝宰相王安石,就有了一层特殊的姻亲关系。

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密好友,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坚定支持者。王安石在《酬冲卿见别》诗中说:“同官同齿复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指的是王、吴二人同龄,同入进士科,又曾同任参知政事,王安石罢相后,吴充接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那么,蔡卞是如何成为王安石女婿的呢?蔡京、蔡卞是否曾因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得到王安石的提携?笔者搜集到的史料中有多种说法,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是,考中进士后蔡卞出任江阴县主簿,发现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大富豪们高息向饥民出借谷物,盘剥百姓。他力主开仓借粮,帮助贫困户度过饥荒。蔡卞这一举动,获得正力推青苗法的王安石关注、赏识,因而将二女儿王雯下嫁于他。

蔡京的第一个官位则是钱塘县尉,隔一年调任安徽舒州推官。

大约在蔡卞娶王安石女为妻同时,蔡京娶妻徐氏。徐氏为时任少卿的徐仲谋之女。关于徐氏及其家庭背景,未见有更多史书记载。[5]

未见到王安石有推荐蔡氏兄弟提任官职的记载。王安石对蔡氏兄弟的关注,或许在他们同榜进士及第时,甚至更早,因为比蔡京兄弟年长的族兄蔡襄及其父蔡准,曾与王安石早有往来,王安石也曾在浙江鄞县和安徽舒州为官。以王安石的政声和为人,笔者也相信,他绝不会特意举荐与自家有姻亲关系的人任某官职。但蔡氏兄弟与王安石的这层关系,显然是他们在仕途上升通道中的一笔“隐形资产”。当然,在风向突转的政治背景下,也可能成为“负资产”。

奉旨探亲

元丰七年(1084)初春,已六十四岁、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突然手脚不听使唤,起不了床了,郎中诊过后认为是轻度脑中风,身体尚无大碍。

病中的老人特别思念住在京城的女儿、女婿。此前曾有诗两首寄小女儿: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霤。青遥遥兮属,绿宛宛兮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下上,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6]

“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两首诗最后的落脚点,都表达了老人强烈渴望见到女儿、女婿的心情。

还有一首写给蔡卞的诗《招元度》:“早知皆是自拘囚,年少因何有旅愁。自是不归归便得,陆乘肩舆水乘舟。”[7]简直就是大声疾呼:“老父想你们了,咋还不回来看看?”

神宗皇帝获悉老宰相生病,特派御医往金陵帮助诊疗。

蔡卞正要请假,携妻儿前往江宁探视,接到神宗口谕,特准他和家人回江宁探亲。躺在病榻调理身体的王安石,见到了女婿、女儿,精神陡增,病似乎也痊愈一大半,虽患脑中风,居然也能诗情勃发,有诗赞顽皮可爱的小外孙女:“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8]

一根绳子的两端

曾被梁启超痛批为“秽史”的《宋史》中,蔡氏兄弟皆排在“奸臣”之列,且又总是把蔡氏兄弟之“奸”与王安石捆绑在一起。除了因为蔡卞是王安石女婿,又因为宋徽宗时期是要继神宗变法大业,重振北宋山河的,没料到一场灭顶之灾的“靖康之难”,使所谓“崇宁”之梦成为一个噩梦。宋徽宗不是宋神宗,蔡京也不是王安石。蔡氏兄弟二人虽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二人行止也有巨大差异。

如果说“变法”是一根绳子,这根绳子的两头,仅就王安石与蔡京二人比较,一头牵着凤凰、高峰、鸿鹄(王安石),另一头牵着的(蔡京)该是什么呢?——蚂蚱?沟壑?燕雀?用相对应的比喻似乎都不合适。蔡京的复杂性就在于,很难用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来为之定位。但可以肯定地说,同为官场中人、位至宰辅,同为推行变法,二人的“心术”、境界有霄壤之别,将蔡京与王安石做全面比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也并非本书主旨。这里仅就生活习惯的某个侧面做一个对照,就会发现将王、蔡同列,实在是无知到极点。

关于王安石——

南宋朱弁的《曲洧旧闻》记有一事: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有人说他爱吃獐脯,他的夫人听说后,心中生疑,说:“他平常从来不挑饭菜,怎么忽然特别爱吃起獐脯来了呢?”叫人去问他身边的人,你们怎么知道他特别爱吃獐脯呢?回答说:“他每次吃饭都只把一盘獐脯吃光,别的菜却不吃。”夫人又问:“他吃饭时,獐脯放在什么地方?”身边的人说:“在离他筷子最近的地方。”夫人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放在他的筷子边上。”第二天,他果然把靠近的那盘菜吃光了,可是獐脯却全未食,这才知道他不过是专拣离自己“匕筯”最近的菜来吃罢了。[9]

王安石对生活的不讲究,不仅表现在饮食,且看他的衣着:王安石任相时,有一次与副相王珪同赴内殿面见神宗皇帝,在向神宗奏事时,有一虱子顺着王安石的襦领向上爬,又趁王安石低头时,爬上他的胡须,然后又爬回衣领……几经反复,神宗和王珪都见到了,只是会心一笑,未吭声。王安石只顾讲话,不明白神宗为何要笑。退朝后,回到政事堂,王安石问王珪,刚才圣上为何要笑,王珪如实相告。这虱子居然让我在皇帝面前出洋相,太可恨了!王安石命随从翻衣领捉虱子,却不知虱子藏匿于何处。王珪却劝他“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而要加以保护。王安石问有何“献言”?王珪幽他一默:这可不是一般虱子啊!“屡游相须,曾经御览”,屡次游览宰相的胡须,还曾受到皇帝的接见,这荣耀岂是一般虱子享受过的?王安石听后一笑了之。[10]

王安石次女嫁蔡卞时,夫人宠爱此女,在他不知的情况下,用当时最为名贵的乐晕锦为帐,婚礼尚未举行,华侈之声已外传,乃至传到神宗皇帝耳中。一日神宗问:“听说卿用锦帐嫁女?”王安石大吃一惊,归后问之,方知是夫人所为,立刻将那顶锦帐捐给开宝寺做了佛帐,并告知皇上此事原委。[11]王安石官知制诰时,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那是当时达官贵人常有的事。王安石回家见到一位陌生貌美女子来为他宽解冠带,就问:“你是哪里来的女子?”答道:“夫人叫我来侍候舍人的。”问她的来历,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个军校,因运米损失,家产入官,还不够赔,便把她卖掉,得钱九十万。安石立即命人把她的丈夫找来,让他们复为夫妇。他官任知制诰时,居母丧,年已四十余,却尽极哀毁,成日坐卧在厅堂里的草席上。有一天,某知府给他送一封信,那差人看了他衣履不整的样子,以为他是一个老仆,让他递入内宅。他在槁席上拿了信就拆。那差人嚷骂道:“舍人的信,院子也拆得的吗?”王安石家人告诉差人那就是舍人!差人大吃一惊,为刚才的冒失连声道歉!可见王安石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对衣食住都漠不关心。后来毁他的人便说他“囚首垢面而谈诗书”。[12]

关于蔡京——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某富户在东京开封买了一个婢女。该婢女自称在蔡京的厨房里做过包子。主人听了很开心,想尝尝蔡京喜欢吃的包子是个什么味道,便让婢女下厨房去做,婢女面露难色,回说做不出,主人感到奇怪:“你不是专做包子的吗?为何做不出?”婢女答:“我只负责切葱丝。”原来为蔡京做蟹肉包子的婢女有一个流水线制作组,和面、擀皮、切葱、剔蟹肉都有专人负责。这位富家主人大发感慨,蔡太师真是豪奢得不一般,连做包子也得雇这么多年轻姣美的婢女。[13]

……

仅就王安石与蔡京的生活琐事相较,能否量一量,两人人格境界高下之距离有多远呢?

论才气、能力,蔡京当然非等闲之辈。这里仅列一例:绍圣年间,蔡京奉命馆伴辽使李严。所谓“馆伴”,也就是负责全部接待事项。这辽使有点类似现在的国外大使或领事馆代表,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对这样的使臣怠慢不得,接待不当就会直接影响两国关系。某日两人同饮,李严一杯酒下肚,看到侍宴人端上来的杏子,脱口大发感慨:“来未花开,如今多幸(杏)。”蔡京听后,拿起一只梨,应曰:“去虽落叶,未可轻离(梨)。”金使拜服,举杯即饮。[14]

更多蔡京形迹,在后文中将一一道来。

在笔者眼中,综合考量王安石的思想、执政能力、修身律己等方面所达到的境界,堪称千古贤相、良臣,但王安石先后两次任相时间相加仅五年;而蔡京却能在相位长达十八年又六个月。如果王安石具备蔡京的铁腕和变通能力,大概北宋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兄弟异同

蔡氏兄弟,虽同父同母同进士,又有大致相像的人生轨迹,但两人仍有很多不同处,对二人做一系统比较,是又一道学术难题。

据野史记载,王安石曾对蔡京兄弟有过截然不同的评价,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

王舒公介甫,熙宁末复坐政事堂,每语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继吾执国柄者乎?”乃举手作屈指状,数之曰:“独儿子也。”盖谓元泽。因下一指,又曰:“次贤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贤兄如何?”谓鲁公。则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则曰:“无矣。”当是时,元泽未病,吉甫则已隙云。[15]

蔡絛的生卒年不详,其人为蔡京幼子。他写的事情发生在王安石复相的熙宁年间,记王安石与蔡卞在家中的一段私聊。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在熙宁九年(1076),蔡京长子蔡攸生于熙宁十年(1077),蔡京三十一岁。其时,蔡絛尚未出生,这段记载不可能是亲闻,由于涉及其父的记载,有多少可信度,也令人生疑。不排除其人借王安石之口抬高蔡京才能的嫌疑。这番议论出自王安石之口,也完全与王安石的一贯从政理念、为臣之道不相符。谈谁来继承他执掌国柄,居然首推儿子王雱(元泽),第二人选“次贤”即指女婿蔡卞,然后第三人选“贤兄如何”,即指蔡京(鲁公)……王安石会想着把朝廷变成其家族的殿堂?荒唐。其效果并不能改变蔡京的形象,反倒是往王安石身上泼了一盆污水。更不用说当时蔡京、蔡卞尚为八品小吏,离“执国柄”相距甚远,王安石论谁“执国柄”完全不可信。

但从这段记载,大致可判断王安石在任相期间,对蔡京的评价还算是正面的。

到了元丰年间,王安石对蔡京的评价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南游记旧》载:“南丰先生(曾巩,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病时,介甫日造卧内。因邸报蔡京召试,介甫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尔。’”[16]

王安石据何做出这样的评价?未见到有更多史料来佐证这一问题。这里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无疑,王安石的这一评价,与蔡京后来在政坛的表现是完全一致的。我想,王安石从执掌重权,成为深得神宗皇帝信任的首辅,到骑驴悠游江宁郊外的致仕闲人,肯定深深感受到了人走茶凉的官场常见之态,虽然新法仍在推行,但对官员考察、推荐的话语权已经没有了。像王安石这样知进也知退的高人,当然不会在乎这一类的世态炎凉,但借此而进一步看清了某些人(含蔡京)的秉性,则是完全可能的。

王安石在生前一直非常喜欢、器重女婿蔡卞,将其收为门生。有史料记载:“(周)煇在金陵,见老先生言,荆公尝谓:‘元度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借而然。’”[17]

“千载人物”——此高评出自王安石之口,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翁婿之关联。王安石对蔡卞的才华是高度认可的。这里再转引几首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写信给蔡卞的诗,可见老人对蔡卞的器重与思念之情:

示元度·营居半山园作[18]

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

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

沟西雇丁壮,担土为培

扶疏三百株,莳梀最高茂。

不求鹓实,但取易成就。

中空一丈地,斩木令结构。

五楸东都来,斫以绕檐溜。

老来厌世喧,深卧塞门窦。

赎鱼与之游,喂鸟见如旧。

独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

更待春日长,黄鹂弄清昼。

怀元度四首[19]

秋水才深四五尺,扁舟斗转疾于飞。

可怜物色阻携手,正是归时君不归。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蒲萄初酦醅。

不见秘书心若失,百年多病独登台。

思君携手安能得,上尽重城更上楼。

时独看云泪横臆,长安不见使人愁。

自君之出矣,何其挂怀抱。

孤坐屡穷辰,山林迹如扫。

数枝石榴发,岂无一时好?

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由此可见,蔡京、蔡卞兄弟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用一个“奸臣传”将之简单地扔进一个筐子里。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有一段对蔡卞的评述:

“蔡氏婿卞,为京之弟,《宋史》以入《奸臣传》。今考传中其所谓‘奸状’者,大率暧昧不明,如云:‘卞深阻寡言,章惇犹在其术中,惇迹易明,卞心难见。’又云:‘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凡此皆所谓莫须有者也。又云一意以妇公王氏所行为至当,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此则《宋史》之所谓‘奸’,岂能强天下后世以为奸哉!其后卞以京引用童贯,面责之,京力诋卞于帝前,卒以此去官。则是盗跖柳下,同气异趋,若元度者,其亦不玷荆公矣。”[20]

这段评述认为,《宋史》中记蔡卞之“奸”的文字暧昧不明,并无扎实可靠的证据。蔡卞曾因蔡京重用宦官童贯持不同意见,乃至辞官而去。蔡氏兄弟屡屡因政见、为人之异而生隙,与苏氏兄弟之亲密无间迥然不同。

出使辽国

应该承认,蔡京在初入仕阶段,与后来比有很大不同。不仅仅是因为年岁的增长,而是官场的特殊环境,常常会将之推到风口浪尖,人性定然会在风吹水磨中发生变异。

官场可以是一口酱缸,把你“酱”成一条咸鱼、臭鱼;也可以是一尊炼丹炉,把你炼成一颗铮亮的钢珠、金珠……

在一场大的暴风雨到来前夕,蔡京有一次出使辽国的经历。

元丰六年(1083),蔡京三十七岁,八月十二日,蔡京以奉议郎、试起居郎任辽主生辰使。同行的还有副使狄咏及一行人。至辽都,向辽主奉上生日贺礼后,辽主派人邀请蔡京参加该朝举办的宴席,称是有重要事项,告知南朝来使。蔡京婉辞,声言:“我们来辽国,奉上贺礼,以示两国之好。行礼既毕,则不必要参与北朝事务了。”但辽主再三邀请,蔡京问其故,辽方使臣告知:辽主老矣,无嫡子,将以皇位传其孙,因此觉得有必要向南朝预告。蔡京听后说:“北朝既然有此诚意,我们当应邀参加。”在蔡京一行尚未回到朝中时,已有信使将蔡京出使情况密报了神宗。神宗大喜,赞赏蔡京处理事宜得体,蔡京一回到京都,即召蔡京上殿面见。

在朝堂上,神宗除了询问出使辽国情况,另征询蔡京意见,此时是否可出征辽国?蔡京对曰:“以臣所见,似未可取。”神宗不解,曰:“闻彼方刷水鬓(古代妇女以刨花水涂搽两鬓),争佩燃金香袋,奢淫若此,安得不亡?卿似谓未可取,何也?”蔡京回答:“臣闻国之将亡,礼必先颠。臣在彼时,见其野外有奚车数辆,植苇左右,系一小绳,然过者必趋,骑者必下。臣询谓何,则曰‘太庙行宫也’。观其上下礼法严肃犹如此,况号令必行,故臣以为未可也。”神宗皇帝默然。

其时,有迹象表明,神宗皇帝似有意亲征辽国,而蔡京却直陈取辽国之不宜,皇帝不悦,蔡京面临被降职处分的可能。蔡确在获知蔡京处境后,利用面见神宗的机会为蔡京辩护。神宗也因此认可了蔡京的意见,并称:“必是蔡某得安石议论,安石临行,尝诫朕以此。”而蔡京后来谈到此事则说明,他既不清楚皇上有亲征之意,也未曾听到过王安石告诫之语。此时的蔡京,显然还算是比较诚实的。

有史家认为,此事记载于蔡京幼子蔡絛著作《北征纪实》,有为其父粉饰之嫌。[21]

在神宗驾崩前,蔡京的职位是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蔡卞的职位为中书舍人兼侍讲。

他们皆已是朝廷重臣,且处于上升态势。

神宗驾崩后,北宋政坛则面临新的一轮洗牌。

注释

[1] 〔明〕宽山《铁围山丛谈·附录》,转引自《蔡京史论选编》第21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2] 曾莉《蔡京年谱》第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3]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等,《宋人轶事汇编》(四),第1814—18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4] 同上。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九,第11884页,中华书局1992年3月版。

[6] 《王安石全集》(四),第73—74页,崇文书局2020年6月版。

[7] 《王安石全集》(四),第343页,崇文书局2020年6月版。

[8] 《王安石全集》(四),第284页,崇文书局2020年6月版。

[9] 《曲洧旧闻》卷十,《宋人轶事汇编》(三),第1227—12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10] 《宋稗类钞》卷六,《宋人轶事汇编》(三),第12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11] 《南游记旧》,《宋人轶事汇编》(三),第12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12] 张荫麟《两宋史纲》第166—167页,北京出版社2016年7月版。

[13] 《鹤林玉露》丙编卷六,《宋人轶事汇编》(四),第1835—18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14]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第58页,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

[15]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16] 《宋人轶事汇编》(四),第18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17]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三,第130页,中华书局1994年9月版。

[18] 《王安石全集》(四),第68页,崇文书局2020年6月版。

[19] 《王安石全集》(四),第342—343页,崇文书局2020年6月版。

[20] 梁启超《王安石传》第288页,商务印务馆2018年1月版。

[21] 曾莉《蔡京年谱》第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