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也想找出自己发生转变的时刻。西蒙想，人是在什么时刻开始成为自己的呢？他现在是在成为自己吗？七寒的离开让他成为了自己吗？
明浅死后半年，我又回了一次临城，我来拿他的电脑。我想他好歹会留下一些什么，也许是几个短篇，说不定有一个长篇。毕竟他死的时候已经27岁，他已经写了多少年？如果从我们高中时代开始写信算起，那已经有十年。但是明浅生前只发表了两篇小说，而且是发在临城的地方杂志上，那跟没发表有什么区别？明浅的电脑是一台用旧了的MacBook Air,128G内存才用了一半不到，我想他这些年除了写作可能真没干别的。不过我找遍整个电脑，也才找到一百多篇写了一两千字的Word文档，它们待在一个叫“未完成”的文件夹里。回杭州的大巴上，我一路抱着明浅的电脑，我想我这位朋友的一生，可能真的全军覆没了。
我不是说这有多么难以接受，这几年我能接受的事情越来越多。我想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被时代甩在身后的人，比如我们两人的父亲，在我们童年时代刮起的那阵下海经商风潮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新历电厂，电厂不久就倒闭了，他们除了给我们拿回一堆印着电厂名字的笔记本和信纸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初中时期，他们一直以一种下岗工人的状态，在陈桥镇四处做一些短工。我想他们是舍不得自己手上的维修技术，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热爱了一些过时的东西。我当然不是责怪爸爸，我也不是说这是什么错误，我只是想说，相对这个变化的风潮而言，他们被时代甩下了。
我不知道这样来形容明浅的写作是不是不太恰当，但我就是这样来看待他的写作的，他一心想要写严肃文学，除此以外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他写过一阵广告，写过一阵剧本，没过多少时间他就不高兴了，不仅如此，他对市面上流行的小说也不感兴趣。整体而言，我认为除文学之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的朋友明浅，他师从的作家，他们都比他早生了一百年。他有一个蓝色小铁盒，他把导师们打印成四寸照片，放在铁盒里。明浅随身带着这个小铁盒，就像携带护身符。
但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就是，你发现没有，如果写作回报了他的话，我是说，在某种慰藉的程度上，或者说在心灵满足的程度上，如果写作回报了明浅，其实他也不会死。我在离开临城的大巴上打开明浅的电脑，我看着那个“未完成”文件夹，我就想明浅的一生，是不是面临了一个更大的悲剧。这趟大巴维持着十年前的样子，它一共才二十个座位，已经非常旧，一路上颠簸不停，要不是临城火车站距离陈桥镇太远，我也不会坐这趟车。我在这辆颠簸不停的大巴上抱着明浅的电脑，我的确是在想那个可怕的问题。我想明浅说不定是死于能力不足。
明浅死于2018年春天，他用了一些安眠药。那时候他已经出院半年，大家都说，他看上去已经很不错。再接下去他就死了。再往前两年，明浅断断续续住在三院，三院是我们临城的精神病院，我去看过他一次，那时候我和七寒住在一起，那次七寒也在我旁边。
我们进门时明浅不在病房，医生说他状况良好，于是他可以待在自由活动区。不过那道电子铁门在我们面前打开时，我们看到的景象还是把我和七寒都吓了一跳。他穿着病号服，右手夹着烟，在白色房子里走来走去，碰到墙才知道要转过身，他的妈妈举着他的点滴瓶，一路跟在他后面。我们刚进去，这间房子的封闭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听到电子门锁“嘀嗒”的声音，然后七寒握住我的手加重了一些力道，我知道她在安慰我。
我的手被七寒握紧，我想起2015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之江公寓的红色沙发上，我说到我妈去世了，那时七寒抱着我的手也是又用力了一些。我知道她在安慰我，我知道她在心疼我。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时刻，我总是有些羞愧，好像在展示伤口。但是这些事就是发生了。但是七寒不知道的是，我妈也在这个医院里住过。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仅仅是在几年以前，在我们读高中时，这个医院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口头玩笑里。
在明浅的葬礼上，我又看到了李浮，李浮穿着一身黑色卫衣卫裤，她目不转睛盯着明浅的照片，仿佛在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了。我想起2014年陈桥镇西云酒店的婚房里，李浮脱下婚纱，换上一身黑色卫衣卫裤，然后她穿过纯白色的伴娘们，又穿过地板上那些红色气球，直挺挺地离开了房间。我在葬礼上看到穿着黑色卫衣卫裤的李浮，恍惚间真以为她走出婚房的门口，一步跨进了葬礼。葬礼上，陈渔一直站在李浮旁边，她扶着李浮的肩膀，好像担心她会倒下去。这是高中以后，我第一次见到陈渔，我的高中女孩，我原本以为我们会在明浅的婚礼上遇见，没想到她没有去那场婚礼，却来了葬礼。不过那能怎么说呢？我当然也已经无所谓。
回到杭州后我又打开明浅的电脑，我已经在之江公寓住了一年，不过我现在准备离开这里，我把之江公寓的转租信息放在了网上，如果有人来租房，我就随时准备搬走。不过这一个月很少有人来看房，也许是因为总在下雨，但我想总会有人来租这间房子。明浅去世时，七寒已经带着里昂离开了一年，她也许还不知道明浅死了。不过她也没有必要知道，她已经不会再管我任何一件事。不然我想，在明浅的葬礼上，她还是会握住我的手。但是没有了。
一整个晚上我都盯着明浅的电脑，我把它放在茶几上，然后我坐在之江公寓的红色沙发上，一心一意地盯着它。今天早上，我坐上最早一班大巴车迫不及待地赶回陈桥镇，一路上我都心潮澎湃，我以为我会找到一部长篇小说。那部小说，毫无疑问，它将标志着明浅一生的价值。但是现在好了，现在就剩下这些零零碎碎的文档。我悲哀地想，也许明浅就是无法完成。我想起明浅出现在西环路的那些“作家下午”，他曾经跟我们说过，他说他的电脑里有一百多个小说开头，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你写了一百多个开头，你总会把其中的一些写完。西环路阳光房的地毯上，七寒坐在明浅对面，她充满赞赏地看着明浅，仿佛过不了多久，就能看到那些开头变成一本本厚重的书。
我面前都是一些不满两千字的文档，我打开了几个，的确都是一些小说开头，他都没写完。有些文档内容重复，我看到他在反复调整一些段落。一百个小说开头你能怎么办，我生气地想，就算是一百首诗也好。我和明浅的电脑僵持到半夜，洗完澡后，我再次打开电脑，我把那个“未完成”的文件夹往下拉到最后，然后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个文件夹。我看到了我的名字，那个文件夹就叫“西蒙”。我打开来后，看到里面是六个Word文档，每篇依旧很短，最长不过两千字，看起来就像是几则备忘录。前一阵我刚看了一本侦探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危险重重的作家，说他危险重重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还把自己搞进谋杀案，不过即便如此，这位作家都在坚持写他那部小说，他对我们的侦探说道：“我是一个作家，已经开头的书我必须写完，否则我就完蛋了。”我不由得想，我的朋友明浅，他说不定就是无法完成，他就是不能写完。
这差不多是从初中起我就开始担心的一件事，在13岁我的少年好友告诉我他要做一个作家，我就分外担心我会变成他的素材。我一直竭力避免成为明浅小说里的人物。不过，现在能怎么说呢？许多更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种感受当然很有意思，你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阅读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留下的六个文档，那全都关于你。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我只是很希望这时候七寒在我旁边。
我打开了第一篇文档，文档名字是“危险时刻”。
西蒙想找出那些发生了转变的时刻，他想注视那个时刻。
西蒙想找出妈妈跟他告别的时刻，西蒙相信一定有那个时刻。西蒙想找出妈妈在清醒的最后时刻跟他说的话，西蒙想，她一定有一个完全清醒的时刻，从那以后她就开始一点一点不再是以前的自己。那个时刻她说了什么？在西蒙极易失去方向的人生中，如果真的被他找到了这句话，那也许会被当成他的指路明灯，另一个意思上，也许会成为某个借口。
西蒙也想找出自己发生转变的时刻。西蒙想，人是在什么时刻开始成为自己的呢？他现在是在成为自己吗？七寒的离开让他成为了自己吗？于是他更广阔而漫长的人生里，是要接受七寒的离开，然后在这个七寒缺席的地基上，再从头长出陌生的血和肉，成为30岁的西蒙？40岁的西蒙？
西蒙感觉，24岁的自己，和17岁的自己，完全是两个人。而且眼看着，他以后的人生，都是24岁的延伸发展，而不是17岁。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是怎么回事？陈渔是怎么回事？西蒙想，七寒抹掉了陈渔的形象，同时她还抹掉了他的17岁。随后呢，因为他的一个错误，她把他扔在了荒野上。
西蒙想，重要的是那些做出动作的时刻。或者说，重要的是那些做错动作的时刻。西蒙想，毫无疑问他做错了动作，不然他何以至此，不然他何以要在之江公寓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面对这片白色的墙壁？因为本来，本来他坐在这张红色沙发上的时候，他的对面应该是七寒在黄色灯光里站在水池边洗两根玉米。
西蒙一直在记忆里仔细寻找那些发生转折的人生时刻。实际上，真的找到了那些时刻也不会有用。因为通常到了你往回寻找的时候，后果已经产生。人们说覆水难收，西蒙倒是不介意，一心一意做一个在原地收覆水的人。只不过，只不过问题就是，在从之江公寓开始的这个故事里，一直就是“续写”才算是故事在发展，其余都算是失败。留在原地是失败，找到生活的新希望也是失败。
从那个时刻起就已经是失败。西蒙眯起眼睛，当时他踩上一把椅子，大费周章地去整理他们在西环路上的书架，他把七寒那几本厚厚的GMAT习题集一本一本搬下来。那张纸就是从那本词汇书里掉下来的。事到如今，西蒙还是能清晰地在脑海里复原那张被折出三道折痕的纸，还有那上面的几个日期，那些日期包围着那句倒着写的“I miss U（我想念你）”，多么少女情怀。
西蒙把这张纸带在身边，积年累月，现在那三道折痕因为被折了多次，显得软弱无力。事到如今，西蒙和这张纸相处出了一种“相依为命”的味道，有时他依然怒气冲冲地盯着它，希望它能明白自从它从他的头顶飘下，他的生活就此他妈的全完了。不过他们现在是老朋友了，毕竟只有它分享西蒙的秘密，除了它，还有谁能理解那个晚上西蒙会在手机上拨通李开的号码呢？
我们归咎于西蒙的性格吧：西蒙喜欢采取行动。发生任何事情，西蒙喜欢做出反应。到了现在，西蒙会承认，以他迷糊不清的性格，他绝没有那种能力，能在事情顺时针往前发展的时候，就一针见血地识别那个时刻，然后做出正确的反应。
如果说西蒙缺少识别的能力，那么西蒙更缺少采取正确行动的能力。实际上，西蒙经常采取错误的行动。如果实话实说，我们可以说，西蒙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平复自己的感受。西蒙靠感受来行动，西蒙需要平息内疚，平息不安，平息愤怒。
为了平息内疚。
为了平息不安。
为了平息愤怒。
西蒙采取行动，行动带来后果。
我给自己倒了半杯金酒，想起冰箱里还有几瓶酸梅汁，我又兑了点酸梅汁进去。然后我就拿着这杯酒，在之江公寓这间长方形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突然想到，2016年10月，那张纸从我头顶飘落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在西环路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明浅说我需要时时刻刻对自己的感受做出反应，眼下我也需要做出反应，只不过眼下我身边空无一人，我能做的就是给自己倒一杯酒。我突然想到这说不定是一件好事，我是说，我身边突然谁也不剩下了，这意味着不管你做出什么反应，你也闯不了祸，你也伤害不了什么人。
我当然挺愤怒，作家是否拥有这种权力来描写人物？我的朋友明浅，他擅长使用肯定句，他给我安排上了不少形容词。明浅的语气，就好像我生来就是一个被观察的人一样，而且我还没法替自己辩解。我不是说因为他死了。要是你作为人物出现在小说里，你能替自己辩解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当小说变成白纸黑字，你基本上就只能在喝咖啡的时候诧异地看完这个故事，你看到自己出人意料地顶着一些自己都非常陌生的形容词，要不就是自己都十分陌生的性格，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诧异，你也许会和我一样还挺愤怒。然后你把眼前的书推远一点，继续喝桌子上的咖啡。你知道你不能对此说什么，你当然不会说这个人物和自己完全无关来让自己重获平静，你知道他写的就是你。你也许会想人生充满误会，你会想对作者说：这位朋友，你想错了。到最后你又会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然后你继续喝咖啡。
我有点措手不及，主要是在明浅这篇文档里，我一下子撞见了太多故人。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而且实际上，几乎这里面的每一个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遇见了。这种感觉非常诡异，我不得不直奔冰箱给自己弄出一杯酒。我的朋友明浅死了，死之前，他给我搞了一个纪念碑，他把每一个人都提了一遍。
明浅写到了陈渔、李开，还有七寒。我的朋友明浅，他关注我的爱情，也许是因为我其余的人生实在乏善可陈。是的，我是那种想要一个好爱情的傻×，这件事听起来非常没志气，也的确没志气。我没有明浅有志气，他一心想要写了不起的小说，为此搞出不少事情。我又想其实也没什么事情，主要是他让自己死了。明浅想要成为那个蓝色铁盒里的照片，现在他真的成了一张照片，却永远不会跟盒子里那些黑白照片有什么关系。也许他就是因为发现自己成为不了盒子里的照片，所以他才让自己死了。
我的朋友明浅为我的人生做出总结，他说我沦落到如今的处境，是因为“危险时刻”出了错。他说2016年10月那张纸飘下来的时候，我做错了反应。
我没什么好辩解。有时对于明浅的言论，你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不过是想说，我们不就是需要时时刻刻做出反应吗？谁能保证你对每件事都做对了反应呢？说不定你哪一天也会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每一个人，发现美梦已经成了一场空。此刻去把事情归咎到危险时刻做错的一次反应，不免显得有些耍流氓。
我想我说不定可以把这篇给七寒看看，要是我还能找到她。我突然想起来，在2015年持续了一个夏天的“作家下午”之后，七寒其实没有看过明浅的任何作品。也许她会愿意看看明浅的这篇文字。而且，这两年来我仍然忍不住去想这个问题，要是七寒知道事情的开始是因为那张夹在GMAT词汇书里的纸，她会对我有多一些原谅吗？会不会有多一点可能结局会不同？
我又给自己倒了半杯金酒，酸梅汁不够了，几口酒就让我的脸发烧。我住在29楼，面北是落地窗，我看到楼下修了一个月的停车场还没修好，望下去一片砖瓦，像是一个废墟。我回过头看到这个房子空空荡荡。我想，可不是吗，人生可不就是糟透了吗？
不过顺便问一句，你们怎么看待厄运？是不是作家都在盯着厄运，自己身上的厄运或者别人身上的厄运？是不是一定要写点什么？一定要因此被改变什么？老实说我讨厌这一点，所以当我遇到七寒，我差不多就是想让我的过去都见鬼去。我要过一种非常好的生活，哪怕我的好朋友疯了，哪怕我妈妈在一个认不清自己是谁，也认不清我是谁的情况下死了，我也还是要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我不是差一点就成功了吗？
可是，到头来我还是拿着一杯劣质酒，在一个空旷的房子里走来走去。到头来明浅自杀了，七寒离开了，而且她不可能回来了。我也很想我妈妈，明浅说我想找出我妈跟我告别的时刻。当然了，我当然想找到那个时刻，我做梦都想找到那个时刻。
我妈去世以后，我才发现我妈的一生对我像是一个谜。实际上我感觉我的人生中，每个出现的女人都很像一个谜。17岁我搞不懂陈渔，搞不懂她那些说掉就会掉下来的眼泪，搞不懂她为什么能恰到好处地处理脆弱与坚强，她又坚强又喜欢哭，那些眼泪在她离开很久以后也还拴着我。我曾经以为我了解七寒，这两年她走之后，我才发现这个曾经和我朝夕相处的人，她的理想，她的痛苦，她为什么要来爱我，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很可怕，七寒可能是我最不了解的一个人。而我生命里的男性，我则认为全都一目了然，我知道我爸是怎么回事，我完全不怪我爸，而且不瞒你说，我认为我也了解明浅。
我妈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实际上，我妈的病到最后也没有确诊。她一点一点丧失记忆力，但是没有人能记清楚这件事开始于什么时候。我想我妈对自己的记忆和认知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还过得相安无事。等我们注意到这件事，她已经记不住很多事情了。先是她的工作出了问题，她那时在纺织厂上班，那家纺织厂就在原本的新历电厂边上，我爸就是在那里和她认识，后来新历电厂在我初中时倒闭了。
纺织厂的经理是我妈的初中同学，她和我家住同一个小区，我那时候住校，周五晚上我回家，经常碰上她登门拜访。我不怎么喜欢看到她，有时候我背着书包在门口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事了。她说我妈的工作效率下降了，原本一天缝纫机能做200件马甲的量，现在150件也保不齐了。后来她每次来，那个数字都一点一点下降。
我那时候在自己房间做作业，周五听到的都是这些谈话。他们坐在客厅饭桌上，我爸和我妈坐在一边，阿姨坐在另一边。我爸会给三个人都泡上茶，看上去很正式。我爸总是赔着笑，我爸好像并不太当一回事，我经常能听到客厅响起我爸的笑声。我爸笑声爽朗，说不定他以为这些笑声能把阿姨一次比一次焦灼的“这样下去可怎么好”给掩盖下去，说不定他以为这些笑声能让我妈的问题变得不值一提。
后来有一天，我爸说我妈的工资就按她的产量来，我爸说你给她减一点工资吧。阿姨看上去总是一脸可惜，她的茶杯拿起又放下，她看会儿我爸，又看会儿我妈，依然很焦灼地重复她每次来都会重复的话，她说原本我妈的效率是车间里最高的。后来我想，这位阿姨也许比我们每个人都更早地失去了我妈，她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失去自己的员工，她表现得手足无措。后来我们也是这样的，后来我们也手足无措。
在那些谈话里，我妈也坐在这位阿姨的对面，我妈脸上也总有笑容，如果我们能早点儿察觉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发现，我妈脸上的笑容其实很奇怪，她有点儿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知道自己的工作出了问题，又好像不明白他们坐在一起讨论的就是她的工作。
我没有太关心这些谈话，那时我在房间也没有在专心做作业。我高三了，作业当然非常多，不过那时我还失恋了。高三开始不久，我和陈渔就分手了。我们那时换了班级，陈渔留在原来的班级，我则去了高三的冲刺班。那个班级课业紧张到密不透风，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其实我也不知道跟我家这些周五的谈话有没有关系，我开始动不动就冲她发脾气。我们一直吵架，陈渔总是哭。她一边哭一边来扯一扯我的衣服，后来我每次想起她的这个动作就觉得自己混账。
我那时候很“中二”，第一次撞上爱情，莫名其妙地以为这些争吵和眼泪是爱情的一部分。而且我那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显露出一个严重的缺陷——我好像是一个预料不到后果的人。只要事情在继续，不管是在多么肉眼可见地恶化，我都不会预想到事情真的结束的一天。有时候你知道某个人会在你生活里消失，但你就是想象不到他消失的那一天，你不会去想一想消失的意思是不见了，是你身边一个好端端陪伴你的人不见了。
我差不多一直在助长这份感情的恶化。争吵，眼泪，道歉，和好。然后下一次。那时我们经常买旺仔牛奶喝，高二我们坐前后座，我经常给她买旺仔牛奶。我们的座位两个礼拜换一次，每次我们坐靠墙位置，陈渔就把那些红色的旺仔瓶子一个一个在窗边垒高。我们的座位旁边，总是有一片红色的旺仔的脸。陈渔很喜欢收集，不仅是旺仔，她也收集更多别的，我们写过的纸条，甚至是六一儿童节我买来一袋零食时那张彩色包装纸。我很久后才会明白，那是她在表达珍惜。
我们的很多次争吵，通常是一瓶旺仔牛奶就可以和好。我几乎以为可以一直如此。我拿着一瓶旺仔牛奶往上跑一层楼去她的班级，我敲敲她的窗户，然后把旺仔留下。然后我在手机上跟她说抱歉，我说“对不起”，我说“再也不了”。通常我会在晚自习上收到她的短信，我知道我们会和好，三个小时后我们又会一起沿着湖边走去寝室。我对这些事有把握，虽说我不知道“再也不了”的意思是不是真的再也不了。但是那天我敲敲窗户把旺仔放下的时候，陈渔喊住了我的名字，然后她拿着旺仔追了出来，陈渔拉住我的手，然后把旺仔放进我手里，我下意识收紧了右手。陈渔笑了笑，她脸上是我最熟悉的温柔表情，实际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温柔，她看我不想接旺仔，又把旺仔放进了我的口袋，那时刚刚入秋，我穿着我们的灰色校服，陈渔把旺仔放进了我的校服口袋。她再次冲我笑了笑，然后转身回了教室。
当然，再也没有以后了。
我知道是我的问题比较多而不是陈渔，但实际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被扑面而来的内疚笼罩住，失恋把我带到了一个尤其陌生的地方。也许陈渔的意义是告诉我，我不属于那种能照顾好爱情的人，同时这件事还告诉我，我也不属于能够让爱情随风去的人。我那时更不会知道，这两件事加起来，会让我以后的人生变得很麻烦。
这些事情缠绕在一起，我就没特别注意到我妈。我爸说减工资以后，那位阿姨也没有再来。一直到我快高考那会儿，有个周五晚上她又来了。那次气氛非常凝重，我不知道我妈去哪了，总之那个晚上她不在。阿姨坐在我爸对面，这次没有茶，阿姨说我妈把一批衣服全做错了，现在全部车间开了夜班在返工。我爸的表情也非常严肃。我爸说这批衣服我们给厂里赔。阿姨像在等我爸的一个答案，不过她也许知道，我爸其实是没有答案的。
听我爸说了这句话后，阿姨叹了口气，然后，她又叹了口气，她望了会儿她对面厨房的窗户，然后她又看着我爸说，不用赔衣服，但是纺织厂不能再留我妈了。我想原来她是要给我爸一个答案。然后她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在客厅沙发上翻书的我。她说不能这样下去了，你们要带她去医院。我坐在沙发上想，她给我们又一个答案。
我和我爸带我妈去临城做了CT检查，我妈躺在那张白色的床上，检查室的门在我们面前关上，然后又迅速地打开。我看到CT图上我妈的脑部结构，说实话，我连这张图都不能面对，但是这张CT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
我高三剩下的两个多月，我妈就自己待在家里，我爸依然每天出门跑运输。我爸让我先别管这事，先把高考考好。我爸还是坚持我妈没什么事，他说我妈就是累了。那时候我也认为我妈没事，我们都没想到我妈的病会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重的地步。
如果你拒绝接受一个真相，你就会对那些非常明显的线索也避而不见。我高考前最后两个月，我妈的状态已经很不对劲，有时候周末她经过我的房间，总是一脸诧异地看着书桌前写作业的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人，她露出友好的笑容，站在我旁边想我的名字，然后我妈说“西蒙，你怎么在家？”我铁了心要对这些事视而不见，而且我觉得只要你一味拒绝接受，你也能催眠自己。
二模结束以后那天，我回到家已经七点钟了，我在客厅里荡来荡去，脑子里算着我的分数和可以去的学校。其实我可以跟我妈分享一下这件事，其实我需要她给我也提提意见。但是我知道，我妈已经不太能真的理解这件事的意思，她只会一脸笑容说“你想去杭州吗？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仅此而已了。我在客厅荡了好一会儿，然后才准备吃饭。我打开电饭锅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水和米。我妈忘记插上电了。我站在电饭锅前闭上眼睛。那时快八点了，我爸还没回家。我把电饭锅里的米和水倒掉，然后我下楼买了两份面，和我妈一起吃了面。那天我们谁也没有提起电饭锅的事，可是它不是那种只要掩盖一次的漏洞，它是一个漏洞的开始。
我高考结束后那个暑假，我妈忘记把电饭锅插上电这种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其实她已经不能再好好做一顿饭，她要不就是放多了水，要不就是放少了水。要是我妈是不愿意做饭就好了，或者她要是生了什么别的病不能再工作不能再做家务也行。总之那时候我是这样想。实际上，我觉得那无数次我看到的煮烂的米已经把我迅速地，你知道吗，就是已经迅速地把我打趴下了。不是后来那些时间搞坏了我，不是为了防止她出意外，我需要时时刻刻跟在她后面的时间，不是中心医院里每次给房间消毒时，我需要给我们俩举着那把防辐射的伞的时间。不是那些时刻把我击溃，我早早已经趴下了。后来那些时间，我只是撑着在等时间过去。你们觉得明浅能找到这个时刻吗？要是他打算把我当作他的素材，他能找到我闭上眼睛的时刻吗？
我大一那年，大部分时间我妈都在中心医院住院。我们先是去三院看了神经科，我妈在三院住了一个月，但那里的医生查不出任何病症。后来我们听说中心医院有一位著名的脑科医生，我爸找了好几层关系，后来是这位医生给我妈做了手术。他的诊断是我妈是脑萎缩，但实际上，最终也没有确诊。他给我妈做的手术其实是放掉了脑部淤血，手术后我妈的身体好了很多，但是对脑萎缩依然没有用，如果我妈是脑萎缩的话。
每天早上八点是医生的查房时间。我期待见到这位医生，他每天准时出现，用一种平缓的语调详细问过每一个问题，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是一张见惯了生死的脸，表情几乎不会有任何一点起伏。我想那是当然，每天在手术室里打开别人的脑腔，不少人也许永远也醒不过来，他当然不会每一次都赔上情绪。
我爸每次都是一脸笑容地迎接这位医生，我爸一辈子脸上总是露着笑，但是他不会再有否认服装厂阿姨时那种爽朗的笑声了，实际上，他后来再也没有了这种笑声。每天早上八点钟的中心医院，我爸脸上的笑容友好又虚弱，他非常详尽地回答医生的问题，如果他回答的那些指标都挺正常的话，我爸整个人就会非常轻松。要是碰上不好的状况，我爸其实也已经不会有什么大反应了，他问医生接下去应该怎么调整，然后当然，一切按医生的建议来做。我爸做的唯一一个决定是接受了脑部手术，往后待在这个医院的一年时间，实际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爸很快就明白了这件事情，我爸在那间病房里，飞快地明白到他接下来能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听天由命。
病房里除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病人，七十多岁的老人，植物人，他踩着三轮车去做零工，下班路上把自己摔了。他一直没醒，一年后我们出院，他没醒，还在输液。照顾他的是他的女儿和女婿。我爸喜欢和他们聊天，工作和家庭都聊完之后，他们只能每天分享两个病人生命体征的数据，还有每天早上会送来病房的账单。我爸看着账单说：“嘿，昨天输的那两袋药，居然要两千块。”正在给她爸爸做按摩的长发阿姨接话说：“可不是嘛，我爸每天这一袋葡萄糖，够他吃多少山珍海味了。”然后那位矮矮胖胖的丈夫会总结说：“医院里哪能计较这些呀。”
他们比我们更早来医院，对待病床上的人昏迷不醒这件事，他们已经应付得很好。对待医生每天的查房，他们比我爸更加不抱期待，我想：的确，你不能每天都期待一个植物人会突然醒来。这实在不是一件能由得你决定的事情。
不过我不是，那时我刚刚大一，我刚结束我的少年时期，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他最不明白的词语就是听天由命。但是问题就是，问题就是你依然什么都做不了。我对医生有很多期待，我每天都万分认真地等待中心医院早上八点钟的查房时间，我总希望也许某一天的早上八点，这个医生会跑来告诉我们，我妈的病还有另一种可能，我妈可以被治好。
每周三是病房的消毒时间，给我们这层病房消毒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护工，他大概六七十岁了，身体瘦小而干瘪，他每次出现，都穿着一身黑色衣服，拿着两把黑色的伞，面无表情。每周三晚上是他的时间，他几乎每次都不敲门，不过我们已经很早就听到了从前面病房里传来的他吆喝一般、拖长调子的“消毒了消毒了”的声音。他拿着那两把几乎比他本人更高的黑色的伞出现在病房门口，然后再次对我们喊一遍“消毒了消毒了”，他的意思是让病房里其余的人都出去，我爸和那位小个子胖墩墩的叔叔，每次看到这位护工都会非常自觉地溜出房间，我爸他们很喜欢和医生交流，也喜欢和护士交流，但他们很少和这位护工说话，他们好像挺怕见到他，因为他好像就长着一张拒绝交流的脸。
等他们离开之后，他就撑开一把伞递给我，再撑开一把伞递给长发阿姨。我们得在紫外线消毒的时间里，用这把伞撑住病人和自己。
消毒的十分钟对我来说很难熬，伞又厚又重，每次五分钟之后你就得咬着牙关依靠意志力去举着它。我妈一般这时候在睡，这也是我们唯一独处的时间，我们在一把伞下面。我那时候会对我妈说“没事的”，我说“你会好起来”。我一辈子不知道怎么承诺，我总想承诺了就应该做到。我没能让我妈好起来，以后就更加拒绝去承诺。
十分钟之后，他从我们手上收走伞，他依然面无表情，有时他接过伞的时候，会看一眼我的手上被伞支架勒出的红色勒痕。
大一寒暑假我待在病房里，医院里的生活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它有自己的秩序，有时候重复到让你忘记时间。早上八点钟医生查房，晚上九点钟护士查房，每周三紫外线消毒，叫餐电话，折叠床，开水房里堆积的烟蒂。在中心医院的一年时间，我们一直和这一对夫妻还有他们的植物人父亲住在一个病房，病房是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没有身份差别的地方，病房太平等了。不过离开之后，我们就得接受外面的秩序。我们后来没有再联系，我不知道病床上那位老人有没有醒来，我差不多只记得他每周二要输一份昂贵的胡萝卜汁。
除了寒暑假，其余时间我很少去医院，我在杭州读书，其实离临城也不远，但是我让自己逃跑了。我妈刚到中心医院那会儿很瘦很瘦，等到出院的时候身体已经好了很多，我也仍很感激那位医生，那场手术应该帮我妈延长了一年多生命。大二快结束的时候我回家，我妈又很瘦很瘦了。我妈在我大二时去世。
我看了明浅那篇《演唱会》，我有点弄不清楚，明浅是在挑哪些事来写呢？《演唱会》只有寥寥两百字，明浅写得像一篇新闻报道。有时我看他写的这几篇文字，我会误会死的人是我而不是明浅自己。
2013年，许巍“此时此刻”演唱会全国巡演，那时陈西蒙大二，夏天他跑去青海散心，旅途把攒了一学期的生活费几乎都花完了，那张五百块钱的演唱会门票，是他身上最后的钱。西蒙就在一个粉丝群里问是否有人要拼房住，只有余七寒一人回了他，加了微信后西蒙才发现余七寒是女生，也就作罢。那几年西蒙一直过得很穷，那天演唱会还剩下最后两首歌，他就去赶公交的末班车，住到那时在下沙读书的明浅寝室里去。陈西蒙见到余七寒要在两年之后。
我妈去世之后，我出了一趟远门，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我在火车站接到我爸的电话，我爸斥责我一个人跑去兰州干什么。后来对我的许多决定，我爸的态度总是反对。我不知道我爸是不是一直是这样子，我想不起在我妈生病之前他是什么样子了。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不仅失去了我妈，我也失去了我爸。不过，我爸的愤怒也挺好理解，毕竟我从前虽然贪玩，也还不会一夜之间给自己买一张去两千公里之外的火车票。我在火车站听我爸的电话，我想对他说，其实你也不太想在家里看到我，你差不多一整天也不会跟我说一句话。但我当然没这么说，我听他数落完，我说我会注意安全，然后我挂了电话。
我在火车上第一次思考疾病这件事情。你们说，疾病是一种自杀吗？我觉得疾病是对生命的一种放弃。我觉得我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于是她才生病了。我猜我妈过得并不幸福，或者说，我妈对未来不抱希望。有几年我爸过得很颓废，就是我初中那几年，新历电厂倒闭之后那几年。我觉得我爸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件事，他每天出门晃来晃去，我妈好不容易给他找来的工作，他做几天就不愿意了。差不多到了我初三那年，他才开始跑运输，并且迅速爱上了这件事情。我爸对于开货车的爱完全不亚于做一个电工，他早出晚归，一天能在陈桥镇和临城市中心跑好几个来回。到了我高中，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好了不少。但是我觉得，我妈可能是在那几年被吓坏了，她也许认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
我那时候还找了另一个理由，我认为我妈对我也不抱希望。不然，我觉得她可以等一等，我反正会长大的，不是吗？可是正如明浅所说，我的少年时代，过得实在太随心所欲了，我从没想过我以后的人生。我猜在我妈看来，我也没什么指望。我想我妈也许需要一个承诺，不管是我爸还是我，我妈需要我们保证后面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也许这样她能活下来？当然我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不过当时我才20岁，我的人生一夜之间被改变了，没人给我解释，我只能给自己找一些解释。
火车一共开了三十个小时，等我走出兰州火车站，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想过接下来几天要干什么。我想我之所以只能沉默以对我爸的质问，主要是我的确不知道我来兰州是干什么。那时我也不知道，我往后的人生，会做出不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的事情，我的朋友明浅在《危险时刻》里将会写道：“西蒙需要平复自己的情绪，为了平复情绪，西蒙做出行动。”明浅还会在另外一篇文档里写道：“西蒙一般不会说自己要去做什么，西蒙一般只会发现自己在做什么。”眼下我发现自己在离家两千公里以外的一个陌生火车站，而此时已经深夜了。我在手机上给自己订了一家青年旅舍，然后我打车过去。
出租车把我在一个居民区前放了下来，我在这个居民区往前往后走了两百米也没看到旅馆，然后我才意识到旅馆就在这个居民区里。但是小区门卫一番盘查，硬是把我拦住了，我到兰州的第一晚，发现这个城市对我真是戒备森严。我只好在网页上找到旅馆电话，打过电话后我又在门口等了十多分钟，才等到旅馆工作人员来给我开门。我跟着他在小区里七绕八绕，最后乘着电梯在一幢楼的六层停下来，我们出现在一户房间前，门上还贴着掉了一半的春联。
他们把一户小区住房改成旅馆，进门后是一个小小的前台，两个房间被改成六户上下铺，另外还有两个独立大床房。本来我订了一个上下铺，但是这时十二点了，为了不把大家吵醒，我就改了大床房。我把行李箱扔地上，洗完澡后，我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想接下去几天我要干什么。
人们都说旅途可以散心，不过我想，一个人如果能给自己安排一场旅游，如果他能决定好在一个陌生城市吃什么，看什么，认识一些什么人，再在天黑前乘火车去另一个城市。我想他要是能够精力完备到做这些事情，他应该状态也不差吧。而我在那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取悦自己。
半个小时后我发现，要是靠我自己，我可能要在这个旅馆躺上一个礼拜。这样我就在旅馆墙上的旅游团广告上联系了一位导游。我的运气挺好，他明天出发的甘南线环游，还缺一个人。我给他发了信息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他给我打电话，九点钟我已经坐在他车里。他是西宁人，开一辆面包车，此外我还有两个旅伴，我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侣。
往后七天，我们四个人几乎一直在这辆车上。车一直马不停蹄地开，有不少时候我真的觉得，这辆车可能不会停下来了。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山川河流，有时候整整一天也开不出一片草原。我很快就厌倦了草原与牛羊，四处都看不到人，我只好关注我的旅伴。
他们两人都不多话，相对来说，男生更加沉默，几乎不会主动说话，不过只要你和他说起一个什么话题，他又会自然礼貌地回答你。也许还因为他一天到晚戴着一个防晒的黑色手袖，看起来就会挺奇怪。几乎每件事他都先征询女生的意见，吃饭住宿，语气总是很温柔，温柔到让你觉得不对劲。女生就正常得多，除了她从不提及自己的喜好和私事。不过，在我看来，她更加奇怪，也许是因为她待在他旁边，经常就是待在一个奇怪的人旁边的那个人，让你觉得更加奇怪。
他们从不住在一起，也几乎没有牵手这种身体接触，唯一的一次亲密举动是有一次男生帮女生系鞋带。那时他走在我们后面，他喊女生名字让她停一停，然后他跑上来帮她把鞋带系好。我和导游站在旁边，看着他蹲在我们面前，仔仔细细地系鞋带，我们都有些不太自然，但他们俩倒是好像觉得很正常。有一个瞬间，我觉得女孩子就要伸出手摸摸男孩子的头发，但是她没有。那个瞬间我心里一颤，她的眼神温柔又没有希望，我差不多猜测他们之中说不定某个人是绝症病人，要不两个人都是绝症病人。
我和明浅说这些事，我说我有点疑惑他们是不是情侣。
明浅说，这也挺正常。
我说“你认真一点，我在给你提供素材呢”。我说完又有些后悔，从前我经常和他这么说话。可是现在不太一样了，现在我其实经常想躲着他。你的朋友想成为一个作家，而你呢，你看着就像一个悲剧人物。
明浅说：“你可以当作自己的素材。”
我看了看两边的草原，云朵离你真的非常近，就像你真的跑两步就可以摘到。我回复明浅，我说我不会再写小说了。我想我在散心，散心的意思是要把事情给忘了。
我想明浅对这些事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它们不够像灾难。但是怎么说呢，要是他也在这辆车上，也许他会闻到一些灾难的味道。
第六天我们到达青海湖，他们俩都有点“高反”，女生更加严重。那天我们住在帐篷里，那地方除了这顶帐篷，真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上谁也没带抗“高反”的药，男生准备自己出去找一找药店，导游很自责，他说这地方不可能有药店。但他温和地表示，还是要出去找一找。那时傍晚了，气温骤降，他套了件衬衫，茫然地在汽车开进来那条泥土路上往前走去。
两个小时后他回来，也没有找到药店。不过好在明天我们就返程去西宁了。晚上他坐在女生旁边，一直没睡，我在帐篷里睡不好，醒了好几次，我看到他靠墙坐在女生床边，灯光里睁着眼睛。四点多的时候我又醒来，我看到男生不在。
说实话，我对这个女生的好奇要多过男生。但她不是那种你在她身上可以找出一件什么事情的人，有些人的神秘之处就是你找不出原因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她让我想起陈渔。她们就像是高中课本上的物理题，你永远别想搞清楚原理的源头。但这个男生不是，他一看就像是出了什么问题的人，他更像是经过了某种化学反应，好比两种物质放在一起产生了气泡，毫无疑问他在冒气泡，当然了，化学反应本身也足够奇妙。我在四点钟爬起床去找男生，他果然在门口抽烟。
他问我“是去厕所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发现你不见了”。他也不惊讶，他分我根烟，又说“你要不要去穿点衣服，这儿现在太冷了”。的确太冷了，我一走出帐篷就觉得要被冻死了。但我也没什么衣服，一共两件衬衫我都套身上了，话又说回来，我也没打算过要在早上四点钟站在这地方的户外抽烟。
我抽完了一根烟，然后我说：“嘿，怎么总不见你们住一起？”他还是不惊讶，然后很平静地像之前回答我要点一个什么菜一样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他晚上都不睡觉的，睡不着，所以不想打扰她。
我又问：“你们是情侣吗？”他说以前是，但她这趟旅行结束就要去结婚了。我说：“啊，怎么回事？”我俩站这说话，一开口都冒白气。他真的有问必答，他说：“我有抑郁症，除了抑郁症外还有别的毛病，总之我不适合和她结婚的。”
我还想知道一些别的，但是问不出别的问题了。我们又抽了两根烟，这时快天亮了，我和他去那条泥土路上看了日出。
回杭州的火车上，我看到许巍的演唱会消息。演唱会时间就在我回到杭州的第二天，网上已经买不到票，但是我看到有人在转票。我出门的时候身上有三千多块钱，这时候剩下五百多，就是那张门票的钱。我那时候大二，我的高中才结束不久，正如明浅所说，我的高中除了许巍、窦唯、朴树，我几乎就没听过别人的歌。我觉得明浅说不定是在嘲笑我。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去听这场演唱会。
我在火车上买下那张票。回到杭州以后我住在学校里，身上已经没有钱，不过黄龙体育场离我学校非常远，那天肯定不能回来住，而且我在网上找了半天，体育馆边上，青年旅舍的上下铺都已经卖完了。那时候我加着一个歌迷群，我就在里面问有没有人可以拼房住，七寒是第一个回我的人，她在网上的名字就是余七寒，所以我以为是男生。我们加了微信后，我才发现七寒是女生，所以拼房就没成。那天到了最后，我少听了两首歌，这样可以赶上去明浅学校的末班车。
演唱会之后，我和七寒没有再联系过，她朋友圈发得很少，我觉得她相当神秘。偶尔一次两次，我看到她的状态，于是我知道她在国外念书。我见到七寒是在两年之后。
大学剩下那两年，我把时间消磨在图书馆。我很少再去上课，我对自己的专业课不感兴趣，我选的是英语，这非常奇怪，我是我们班级里的四个男生之一。有一段时间我去想巴别塔这个问题，我对巴别塔的存在本身不理解，我又想，如果学语言的意义仅仅是为了绕过巴别塔，如果只是这个意义，它就太无聊了。
当然啦，这只是一个托词，我只是想给自己放弃专业课找一个理由。这理由有点玄乎，没什么人能理解，有时我自己也不理解。有不少次我想要休学，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让我爸受什么惊吓了。有时我仍想起陈渔，想起那些我戳戳她后背给她递纸条的语文课，还有窗户边的旺仔牛奶瓶。不过我也只是偶然想起，陈渔是那种需要人照顾的小女孩，而我此刻像一片废墟。
那两年我看的书也许比明浅还要多，我只是想消磨时间。消磨时间有很多种方式，看书是最简单的一种。我看了许多好小说，看得囫囵吞枣。有时我想，我看的这些书，明浅一定希望自己能写出其中的一本。但我只是喜欢沉迷在叙事里，我喜欢在他们的叙事里飞快地进入另一些地方。那时我想，小说的意义，是出现意义比较重要，还是描述出一个让人沉迷的世界比较重要？然后我发现，很多我喜欢的书，它们都在努力把这两者都做到。我在那段时间看的书，作者都比我早生了一百年。
我原本是校报记者，每月要交上一两篇稿子，那时我连记者也辞去了。我看书，但我不想写任何东西。我不想是那种，你知道吧，就是你遭遇了什么苦难，然后你成为一个作家。我在图书馆看到莱辛在一篇访谈里说：“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是因为生活里的挫折。”我在图书馆金黄色的阳光里看到这篇访谈，我简直生气极了。我想我绝不会因为遭遇了灾难，就一定要赋予灾难价值，这有点太像是受它摆布了，不是吗？
那两年我与明浅联系很少，也许是我对一个想要成为作家的人有一些敌意，我不想靠近一个对灾难感兴趣的人，我也害怕我会成为明浅的一个人物。我想好了，我绝不能成为一个人物。而我的朋友明浅，那两年正在他的作家之路上加速狂奔。
我盯着明浅的第三个文档，我还没有打开《咖啡馆》。我让自己缓一缓，我的玫瑰花路将要铺开，我不打算立刻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