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制度分析

全球化和技术驱动型增长加速

布拉德福德·德龙

一、走向全球化

书桌上各种宣扬民主、理性、女性主义、启蒙和革命的专题著述，让英国学者和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感到心烦意乱。于是在1800年前后，他写出了一篇反击大作：《人口原理》。他的目标是什么？是证明主要辩论对象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即《弗兰肯斯坦》一书作者玛丽·雪莱的父亲及其所有同党是公共福利的敌人，他们目光短浅且容易被蒙蔽，无论他们的初心有多么仁慈。马尔萨斯认为，人类需要的绝非通过革命带来的民主、理性、女性解放和启蒙运动，而是宗教正统、君主政治和父权制家庭。

理由何在？因为人类的性行为几乎是无可抗拒的力量，除非受到制约，让女性保持宗教虔诚，世界维持父权性质，由政府颁布禁令把人们的性行为限制在严格批准的特定条件下，否则人口总是会扩张，直至达到“现实制约”施加的极限，即只有当女性变得羸弱不堪，排卵失去规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免疫系统受到削弱和破坏的时候，人口才会停止增长。马尔萨斯看到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是“预防制约”，即通过社会中的家长制权威让女性把贞洁状态保持到28岁左右，甚至在此之后，政府依然限制未婚状态的女性发生性行为，并借助宗教产生的诅咒恐惧防止女性违背政府禁令。只有这样，人口才会保持在稳定均衡状态，让人类获得相对良好的营养与财富。

马尔萨斯阐述的观点，至少对他所处的时代及更早的时代而言，并没有错。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世界只有大约700万人口，技术发展指数约为0.051。根据联合国和学院派发展经济学家的标准，当时的生活水准约为每天2.50美元，或者说每年约900美元。快进到公元元年，我们看到世界比公元前6000年有了多得多的发明、创新、技术进步的积累，我采用的技术发展指数也达到0.25，可是平均生活水平依然是每年约900美元。为什么没有进步？因为正如马尔萨斯所述，人类的性行为确实是几乎无可阻拦的力量。全球人口从公元前6000年的约700万增加到公元元年的1.7亿左右。经济学家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估算过英国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他发现，如果把1800年的工资水平指数化为100，则1650年、1340年、1260年和1230年的建筑工人实际工资指数都相当于100。他得到的最高工资指数水平是1450年的150，那是因为在1346—1348年的黑死病之后欧洲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及随后各代人经历的瘟疫浪潮，加上农民起义，严重削弱了贵族维持农奴制度的权势。不过在1450—1600年，实际工资水平又逐渐回落到1800年时候的指数水平。

马尔萨斯建议的策略，即宗教、君主制和父权社会，对提升农业时代一般生活水平的不可避免的惨状没有多少帮助。到1870年，至少在英国出现了某些进步。当然要知道，1870年的英国绝对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克拉克的测算，英国建筑工人在1870年的实际工资水平指数达到了170。但有人还是不以为然，还记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吗？那时的智者们依然推测，人类还没有跨越任何决定性的命运分水岭。

穆勒及其伙伴们言之有据。1770—1870年的工业革命是否减轻了绝大多数人的辛劳程度，哪怕是在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的英国？这值得怀疑。工业革命是否提高了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哪怕是在英国？有一些提高。相比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生活，工业革命无疑是重大事件：蒸汽动力、钢铁制造、机械纺织和电报线路给许多人带来了舒适，让少数人发财致富。但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而且有理由担忧。例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直到1919年还在谈论，虽然“马尔萨斯魔鬼”已经被“清除出视野”，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我们或许又把它重新释放了出来”。

在饥饿的人们看来，食物的魔力不容抗拒。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500年，受到食物短缺制约的全球人口以蜗牛般的速度增长，每年约0.09%，大约从5000万人扩张到5亿人。孩童的数量很多，但严重营养不良，难以让足够多的孩童活到足够大的年龄，以促进总人口增长。在这几千年中，农民和匠人的普通生活水平很少改变，他们总是要把超过一半的精力和资金用来确保最基本的热量与营养摄入。

受“马尔萨斯魔鬼”的困扰，这种情况鲜有例外。人口增长会吞噬技术与组织的发明创新带来的收益，只能让上层剥削阶级的生活显著改善。而技术与组织的发明创新的平均速率也乏善可陈，每年只有约0.04%，相比之下，从1870年前后起这个平均速率达到了每年2.1%。

这就是公元1500年之前的人类生活，此时来到了一道分水岭：帝国商业革命（Imperial-Commercial Revolution）。人类的技术与组织能力的进步速度实现了4倍的大幅跨越：从之前的每年0.04%提高到每年0.15%。远洋帆船、马匹育种、牛羊育种（尤其是美利奴绵羊）、印刷术的发明，粮食种植中对恢复土壤氮素肥力的重要性的认识，运河、马车、大炮、钟表等在1650年之前出现的技术奇迹，成为人类的巨大恩赐，但大炮例外，对某些人来说帆船也是例外。可是这些增长没有快到打破“马尔萨斯魔鬼”的诅咒，并继续把人类约束在几乎普遍的贫困中。大体而言，人口增长与知识增长保持同步，形成抵消。在全球范围内，富人的生活开始改善。但普通人获得的好处极少，甚至可能遭受巨大损失。因为更先进的技术与组织让所有类型的产品数量增加，包括用于杀戮、征服及奴役的更有效和更残酷的工具。

1770年，即在马尔萨斯撰写《人口原理》的一代人之前，又迎来了另一道分水岭：英国工业革命。人类的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增长速率实现了又一次巨大飞跃，大约提升了3倍，从每年0.15%增至0.45%左右，而在工业革命的原发心脏地带或许还要高出1倍：那是个神奇的环状地带，以不列颠岛东南角的多弗白岩为中心，半径约有300英里。另外还有在北美洲东北部的衍生地区。以这样更快的进步速率，更多技术奇迹于1770—1870年在北大西洋沿岸普及，并推广到世界上其他辽阔地区。全球人口增长也加速到每年近0.5%，全球产出或许首次超出了每人每日3美元的水平（以今天的等值货币计算）。

这些数字非常重要，是真正的关键所在。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曾经提到，经济学家的秘密武器是计算能力，我的曾曾叔祖、经济史学家阿伯特·厄舍（Abbott Payson Usher）也曾有过类似的观点。要知道，我们人类是喜欢讲故事的动物。依靠精彩的情节以及善恶有报的圆满结局，故事总会让我们心驰神往。故事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记忆方式。真正重要的个人事迹必然涉及身处十字路口的某些人物，他们的行动最终会影响人类的命运，还有就是那些作为广大群体的特殊代表的部分人物。只有通过计算，我们才能判断什么样的故事最具有代表性，哪些决定真正影响深远。各项技术都是重要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的权重。我们需要考虑：总体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某项技术进步让人们制造旧产品的效率获得提高，制造新产品的能力获得增强。

工业革命的源起不是预先注定的，革命并非不可避免。对工业革命的起因及历史非必然性的追溯不在本书的议题之内。平行宇宙论者信誓旦旦地说，外面存在与我们类似的其他世界，但我们无法听到、看到或触及它们，就像调到某个频道的收音机不能播放其他频道的节目那样。而根据对这个世界的历史的了解，我完全有把握认为，在外面的大部分平行世界中没有英国工业革命。它们的增长速度更有可能与帝国商业革命时代的每年0.15%持平，或者接近中世纪的每年0.04%。那些世界更有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世界由装备火药武器的帝国长时期把持，全球贸易继续由帆船推动。

当然，我们的世界并非如此。而即便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也不认为帝国商业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是决定性的事件。

在工业革命时代，人类的实用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典型全球增速达到每年0.45%，但这会被每年0.9%的全球人口增长（或者说每代人增长近25%）消耗殆尽。也就是说，每4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总数存活到成年的不止8个，而是接近10个。但如果人们的营养略有改善，人类的性行为能够也的确会产生更大成果。例如在北美洲的梅森-迪克森线以北（即无黄热病的区域）定居的英国移民后裔的数量，在不借助现代医疗辅助的情况下，每100年通过自然增殖翻两番。营养充足但依然贫穷的人面临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而且非常需要某些子女存活下来，以便给自己养老送终。所以，每4对这样的夫妇的子女总数很可能不止10个，而是达到14个。此时每年0.45%的人类技术能力进步已经不足以施展法术来制约“马尔萨斯魔鬼”。因此1870年的世界仍是个贫穷到绝望的世界。当时，超过五分之四的人类仍在挥汗如雨地耕种土地，以生产自己家人吃的大部分食物。预期寿命相比过去只有微不足道的提高。1870年，全球采掘的铜只有人均5盎司，2016年则是5磅。1870年，全球的钢铁产量为人均1磅，2016年则是人均350磅。

全球技术知识在1770—1870年间的增速为每年0.45%，这能够延续吗？人类过去经历的全部繁荣期最终都走向了衰竭，重新进入经济停滞阶段，或者更糟糕的黑暗征服时代。德里在1803年被外来入侵者劫掠，北京在1644年，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巴格达在1258年，罗马在410年，波斯波利斯在公元前330年，尼尼微在公元前612年……

当时的人们凭什么认为1770—1870年的增长不会同样走向衰竭呢？凭什么期待宏伟的伦敦将面临不同的命运？

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1865年还是位30岁的年轻人，默默无闻却自命不凡，“煤炭之问”令他声名鹊起。他警告，最多在一代人之内，英国的易采掘煤炭就将耗尽，各家工厂将随之……关门。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则属于大英帝国最坚定的信仰者。帝国也待他不薄，直至1915年9月2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他的儿子约翰在法国城市里尔郊外的血腥战场上阵亡。不过在1897年，吉卜林对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反应则是创作了一首不祥之诗，预言伦敦逃不脱尼尼微的命运，结尾称：“疯狂的夸赞与愚蠢的妄语——上帝啊，请怜悯你的子民！”

因此，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根本驱动力带来的进一步加速——比工业革命更为强大的加速，当今世界或许会一直停留在蒸汽朋克般的景象中：2010年的全球人口或许仍能达到70亿，但即使发明创新维持在1770—1870年的全球平均速率，绝大多数地球人的生活水平也不会比1800—1870年时高出多少。如果今天的技术与组织停留在大约1910年的水平，飞机仍将是处于幼稚阶段的技术，马粪的清扫也仍将是大城市交通管理的核心问题。此时，全世界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比例将不是9%，而是超过50%，低于5美元的人口比例则将达到90%。此时，平均农场面积将只有1800年时的六分之一，只有最上层的统治阶级能拥有我们今天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当然，真实历史不是这种情形。现实中发生的场景是1870年之后的创新增长加速，让人类跨越了第三道分水岭。

1870年前后，人类的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增长率又提升了4倍，跃进到我们目前每年2.1%的水平。自此之后，技术进步远远超越了人口增长。而且最富裕经济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此后开始下降，随着人们变得足够富裕和足够长寿，限制生育率成为一种合意的选择。

相比之前的所有时代，1870—1914年这段时期堪称“经济理想国”（economic ElDorado），这是凯恩斯在1919年回顾历史时采用的说法。

由此使得1914年的世界成为现代与古代的奇特混合体。当年，英国烧掉了大约1.94亿吨煤炭，而它今天的年度能源消耗量只是那时的2.5倍。当年，美国的铁路客运里程达到平均每位国民350英里，而今天美国的年度航空客运里程约为每位国民3000英里。在1914年，地主阶层在法国之外的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仍占据政治和社会的支配地位，其中大多数人依然自视为手持刀剑、为国王效力的骑士阶层的后裔。

与过去相比，当时几乎是传说中的乌托邦。全球非技能劳动者的平均实际工资在1914年比1870年又提高了大约50%。自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来，历史上从未达到过这样高的生活水平。

为什么自1870年之后，每1年的技术与组织进步幅度都堪比1770—1870年间需要4年才能达到的成就，如果是1500—1770年间，则需要12年才能实现，如果是在1500年之前，则需要60年？最开始集中在欧洲部分地区发生的这一现象，又如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尽管程度上并不平衡）？

我认为答案在于工业研究实验室、大型现代公司以及全球化的到来，把全世界整合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并着手解决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找到如何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实验室和公司组织让托马斯·爱迪生、尼古拉·特斯拉之类的人成为发明家。他们不再需要像前人那样承担十几种其他角色，从团队指挥到人力资源经理等。这些工作都留给公司去完成，由此带来了显著的差别。技术发明可以用理性、规范和职业化的方式开展，然后以理性、规范和职业化的方式应用。

1870年前后的这些发展是否必然或不可避免呢？我们能看到，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并非不可避免或必然，今天的场景是历史上未曾发生的事情与确实发生的事情的共同结果。人类历史充满了此类可能出现的情形，例如，假设莉莉安·克劳斯没有在1933年2月15日用她的手提包打中杀手朱塞佩·赞加拉，后者的子弹就会命中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头部，而非芝加哥市长安东·塞马克的肺部，结果将是罗斯福死去，塞马克活下来，那么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岁月中的历史将面目全非。然而，工业实验室的创建不是一个或几个人的事情，而需要许多人联合协作，往往各怀目的，历时多年。这意味着不可避免吗？未必。可是很多人在长时期联合协作，确实更有可能得出某种特定的结果。

我们感觉此类进程可能会有不同结果，但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来总结这可能会如何发生，或者特定结果将落到怎样的合理范围。正如历史学家安东·豪斯（Anton Howes）所言，在1773年之前的5000年中，几乎任何一位织布工都有可能发明飞梭，从而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无人做到，直至并没有掌握艰深知识及利用先进材料的约翰·凯伊——借用豪斯的称颂——“发明用两端的木头盒子接住梭子……加上一根绳子和一个名为选择器的手柄”，由此可以看到，“凯伊的创新在简单实用上无与伦比”。相比之下，实验室和公司组织更为复杂，有可能超出人类的想象。

要让实验室和公司发展扩张并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还需要催化剂。而最主要的催化剂显然是全球化。

回到1700年之前，当时所说的“国际贸易”属于用高价值贵重物品交换贵金属的贸易，这些贵重物品包括香料、丝绸、精神药物（如鸦片）、精美制造品（精钢刀剑、瓷器）、重要而稀缺的原材料（如制作铜器所需要的锌）。偶尔还有在各个帝国内部及之间依靠船只运输的粮食：埃及和突尼斯的小麦运到罗马，中国江南的大米运到北京等。还有奴隶贸易：把人们从原生的社群中绑架出来，强制赋予毫无权利的最低等级地位，以极少的食物要求他们提供大量劳作。国际贸易意义重大，严重关系到精英阶层的享乐与修养。但它不是改变经济生活的本质力量，当然对于受工业革命之前的贸易网络奴役的人除外。我们所说的“国际贸易”在当时最多影响到全球经济生活的6%，平均来说，一个地区有近3%的消费来自其他地方的进口，近3%的产出用于出口到其他地方。这在1700年之后开始改变。1700—1800年，北大西洋的“枪炮-奴隶-蔗糖”三角贸易确实成了一种强大力量，为邪恶目的剧烈地改变了非洲与加勒比地区的面貌，并发挥了至今仍有争议的推动作用，把全球海洋帝国的庞大财富集中转移到英国，使后者走上了市场经济、有限政府、工业革命和世界霸权的道路。不过，1800年时的国际贸易充其量只占全球经济生活的6%。

1800年之后，棉花与纺织品加入了世界贸易的关键大宗商品清单。棉花输入英国工业革命中的核心制造地带，即英国本土和英吉利海峡对岸地区，以英格兰东南部的多佛为中心的300英里半径圆圈的范围，以及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这些地区出产的纺织品和其他制造品则出口到世界各地。不过，到1865年时，国际贸易依然只占全球经济活动的7%。

交通运输也出现了全球化，装备钢铁外壳和螺旋桨动力的远洋蒸汽轮船与铁路网连接起来。还有通信的全球化，环球范围的海底电报线缆与陆地线缆交接。到1870年的时候，你可以用接近光速的速度在伦敦与孟买之间互通信息，1876年后，伦敦与新西兰也实现了连通。

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没有壁垒。各国边境开放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移民，但许多温带地区的定居地限制来自中国、印度等地区的贫穷移民进入。这些地方被保留给欧洲人，有时也包括来自中东地区的人。尽管有限制，但大量人口仍加入了移民行列，在1870—1914年间，世界上每14个人中就有1人从自己原先居住的大陆外迁，总人数接近1亿。

世界各国政府的开放态度还意味着，对贸易、投资和交流的法律障碍很少。随着人的搬迁，资金、机器、铁路、轮船和电报线缆等生产与分配网络跟随而至，追逐各种自然、实物和生物资源。跨越（今天的）国界的交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在1870年达到约9%，在1914年更是提升至约15%。交通运输成本的革命性降低大大超出了同一时期生产成本的降幅和差异。交通运输的进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看看铁路的例子。能够廉价生产铁轨和发动机的冶金技术，让陆上交通的成本变得跟河流和远洋一样低廉，速度也变得更快，至少在铁路铺设到的地方是如此。

有人却发出了怨言。19世纪中期的马萨诸塞州先验主义作家与活动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对铁路的回应是：“滚出我的草坪！”

人们有种难以名状的想法：如果他们把这种共同出资和建设行动坚持得足够久，最终就能让所有人都搭乘火车，以较短的时间和极低的费用旅行。可是，当一大群人冲到车站，而检票员高呼“全体上车”，黑烟冒起，蒸汽四溢的时候，大家将会发现只有少数人在乘车，而其他人则被碾压。这将被称为“一场悲哀的事故”，事实也将的确如此。

但我的先祖以及大多数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在铁路出现之前，一般的原则是，陆路的农产品运输不能超过100英里。因为到这个距离的时候，拉货的牛马会消耗掉它们运送的全部货品。你要么找到一条通航的水路——理想情况是比100英里近得多——要么自己消耗生产的全部粮食。这同时意味着，你穿的、吃的、用来打发时间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在本乡本土生产，否则就得用不菲的代价购买。

在梭罗看来，花费一天时间步行或骑马去波士顿是件好事，是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但这是有钱人的看法，或至少是无家庭负担的人的看法，而且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第二任妻子丽迪安·杰克逊（Lidian Jackson）还很乐意为他烤制馅饼。

实验室、大公司、全球运输、全球通信、壁垒降低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足以翻越决定性的分水岭，让人类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它们还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书写了世界经济的故事。

鉴于全世界的人类都喜欢居住在能够通航的水道附近，交通运输的最深远革命或许不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铁路，而是后来诞生的烧煤的铁壳远洋蒸汽轮船。1870年，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下水了蒸汽螺旋桨驱动的铁壳客轮皇家海洋号，这艘船承诺用9天时间从利物浦抵达纽约，而在1800年这段旅程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

皇家海洋号有150名船员，服务1000名三等舱乘客，每人票价为3英镑，大致相当于非技能劳动者一个半月的工资。还有150名头等舱乘客，每人票价为15英镑。以占平均收入的份额计算，头等舱票价相当于如今的1.7万美元。但更有意义的应该是与19世纪70年代的近期历史做对比。就在一代人之前，乘坐更缓慢、更不安全的其他船只的三等舱的费用是皇家海洋号的2倍，而1800年时的费用约为4倍。在1870年之后，送一位家庭成员漂洋过海去工作，对于除最贫困阶层之外的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都成了一种可行的选项。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此做出了响应。因为多达1亿人离开自己原生的大陆，去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19世纪后期的生产和贸易全球化显得活力十足。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们都没有见到人类在全世界的分布如此迅速地发生调整。

大约5000万人离开欧洲的故乡，主要迁往美洲和大洋洲，也有些去往南非、肯尼亚高地、庞蒂克-里海大草原以及其他地方。1870—1914年是一个非凡的时代，工薪阶层可以为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反复跨越海洋。

按照我追溯的家族史，我的所有先祖都是在1800年之前抵达美国，那时跨海移民的人多是被奴役者、被契约束缚者，或者中产阶级成员。我知道的最后一位是艾德蒙·加拉弗，1772年生于爱尔兰的瓦特米斯（Watmeath），他与莉迪亚·麦克吉尼斯（1780年生于新罕布什尔）在19世纪之初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迎来儿子约翰的降生。不过，我妻子的所有先祖则是在1870年后的全球移民大潮中来到美国的。其中一位是玛莉亚·罗萨·席尔瓦，1873年生于葡萄牙，于1892年抵达美国。她于次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洛维尔嫁给何塞·吉尔，后者于1872年生于讲葡萄牙语的马德拉岛，于1891年乘船抵达萨凡纳。

他或许了解甘蔗，并听说萨凡纳有甘蔗种植，但发现自己在那里肤色太黑，于是搬到了洛维尔，我们对此并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玛丽、约翰、弗朗西斯和卡丽，在1900年后不久重新跨越大西洋，从波士顿返回了马德拉岛。之后何塞于1903年死在了南非。接下来我们看到玛莉亚·罗萨带着4个孩子，加上后来的约瑟夫，再度跨越大西洋。在马萨诸塞州富尔河镇1910年的人口普查中，她被登记为租房居住的寡妇纺织工，生育过5个孩子，有4个存活下来。

移民并不总是单方向的。正如何塞·吉尔与玛莉亚·罗萨·席尔瓦那样，某些人多次跨越大西洋。其中有个人做了永久性的反方向旅行——生于美国，迁往英格兰，她就是1854年出生的珍妮·杰罗姆，纽约金融家莱纳德·杰罗姆与克拉拉·霍尔之女。原因是她嫁给了第七任马尔堡公爵的小儿子兰道夫·斯宾塞-丘吉尔爵士。他俩于1873年在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举办的帆船赛会上初次相遇，3天后即订婚。但婚姻被推迟了7个月，因为珍妮的父亲莱纳德与新郎的父亲约翰·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公爵需要商讨：新娘应该带多少嫁妆以及如何保管。这对年轻夫妇的儿子温斯顿在婚后8个月出生，另一个儿子约翰则在6年后到来。

兰道夫在大约20年后的1895年去世，享年45岁，或许是因为梅毒，总之是有显著神经症状的疾病。死亡证明上的诊断说“由于神经失常而基本瘫痪”。珍妮此后“深受威尔士亲王及其他人的爱慕”，这是当时的说法。她在1900年同乔治·科恩瓦里斯-韦斯特结婚，后者只比儿子温斯顿大一个月。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去掉了姓氏中的连字符，把前半部分斯宾塞改成了自己的中间名。青年时期，他是英国政治的“童言无忌者”，中年时期是糟糕的财政大臣，然后在二战时期出任首相，扛起了抗击纳粹的重任。温斯顿作为战时首相的辉煌成就至少应部分归功于他有一半的美国血统，并知道如何与美国对话，尤其是如何与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话。

虽然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北部的红杉林中有供奉佛教的观音菩萨的神龛，但中国向欧洲人聚居的加州及其他气候温和的殖民地与前殖民地的移民路线很快被关闭了。利兰·斯坦福（铁路大亨和加州州长，为纪念自己的儿子创建和捐资兴建了斯坦福大学）之类的富豪也许支持引入移民，但平民主义者倾向于排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难以阻挡西欧人和东欧人的流入，但基本上可以强制推行“中国佬滚回去”的政策。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们也属于不受欢迎的同一类型。

莫罕达斯·甘地生于1869年，他的父亲卡拉姆昌德·甘地是卡提瓦半岛上与英国结盟并受其领导的博尔本达尔侯国的首相，母亲是父亲的第四任妻子普立白。莫罕达斯14岁时，家里安排他同卡斯图尔白成婚。1888年，18岁的他从孟买坐船去英国学习法律。3年后，22岁的他成为律师，坐船返回印度。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1893年遇到一位商人，对方需要律师帮忙去南非收取4万英镑的债款。甘地自告奋勇接受此任务，再度横跨大洋。他本想只去一年，但后来决定留下。1897年，他返回印度，然后把家人一起接到南非。他将在那里再住上22年，并在那里成为一名反帝国主义者、政治家和活动家。因为从印度次大陆来到南非的人所受的待遇虽然没有本地土著那么屈辱，但也只是略好一点。

这些伟大移民活动的另一位参与者是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中等水平的地主家庭，家境约相当于中国当时平均收入的5倍。1920年12月，邓小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因为1914—1918年的一战把大量劳动力送入军队，并让许多人死去或致残，所以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法国政府都急于接受任何愿意入替的人。邓小平借助战后的这项人力引入计划，到巴黎郊外的克勒索工厂担任金属加工的钳工，在那里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并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1926年，邓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之后于1927年回国，从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成长为高级官员。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受到两次排挤，前一次的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但邓小平最终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指引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真正崛起，他完全有资格被视为加长版20世纪历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

在欧洲人移居的各个气候温和地区，本地平民主义者非常成功地保持了“欧洲色彩”，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智利、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潮被引向了其他地方，如锡兰的茶叶种植园或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等。不过，仍有多达5000万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移居海外，主要去往东南亚、非洲、加勒比地区与秘鲁高地。

气候类似欧洲的资源丰富的定居地，如加拿大和阿根廷等地，进一步促进了欧洲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移民后来又回到母国，大多数人带回的资源让自己成为中产阶级的坚实成员。三分之二留在海外的移民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则提高了1.5～3倍。留在母国的人同样因此获益。数十年的移民浪潮使欧洲的工资水平提高，因为留在本地的劳动者面临的就业竞争变小了，而且有来自新大陆的廉价进口产品可供选择。

富豪与平民主义者也从中获得了好处。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劳动力稀缺的大西洋西岸外围地带从劳动力丰富的欧洲迎来移民浪潮时，之前已经生活在那里的本土工人有什么损失。在1914年之前的岁月，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实际工资分别实现了1.0%、1.7%和1.7%的年增长率，而欧洲西北部的工资的年均增速为0.9%。只是在澳大利亚，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的实际工资水平陷于停滞，外贸增长似乎对这个劳动力稀缺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削弱作用。总体而言，迁往温带地区国家的移民同时带来了资本，从而扩大了移民接收国的经济规模。

对热带地区的移民接收经济体来说，移民涌入是否压低了相对工资水平？的确如此，而且对没有移民的经济体来说也是如此。英国的资本、巴西人参股兴建的橡胶种植园以及从中国输往马来亚的劳动力，都可以也的确打压了巴西劳动者的工资，他们甚至不知道有马来亚这个地方。经济欠发达也是个过程，在1870—1914年之间不断演化。

移民对中国和印度本土等移民资源丰富的经济体的工资没带来多少提高，这两个地方的人口过于庞大，外迁移民显得微不足道。

由于不幸的命运和糟糕的政府，当时的印度和中国没能挣脱“马尔萨斯魔鬼”的锁链。技术有所进步，但生产潜力的提高被人口增长吞噬，而不是表现为生活水平改善。中国在19世纪后期的人口几乎是第二个千禧年之初（公元1000年）的3倍，因此对于欧洲人视为濒临饥饿的工资水平，中国和印度的潜在移民依然愿意接受。

就这样，中国和印度的庞大人口以及低水平物质财富和农业生产率制约了接收亚洲移民的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包括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加勒比地区以及东非等。这些地方可以廉价地引入劳动力，配以略高于基本生存水平的工资。但劳动者们依旧珍惜工作机会，因为他们在马来亚或非洲种植园里得到的发展机遇和生活水平依然明显超过自己回国以后的境遇。低工资成本意味着，对亚洲移民开放的国家出产的大宗商品较为便宜。于是，来自马来亚橡胶种植园的竞争制约甚至压低了巴西橡胶种植园的工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在后来被称为南方国家的广大地区，19世纪后期的生活水平与工资率依然停留在低水平，尽管要高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

好坏不论，全世界此时成为一个整体，讲述同一个故事。这个全球故事的一部分内容是，出现了明确的国际劳动分工：“热带”地区向欧洲供应橡胶、咖啡、食糖、植物油、棉花及其他相对低价值的农产品。欧洲移民不断增加的温带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乌拉圭、乌克兰、智利，或许还包括南非，出产并向欧洲输送粮食、肉类和羊毛。德国农民遇到了新的竞争对手，不只是来自美洲，还有从敖德萨用船运来的大量俄国谷物。西欧国家依靠制造品的出口收入来支付进口物资，美国东北部也同样，工业设备和物资将在1910年提升至该国出口的半数份额。

随着即将成为世界外围地带的经济体的工资水平下降，它们发展出足够富裕的中产阶级，为强大的本土工业创造需求的机会也在缩小。

至于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看看大英帝国的例子。英国人无论去往哪里，都会修建起一座堡垒、几个码头和一家植物园，后者是为发现哪些有价值的植物可以在他们的堡垒掩护下兴旺种植起来。正是大英帝国在19世纪把橡胶作物从巴西带回皇家植物园，然后送到马来亚，以及把茶树从中国直接送到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尽管橡胶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才引入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半岛，到一战结束时，这三个地方已经成为世界天然橡胶的主要供应地。这个进程至少绝大部分是由大英帝国促成的。葡萄牙人则把咖啡树从也门带到巴西。对于在19世纪后期成为全球经济外围地带的许多地方来说，它们的比较优势更多不是天然形成，而来自人为赋予。

美国是最主要的长期受益者。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就能发现，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移民浪潮涌入的几十年是加长版20世纪成为美国主导时代的关键阶段。例如美国在1860年拥有完整公民资格（也就是政府认为值得教化的讲英语的白种人）的国民人数，包含女性和儿童在内，只有2500万，而英国及其自治领的相应人口数为3200万。到1940年，即1870—2010年之间的中点，情况有了巨大改变。美国拥有完整公民资格的人数达到1.16亿，英国及其自治领则只有7500万。两国的人口都在自然增长，正是被接纳和同化的大量移民让美国到1940年实现了比大英帝国更为壮阔的飞跃。

1870—1914年这数十年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迁徙、运输和通信改进、贸易和投资扩张的时代。人员运输与货物运输的成本竞相下降，芝加哥每磅1.5美分的面粉，1850年在伦敦能卖到3美分，到1890年已降至2美分。事实上，除特别容易损毁的类别外，每种大宗商品在1870年之后都可能以低于任何国家国内运费的价格通过港口跨越大洋运输。只要有码头和铁路，世界上的每个地方都能够同其他任何地方紧密连接起来。每个人的机遇和约束也都取决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

这一点影响深远：1870—1914年，出口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在印度和印尼翻了一番，在中国达到3倍多。德川幕府两个半世纪的闭关锁国被美国军舰强行打破后，日本在一战之前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把出口占国民产出的份额从接近于零提升至7%。150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出的份额约为1.5%。到1700年提升至3%左右，1850年达到约4%，1880年为11%，1913年达到17%，如今是30%。

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把1870—1914年之间的这一进步称作“第一次松绑”（first unbundling）：船运成本的巨幅下跌意味着产品的使用和消费不再必须同原产地“捆绑”。你可以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货品，再廉价地运输，送到购买它们的有钱人所在的地方去使用和消费。

然而这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使世界变平”。除了购买简单易懂、质量已知的产品，如果你想做任何更为复杂的事情，都必须与他人交流。别人必须知道你的需求，你也必须了解他们的生产能力，需要就双方如何最好地协调达成共识。你还必须同他们面对面，以判断能够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信任对方。鲍德温说的第一次松绑意味着，生产可以也确实同使用和消费分开了，但生产并不是直接迁移到运输网络上最易于获取各种资源的地方，而是集中起来，迁入工业区，让生产商们可以尽量节约与沟通、会谈、面对面谈判和建立信任有关的成本。

这一结果使得众多工厂比邻而居，于是工业研究实验室与新的思想创意也集中到一起，沟通交流的高成本同样要求思想的聚集。产品可以通过运输网络发送到任何地方去使用，但只有在全世界某几个地方生产才是最廉价和高效的。就这样，地球在1914年之前的经济理想国中繁荣起来，北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花园中的毒蛇则是相对收入水平的分化：市场在给予（北方国家）的同时，也在拿走。就后来的南方国家而言，它们的工业化远远落后，很多地方完全没有工业化，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地方还被去工业化。

欧洲西北部在生产制造品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比较优势，外围地区出产的自然资源也变得更有价值：铜、煤、咖啡以及各种矿产品和农产品可以通过铁路运往港口，再装上铁壳的蒸汽动力远洋货轮。市场经济的反应就像信息随着铜制电缆传输那样迅捷。核心工业化国家凭借在工业知识方面的优势专门负责制造业，外围地区专业生产初级产品，新升级的基础设施能帮助出口这些产品。这两类地区开展专业分工的能力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

推动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技术与基础设施投资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回报。例如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估计，联合太平洋公司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带来了每年约30%的社会回报率。

国际贸易的增长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可能被利用到极致。两个国家在纺织品和五金产品的相对价格上一旦有差异（或者其他任何两种不易损毁变质的产品之间），把一个国家相对便宜的产品用于出口，以进口相对昂贵的产品，就可以赚取利润并改善社会福利。而比较优势一旦确立，通常就会延续很长时间。英国人发明的自动纺织机械，丝毫不代表它们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运转得更好。可是，英国的棉纺织产品出口在1800—1910年的多个十年中不断增长，到一战前数年的巅峰期攀升至每年11亿英镑。

比较优势的影响范围极其广阔。不太善于种植农作物，然而更不会制造机械工具的国家，依旧可以通过出口食品和进口机械工具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处于最擅长制造汽车的行列，但相对来说制造飞机更出色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出口飞机和进口汽车来改善福利。这就是不断扩张的世界贸易的可怕力量。无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来自创新的企业家、深厚的工程技术实力、高素质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乃至使劳动成本低廉的贫困处境，贸易都可以使企业盈利，让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世界范围的实际工资水平因此得以提升，并不限于当时广泛采用工业技术的若干国家。

在劳动力之后，金融和投资也深受影响。以历史尺度观之，1870—1914年的世界经济是一个高投资型经济。西欧、北美洲东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化动员了足够多工人生产制造品，满足全世界的需要，并帮着修建铁路、轮船、港口、吊车、电报线路以及其他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使全球化经济体首次成为现实。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的1865年，全球共有2万英里（1英里约为1.61千米）铁路，到1914年则发展到30万英里（今天的数字是100万英里）。

德国汉堡市的工人获得了由北达科他州或乌克兰小麦制造的廉价面包。伦敦的投资者为蒙大拿州的铜矿和加州的铁路提供资金（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把其中很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日本政府扶持东京的企业家购买德国汉堡的工人制造的电动机械。把全世界连成一体的电报线缆则是由蒙大拿州的铜制造的，用中国工人在马来亚以及印度工人在孟加拉采集的橡胶作为绝缘包裹材料。

凯恩斯在1919年指出，这一发展使得对全球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而言，1914年的生活“以较低成本和极少麻烦提供的各种便利品、舒适品和愉悦品，超出了过去时代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君王的享受”。

对全球工薪阶层来说，或者至少对那些被轮船、铁路、国际贸易惠及的人来说，生活水平更是大幅超过了基本生存水平。马尔萨斯的力量也对此做出了反应，1914年的人口相比一代人之前增加了四分之一。半个世纪的人口增幅超过以往农业时代的500年。不过，这并没有对营养水平带来下行压力。投资和技术使人类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包括营养在内的现有资源获得了相对于人口增长的更快增速。这次轮到“马尔萨斯魔鬼”被锁闭起来了。

以沟通交流的能力为例。1800年左右，一个财务状况不稳的英国-爱尔兰贵族家庭的第四个儿子亚瑟·韦尔斯利正在追求财富和声誉，而他唯一的显著才干只是绝对属于业余水平的小提琴演奏。韦尔斯利给自己购买了一个职位，担任英国第33步兵团的少校。当时的英国政府认为，主要由富人、地主家庭子弟构成的军官团队将永远不会重演1650—1660年的准军事独裁政治，因此采用了军官职位必须花钱购买才能获得的规则，使出任军官的人必须同地主家庭有密切联系，能够获得后者的资助或借款。亚瑟就是靠兄长理查德借钱给他，得以晋升到陆军中校的。理查德此时被英国任命为印度总督，未来的威灵顿公爵亚瑟则与之同行，希望哥哥的羽翼庇护能帮自己当上将军。理查德确实帮了这个忙。亚瑟·韦尔斯利在后来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指挥军队击败过拿破仑亲自统辖军队的将军。但他认为自己作为将军打得最好的战役其实是负责指挥第一场，即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萨伊战役，是帮助英国赢得第二次马拉塔战争的关键一役。

亚瑟·韦尔斯利花了7个月时间从英国抵达印度，返回的旅程则是6个月。这个时滞意味着，大英帝国内阁与东印度公司董事们要求他向印度各个地方总督传达的所有问题、指令或命令，在最终抵达加尔各答的威廉堡、金奈的圣乔治堡或孟买城堡的时候，时效都过去一年了。需要一年时间完成的问答不能算对话，而是两场有交叉的独白。在这样的鸿沟之间传递看法、实践、能力和目标，都杂乱无章到了危险的地步。

电报则能够实现对话。它借助铜制电缆以近乎光速传递信息，把地球上的各个点连接在一起。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欢迎。亨利·梭罗这次又发出了怨言：“我们在匆匆忙忙地修建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系统，但这两个地方之间或许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需要沟通。”

得克萨斯或许不需要从缅因州得到太多重要的情报，但在1860年夏天，得克萨斯人需要了解芝加哥的很多事情，因为在维格瓦姆召开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提名亚伯拉罕·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将会在5年之内让得克萨斯的2.5万成年白人死亡，2.5万人致残，令20万得克萨斯黑人全部获得解放。缅因人或许不需要了解太多得克萨斯州的情报，但对于驾船运货的缅因州渔民来说，大浅滩鳕鱼在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纽约和费城等地的相对价格却意义重大。

了解鳕鱼的价格很有价值，数十万美国人的解放影响深远，两者都代表着电报信息带来的改变。自从语言发明以来，人类的伟大力量之一便是我们通过谈话和流言把自己变成了情报存储库。社群中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如果有用，很快会传遍整个群体，经常还会流传到群体之外很远的地方。电报拓宽了人们周边群体的范围，从村庄、城镇或行会有可能扩展到整个世界。

用电报包裹全球并不容易，尤其困难的地方是架设海底电缆。1870年，英国工程师伊桑巴德·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率领大东方号——人类在1901年之前建造的最大船只——铺设了从也门到孟买的海底电缆，完成了连通伦敦的海底线路工程。此后，未来的威灵顿公爵以及数百万人不再需要花费数月时间在伦敦与孟买之间往返传递消息和指令，几分钟即可实现通信。1870年以后，你在早上起床时就能获知自己的海外投资在昨天的表现，并在午餐前把指令与问题发送给远在天边的银行经纪人。

它的深远意义来自如下三方面因素。首先，这一进步不仅给决策提供了更多参考信息，还改善了信任与安全。例如在1871年，34岁的美国金融家摩根（J.Pierpont Morgan）与45岁的美国金融家德雷克塞尔（Anthony Drexel）结成投资银行合伙人，试图把资金从资本充裕的英国引入自然资源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如今的摩根大通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公司正是那家合伙企业的后裔。其次，这一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转移，让地球上某个角落发明或应用的技术及方法能在另一个角落投入使用。再次，这一进步成为帝国的侍女。在可以廉价而可靠地实现交流、运输货物和人员的地方，就能够指挥、调动和供应军队。于是，征服扩张成为所有欧洲强国能够在全世界任何角落实施的行动，至少是带来侵略和破坏。欧洲列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除英属印度外，1870年之前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主要集中在港口及其腹地。可是到1914年，除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尼泊尔、泰国、中国内地以及日本以外，全世界其他地方都被欧洲列强征服或统治，日本则占据了朝鲜和中国台湾。

19世纪末，随着信息传输速度的极大提升，人员和设备运输成本的巨幅下降，人类历史上似乎首次能够实现把任何已知的生产技术应用到世界的任何角落。

纺织厂出现在世界各地，如孟买、加尔各答、上海、开普敦、东京，以及曼彻斯特、福尔里弗和布鲁塞尔。北大西洋两岸的经济核心地带为这些项目提供支持，如资本、劳动力、组织和市场需求，即从外围地区购买产品的需要和意愿。西欧国家在1870年之前的大宗进口主要限于棉花、烟草、食糖和羊毛，还有少量的棕榈油、皮毛、兽皮、茶叶和咖啡等，后几种不是必需品甚至便利品，而是属于奢侈品。到1870年之后，技术进步要求有石油来供应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有硝酸盐来生产化肥、铜缆和橡胶轮胎。即使不谈这些新技术，北大西洋两岸核心地带对于可可、咖啡、茶叶、丝绸、黄麻、棕榈油及其他热带产品的需求在1870年之后也迅猛增加。商品需求和工业技术变革理应开始把全世界拉近到一起，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生于圣卢西亚的贸易和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认为，一体化经济世界出现带来的净效应是，让许多国家和地区跳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电梯”，把它们带到“前所未有的人均产出高度”。但他判断，1870年之前只有6个国家完全登上了电梯。

从1805—1848年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为什么此类国家如此罕见。阿里的最大愿望是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他的孙子们不会成为法国银行家和英国官员的傀儡。他实现这个梦想的一条道路是试图把埃及变成纺织制造业中心。但问题在于，维持机器的运转难以做到，纺织厂被迫停工。他的孙子、1863年成为埃及总督的伊兹梅尔（Is-mail）确实变成了法国银行家与英国委任官员的傀儡。

中国、印度以及在二战后成为南方国家的其他地区不生产和出口小麦和羊毛等某些高价值商品，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们的农业生产率太低，气候也不适宜。此类商品的出口主要来自温带移民经济体。也正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实际和潜在移民给马来亚、肯尼亚和哥伦比亚带来的沉重工资压力，才使后几个地区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从一开始就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更令人迷惑的是，为什么在一战之前的岁月中，工业化没有更快地普及到后来的南方国家。毕竟，北大西洋工业核心地带的榜样看起来不难模仿。英国工业革命中发明的技术，包括蒸汽动力、纺织厂、自动织布机、钢铁提纯和冶炼以及铁路建设，需要很多相互独立的天才的贡献。然而模仿这些技术并不需要，尤其是当你可以购买英国和美国工业中使用的同类型工业设备，并廉价地运输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假如亨利·福特能改进生产线，让流水线上的非熟练工人完成过去的熟练工匠的任务，那么他或者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对生产线做些类似改进，让工资更低的秘鲁、波兰或肯尼亚非熟练工人完成美国工人的任务呢？要知道即使在1914年的时候，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也已经非常高了。

困难是否在于政治风险？决定性因素是不是靠近机器供应商和制造类似产品的其他工厂带来的比较优势？还是说，必须有专家在身边，以便及时修理可能出现故障的各种设备？

对我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大谜题。不仅是我，其他经济史学家同样困惑。对于一战之前的技术扩散步伐在工业核心地带之外为何如此缓慢，我们知道的还太少。

外围经济体在出口型种植园农业的专业分工方面做得非常好，而在创造现代制造业工厂方面则表现太差，后者本可以把它们的较低工资水平变成比较优势的持久来源。

在别人询问这背后的原因时，我说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和德国）在初期的成本优势太大，因此其他地方为扶持“幼稚产业”必须实施较高的关税保护。我还说殖民统治者不允许殖民地人民的工业化尝试，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影响让许多人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一可能性，如此等等。甚至极少人想到稍微偏离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的终极真理，而借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其同党的实用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从长远看，汉密尔顿式的“发展型政府”的路线或许本来可以大大推动这些经济体的进步。

没有约束的市场经济会竭尽所能地满足拥有宝贵财产权利的人的欲望，而这些人追求的是通过购买外国奢侈品来提高生活水平。他们没有实现和加快长期增长的耐心，遑论通过涓滴效应把财富和机遇拓展到工薪阶级。另外，市场经济虽然看到了兴建种植园的利润，看到了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使用中可能收取的费用，却没有看到和考虑工人或工程师们从生产合作中获得的知识进步。观察先行者与竞争对手的成败对错，听他们炫耀自己的事迹成就，同情他们创业失败的经历，乃是促进生产率提升的强大社会渠道。不过，在硅谷的马车轮酒吧开展的谈话本身并不涉及资金流动，因此市场看不到这些活动对经济的好处。

约翰·穆勒曾指出，由此获得的技能和经验，能创造“一个国家在某个生产领域超越另一个国家的优势……只是因为较早开展这类生产活动……而没有其他内在优势”。除非有所约束管理，否则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尝试会使某些国家永远无法获得此类技能和经验。因此在1870—1950年，最盈利、最依靠创新支持的经济活动类型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我们如今所说的北方国家。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阿伦（Robert Allen）认为，帝国主义是决定性因素：殖民政府没有兴趣采纳能够促进工业化的港口、铁路、学校、银行等“标准组合”的政策措施，也无意给“幼稚产业”提供关税保护，因为这些产业不属于当下就能赚钱的出口产业。阿瑟·刘易斯则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移民和全球商品贸易：工业化要求有繁荣的国内中产阶级购买工厂的产品，热带经济体难以发展出这个群体。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提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出来的思想和知识交流习惯，为北大西洋的核心工业强国依赖的工程实践群体奠定了基础。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则指出，最关键因素是号称来自卡斯提尔征服者（Castilian conquistadores）后裔的土地贵族，他们认为，为了长期维持对社会的统治，最好是把制造自己喜欢的奢侈品的工厂阻隔在大洋彼岸。

我的学识不足以对上述观点做出判断。问题的答案藏在复杂的因果组合中，从做出决策的许多个人，到更宏大的文化和政治力量。我只能肯定，假如20世纪没有像实际情形这样发展，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另外会发生什么。

二、技术驱动型增长的加速

1870年之后的世界呈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全球化面貌。但它具体指什么？地球上纵横交错的通信和运输线路正在把思想和人口以更快的速度转移，但全球化显然不止于此。为更好地了解全球化，我们可以先听听赫伯特·胡佛的故事。

胡佛于1874年出生在美国艾奥瓦州。他的铁匠父亲死于1880年，母亲也于1884年去世，从10岁起他便成为孤儿。次年，他开始向西迁徙，首先搬到俄勒冈州的姨父姨母家，然后正如他后来经常说的那样，于1891年迁往加州，成为第一名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因为他在开校前就到了，校方同意他进入校园住宿。接下来，胡佛在那里学习采矿工程，于1895年毕业，当时正是1893年金融恐慌之后的萧条期。

胡佛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加州的草谷公司（Grass Valley）做矿工，年收入为600美元。然后成为实习生和矿业工程师特别助理，年收入提高到2400美元。他继续向西迁徙，于1897年跨越太平洋。先是到澳大利亚为墨林矿业公司（Bewick Moreing）工作，年收入为7000美元。随后来到中国，年收入达到2万美元。正是在这里，胡佛收获了他的第一桶金，但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他后来发现不太容易解释。

在1901—1917年，胡佛住在伦敦，担任咨询工程师和投资人，其业务和投资范围遍及澳大利亚、中国、俄国、缅甸、意大利、中美洲和美国。他于1917年返回美国，1925年出任商务部长，1928年当选总统。从小镇铁匠家的儿子到大学毕业生，再到身家数百万的矿业咨询师，乃至美国总统，即使在美国历史上，谁有过如此巨大和如此迅捷的身份提升？这真是个非凡的国家。美国的不平凡正是让加长版20世纪变得不平凡的一个显著塑造力量。

当然，胡佛本人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全球化，而是依靠他对采矿技术应用的娴熟掌握，以及作为经理人和组织者的技能。全球化并不是让1870年成为历史分水岭的影响最大的事件。在1870—1914年，技术与组织能力以每年大约2%的速率进步，是之前100年（1770—1870年）的4倍以上。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初期有美国、德国以及将迅速落伍的英国，它们在1870年之前就表现出比其他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大约每年快0.9个百分点。接下来它们将加快步伐，保持大约每年2.5%的领先增长速度，几乎3倍于1870年之前的增速。

1870年之前，发明创新主要是单独的发现或应用，给如何做原有的事情找到更新更好的办法：制作毛线、缝纫衣服、装运货物、打造铁器、采掘煤炭，以及种植小麦、水稻和玉米等。发明家们率先找到改进办法，然后加以利用。这个过程要求发明家不仅是研究者，同时也要担任开发工程师、维修技师、人力资源经理、领班、啦啦队员、市场推广员、团队指挥以及金融家等角色。

如果周围的条件能够支持，1870年之前的上述体系还是够用的。例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它需要廉价的燃料来源，需要某些重要而能够盈利的用途，并且在金属加工技术领域有充分能力。燃料在煤矿底下找到了。借助蒸汽机，种植园出产的廉价棉花很适合用于机器纺纱，并快速输送到生产畅销服装的工厂。再加上廉价制造铁轨和轮子的实用金属加工工艺，工业革命的导火线终于点燃。蒸汽动力就这样推动了19世纪的自动纺锤、织布机、金属压印机和火车头的运转。

但这条导火线完全有可能熄灭，因为1870年之前的历史记录给人留下的印象正是如此。印刷术、风车、滑膛枪、航海帆船、水磨，以及之前的马项圈、重型犁和3600名士兵组成的战斗军团，每项发明都给当时的一小块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革命。可是，这些发明都没有点燃类似于我们在1870年之后发动的经济增长火箭。古代地中海文明之后是名副其实的黑暗时代。印刷术带来了信息传播的革命，但书籍始终只占总支出的极小部分，而且印刷术只是单一的发明，而非系列革命。风车和水车让妇女们不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推磨，但她们的父亲和丈夫还会安排其他的活。

滑膛枪和帆船带来了帝国商业时代与火器帝国，但这同样是个零散的跳跃，而非进入持续增长的起飞。马项圈和重型犁把欧洲的人口和商业中心向北推移，却没有显著改善欧洲工薪阶层的处境。军团成为塑造罗马帝国的关键因素，但之后随着扩张达到极限，最终衰落。与之前相比，1870年之后的区别在于最发达的北大西洋经济体“发明了发明”。它们不仅发明了纺织机械和铁路，还有工业实验室以及层级组织支撑的大公司。于是，工业实验室推出的发明可以在全国甚至大洲的规模上推广应用。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体发现除了给制造老产品找到新方法之外，发明全新的产品更为有利可图，并让人获得巨大的满足。

不只是发明，还有对如何开展发明的系统革新。不只是个别的大型组织，还有如何管理组织的系统方法。这些进步是实行一体化中央计划指挥控制的现代公司出现的关键。在1870—1914年的每一年，都有首批工业研究实验室发明更新更好的工业技术并投入应用，有时出售给老牌生产商，更多时候则促进了大公司的兴起与扩张。

阿瑟·刘易斯发现，1870年的富人拥有的物品几乎同1770年的富人一样。1870年的富人拥有的物品数量很可能更多：更多的住房、更多的衣服、更多的马匹和马车以及家具等。然而炫耀财富基本上是展示自己雇用的仆人数量，而非自己个人喜欢的商品。这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刘易斯指出，新产品的出现带来了影响，让富人们可以获得“电话、留声机、打字机、照相机、汽车等，一个看似没有穷尽的过程，20世纪之后的最新目录还包括飞机、收音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游艇等”。1870年，只有4%的美国人家里装了抽水马桶，1920年提升到20%，1950年为71%，1970年达到96%。1880年，美国还没有一部固定电话，1914年，28%的人已经拥有，1950年为62%，1970年达到87%。1913年用上电力的美国人达到18%，1950年提高至94%。

这些神奇的便利品和消费品的出现经常被人们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描述过这一波“巨浪”：从抽水马桶到微波炉的各式发明，在此之后，有机化学、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等低垂甚至中等高度的果实也被采摘，接下来的技术进步注定会慢下来。戈登认为，科学的持续进步把人类突然带到了一个技术潜力异常丰富的地方。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大局。我们把各种进步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说法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快速相继发生，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即实现，而不是以之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那样的速率，在一个半世纪的跨度内逐渐展开。最关键的地方从来不是某种特定技术的出现，而是人们开始认识到有广泛而深入的各种新技术领域可以去发现、拓展与应用。

以钢铁为例，这种即将成为20世纪主要建筑材料和工业文明代表的金属实际上是在19世纪后半叶重新发明的。钢材的构成是90%～95%的铁加上碳。你可以在熔炉中冶炼出不含碳的纯铁，把温度烧到低于铁熔点的水平，施以捶打，使其中的熔渣或者说各种杂质融化并脱落，再如此反复操作。然而这样得到的熟铁硬度太差，不适合工业用途。而如果用焦炭给熔炉加热，使温度高于铁的熔点，焦炭中的碳元素就会与铁混合，于是就能得到生铁或锻铁，但这种材质太脆，同样不适合工业用途。

炼钢要求把细节做到刚刚好，但这并不容易。数千年来，钢材的冶炼都是依靠熟练的匠人，利用木炭加热和捶打熟铁，再将其放入水或油中淬火冷却。19世纪之前的多个世纪中，高品质钢材的制作工艺只有江户、大马士革、米兰、伯明翰的最资深铁匠才掌握。在外行人甚至很多内行人看来，这一工艺好比魔法。按照德国的传说——有些被改编成瓦格纳的指环系列歌剧——命中注定的英雄齐格弗里德获得了优秀铁匠打造的一把宝剑。铸剑的矮人米梅完全不像是一位材料工程师，至于他的哥哥阿尔贝里希则是十足的巫师。

这种情形在1855—1856年发生了变化，亨利·贝塞麦与罗伯特·穆谢特开发出了贝塞麦-穆谢特冶炼工艺。他们把空气注入融化的生铁，以吹走所有的非铁杂质，然后根据工业的需要，加入刚好适量的碳或者锰元素。每吨钢材的价格因此下降到原来的七分之一，从45英镑跌至6英镑，而英国当时的年均工资约为70英镑。后来又出现了托马斯-吉尔克里斯工艺与西门子-马丁工艺，继续改进冶炼技术。到1914年，世界范围的钢材产量从起初微不足道的水平，仅够制作刀剑、餐具和某些需要极其锋利刃口的工具，激增至每年约7000万吨。到1950年又增加到1.7亿吨，2020年更是达到15亿吨。2016年时的钢材成本约为每吨500美元，而欧美国家的平均全时工资已接近每年5万美元。

远不只是钢材。罗伯特·戈登极其准确地指出，1870年对于此后数十年的世界而言是新生事物的黎明时分：“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经历了革命，到1929年，美国的城市有了电力、天然气、电话、清洁自来水……马匹从街道消失……居民们享受到的娱乐……远远超出1870年的想象”。1870年时，经济的高技术前沿还是铁路和钢铁厂，到1903年已变成发电机和汽车，到1936年则是生产流水线和飞机，再到1969年的电视机和火箭（包括登月和军事用途），乃至2002年的微处理器和万维互联网。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以及相应的问题和调整，推进速度和猛烈程度超出以往任何时代。

其中许多变化在1929年之前很早就已发生，而且不限于美国。1889年，即攻占巴士底狱的大革命100周年之际，法国举办了一场世界博览会。展会中心不是革命殉道者的画像，而是由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并以之命名的铁塔。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所述，法国这场博览会成为“商业和贸易、现代性以及机器展厅陈列的技术奇迹的……献祭仪式……在现代性、进步与和平地追求财富的旗帜下，法国人将重获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

埃菲尔铁塔在博览会结束后因公众的呼吁而免于拆除，自此统治了巴黎的天际线。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港，矗立着古斯塔夫·埃菲尔的另一设计作品，这座钢制架构被铜制外表覆盖，名为自由女神。

生活依旧艰难而肮脏。在1900年前后，正快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美国依然较为贫穷，且非常不平等。事实上，对几十年前还遭受奴役的那部分美国人来说甚至变得比之前更加不平等，也比20世纪剩余的时期更加不平等。然而相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美国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却极具吸引力。尽管工作时间很长并面临工伤死亡风险，公司对劳动安全漠不关心，美国的工作机会从国际比较看仍是极为珍贵的。这些机会值得人们穿越5000英里，从匈牙利、立陶宛等地迁往匹兹堡或新泽西的郊外。

任何经济历史叙事在这一时刻都会习惯性地谈到托马斯·爱迪生，全世界最著名的发明家，新泽西州门罗帕克市的“魔术师”，他获得1000多项专利，创建15家公司，包括如今的通用电气公司。然而，广为人知的爱迪生的故事其实遮蔽了这场革命在全球的广泛程度。

我们不妨来谈谈另一位移民，与赫伯特·胡佛一样，他也向西迁徙，不过是从欧洲的克罗地亚来到美国。这位移民就是尼古拉·特斯拉。

特斯拉于1856年7月10日出生在哈布斯堡帝国克罗地亚省克拉伊纳区的斯密尔坚镇，当时统治那里的是维亚纳的年轻君主弗朗兹·约瑟夫。特斯拉在家里5个子女中排行第四，父亲是文化人，担任当地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牧师，母亲则不识字。父母希望他也成为牧师，而他自己则打算成为电气工程师。

特斯拉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市学习了两年电气工程，然后辍学。他与家人朋友中断了联系，做了两年工程师，然后据说陷入了精神崩溃。父亲于是催促他到布拉格的卡尔-费迪南德大学重新上学，尼古拉或许听从了建议，但最多也只持续了一个夏天，他父亲在那前后去世了。

1881年，尼古拉·特斯拉来到布达佩斯的一家新创企业——匈牙利国家电话公司，担任首席电气技师和工程师，但没有停留太久。次年他迁居巴黎，以改进和调适美国技术为职业。两年后的1884年6月，他抵达美国纽约，身无分文，仅带着工程师查尔斯·巴彻勒写给托马斯·爱迪生的推荐信：“我知道两个伟大的人，您是其中之一，这位年轻人是另外一个。”于是爱迪生留下了特斯拉。

特斯拉开始在爱迪生机械厂工作。他后来说，爱迪生答应给他5万美元，作为改进和重新设计直流发电机的奖励，这在当时是整个机械厂的净价值。无论背后的真相如何，到1885年时，爱迪生拒绝支付这笔钱。于是特斯拉离职了，在之后两三年以体力活为生。

特斯拉自认是个难相处的人，眼中没有对方。例如在爱迪生去世后次日，特斯拉就表现出没有任何社交情商的一面，他在报纸上这样回顾自己曾经的老板和世界知名的发明家：“爱迪生没有任何嗜好，不喜欢任何娱乐，生活中完全不讲最基本的卫生原则……他的工作方法极其缺乏效率，要做非常多的搜寻尝试，直至纯粹依靠幸运做出所有发明。我当初不幸目击了这些做法，深知仅靠一点点理论推导和计算，便能为他节约90%的劳动。可他十分蔑视查阅书籍和数学计算，完全迷信于自己的创新直觉和美国式的实用主义。”

针对自己的个性，特斯拉则说：

我强烈反感女人的耳饰……不同设计的手镯还能或多或少欣赏下。珍珠的样子简直让人晕厥，但我对水晶的光泽很着迷……看到桃子会让我发烧……我走路的时候会数着步数，计算汤碗和咖啡杯的容积、食物的数量……否则用餐将显得索然无味。我做的所有重复性动作或操作都必须能被3整除，如果失误了，我将不得不重新去做，哪怕花上好几个小时。

在自身的古怪个性之外，特斯拉对科技发展的未来有着乌托邦式的奇特展望，他是非常典型的疯狂科学家，一如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很自然地，他难以维持同财务资助者和工程技术支持团队的合作。但特斯拉及其盟友依然在电力传输是采用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的战斗中击败了托马斯·爱迪生。

直流电与交流电之争是怎么回事呢？回到18世纪70年代，亚历山德罗·伏特发现了锌原子的一种特性效应，它可以放弃一个电子，从而降到一种更理想的更低能量级状态。而银原子则可以通过多获取一个电子，提升到一个更理想的更高能量级状态。把一个正电极同锌块连接，从锌原子中释放的电子就会在电极中堆积起来。而把一个负电极同银块连接，银原子就会把电极中的电子吸引过去。然后我们用导线连接正电极和负电极，于是就会有直流电——真实的电子——从正电极流向负电极，直至这个“电池”被耗尽，也就是让整个锌块获得足够多的正电荷，使电荷对电子的吸引力同电子脱离锌原子的化学反应倾向相抵消。而随着电子通过直流电从正电极流向负电极，人们就能利用其运动能量来做功。这就是直流电的含义：符合我们的直觉与感受。但直流电的传输范围较小，电子从正电极流向负电极时会摇摆碰撞，使经过的每段距离变热，从而损失能量。

我们再设想，你围绕一块磁铁转动一段电线，使其每秒钟完成60转。静止的电子不会因为靠近磁铁而发生作用，移动的电子则不然，它会获得磁铁的推力，大小同电子的运动速率成比例。因此当电线在磁铁附近转动时，电子首先会获得一个方向的推力，然后又变成另一个方向，在一分钟之内来回变换60次。由于电线属于导体，这种推力变换会被传输到并不靠近磁铁的电线那里。如果把电线围绕一个圆柱体缠绕很多圈，就能把电线变成非常强大的磁铁，然后用电流来回转换的方式非常强有力地作用于另一段电线，这就构成了一个变压器。电子的振动越是剧烈，电力传输的效率就越高：因为传输同样多能量所用的电流较少，参与作用的电子更少，热量损失也就更少。

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需要修建许多发电厂，每个街区都要建一个。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则只要求修建少数大型发电厂，在最适合的地方选址，依靠强烈的电子振动，即极高的交流电压来远程或短程输送电力，再依靠变压器来提升或降低电子振动幅度。他的方案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事实上也更强大。这是堪比巫术的成果，实际上并没有用电子的流动去携带能量，而是靠电子在一个方向和另一个方向的来回振动。仅仅依靠振动，而没有电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怎么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因此社会上对此很难接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也看不懂这套系统如何运作。

有一段时间，尼古拉·特斯拉或许是唯一了解交流电传输不只是理论课题的电气工程师，他知道相比爱迪生的系统，这种方法的运转效率要高得多，从而能大大降低成本。

特斯拉是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电力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切事物主要是采用特斯拉的方案，而非爱迪生的。从太空俯瞰地球被电力网络点亮的夜景，正是特斯拉创造的世界。他关于如何用高效有力的方式让电子跳舞的想法是对的，尽管同时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太过想象、不切实际，甚至疑似神志不清。

特斯拉做的事情还要多得多。他于1894年展示了或许是人类第一台（或至少属于最早之列的）收音机。他的很多创意获得了成功，很多想法领先于时代太早。也有些想法过于疯狂，例如死亡射线和广播动力等。在推动经济生活的电力化方面，他贡献巨大，或许带来了相当于5～10年的进步，并可能永久性地把经济发展从之前的方向改变到一个新的方向。疯狂科学家特斯拉如何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因为他可以在工业实验室开展工作，他的创意可以由公司负责开发和应用。他可以为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工作，通用电气公司则可以借鉴他的成果。

特斯拉首先、主要和最终是一位发明家。1887年，他创建了特斯拉电力照明和制造公司，但出资人把他排挤出了他自己创建的这家企业。次年，他在美国电子工程师学会的会议上展示了一台交流电感应电机，它是我们今天所有交流电动机的祖先。次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位长期财务支持者：乔治·威斯汀豪斯及其拥有的西屋电气公司。特斯拉很快在该公司位于匹兹堡的实验室开始工作。1891年，35岁的他返回纽约，通过分享协议把专利出售给西屋电气公司，并以这些资金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1893年，他和乔治·威斯汀豪斯利用交流电点亮了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世界上第一个有电力及电器配备的建筑的博览会。

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威斯汀豪斯与特斯拉及其支持者同爱迪生及其支持者展开了所谓的“电流之战”。爱迪生把赌注投入直流电网。对于当时的白炽灯泡和发电机来说，直流电运转良好，也能够很好地利用储能电池。这意味着在建设昂贵的发电能力时，你只需要满足平均负荷的标准即可，而非峰值负荷。但爱迪生并不完全清楚特斯拉在为自己工作时追求的目标，他曾说，“特斯拉的创意很出色，但完全不切实际”。

特斯拉与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系统让电力能借助高压电线，在远距离之间高效输送。能量在传输到预定地点后可以通过变压器来降压，回落到不立刻致命的程度。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的危险性要小得多，但要求以低电压来完成远距离输送，会造成很大的电阻能量损失。一方面，特斯拉的系统尽管有附带风险，却能提供人们需要的更多能量。但另一方面，当时还不太清楚能够利用交流电来做哪些有用的事情，直到特斯拉又发明出感应电动机。

威斯汀豪斯与爱迪生都试图尽快建设电力网络，以成为主导标准，两人都几乎为此倾家荡产。最终威斯汀豪斯与特斯拉一方赢得了胜利。

特斯拉的思想的影响力，借助其他人的财富和组织能力得以极大拓展。即使在他于1899年从纽约迁往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之后，势头依然在持续。他去那里是为开展高压配电实验，包括采用有线和无线的方法。他的无线配电实验很快转化为收音机，但他对这个成果的兴趣有限。特斯拉更加沉迷于在世界范围内分配电力的想法，希望无需建设输电线路，并且免费提供电力。他的主张类似于某种开源电力运动，比后来的开源软件运动领先了足足90年。

1907年的金融恐慌爆发前，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公司已经不太明智地从摩根和乔治·贝克那里借了太多钱。这两位大银行家认为机会来了，电力的英雄创世时代已经结束。摩根决定，是时候让经营回归理性了，需要把特斯拉这样的理想主义发明家以及支持他的魅力型狂热企业家威斯汀豪斯等人撤换掉，代之以身着法兰绒西装的沉稳经理人，如罗伯特·马瑟和埃德温·阿特金斯等，使业务规范化。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财务业绩：削减天马行空的实验支出，减少人工费用，不要把自由现金流用于海外扩张或者同（他们喜欢的）通用电气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变成分红。特斯拉给西屋电气公司签署了永久免费利用自己全部发明的许可证，把自己变成了穷光蛋。摩根和贝克后来排挤了西屋电气公司，但保留了特斯拉的授权许可。

从短暂的19世纪末到加长版20世纪初的跨越旅途中，特斯拉并不孤独。作为极具创造力的天才，他鲜有匹敌。但在离开西屋电气之后，作为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的慈善照顾对象，他的贫困意味着与芸芸众生为伍，因为当时的世界还基本上是个贫穷的世界。

1914年，全球约三分之二的人依然在耕作土地，种植自己家人所用的大部分食物。大部分人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蒸汽机，也没有坐过火车、用过电话以及到城市里居住过。预期寿命只是略高于农业时代的水平。同样是在1914年，即便美国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当时的美国已经是全世界千百万劳苦大众向往的灯塔，他们很多不惜跨越大洲海洋来此追求幸福。在世界各国中，只有英国与比利时的劳动力迁出农业和迁入城市的速度快于美国。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超级强国，比英国和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更具实力、更加工业化。然而到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于1939年发动战争时，他的军队使用的轮式或履带式车辆有五分之四依然要靠马和骡子来拖动。

为更好地了解20世纪之初的美国是个何等贫穷又不平等的社会，我们可以看看一位匿名大学教授的例子，他在1902年以笔名G.H.M.为《大西洋月刊》撰写了一篇4页长的文章。这位教授自称获得的薪水太低，愤愤不平地申诉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只有区区2000美元。他认为这显然不够，很不公平。可是在那个时候，2000美元几乎是美国工人平均总产值的4倍、年薪的6倍。作为对比，2020年美国教授的收入如果是全美平均产值的4倍，年薪将达到50万美元。

不过G.H.M.教授还自认为是个“通情达理之人”，他并没有“漫天要价，只因为同等能力在其他行业能获得1万～5万美元的年薪”，相当于当时全美工人平均收入的20～100倍。然而，《大西洋月刊》给这位普通教授4页篇幅发表文章不是出于嘲讽。因为随着他罗列的预算，读者们会认同他的家庭确实手头拮据。他列出的第一笔大支出是人工服务，由于没有电冰箱、洗衣机、烘干机、电力和天然气生火的炉灶等耐用消费品，更不用说汽车和其他电器，“我们必须每月支付25美元雇一位勉强可行的用人”。他抱怨说，每月还要加10美元洗衣费，因为普通的用人不干洗衣服的活。然后是每月1美元理发，2美元请园丁。仅人工费这一大项，每年合计就是445美元，几乎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劳均GDP。而他请来帮忙的用人在干活时并没有柴油动力割草机、电动篱笆修剪刀、真空吸尘器、洗碗机等设备可用。

G.H.M.教授无力负担住在校园步行可及的距离之内，也付不起养一匹马和马车的费用，因此不得不采用新出现的高技术发明——自行车——来通勤。一位普通教授以及众多读者认为他的才能理应获得比平均收入高出很多倍的薪酬，并依然担心入不敷出，表明他所处的经济体的阶层分化极为严重。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普通教授转向20世纪初期的普通工薪家庭，这种不平等的感觉会被大为缓解。

在1900年，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接纳了寄宿者，这些人几乎都是非亲属关系的男性，在主人家里吃住。这是女主人给家庭带来直接收入的唯一途径，但也增加了她必须承担的家务，大部分是体力活。例如，很少人家有自来水或热水器。家里的水需要用桶从公共水龙头那里提回来，希望离家不要太远。需要热水时则在炉子上用木柴或煤炭来烧。耐用消费品的贫乏不仅困扰着我们的教授，也给家庭主妇们添麻烦，她们不得不忙于从烧炉子到洗衬衣等各种家务。

有钱维持资产阶级整洁风格的人则喜欢炫耀。在20世纪初的美国，白衬衣、白裙子、白手套等都是代表财富的强烈标志。他们在说：“我不需要自己洗衣服”，而且说得非常大声。

宾夕法尼亚州相对繁荣的钢铁小镇霍姆斯特德可以让我们深度观察当时的巨大贫富差距。1910年，那里仅有六分之一的工薪阶层家庭有专用洗手间。一半左右的“斯拉夫”和“黑人”家庭住在一居室或两居室的房子里。大多数白人家庭住的房子则是四居室，而如今我们说的许多“白人”群体在当时并未被纳入，包括斯拉夫人、拉丁人和希伯来人等。但即使在相对舒适的四居室房子里，大多数家庭在宾州的冬天也只付得起给一个房间供暖。对于在老式铸铁炉子上烹饪土豆，你能想到多少种方法呢？那时候为准备餐食花费的时间不是每天1个小时，而是需要约4个小时。

婴儿死亡率依然较高。霍姆斯特德镇的幼儿中有约五分之一在一周岁前死去，成年女性在生产时面临巨大风险。成年男性也时有不测。当地工厂的事故平均每年造成260人受伤，30人死亡。而总人口不过2.5万，钢铁厂的工人总数仅有约5000人。每年，这5000名工人中有5%因为受伤而不能上岗，有1%永久致残，有0.5%送掉性命。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如果你从20岁起为美国钢铁公司工作，那么在满50岁之前死在工厂的概率差不多有七分之一，致残的概率则有近三分之一。在20世纪初，本地教会和其他组织为美国工薪阶层提供了大量人寿保险和伤残保险（因为企业基本不管），可以说非常自然。霍姆斯特德镇在19世纪后期爆发了某些极为激烈和残暴的劳资纠纷，其冲突程度仅次于洛基山的煤矿和芝加哥的铁路调度站，同样不足为奇。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在许多年后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时，工伤保险金为什么是首批被列入的项目之一。

霍姆斯特德镇的大多数劳动者每周只工作6天。这个“只”争取得非常艰难，因为美国钢铁公司认为在星期天关闭大部分工厂是自己做出的重大让步，他们的负责人希望借此带来巨大的公共关系改善。但只要他们发现工人们愿意上夜班，该公司就会在工作日24小时开工（萧条期和衰退期除外）。而当情况有变时，他们又马上更改：从一战前及一战中的两班各12小时工作制，到20世纪20年代、二战及之后的两班或三班8小时工作制。

不过，霍姆斯特德镇的岗位，至少由出生在美国的人就职的岗位，即便以美国的较高标准看，在当时也算得上好工作。大多数在那里上班的人都心怀感激。历史学家雷·金格（Ray Ginger）解释说：“他们的期望跟我们不同。在南方农场长大的人不会认为儿子去当线筒男孩（在纺织厂里帮着收集纺线）有多么残酷，住在出租房、到血汗工厂干活的移民看重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天天穿上鞋子”。霍姆斯特德镇的白人家庭每年收入约为900美元，这让他们跻身美国家庭收入前三分之一的人群，而当时的美国是澳大利亚之外全球最富裕的国家。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有类似技能的人能获得的收入相比，霍姆斯特德镇的工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此人们会来到美国，身处美国的人则在努力寻找霍姆斯特德这样经济繁荣的地方。

美国不同寻常的富裕来自多方面的原因。187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焦点从英国跨越大西洋转移到美国。这里拥有一整片大陆、如潮的移民、丰富的资源，以及让发明家和企业家成为文化英雄的开放社会。

有人注意到，美国的巨大面积和人口促进了采用大规模生产与现代管理的企业的发展。有人指出，流入美国的大量移民带来了劳动力、技能以及消费和工作的意愿。有人强调自然资源对美国工业领先地位的关键作用：在运输费用依然不容忽视的时代，自然资源领域的比较优势就是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有人则关注资源丰富的经济体与“美国式制造体系”的关系，后者依靠标准化，制造可替换部件，大量重复使用机器，而浪费式地使用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和能源）。还有些人看重美国社会的开放性，使得人员、创意、资本和项目容易在国内自由流动，乃至与其他大陆之间自由流动。

正是这个充满机遇的体系，让胡佛、特斯拉、威斯汀豪斯、爱迪生、化名为G.H.M.的教授以及霍姆斯特德镇的工人都感觉到有希望有前途。但将它称作“体系”未免有些夸大，因为这听起来像个富有远见的预定进程。在20世纪，给美国带来大量财富的众多因素促成了大规模生产，但不是来自任何有意识、有计划的工业发展推进行动，而是通过各种短视的选择，带来了更多技术外部效应。历史证明，对发明的发明产生了更多的发明创新成果。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给美国的富裕找到两个促进因素：教育与和平。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这些对若干本土居民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美国的第一民族是通过陆路（而非后来的海路）来到美洲的早期移民后裔，他们在当时受到带有致命病原体的毛毯等“礼物”的打击，被驱赶到保留地；还有黑人群体，他们受到白人的残酷压迫。

在1914年的美国，包括农村地区，孩子们都要上学。在一战之前的岁月里，教育就已获得了大幅提升。对于生活在领先经济体的孩童来说，至少要上小学已经成为惯例。普通学生受教育的年限在持续拉长。

美国把培养能识字算数的公民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这鼓励了那些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有更好条件、得到更好训练的人追求更高的教育。工业家及其他一些人很快发现，员工素质提高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为扶持大众化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缴纳的税收。这不是美国独有的优势。在美国的强大教育系统为生产率带来影响的同时，英国各自治领也积极支持教育，在促进工业竞争力上取得了类似成果，德国做得则更出色。

美国例外论是符合现实的，但这个观点可能让人们忽略：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例外只属于程度上的差异。当然，程度上的差异累积起来会在许多方面表现为性质上的差异。最后的结果是，在20世纪的很多时间里，美国在技术和工业领域占据了明显的支配地位，也引发了来自全世界的众多想象。

由于美国经济较为繁荣，而且在一战前期的技术进步速率远快于西欧，人们在展望新兴的20世纪的面貌时自然把目光投向它。在17世纪，许多欧洲人以荷兰为标杆。19世纪，世界主要看英国。到加长版20世纪启动时，整个欧洲乃至几乎全世界都转向美国。在观察者眼中，美国似乎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文明。美国没有欧洲那些束缚政治和压迫民众的历史包袱，因此能大胆地探索未来。

美国的独特优势还有一个极大的助力，那就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1870年前后开始启动的爆发式繁荣期（也被称作美好时代、镀金时代或经济理想国时代）持续得更久，没有中断。中国在1911年爆发革命，欧洲则在1914年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而在美国，社会进步与工业发展从1865年起步，即阿波马托克斯的枪声沉息、标志内战结束之际，直至1929年夏天大萧条爆发才停下来。

从另一位移民的眼中，我们也能看到对世纪之交的美国的某些敬仰与好奇，他就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

列夫的父母也是移民。他的父亲大卫和母亲安娜跨越了自己从未见过的大河，迁徙数百英里，走出森林，进入草原，这片地方在历史上是游牧民族的领地，直至那时才被军队征服。他们在那里耕种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类型，人口却非常稀少。从勃朗施坦家的农场到最近的邮局足有15英里路程。

但不同于劳拉·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在北美大草原的小房子，那是欧洲人在美国小麦产地定居的故事，勃朗施坦家的农场位于如今乌克兰的亚诺夫卡。他们讲俄语和意第绪语，而非英语。他们把儿子列夫送到最近的大城市上学，那不是密歇根湖畔的港口城市芝加哥，而是黑海边的港口城市敖德萨。

在那里，列夫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生涯中，他遭到追捕和流放，感受到对沙皇和警察的恐惧。1917年1月，他带着家人——第二任妻子及其子女——到纽约市停留了10周。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从旧大陆来到新大陆并登陆纽约的大多数人不同，共产主义者列夫并不想去那里。但他和家人仍很享受这段时光，在后来如此记述他们在那里的生活：

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公寓，并用分期付款置办了家当。这套每月18美元的公寓拥有我们这些欧洲人完全不习惯的各种设施：电灯、煤气灶、淋浴、电话、电梯，甚至还有垃圾滑槽。这些东西让孩子们完全爱上了纽约。有段时间电话成了他们的宝贝，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巴黎我们都还没用过这种神秘的机器。

这家人，尤其是子女们震惊于美国的繁荣以及日常见到的技术奇迹：

孩子们有了新朋友，关系最近的是M医生的司机。医生的夫人带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兜风……他们把司机当成了魔术师、泰坦巨人、超人！举手之间，他就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机器，坐在他身边简直是无边的快乐。

俄国革命爆发后，列夫返回了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将在加长版20世纪的历史上几度更名，先是改为彼得格勒，然后是列宁格勒，最后又改回圣彼得堡。列夫也给自己改了名字。从过去在敖德萨的沙皇监狱里遇到的一位狱卒那里，他获得了一个化名——列夫·勃朗施坦成了列昂·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再也没有被允许返回美国。他毕竟是一位危险的颠覆分子，其长期计划包括以暴力方式推翻美国的政府。他成为列宁的得力干将，让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取得胜利的组织者，后续的权力斗争中败给斯大林的第一批失意者，并最终成为秘密警察组织的受害者，于1940年在墨西哥城郊外被一把碎冰锥杀死。

在遭遇谋杀前的流亡中，托洛茨基回忆起离开纽约市的情形，反映了世界上许多人的印象。他感到，从纽约返回欧洲的旅程，仿佛是离开未来而回归过去：“我正在前往欧洲，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匆匆看了一眼正在锻造未来的熔炉。”

托洛茨基认为，乌托邦正在建设中，但不是建在他即将返回的俄国，他们正试图借助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废黜的机会掀起政治运动。高举乌托邦旗帜、承诺领导世界、指引前进方向的是美国。

这个锻造熔炉的热量来自以空前速率持续推进的技术浪潮，由工业实验室和现代公司激发，以美国为中心，进而向外围扩展，首先抵达其他发达国家，然后逐渐遍及世界。要知道在1870—2010年，每一年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与变革从速率上讲要超过1500年之前50年的进步，超过1500—1770年间12年的进步，超过1770—1870年间4年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带来了太多创造，也导致了太多毁灭。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市场经济：维持你工作的资金融通要求它是价值链的一部分，并能够通过某个可能身处千里之外的金融家所做的利润最大化测试；你获取自认为物有所值的收入的能力，取决于潜在雇主以同样标准对你能做的事情的价值评估。随着技术能力的成长，依靠老式技术通过此类测试的人的能力将下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写道：“资本主义从来不是静态的……启动和维持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式、新市场和新型工业组织……产业突变……不停地从内部改造经济结构，不停地摧毁旧事物……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庞大的财富是由创造带来，贫困是由破坏导致的，不确定性和焦虑则来自威胁。要想把技术潜力蕴藏的未来真正锻造出来，必须有人来管理协调这个过程，以减轻社会对“破坏”的消极后果的抵制。

2006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快速下跌。到2010年，即加长版20世纪终结之时，许多人认为减速将会转瞬即逝，因为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终于触底反弹。但在2006—2016年的10年中，人均实际GDP增速仅为每年0.6%，与加长版20世纪早期相比呈现惊人的跌幅。例如在1996—2006年，年均增速为2.3%。在20年之前的1976—1996年为2%，在二战后的“辉煌30年”中更是高达3.4%。非同寻常的美国增长熔炉中的火焰在2006年后即便尚未完全熄灭，也已快速冷却。

（余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