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根源　

社会网络与同质性的作用

马修·杰克逊

看看我们的广阔城市，我们看到了什么？一边是极少数的人非常富有，远远超过一个人应该有的体面生活，另一边是大量男人和女人为了可怜的生计而挣扎、担心和疲惫。

——亨利·乔治，1886年10月5日

1．引言

想想不同地方、不同人口和时间段之间的不平等是那么的普遍和长期存在，我们就该想到这种不平等受到了许多独立和共同力量的驱动。

经济学文献详细描述了若干不同的经济力量是如何导致不平等的，如资本的超额回报、垄断租金、限制人们获取人力资本能力的市场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以及各种形式的歧视等。同样，许多关于不平等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著作分析了包括社会分层、制度和地理隔离、群体竞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及文化霸权等因素。即使如此，这些因素还是忽略了一个关于不平等的重要视角和许多人面临的一些关键原因。这些原因可以追溯到社会结构和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社会网络中的同质性如何限制劳动力市场、教育和其他投资中的经济行为。

本文旨在高度概述推动不平等的许多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交织，同时着重说明社会结构与经济行为间的相互作用。采取这一更广泛的视角，即强调社会结构和经济机会、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策措施如何以及何时能够系统地解决不平等，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相互作用来设计政策。

人类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这种社会结构使我们能够不断专业化并取得进步，这远远超出了我们任何个人的生产能力（Henrich，2015），但与之伴随的是人们之间严重的相互依赖。我们依赖于我们的社会网络获取信息、机会和行为规范。这些依赖关系将人们的命运与其朋友、家人和熟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要理解这种依赖何时以及为什么会导致不平等和固化（immobility），就需要认识到这些相互依赖发生在高度分隔的网络中。这些分隔反映了同质性的普遍存在：人们倾向于和与自己有着相似特征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考虑到人们依赖其网络获取信息和机会，网络分隔使这些信息和机会集中在社会中的一部分群体，而不会扩散到其他群体。例如，如果一个人的朋友不在某个特定行业工作并把该行业的工作机会推荐给他，他就极有可能被排除在该行业之外。社会网络的这种强烈分隔和同质性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和自己相似的人交往，意味着处于社会网络不同部分的人会拥有非常不同的信息、机会和文化。这为持续存在的不平等提供了基础，并通过许多渠道发挥作用，包括就业、教育和其他投资等。

这里，我首先概述导致不平等的关键经济因素，包括财富和资本集中、不断增加的投资回报、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租金、借贷摩擦和对人力资本开发中的限制、其他形式的贫困陷阱，以及歧视。前两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财富不平等，其余因素则有助于洞察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包括教育、就业和薪资不平等。要全面了解不平等，特别是后三个领域的不平等还需要增加社会结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结构如何造成并延续教育、就业和薪资方面的差异。大致而言，经济因素聚焦金融和其他资源，即关注这些资源如何增加，以及这些资源的缺乏如何导致投资不足和贫困。社会网络分隔导向了不平等背后的另外三个因素：获得工作和其他机会的不平等，对机会的认知和如何利用这些机会的信息方面的不平等，以及规范和文化差异。网络结构中的同质性将一个社群中的年轻群体与年长群体联系在一起，导致不平等的代际传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群体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这为解释不平等及其持久存在提供了关键洞见，即固化。

社会网络视角在金融和人力资本继承这一对不平等的常见解释之外，补充了社会资本的解释。这两个方面都至关重要，例如在切蒂等人（Chetty et al.，2021）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社群在向上经济流动（upward economic mobility）方面的差异，有三分之二可以用社会资本差异解释，而社会资本的测算反映了与社会经济地位几乎无关的同质性。在控制了教育、收入、种族成分以及家庭结构等标准解释变量后，这一结论仍是稳健的。由此可见，社会网络结构在预测流动性和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非常不同于金融资本和家庭的重要作用。

当我们转向讨论缩小不平等的政策时，区分不平等背后的多种力量就显得尤其重要。一些经济动因可以通过再分配、监管和补贴政策来解决。然而，这些政策并不能消除社会动因，因此基本上不会对长期不平等和经济固化产生作用。这些经济政策的效果最终会消散，虽然可以缓解短期症状，但缺乏长期效果。要消除社会动因和社会资本的分配不均，需要克服信息摩擦和网络分隔方面的政策，并利用网络结构中固有的反馈效应和社会乘数。这些因素包括导师制度、实习制度、平权行动、教育补贴等。从网络构成和同质性得出的教益也表明，我们可以更好地设计和重组学校及其他组织机构的结构，以此降低同质性，扩大人们的网络可达性。

迪马乔和加里普（DiMaggio and Garip，2012）在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中，率先讨论了社会网络作为不平等的动因发挥的关键作用[也可参见Small（2009）；DiMaggio and Garip（2011）以及Granovetter（1995）第二版后记]。我对某些方面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例如不平等的经济动因，并拓展了其他一些方面的分析，例如同质性与不平等、固化及生产效率低下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还讨论了不平等背后各种力量的不同政策含义。

2．背景

在讨论不平等的动因之前，有必要简要地讨论关于不平等的一些关键事实，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

2.1　为什么不平等很重要

讨论为什么关注不平等，有助于我们聚焦并讨论哪些政策干预是合理的。关于不平等和福利哲学的大量文献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但有几个要点仍值得一提。

由于不平等的反弹和普遍存在，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政治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主题。关于不平等的现代思想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卢梭（1754，1762）、恩格斯（1845）、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59a，1869）、马克思（1867）、亨利·乔治（1879）、韦伯（1921）、约翰·罗尔斯（1971）、詹姆斯·科尔曼（1974）、安东尼·阿特金森（1975）和阿马蒂亚·森（1992）等人的名作。

这些讨论的核心是，对不平等的关注往往基于某些公平概念，以及我们所说的社会保障。人们最终可能会处于不利的环境中（因为各种非个人意志力方面的原因），但他们不应该遭受这些不利。罗尔斯（1971）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人们可以想象自己出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位置（position）。正如罗尔斯所说：“这种情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位置、他的阶级地位或社会地位，也没有人知道他在自然资产和能力方面的分配情况以及他的智慧、力量等。正义原则是在无知之幕的背后被决定的。”

利用无知之幕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提出如下问题：如果我们透过无知之幕看待这个世界，并意识到我们本可能处于社会中的任何位置，那么我们想实施什么样的政策来使这个世界变得尽可能好。然而，尽管罗尔斯巧妙地从一个人的天性禀赋以及出生时的经济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展开讨论，但对公平含义的理解以及人们应该如何评估各种政策，仍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种可能的观点是把我们所处的位置看作一种偶然现象，并认为我们都有同样的可能成为世界上（甚至是在未来多少代之后）的任何人，然后寻找什么样的政策能使社会的总平均福利（overall average welfare）最大化。这是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例如Bentham，1789；Mill，1859b；Harsanyi，1977），他们看重的是不同群体从不同结果中获得的相对效用或享受到的好处。有趣的是，罗尔斯并没有像功利主义者那样考虑不同结果对所有人的影响，而是主张关注处于最差位置的人的福利。我不会冒险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但不管一个人如何在无知之幕背后思考和评估福利，罗尔斯的这一理论都为比较不同个体所处的环境和这些环境带来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最根本的是，无知之幕让我们有理由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如果一个人的出生环境极大地限制了他期望获得的机会和结果，那么他就难以通过投保来抵御这种环境。有很多事情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例如，一些家庭的房子被烧毁、财产被毁坏，而另一些家庭则没有。对此，人们可以通过私人投保来解决。但相比之下，出身贫困、童年时期健康和教育状况不佳，则是人们难以通过购买私人保险来解决的。根据在无知之幕假设之下大多数关于公平的定义，一个社会有道德义务去解决人们出生时就面对的不利处境。个人无法为此投保，但社会可以。这要求社会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是对人们无力控制的事后结果予以补偿；二是确保更加公平的机会分配，而不管人们出生时处于什么位置。

除了公平和社会保险的道德基础，还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因促使人们关心错失的机会和社会摩擦。错失机会将导致一个社会的产出损失，从而导致社会的整体收益减少。当人们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利用或与他们的职业和其他社会地位不匹配时，社会就会遭受损失。这些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使经济增长下滑（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不平等可能带来健康结果和压力方面的差异（Adler and Newman，2002）。个人健康状况不佳，特别是从童年开始的不健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增加社会成本，包括生产力丧失和用于个人健康护理的资源增加。不平等也可以表现在群体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差异上（Alesina and La Ferrara，2002）；不平等也会导致政治摩擦并带来政府效率低下，使社会更多关注再分配而不是投资（Voorheis、McC-arty and Shor，2015）。

2.2　不平等和固化

本文开头引用了亨利·乔治的话，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性的不平等已经持续了多个世纪。事实上，不平等现象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大多数社会，例如，图坦卡蒙国王墓穴最深处的棺材上镀了100多千克的黄金，而建造国王坟墓的那些工人的坟墓却很普通。明朝一个著名的妓女吕瑾在死的时候带走了几十万千克的黄金，而在当时激增的人口中，许多人没有任何财产或储蓄。尼古拉斯·富凯令人惊叹的沃克斯勒子爵城堡引发了路易十四的嫉妒和愤怒，并激发他建造了凡尔赛宫，而与此同时，反复爆发的饥荒却蹂躏着法兰西。当美国人均年收入大约为100美元时，约翰·洛克菲勒以无情的垄断聚敛了10多亿美元。

近几十年来，随着系统性数据越来越容易获得，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明确地测算不平等和经济固化的程度和动态变化，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和地理上的普遍程度。

无论短中期有何趋势和变化，不平等都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其空间和人口相关模式表明它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Chetty、Hendren、Kline and Saez，2014；Corak，2016）。从我们的角度看，一个特别重要的拼图是不平等与经济固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预测下一代中哪些人最有可能处于收入分配的最底层。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角度看，这尤其是个问题。

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阐明了不平等和经济固化之间的关系，他基于迈尔斯·科拉克（Miles Corak）的研究，描绘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从中观察到的事实是，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经济固化的程度也较高。图1展示了最新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它描述了以收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与经济固化之间的关系，前者以收入基尼系数衡量，后者以代际收入弹性，即子女收入对数与父母收入对数的回归系数衡量。

这种相关性是可以观察到的，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还存在因果关系（参见第5.2.2节）。从我们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背后的概念有助于指导理论和政策。出生在贫困环境中的人在网络（社会资本）以及家庭的金融和人力资本方面往往也处于不利地位，这可能导致他们最终获得更差的信息和机会，进而转化为更糟糕的结果。这种延续表现为固化，而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本身则表现为不平等，但它们都是同一现象的特征。

2.3　同质性

由于同质性在讨论不平等的社会塑造过程（social shaping）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简要描述了它的一些重要方面，以便更好地讨论不平等问题，同时推荐读者参考麦克弗森等人（McPherson、Smith-Lovin and Cook，2001；Jackson，2019）的文献，以了解更详细的背景。

同质性是一个相对现代的术语，由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Lazarsfeld and Merton，1954）创造性地提出，指的是人们习惯于和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一种长期现象。要了解同质性的程度，可以参阅弗布鲁格（Verbrugge，1977）的早期实证研究。她发现，其人群数据中的所有特征都有重要的同质性，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职业、宗教、婚姻状况和就业状况等。特别是，她考察了240个不同类别的人群，研究他们将具有相同特征的其他人视作最亲密朋友的概率比（odds rations）。例如，她比较了一个天主教徒将另一个天主教徒视为最亲密朋友的频率与一个非天主教徒将一个天主教徒视为最亲密朋友的频率。如果比率为1，则相当于没有同质性。她发现，天主教徒在底特律的概率比为6.3，在奥尔特纽施塔特的概率比为6.8。她考察的所有240个类别的概率比都在1以上，240个概率比中有225个在统计学上显著高于1，在2.2～8.1之间。这项研究虽然只是一个案例，但它表明，在人类网络中很难找到不存在同质性的维度。同质性甚至延伸到人们的性格特征上。显然，许多维度是相关的，但理解同质性影响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它会导致网络中的不同群体在社会上彼此孤立，即使这些人距离很近。

值得强调的是，同质性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正如第5节将要讨论的那样，这些原因与政策相关。为了更好地理解同质性的成因和有助于减轻同质性及其影响的政策，可以将同质性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同质性是由接触和联系模式造成的（Allport，1954）。身体特征相似或实际距离很近的人更容易建立和保持友谊。例如，学校里同龄学生经常被分在一组，有时甚至根据他们以前的成绩被安排在一起，有相似教育水平的人一起工作，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一起参加礼拜等。房价通常会因房子所在社区的位置及便利设施而有所不同，进而将人们隔离开来。因此，暴露和接触是同质性的主要动因，因为人们强烈倾向于和周围的人互动，而且经常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兴趣聚集在物理和虚拟空间中，这导致显著的同质性。另一部分同质性是由人们基于接触选择与谁交往带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一群背景各异的人待在一个房间里，那些有共同背景和兴趣的人通常会相互吸引。人们发现与有共同背景的人交往更容易，因为他们共享历史、期望和行为规范。共同背景也将人们面临的挑战和他们能从彼此身上学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有一定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新手父母，在抚养孩子方面经常面临着非常相似的挑战。因此，同质性最终不仅由人们在社会中的分群方式所致，而且由人们在面对不同选择时选取同类的倾向所致。区别接触和基于接触的选择是重要的，不仅因为明智的政策决策取决于推动网络以某种方式形成的那些因素，还因为这些不同的原因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第5节会对此进行讨论。

3．不平等的经济来源

接下来转而讨论不平等的某些根源，首先讨论一些最突出的经济根源。

3.1　生产要素的不平等回报

不平等的一个基本经济根源是生产要素的不平等回报。这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皮凯蒂（Piketty，2014）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r＞g”，这会导致那些资本所有者的财富增长快于社会中其他人的财富增长。资本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平等中的潜在作用源于马克思（1867）的著作和随后的文献，但皮凯蒂的研究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

皮凯蒂的方法呼应了亨利·乔治在其著作《进步与贫困》（1879）中提出的理论，这是19世纪末全球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不平等可能由某些生产要素获得了比其他生产要素更高的回报所致。然而，亨利·乔治关注的不是资本，而租金，即拥有土地的回报。他指出，地主获取的耕作所得远比耕种者要多。亨利·乔治致力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应该预料到这种差异。特别是，他问道（1879，第11章）：“说工资保持低水平是因为租金上涨，就像说蒸汽船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转动一样。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租金上涨？随着生产力提高，有什么力量或必要性把越来越大比例的产出分配作地租？”亨利·乔治给出的答案是不完全竞争。他指出（第14章）：“因为土地是劳动者创造财富必需的载体，占有劳动者必需的土地就是占有所有的劳动成果，只要剩余的成果足以保证劳动者得以生存即可”。随后的“物质进步不能使我们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它只能增强土地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当土地被垄断时，财富可能会无限积累，但不会提高或改善劳动者的工资或条件。”亨利·乔治的论点带来了一种荒诞的情景：劳动者竞争性地提供劳动力，赚取其生存价值，而土地被垄断，赚取生产成果的全部剩余价值。

皮凯蒂的核心论点与亨利·乔治（1879）的核心论点相似，只是用资本回报代替了土地租金。皮凯蒂（2014）还讨论了资本回报超过劳动回报的其他情景，深入研究了不平等的测算，提供了有关不平等的影响范围、动态变化及税收含义的多种观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日趋重要和垄断化的进程。随着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萎缩，更多的回报流向了金融资本和对工业生产资料的控制（例如，19世纪的石油和铁路巨头）。最近，增长越来越多地转向服务行业，这些行业对金融资本的依赖较少，但仍能保持巨大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例如，社交媒体成为大幅增长的现代垄断企业，一个网站拥有的用户和内容越多，它越有吸引力。这种垄断带来的利润是巨大的，而且非常集中。正如阿特基森和伊莱（Atkeson and Irie，2020）指出的，通过考虑那些集中投资于恰好获利丰厚的企业巨头的家庭，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量财富集中在分配阶梯的顶层人群。因此，机缘巧合加上对一些企业的集中投资和极高回报，也会导致财富大量集中在分配阶梯的顶层人群，而一般性的资本没有任何特殊回报。更一般地说，生产成果的分享取决于产权、监管和各种文化规范（Borgerhoff-Mulder，2009；Bowles、Smith and Borgerhoff-Mulder Editors，2010）。

尽管如此，正如皮凯蒂（2014，2015）指出的，最近不平等的扩大基本反映在收入方面，这可以部分归因于教育回报的增加。因此，尽管土地、资本和垄断的超额回报可能是财富不平等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我们发现，即使我们完全忽略最富有的少数人口，收入不平等现象仍大量存在。

接下来，让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世界各地之间和许多国家内部相当大的就业和收入不平等。即使我们忽略非常富有的人，这种不平等也是非常大的，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差距。这是最能用社会因素来解释的一类不平等。

3.2　人力资本摩擦和其他贫困陷阱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或更低学历者的工资多一倍有余。另外，技术进步不仅让高技能劳动力变得更有生产力，而且正在取代低技能劳动力。也就是说，不断提升的计算能力、通信和自动化等形式的技术，已经成为高技能劳动力的补充，同时取代了低技能劳动力。

这不仅是一个现代现象，工业革命期间也曾发生过，当时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被取代，制造业技能回报增加。一个世纪后，随着许多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中的劳动力被取代并转移到服务业，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对此的一种自然调整，应该是让更多的人投资于教育，以使他们更适合新的生产机会。这样一来，高教育水平人口的供给将会增加，而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供给将相对减少，进而使（经教育成本调节后的）工资重新回归平衡。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摩擦。有些是地理上的，因为利用新机会可能需要迁离原来的家园，这既有风险又成本很高，使缺乏资源的人落在了后面（Connor and Storper，2020）。一方面，可获得的教育供给增长缓慢。例如，在许多国家，获得高等教育的人口缓慢增长，事实上还停滞不前。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必要教育投资面临着障碍，而且他们还要面对其他相关的代际传递问题（Bowles and Gintis，2002；Sacerdote，2007；Benhabib、Bisin and Zhu，2011；Fagereng、Mogstad and Ronning，2018；Herbst and Hendren，2021）。由于教育是累积性的，在父母资源、机会成本、幼儿教育方法以及可用的公共资源方面的差异可能会成为制约条件（Bowles，1972；Lareau，2011；Falk et al.，2021）。

贫困陷阱一个更普遍的例子是资源缺乏导致投资不足和低回报，而这又反过来造成资源缺乏（Carter and Barrett，2006）。实际上，投资回报递增是存在的，而如果连最低限度的投资都没有，人们就无法摆脱贫困。这种恶性循环反映了借贷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缺乏抵押品以及与此类借贷有关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恰恰是这些早期阶段的投资往往最有效（Loury，1981）。健康方面也存在相关的贫困陷阱，因为营养不良和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和长期贫困，这反过来又导致营养和健康水平下降。这些贫困陷阱，以及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和经济缺乏调整，都涉及重要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方面的因素：因为调整既需要具备如何调整的知识和信息，也需要具备调整的机会，第4节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3.3　歧视和统计歧视

不平等的另一个长期来源是歧视，它以多种形式出现。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会根据种族、社会阶层、宗教、性别、种姓、语言和其他特征上的差异，支持自己的成员，歧视其他群体的成员。这种歧视跨越了几千年和各种文化，并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如奴隶制、种姓制度、氏族制度、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性别歧视、陈规陋习以及某些群体在获得教育、工作和政治职位方面受到的优待等。有大量关于歧视的证据表明，歧视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可能影响很大。

研究人员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歧视：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由文化导致的直接歧视，有时也被称为“基于品位的歧视”（Becker，1957；Pager and Shep-herd，2008）；另一种通常被称为“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Ar-row，1971；Phelps，1972）。文化歧视的一个著名理论由韦伯（1921，1978）提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封闭自己，以获得或独占稀缺资源。它使用各种可识别的特征将自己区别于其他群体，并歧视外来者。相比之下，在统计歧视下，人们将自己区别于他人，是基于对他人拥有更低人力资本和生产力的预期。这种预期使受歧视群体更难获得好的工作。考虑到糟糕的就业情况，该群体的成员没有动力为提高自身生产力而投资，因此该群体的生产力最终会下降，从而坐实了别人对他们的预期。统计歧视可被视为另类贫困陷阱，而且是一种特别有害的陷阱，因为受歧视群体无法摆脱歧视，即使他们获得了投资资源来提升人力资本，也仍被定型为生产力较低的群体。这两种形式的歧视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因为群体竞争会导致一个群体排斥群体外的成员，这导致被排斥群体的投资减少，从而使歧视在统计上自我实现。

4．社会动因

如上所述，不平等一直是社会学文献的中心话题，涉及社会分层和阶层划分、歧视和集体主义（群体优先于个人）等主要理论。我不想考察那些庞杂的文献，而是要聚焦于更加微观和可操作层面的相对狭窄的视角，着重考察社会网络和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许多基本的社会力量先是引发社会网络分隔，而后造成不平等，第5节中的许多政策讨论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这些社会力量。

我关注人们的朋友和熟人如何影响其行为和结果，导致不平等和固化的三种主要方式。我将依次讨论。

4.1　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工作的机会不平等

求职过程中普遍使用推荐和关系已受到广泛的讨论。此类研究的数据显示，关系是人们获得工作的主要渠道，几乎涵盖所有职业、教育水平，跨越不同的国家和文化。

有几个原因导致人们经常通过关系获得工作，而不是通过公开申请或其他方式获得。其中一个原因是，申请人在新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足够熟练吗？他们能和别人合作得好吗？他们会很负责任并具备足够的生产力吗？他们会待上很长时间吗？面试和简历很难为这些问题提供完备的答案。而推荐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更多的答案（Bewley，1999）。最重要的是，公司的员工和与公司有良好关系的人更清楚公司的特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因此最适合为这份工作找到合适的人选。例如，许多申请人可能有编写某种软件的背景，并有足够的知识通过面试，但申请人可能没有能力执行雇主心目中的某个项目。参与该项目的人，或者和参与该项目的人一起工作过的人，又或者是监督该项目的人，会更了解执行该项目需要什么样的人和能力。因此，人际关系变得非常有用。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过推荐聘用的人比不是通过推荐聘用的人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也会在这个职位工作更长时间。

使用推荐进行招聘的第二个原因是，雇主通常希望找到与他们当前最优秀的员工相似的人（Fernandez、Castilla and Moore，2000）。这些员工拥有适合该职位的背景，能够很好地适应时间要求，并且不会辞职。通过看申请书很难找到相似的人，而通过社会网络，雇主实际上可以利用其中的同质性。这份工作的要求可能与技能水平没有任何关系，但与更基本的东西相关，比如不会偷公司的东西、愿意长时间工作、经常出差、轮班工作或可以临时加班等。通过社会网络招聘，他们更有可能雇到与目前员工有相似特征的人。这可能不会使雇员变得多元化，但雇主优先考虑的通常是找到能够胜任工作而且不会很快辞职的人。

第三个原因是，与其他员工的友谊可以直接影响员工的表现和他们的跳槽率，换言之，在一个组织中拥有朋友可以使一个人表现更好、待得更久（Fer-nandez、Castilla and Moore，2000，Fiorillo and Nappo，2014；Brown、Setren and Topa，2012）。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看作一种裙带和偏袒关系，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Ponzo and Scoppa，2010；Bramoullé and Goyal，2016），但这些都取决于同质性的程度（Horváth，2014）。

不管什么原因，对推荐的依赖与同质性结合，会导致反馈效应，并可能成为就业和工资不平等背后的基本推动力。在某些行业或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有更高的就业率，那么由于同质性，平均而言第一个群体的成员可能会比其他群体的成员获得更多推荐。获得更多推荐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能实现更有效的匹配。这背后的直觉很简单：当集合更大时，就更能从集合中选出最佳选项。拥有更多的选择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议价能力，从而更高的预期工资和晋升。例如，正如阿罗和博泽科夫斯基（Arrow and Borzekowski，2004）讨论的，不同群体在获得的推荐数量方面相对较小的差异，能够解释不同群体间巨大的工资差异。此外，还有进一步的反馈研究认为，就业有助于建立更多的联系，并进一步丰富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和机会（Granovetter，1988）

我和卡尔沃-阿曼戈尔（Calvo-Armengol and Jackson，2004，2007）的分析认为，通过人际网络的推荐也会提高朋友间的就业和工资水平。拥有更多工作上的朋友，会使一个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推荐乃至多次推荐。有大量（因果）证据证明了各种情况下的推荐产生的这种相关影响。

此外，由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当前较高的就业率会导致该群体成员的下一代也会有较高的就业率，这也与就业和工资的代际传递相关，我和卡尔沃-阿曼戈尔等人（Calvo-Armengol and Jackson，2009；Bolte，Immorlica，and Jackson，2020；Buhai and van der Leij，2020）对此进行了分析。因此，就业中的同质性与工作推荐的大量使用相结合会导致固化，这为不平等和固化之间的强相关性提供了一种解释。

另外，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和固化也会影响生产力。事实上，关系差的人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少，而关系多的人可以获得多个机会，这意味着就业人员与雇主相匹配的机会在人口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Bolte、Immorlica and Jackson，2020）。一般而言，额外推荐在帮助一个人找到最有生产力的工作方面，会随着他拥有的推荐数量增加而边际效用递减，那么最大限度地提高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就需要在整个人口中尽可能平均地分配这种推荐机会。然而，同质性会导致推荐的分布不均匀，使它们更多地集中在已经有良好就业的群体中。同质性甚至还会使推荐更加集中，因为推荐最终会转给优势群体中相对较少的失业者，而不是弱势群体中相对较多的失业者。因此，同质性和推荐的结合不仅影响不平等和固化，而且影响平均生产率和总的生产率。让推荐机会更均匀地分布在整个人群中，既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平均生产力水平，也可以增加经济中的就业总量。

同质性和推荐相结合，也会扭曲投资动机，从而导致某种形式的贫困陷阱。例如，一个人如果缺乏已就业的朋友，他就没有动力去获取技能并寻找就业机会。这不仅是一个与就业相关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多种形式的技能投资。例如，一个从没想过会升到管理职位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动力去获取成为管理者所需的技能。这也会降低雇主的期望，使他们不再预期某些群体的成员能具备某些职位所需的背景和条件，这可能反过来成为一种统计歧视。

4.2　获得有价值信息的机会不平等

工作机会只是社会网络信息的一种形式。人们还可以从朋友、熟人和各种媒体那里了解到许多其他事情。这会广泛影响人们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从采用化肥或新作物（Conley and Udry，2010；Bandiera and Rasul，2006），到参与小额融资项目（Banerjee、Chandrasekhar、Duflo and Jackson，2013）、疫苗接种计划（Banerjee、Chandrasekhar、Duflo and Jackson，2019）、递延纳税退休计划（Duflo and Saez，2003）、青少年怀孕（Kearney and Levine，2015）以及教育决策（Sacerdote，2011）。拥有提供良好信息的各种网络在决定人们的终生健康、幸福状况以及其他结果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Loury，1977；Bourdieu，1986；Loury，2009）。

人们可能会认为，技术进步可能会消除获取各种信息的机会不平等。然而，人们拥有的信息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点严重依赖社会网络，即使在社交媒体丰富的世界也是如此。巴克希、梅辛和阿达米克（Bakshy、Messing and Adamic，2015）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表明人们接触各种交叉政治信息的机会不仅因其网络中的同质性而降低，还因平台提供给他们的内容以及他们关注的内容而降低。综合起来看，在他们的数据中，人们最终看到的内容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来自不同的政治观点。该研究调查了可以广泛分享的新闻内容。关于教育投资、职业追求和其他重大生活选择的信息往往复杂而又微妙，而且是长期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鉴于朋友之间强烈的同质性，这可能会导致在获取重要投资信息方面出现更多的不平等。

同质性的作用是微妙的。在社会学习环境中，同质性是一把双刃剑（Lo-bel and Sadler，2016a；Aybas and Jackson，2021）。例如，如上所述，一个人可以从与自己相似的人身上学到更多。一个来自低收入家庭、对上大学准备有限的学生，更多是从其他有相似背景的人那里了解到上大学所需的信息，而不是从来自富裕家庭、在特殊预备学校上学的人那里获得所需的信息。另一方面，鉴于实际上有更多来自富裕背景的人上大学（Chetty、Friedman、Saez、Turner and Yagan，2020），同质性会对穷人更不利，因为他们中有大学经历并能告诉他们上大学是否有益的人的数量并不多。最终，人们不仅需要从非常匹配的同伴那里获得高质量信息，还需要有多种选择。这是实行导师制背后的根本原因，通过采取导师制等，人们与其朋友圈之外的其他人建立联系，这些人可以提供宝贵的建议，同时也是被辅导者可以联系、理解和效仿的人（Put-nam，2016）。

重要的是，同质性意味着与关键机会和决策相关的信息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如果人们不了解各种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就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决策，就会错过宝贵的机会。例如，如果某个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更高，那么这些人的朋友和家人会获得更多关于此种经历及其好处的信息。然后，这种反馈会导致该群体中的下一代也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并进行更高比率的投资，而另一个群体则继续投资不足，这样就产生了跨群体的代际反馈效应（Aybas and Jackson，2021）。这再次表明，网络分隔不仅导致了一代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会带来代际不平等。

这得到了强有力的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表明跨经济边界的联系网络可以预测经济流动性。我们在切蒂等人（2021）的研究中发现，一个社区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的经济流动性，可以通过他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之间的联系程度来预测。该理论预测，因为信息和机会更多地掌握在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手中，因此更多地接触这些人会增加获得更好经济成果的机会。事实上，在解释经济流动性时，一个社群内的跨收入阶层联系程度是一个更强有力的预测指标，超过了社区贫困、种族隔离、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指标，而且事实上即使考虑社区贫困水平、种族构成和教育水平等其他常见变量，跨收入阶层联系程度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有趣的是，我们还发现，这些跨收入阶层联系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的核心。特别是，一旦我们控制了社群内跨收入阶层联系这个变量，不平等和经济固化之间的关系就会消失（详情参见Chetty et al.，2021）。

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学习和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在地方层面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社群，可以帮助该社群激励人们相互合作和分享。然而，地方层面的支持和集聚可能不足以提升经济流动性，因为即使一个非常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团体仍然可能缺少它取得成功所需的重要信息和机会。获得这些信息和机会可能需要纵向交叉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特征，这可以在切蒂等人（2021）的研究数据中看到。事实上，在跨越社会经济界限的融合环境中，社群内的支持更有利，因此两者似乎具有某种互补性。更一般地说，人们与信息之间的连接还取决于他们所属的当地机构（如儿童保育中心）的质量，以及这些机构提供的外部资源和外部连接，它们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Small，2006）。因此，可以认为经济联系不仅是个人网络的直接特征，也是人们互动的机构网络的特征。

区分网络同质性和网络学习带来的两种后果也是有意义的。一种可以称为“被动后果”，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质性可能导致不同群体持有不同信念，并极其缓慢地或永远不会推动共识的达成（Golub and Jackson，2012；Lo-bel and Sadler，2016b，2012）。另一种可以称为“主动后果”，指的是实际决策中的反馈效应。如我和艾巴斯（Aybas and Jackson，2021）指出的，一个群体如果没有利用一些机会可能导致这个群体更少了解这方面的行动，从而在将来更不可能做出关于该行动的决策。主动结果包括反馈和缺乏探索，而被动结果指的是由于可利用的信息较少而缺乏了解。这两者都很重要，但可能会有不同的政策含义，克服主动后果（例如，一个群体缺乏一个榜样来说明教育的益处）可能需要平权行动或导师制度等，而克服被动后果（例如，缺乏关于某些疫苗的益处和风险的信息）可能需要补充相应的信息和联系渠道。鉴于许多决策和机会都带来经济利益，由于缺乏了解，这些利益可能会在人口中不平衡地分布，从而导致与同质性相对应的不平等和固化。此外，与工作联系的情形类似，许多行为可能是次优的。人们没有做出有价值的决定，比如自我教育，不仅影响他们自己，而且影响社会的整体生产力。

请注意，这些不同的力量可以同时发挥作用。要想拥有富饶的生活，就需要适当的培训和发展，也需要充分利用信息及其带来的机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障碍阻挡了教育和发展，同质性限制了一个群体获取的信息和该群体尝试的某些选择，然后同质性和网络在推荐、晋升中的作用又阻碍了该群体成员的就业和晋升，即使他们拥有与工作相匹配的技能。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互补性表明组合性政策要比单一政策更有效，下文将对此进行更多讨论。

4.3　规范、文化和同伴效应

行为的聚集可能由于信息共享以外的原因而发生。例如，孩子们模仿兄弟姐妹和同龄人的行为，人们喜欢接受时尚和潮流，更喜欢看可以和同龄人能够谈论的电影和阅读这方面的书籍等。促使人们做出类似行为的许多驱动力，会促成追求什么教育等非常重要的决定（参见Austen-Smith and Frye，2005）。

同质性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网络分隔会导致不同的同质性群体形成不同的行为规范（Jackson，2007；Golub and Jackson，2012；Jackson and Storms，2018）。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的大多数朋友都选择辍学，他就可能会选择辍学；而如果他的大多数朋友都留在学校，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辍学。所以，他只是喜欢做大多数朋友在做的事情，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网络博弈场景（Jackson and Zenou，2014）。在许多网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网络被分成两个组，组里的成员大部分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在这两个组中，一组人可能会都选择留在学校，而另一组人都选择退学，此时就形成了一种均衡。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种现象的含义是清晰的：同质性导致网络高度分隔，因此不同人的大多数联系都在同一个群体内。这可能导致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和文化，即使他们在地理上可能彼此很接近，甚至彼此有社会联系。例如，许多同学间的友谊是按种族划分的，甚至在同一所学校里，不同群体也会有非常不同的行为。这些影响可能会被如下事实放大：人们会误认为自己社交圈里的行为比实际情况更能代表规范（Jackson，2019b；Bursztyn、González and Yanagizawa-Drott，2020；Frick、Iijima and Ishii，2020）。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同伴效应不仅是被动的，而且有时可以是主动的。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会故意强迫他们的朋友以某些方式采取行动，如一些学生可能会欺负不符合其群体规范的学生（Austen-Smith and Fryer，2005），或者人们可能会向别人施压直到他们按照某些方式行事（Calvó-Armengol and Jackson，2010），或者试图以身作则，希望让他人采取类似的行动（Acemoglu and Jack-son，2014；Jimenez-Gomez，2021）。这可能导致人们的行为变得更受制于网络分隔。

请注意，许多受网络影响的行为都是累积性的。教育、健康和志向可能会产生累积效应，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此产生的缺陷也会变得根深蒂固而更难消除。此外，同伴效应和信息缺乏会导致不良的学习习惯、健康习惯和低志向，并通过一代人和几代人之间的网络反馈，进一步放大这些缺陷。

5．克服不平等的政策

导致结果不平等的因素多种多样，这表明需要相应的政策来应对不平等。解决财富集中在最高百分位人群手中的政策，不同于处理许多国家广泛而持续存在的健康、教育、就业差异，以及种族、种姓及性别带来的收入差异所需的政策。尽管如此，人们并不需要对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政策。虽然重要的社会结构特征不止一种，而且受影响的结果也不止一个，但理解共同的来源和模式有助于我们聚焦一些政策组合，看到同质性这个共同的网络因素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果差异。接下来，让我们考察各种政策背后的逻辑。

5.1　再分配：解决症状还是原因？

应对不平等的一类常用政策是再分配。这些政策有多种形式，如累进税、补贴、全民基本收入、价格和工资控制，以及政府运营的退休、医疗和福利计划。实际上，这些都是在人口中重新分配资源的项目。这种项目减少了不平等，使得较贫困的人可以得到净收益，而较富裕或较高收入的人则承担净成本。

区分再分配的两个不同理由很重要。第一个是来自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它为社会保险形式的再分配提供了理由。从无知之幕的背后看，将资源从境况较好的人那里重新分配给境况较差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在提供一种保险。但应该进行多少再分配，谁应该受益，谁应该付出成本，这些问题引发了各种观点。什么样的分配是最优的，该问题与社会对个人的责任与人们对自身责任的道德基础的认知相关。对此，森（1992）在讨论“什么样的平等？”时给出了很好的说明。

再分配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消除贫困陷阱。例如，如果人们负担不起教育费用，也无法通过私人渠道借钱支付，那么让政府提供或帮助支付这些费用可以克服市场的不完美。其他形式的政府资助贷款和项目也是如此，这些贷款和项目促进了人们对人力资本和健康的投资。

上述区分是重要的，因为社会保险本质上是应对不平等症状的一种事后补救办法。另一方面，为了消除造成贫困陷阱的市场不完美而实施的再分配政策，是希望从源头上战胜贫困。这类政策也会更直接地应对固化和生产中的低效率。

这两个理由都很重要。在治疗疾病时，人们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治疗不平等也是如此。但区分这两个理由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许多政策的注意力集中在对症状的补救措施上，其中一些政策措施并不会消除不平等的原因或类似固化的长期影响，而只会消除一些直接的负面影响。一些税收政策特别是那些针对财富和遗产的税收政策，兼顾了这两个方面，正如一些专门打击造成不平等的垄断和其他市场不完美的法规一样，因为它们不仅实行再分配，而且消除了一些不平等的根源（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Chetty，2009；Dworczak、Kominers and Akbarpour，2019）。

政策还可以根据其作用大小来区分。例如，对早期教育的投资，即使学前教育投资，显然也会有很大的滚雪球效应。特别是，早期获得非认知技能可以帮助儿童获得进一步的知识和技能。人们评估政策的成本与社会收益时，发现其中某些政策是很划算的（参见Hendren and Sprung-Keyser，2020）。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教育的许多方面是由父母决定的（参见Lareau，2002，2011；Becker，2009；Doepke、Sorrenti and Zilibotti，2019），因此教育父母是有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证据至少可以追溯到《科尔曼报告》（标题为“Equ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1966），其中提到了关于各种同伴效应、当地文化和社群因素的重要性，并且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详细研究（Small、Harding and Lamont，2010；Gelber and Isen，2013；Almond、Currie and Duque，2018；Agostinelli et al.，2020）。此外，父母之间的同伴效应也意味着有些网络效应可以采取此类政策加以解决或利用。

5.2　解决不平等的社会原因：利用网络效应和克服同质性

理解同质性如何影响机会、信息和行为，为构建政策克服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固化和生产效率低下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有两种各自有效的不同方法。一种是通过改变网络来尝试减少同质性，并消除其不良影响。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提供机会、信息或改变具有破坏性的行为规范，来克服同质性的影响。任何形式的政策都可能产生意料外的后果，而社会工程尤其危险，因此考虑每种政策的运作方式以及每种项目运作的成本和收益非常重要。

5.2.1　网络效应和社会乘数

网络在政策设计中特别有用的一个方面是，它们充满了外部性，并涉及反馈效应和级联效应。从消极方面看，这些是不平等和固化的核心原因，但这些影响反过来也可以使精心设计的政策更加有效。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考察一下平权行动的政策在克服就业机会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正如我和博尔特、伊莫利卡（Bolte、Immorlica and Jackson，2020）讨论的（也可参见Granovetter，1995），帮助人们得到工作不仅直接有利于这些人，而且有助于他们所在网络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然后，他们可以向其他人推荐工作机会，以及提供相关信息以帮助他们的群体更好地为特定职业做准备。因此，这样的项目不应仅仅评估它对参与者的直接影响，还应该评估它对群体内的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在此类情况中，榜样的作用常被提及，但还有其他更多的基本网络效应，参与者除了简单地表明他可以得到工作，还可以为他们的朋友、家人和熟人提供渠道和信息。此外，由于关系网络呈指数级向外扩展，即使直接的双边同伴效应很小，这些影响也可能是巨大的。这也意味着一个临时项目可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即给一个人一份他们本来不会有的工作，可以引导他们帮助别人，然后别人就可以再帮助其他人，如此等等。

上述观点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这意味着人们应该评估以网络为基础设计的政策项目的全面影响。再次，这意味着人们应该利用网络结构来优化政策目标。

要了解第二点，可以考察一项存在同伴效应的网络政策。现在，许多领域都有关于同伴效应的因果证据，包括锻炼（Aral and Nicolaides，2017）、疫苗接种决策（Banerjee et al.，2021）、选举（DellaVigna et al.，2016）以及教育等领域（Sacerdote，2001；Hasan and Bagde，2013）。为了理解存在同伴效应的网络结构的作用，可以考察一个与高中学生有关的具体应用场景，以及这些学生如何做出是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决策。这些学生更关注同伴的做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们只是喜欢做同伴也在做的事，因为这些同伴提供了更多共同的经验，让他们有归属感；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从同伴身上学习，或者他们从更多的朋友继续接受教育这一点上看到了更多的好处（例如，可以增强与未来就业的联系等）。

具体来说，假设学生喜欢做他们的大多数朋友在做的事。想想一个社群中的学生如果都选择在某个时点停止他们的教育，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糟糕的均衡结果。如果我们发放有限数量的奖学金（或提供其他类型的帮助），鼓励学生继续接受教育，那么我们如何发放这些奖学金就非常重要。如果奖学金在网络中随机分配，我们也许只能得到直接的效果。接受奖学金的学生会继续接受教育，但不会促使那些有大量朋友的其他学生继续接受教育。相反，如果我们精心设计在小团体和子团体中发放奖学金，因为这些团体中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并且彼此靠近，那么接受奖学金的学生就可以引导那些有大量朋友的其他学生继续接受教育。这又会引导其他学生的朋友继续接受教育，依此不断向外扩展。事实上，正如我和斯托姆斯（Jackson and Storms，2018）表明的，在有同伴效应的情况下，与随机发放奖学金相比，精心设计的奖学金发放可以带来极大的好处。

这反映了基本认识的扩散与规范及复杂行为之间的差异（Golub and Jack-son，2012；Centola，2018；Jackson and Storms，2018）。要了解一个教育资助项目可能只需要听取一个朋友的意见，但要想知道如何利用这个项目并真正参与其中，可能需要观察几个朋友的经历。因此，就如何向网络中注入信息和机会以克服不平等而言，不仅取决于网络的结构，还取决于网络如何塑造不同类型的行为和结果。

5.2.2　不断变化的网络和社会工程面临的挑战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克服同质性影响的两种方法，先讨论塑造网络。尽管同质性通过社群拥有的机会、信息和规范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但同质性是一种普遍的力量，它在许多方面同时将人们的发展与障碍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直接处理同质性问题是有益的。

改变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奔向机会”（Moving to Op-portunity）项目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证据。该项目为一些家庭提供补贴，让他们从贫困社区搬到了较富裕的社区。正如切蒂、亨德伦和卡茨（Chetty、Hendren and Katz，2016）指出的，长期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尤其是搬迁发生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这对孩子的健康、教育和长期收入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根据切蒂等人的估算，一个8岁孩子搬家后一生的平均收入增加了302000美元。有趣的是，搬家的作用随孩子年龄增大而变小。大龄孩子更深地嵌入其网络和行为中，随着嵌入程度的进一步加剧，改变起来也就更难。

友谊和其他关系网络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一个人所接触的人推动（Blau and Schwartz，1977，1984；Blau，1987）。如果人们与其他拥有机会和信息的人有大量接触，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关系。让一个孩子从贫困社区搬到富裕社区后，我们讨论的所有事情都改变了，包括信息流动、机会和预期行为的规范。

尽管“奔向机会”这样的实验项目显示了可能的改变，但搬迁整个贫困人群也是不现实的。而且，大规模搬迁的做法也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让一些家庭搬到并融入不同社区迥然不同于大规模搬迁。特别是，单纯的接触并不一定会改变人们的人际网络，除非他们是除了选择融合外没有其他更多选择的极少数人。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有联系是形成跨群体联系的必要条件，但这远远不够。例如，库拉里尼等人（Currarini、Jackson and Pin，2009，2010；Chetty et al.，2021；Mosleh et al.，2021）发现，在友谊形成的过程中，接触和基于接触的选择都有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美国一些规模最大、种族最平衡的高中也是种族最分裂的，而规模较小的高中则更加融合（Currarini、Jackson and Pin，2009，2010）。

卡雷尔、萨切尔多特和韦斯特（Carrell、Sacerdote and West，2013）举例说明了通过设计社群关系帮助个人的政策如何导致意料外的后果。美国空军学院的学员班是经过精心组织的，目的是将预期平均成绩最低的学生与预期表现良好的学生搭配在一起。先前的数据显示，当预期成绩低的学员与成绩排名靠前的同伴有更多接触时，他们的表现会高于预期水平。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大约一半是预测成绩较低的学生、一半是高分学生中的所有实验班级中，学生选择了自我隔离。正如上文讨论的，群体的临界规模越大，友谊越有可能破裂。因此，尽管低预测成绩者与高预测成绩者的接触优化，但基于接触的选择仍然导致了高度的同质性。这种效应背后的含义直观明了。在小群体中，人们相对没有机会选择谁作为朋友，也就是说，群体是被迫聚成的。当社群变得更大时，每个小群体都达到临界规模，使得人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社群内选择和维持自然数量的友谊。人们的同质性倾向会占上风，他们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非常相似的人成为朋友。在空军学院的实验中发生的情况是，不是少量预测成绩低的学员融入高分学员的群体，而是低预测成绩的学员有了更多机会在他们自己之间建立友谊，从而导致了更多的隔离和更糟糕的结果。

因此，尽管重塑网络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但这些细微差别意味着社会工程是棘手的，可能会产生意料外的重大后果。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有一些见解可能有助于制定成功的政策。

一个见解是提到的事实：拥有特定群体结构的较小社群相比于有类似群体结构的较大社群，更容易形成群体间的融合。这表明，降低同质性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大型组织和社群重新改造为相对较小且较为混杂的子社群，以改善其结构。很多城市规划，以及大学、公司和其他大型机构的结构改造，都力图在其中创建更小的社群。这样做不仅可以在更大的组织中建立紧密的社群结构，而且有助于在不同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建立桥梁。如果一所高中拥有大量的学生，那么把他们分成更小的群体，让他们一起上基础课、一起吃饭等，就像把他们放在一个较小的学校里，使他们更倾向于建立起跨群体的联系。

第二，上文提到的网络效应意味着，提供新的机会使网络连接多样化这种做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与这一预测一致，我们在切蒂等人（2021）的分析中发现，经济流动性和日益增多的连接密切相关。数据中显现的大致线性关系可能表明，每个边际连接点有相似的效益，或者潜在临界效应在社群平均水平上被消除了。对经济连接的进一步探索可能有助于揭示连接的哪些方面，如信息、机会或同伴效应，在经验上最相关。无论如何，跨收入群体的联系有望成为提高经济流动性的关键。

第三，简单地增加接触也可以影响歧视和种族主义（Allport，1954）。最近的研究表明，接触可以影响人们的观点和长期的偏见及行为（Rao，2019；Strother et al.，2021；Bursztyn et al.，2021）。这种影响与接触产生的友谊网络无关。此外，接触会导致非社会联系和弱联系，而这种联系即使不那么牢固，也是交流信息和机会的重要渠道（Small，2009）。

第四，如果人们的关系网被破坏，同质性带来的好处可能会消失，因此补充现有关系可能优于剧烈地重构现有关系。在确保新社群能够提供人们所需的所有支持之前就分裂现有的社群，可能会造成破坏性后果（Barnhardt、Field and Pande，2016）。

第五，随着技术在塑造人们的网络和信息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控制网络、接触和信息的算法设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平台竞争和利润驱动可能导致平台将人们引向与其背景最接近的关系和内容。即使算法可以扩大人们的网络规模，但它也可能最终增加而不是减少同质性。在人们用于交流、联系和搜索的算法背后，看似微小的设计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设计者的动机不一定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一致，特别是考虑到大型网络还会带来外部性时。更好地理解这些服务的运作机制和影响，以及设计者的动机，是未来政策设计的重要方面。

5.2.3　克服网络结构的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在不改变网络的情况下如何克服同质性和网络结构的影响。

一些有助于克服网络影响的政策很自然地受到同质性带来的限制的启发。特别是，为了克服人们因缺乏良好关系而导致的信息和机会缺乏，一种政策是直接为人们提供缺失的信息和机会。这是导师制度、树立榜样和平权行动等政策的逻辑。如上所述，网络效应导致信息和机会更广泛地传播，从而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Holzer and Neumark，2000；Miller，2017；Bolte、Immorlica and Jackson，2020）。

就业市场中的信息障碍也可以通过帮助企业找到好的匹配对象来克服，而不必依赖推荐。这可以有多种形式：一是为相对弱势的群体提供实习制度，这样公司就可以了解员工；二是提供关于人们技能的更多更好的信息，通过一些项目让人们展示他们已经达到的技能水平。在这方面，在线教育和认证的普及有望帮助缩小差距。克服信息障碍的一个不太明显的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如果很难解雇员工，那么最初的招聘决定就变得更加重要，推荐就变得更有价值。这可能加剧不平等。因此，旨在加强工作保障的监管措施实际上可能会带来副作用，导致不平等的增加（相关分析参见Bolte、Immorlica and Jack-son，2020）。

一些政策，如导师制度和平权行动，最终可以抵消同质性的上述三种负面影响。这些政策不仅有助于通过网络扩散信息和机会，而且由于特定群体的人最终获得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们也为其社群树立了杰出榜样，并可以帮助重塑社群内的规范、预期和文化（Acemoglu and Jackson，2014）。这些影响也可以带来递增的回报，至少在最初是这样。也就是说，每一次额外的成功都可以使可能性变得更加明显，并进一步改变人们的预期和志向，这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同伴效应。

5.3　“政策鸡尾酒”

阿尔法尼（Alfani，2021）认为，“人的能动性”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实施精心设计的政策以克服不平等，是不平等趋势随时间变化的主要预测因素；当经济不受约束地运行时，资源的积累往往会高度不平等。

正如我们这里讨论的，不平等和固化背后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力量，这表明配套的政策组合将比任何孤立的政策更加有效。此外，一些政策处理症状，而另一些政策处理原因，而且原因有很多，但原因和症状都需要处理。

全面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策鸡尾酒”至少需要四种成分。第一，通过基本安全网和再分配政策提供社会保险解决症状，类似于疾病治疗中先消除疼痛。第二，长期的经济政策，旨在解决由垄断租金和各种资本的递增回报累积而成的巨大财富失衡。这些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监管和税收，要在不损害经济激励的情况下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通过各种补贴消除基本的资金贫困陷阱，包括提供各种贷款、奖学金、日托和幼儿教育补贴等。第四，旨在克服同质性和促使固守一隅的社会网络开放的政策。这方面包括：通过更多跨群体的接触和组织重塑和丰富人们的网络；通过平权行动、导师制度、实习制度和认证项目等，为人们提供现有网络中缺少的信息、机会和榜样。重要的是，网络反馈效应和乘数效应不仅会导致不同群体之间持续存在巨大的行为和机会差异，而且有助于运用精心设计和适当集中的政策以更有效地克服不平等和固化。

几乎所有必要的政策以前都曾以各种形式被使用过。这里讨论的最新颖的政策是利用大型组织和机构内部的小社群来促进跨群体的接触和互动。培养团队合作和加强社群联系的理念是许多组织的重要工作，这利用了我们在网络分析中得到的结论，即小社群和团队是跨越信息和机会障碍的有益桥梁。

重要的是，“政策鸡尾酒”不仅解决了不平等的不同动因和症状，而且可以增强政策之间的互补性。例如，如果人们能在早期儿童教育方面打下更强的基础，并能克服高等教育的投资和机会成本障碍，丰富人们的网络和信息就可以产生更大的作用。如果弱势群体能够了解如何更好地利用补贴贷款来促进教育、增加就业机会，那么向他们提供教育补贴贷款的作用就会更大。如果没有信息和机会，只是提供贷款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同样，如果没有资源支撑和最终的机会，只是提供信息也不会起作用；如果人们没有资源和信息，只是提供机会也不会产生很好的作用。所有这三项政策都因其他政策的存在而得到加强。这是一个“最薄弱环节”的挑战，只有在许多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结果才会发生变化，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就可能导致整体性的失败。因此，一次只满足一个条件的政策远不如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政策有效。更进一步的政策互补性基于如下事实：某些弱势群体中某个成员的状况改善会使他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然后可以为该群体中的其他人提供信息、机会和榜样。这是网络外部性的一部分。将平权行动这样的政策与导师制度相结合，将会使这两项政策的作用都得到加强，两者既可以同时帮助改善人们在网络中的处境，又可以加强人们在网络中的沟通交流。更一般地说，任何改善个人状况的政策都有网络效应，实施相关政策将这种改善转移至网络，可以进一步增强网络效应。这不仅适用于教育和就业，也适用于健康、扫盲和其他投资。

这意味着，网络效应使相关政策可以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并对其他政策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有必要从网络视角来设计政策组合，并且评估这些政策需要超越政策直接针对的个体。

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尤其是在社会工程的一些潜在副作用方面。网络可以服务于许多富有成效的目的，但如果网络遭到破坏，也会产生意料外的后果。网络效应可以是高度非线性的，更好地理解如何将政策聚焦于网络，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通常我们会参与许多不同的关系网络，如家庭、朋友、同事、邻里等。这些关系提供着不同形式的互动与支持。理解不同关系网络的区别与联系，是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最后，影响人们互动的技术快速发展，这可能会对社会网络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对人们的互动产生影响的平台以及人们看到的信息，都是由那些逐利的公司设计出来的，它们实际上在实施某种社会工程。它们为人们建立联系提供信息与建议，而且常常深知人们的偏好与倾向。它们不仅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互动数量与速度，而且放大了同质性及其影响力。此外，以平台为中介的互动造成了更大的网络不平等，因为一些人积累了数千乃至数百万追随者。理解平台设计者的激励如何偏离社会福利，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改善我们的互动、增进我们的福利，是另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

（徐兰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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