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热点篇

第二章 2021年中国出版融合发展报告

黄楚新,郭海威

作者简介:黄楚新,郭海威 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媒体融合;郭海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新媒体、智能媒体。

摘要:2021年,中国出版业准确把握新态势、紧抓新机遇、适应新格局,出版融合不断向提质、增效、扩容迈进,政策布局系统完善,理念创新有效赋能出版融合,技术嵌入成效凸显,跨界经营迈向纵深,对外合作步伐加快。与此同时,出版融合意识需进一步增强、版权保护与运营机制需完善、复合型人才队伍支撑力不足等问题,需引起更多关注。基于此,未来应着重在深度融合发展、精品力作输出、打造全品类服务、构建全媒体网络、坚持中枢式改革、提升科学管理水平等方面发力,为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出版融合;转型升级;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出版业进入数字化、场景化、智能化、社交化转型的重要阶段。面对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出版业正积极拥抱新技术、新业态,紧抓机遇,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打造创新发展新格局。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线上办公、学习、生活愈发成为常态,人们的阅读环境、阅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为更好满足用户阅读需求、优化阅读体验,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数字化战略、精品化战略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出版融合发展的联动效应、集群效应、示范效应初见成效,并继续向高质、高效、高端出版迈进,主题明确、特色鲜明、形态多样、渠道多元的新型出版格局逐渐成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出版融合的发展状况与热点聚焦

2021年,围绕出版融合发展,“政产学研用”各方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充分把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沉浸化等发展态势,发挥各自优势,突破传统出版的路径依赖,出版融合发展势头迅猛,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发展效率发生深刻变革,出版融合发展在提质、增效、扩容等标签下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进发。

(一)政策布局系统完善,前瞻引领创新发展方向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深刻影响社会运行方式。5G、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等技术与出版业务深度融合,出版融合既是大势所趋,亦是新发展阶段出版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为加快建成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党中央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出版融合发展,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予以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这为出版业融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新方向,引导打造多元化、立体化、数字化出版新格局。对标对表“十四五”规划相关要求,2021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组织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通知》中指出,引导出版业大力实施数字化战略,系统性推进融合发展,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这为出版融合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2021年7月,《关于新闻出版业 2021 年第一批拟立行业标准项目的公示》,涵盖 14 项行业标准,有效推进提升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强化示范引领。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为知识产权发展和综合实力提升绘出蓝图,同时通过打造健康、可持续的知识产权环境为出版融合发展提供基础支撑。202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 年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非公有资本违规参与新闻出版等相关业务,进一步划清了新闻出版的参与界限,为营造清朗出版生态、打造优质内容生态提供坚实保障。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社会机构、行业协会等积极响应,坚持补短板、锻长板,创新体制机制,为出版融合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整体来看,2021年,聚焦出版融合发展,政府相关部门从顶层设计出发,对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要方向进行全局部署,政策体系继续完善,前瞻布局数字出版,对出版业的深度融合、高效融合提供有力支撑,为出版融合发展提供充分保障。

(二)理念创新赋能融合,协同参与价值共创共享

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 79.4%,远高于图书、报纸、期刊等的阅读率,数字阅读越发成为主流阅读方式。据《2020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4.94亿人,较2019年增加5.56个百分点。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阅读用户群体,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出版理念作为普遍共识,深刻介入和影响出版内容消费。坚持理念创新,以用户为中心,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进一步放大出版融合在价值创造、价值引领等方面的整体效能,是2021年出版业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逻辑。

新技术、新应用有效推动出版融合发展变革与转向,出版融合的价值体现超越了传统出版生态下的价值生成与创造模式,在人人皆媒体和出版融合双重背景下,出版业的价值创造不再仅取决于出版机构,更多取决于包括作者、用户、技术平台、行业协会、监管部门等多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出版业的价值创造从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参与,不同参与者的相关配合限度对于所创造价值的大小、价值实现限度的影响日益深刻。

(三)技术嵌入成效凸显,融合场景应用高速推进

在 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AR、VR 等技术加持下,人类社会正加快步入元宇宙时代,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沉浸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愈发完善,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复学等方面作用突出,同时在稳投资、促消费、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进一步激发各行业融合转型动能,出版业积极拥抱新技术,不断探索加快推进融合发展进程。2021年9月,方正电子“内容中台”入选中国出版融合发展优秀案例,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能够有效实现对出版内容的智能审校、格式转换、智能存储、版权保护、自动标引等功能,为数字出版的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故宫出版社与商汤科技合作出版的 2022 年《故宫日历》中,将人工智能、AR 技术有机嵌入日历中,用户通过手机小程序扫描日历上的图片,即可观看AR文物,感受虚实融合的视觉体验。2021年9月,贵州出版集团主持建设的“国家出版业大数据应用服务重大工程(试点)”项目正式对外发布,该项目是贵州出版集团紧抓大数据应用发展机遇、以大数据赋能出版的有效探索,基于大数据应用,贵州出版集团在选题策划、产品发行、推送匹配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走向纵深。

《2020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在数字化阅读方式方面,手机阅读、阅读器阅读、Pad(平板电脑)阅读的接触率均较 2019 年有一定增长,分别达 76.7%、27.2%、21.8%。此外,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的占比达31.6%,其中,使用移动有声App、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智能音箱、广播、有声阅读器或语音读书机等介质的比例分别达 17.5%、10.8%、10.4%、8.8%、5.5%。伴随着阅读场景、渠道、方式的多元化,出版业与新兴技术的融合更加紧密,人工智能、大数据、AR、VR等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应用深度和广度加速拓展,推动出版理念、模式、流程等全生态变革重塑,出版融合向更高阶段迈进。

(四)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互联跨界经营迈向纵深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为传统出版经营带来持续冲击,倒逼传统出版业向多元经营模式转变,出版新业态不断涌现。2021年,诸多出版机构主动把握媒体深度融合的战略机遇,以互联跨界经营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探索跨产业、跨区域、跨平台合作,努力实现基于自有品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21年,中国出版业依托自有优势,加快创新市场化运营方式,展现出旺盛的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不断被激发,正逐渐涉足传统出版领域之外的多元化商业场景,试图打通更多盈利渠道,创新盈利模式。传统出版机构依托自身专业基础、品牌基础、人才基础、技术基础,积极开展跨界合作,围绕健康领域、养老领域、教育领域、智慧城市领域等尝试探索,通过打造多样化商业模式,输出各类解决方案,实现盈利渠道多元化。

(五)对外合作步伐加快,多维立体展示中国形象

2021年,中国出版业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对外传播整体战略,深入开展合作交流,切实提升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建构好中国形象、赢得广泛认同的能力水平。

2021年6月,70家出版机构的107种图书获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资助,130家出版机构的324种图书获得“丝路书香工程”项目资助,两项工程的实施推进既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契机和支持,同时也鼓励国内出版机构要积极适应后疫情时代出版业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推动中国出版对外高质量输出。

2021年9月,在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来自105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展,共达成各类成果7000余项,较上届增长7.9%,其中,我国各类版权输出意向和协议数量近5000项,较上届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日益成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和载体,有效助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与文明互鉴。另外,此次图书博览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借助 5G、VR、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云展示、云贸易实现智慧升级,为参展各方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整体而言,以文化交流为切入点、着力点,以出版融合为介质,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用户的精准传播、沉浸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同时,出版融合在对外输出过程中,创新传播手段和形态,借力视频化转型,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结合AR、VR等技术手段,全面、立体、生动展示中国形象。此外,与国外出版机构联合策划,合作推出一批优秀的出版融合物,助力提高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国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二、出版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立足新发展阶段、新传播环境,准确认识和厘清出版融合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对于找准定位、精准发力,推动出版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出版融合意识需进一步增强

2021年,随着媒体融合继续向前推进,出版融合进程也不断加速,从出版业融合发展现状来看,各出版机构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没有”的问题,数字出版生态体系建设持续完善,但是优质内容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如何提升仍是当前出版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传统出版业在创新理念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加之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在向出版融合转型过程中对外部技术公司、内容平台等表现出较强依赖性,传统的出版机构本身则更多扮演中介和工具角色,主导权有所弱化,基于此,一些出版机构积极探索、主动发力,力图在融合转型过程中占据更大主动权。

然而,仍有部分机构停留在出版融合的浅水区,融合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展,在跨界融合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优势、抓紧机遇,融合产品衍生能力不足,导致对融合的主动权、主导权弱化。从长远发展来看,优质内容始终是出版机构的核心资源和关键优势,外部合作方应是为我所用、服务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辅助手段,如何借助自有核心资源,有效整合外部资源,提升出版品牌竞争力、影响力,是当前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版权保护与运营机制需完善

《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达11781.67亿元,相比2019年实现19.23%的增长,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根据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在手机、互联网、电视阅读器等数字化媒介方面的接触时长均较 2019 年有所增加,10.8%的成年国民增加了数字内容的阅读,数字阅读日益成为人们日常阅读的重要形式。为适应多元化的阅读需求,数字出版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积极创新,推进出版融合发展向深向远。

多样化的内容呈现方式与传播渠道,也为版权保护带来挑战。一方面,新技术应用催生丰富的传播形态,在赋能用户自主表达的同时,也出现了对出版内容“数字化”复制、传播的各类问题,数字化侵权的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另一方面,围绕版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正在逐步完善,如 2021年6月1日,新《著作权法》正式施行,其中针对数字内容的版权保护进一步明确,扩大了版权保护范围和力度,但是面对庞杂的数字出版生态,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涵盖监督监测、举报反馈、惩罚执行等多维功能的版权保护网络。

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出版机构尚未完全适应和把握移动化、碎片化、数字化、智能化等传播新态势,未能走出“自留地”,跳脱传统出版思维模式,仍停留在运营路径单一、保护机制被动阶段,在与新兴出版的交锋与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导致难以有效汇聚用户、版权经营效益增长缓慢。

(三)复合型人才队伍支撑力不足

要推进出版融合发展不断向好向优,人才是基础要素,也是关键要素。围绕出版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国内领先的出版机构、高校、技术平台等纷纷发力,如目前全国有20余所高校开设专业培养数字出版人才。2021年10月,在第十一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全国高校数字出版联盟”新增12家高校为成员单位,致力于中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

相对于各级新闻媒体融合,出版融合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发展水平和理念相对滞后,受到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制约,高素质的复合型出版人才依然紧缺。全媒体时代对复合型人才提出高标准要求,不仅要熟谙编辑出版流程与规律,还应“一专多能”,具备编辑审校、营销策划、全媒体呈现、多渠道传播等能力。从行业内部来看,各出版机构对数字出版相关专业人才引进的制度支撑不足,人才发展体系不完善,制约了对高端人才的吸纳能力;相应激励机制不健全,未能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导致自身“造血”能力不足。从学科发展来看,现有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尚不能保障对出版融合的多层次、复合型人才需求的有力供给,理论学习与业务实践仍存在脱节。

锚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出版融合新趋势、新需求,培养打造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迫在眉睫,紧紧围绕媒体融合战略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考评激励机制、深化学科体系建设改革是今后高校、出版机构、技术平台等各方的共同发力方向。

(四)技术人文并重导向亟待提升

出版融合过程中,新技术应用显著提升生产与传播效率,同时助力增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且随着各类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迭代,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等为出版融合的创新式、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使出版业对新兴技术应用格外重视,技术在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凸显。然而,由此而生的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争论不断。

2021 年,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对出版业的融合发展发挥了重要驱动作用,带来巨大变革,其主导性不断增强。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即技术至上引发的出版价值创造危机。一方面,技术应用出现形式化、滥用和极端化现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嵌入在出版以及营销全流程中,由此导致出现用户隐私数据被滥用、内容价值导向出现偏差、数字出版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版权侵权形式隐蔽化等问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性发展与传播带来诸多阻碍。另一方面,对技术的过度重视导致人的主体性在出版执行过程中受到弱化和忽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人文理性受到挑战,技术理性甚至主导了出版内容的社会价值传播,技术中立这一伪命题的局限性也被持续扩大和凸显,主流价值面临巨大安全风险。

智媒时代,要推动出版融合创新发展,技术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对技术的盲目应用亦会导致上述各种负面问题和效应的出现,探索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为引领,平衡好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将人的主体性与新兴技术的高效性、多样性相结合,是未来出版业实现融合发展必然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同时也是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径

我国出版业在融合发展的探索实践中,依托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推动出版融合取得显著成效。随着出版融合不断向纵深推进,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等都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此背景下,要推动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加健康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格局,必须加快守正创新,积极开拓思维,变革思路方法,推动出版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主动作为谋转型,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

要不断强化技术对出版深度融合的驱动力。着力对出版全流程实现技术驱动,最大限度释放各类新技术应用对出版融合的促进作用,借力 5G、人工智能、大数据、AR、VR等技术开辟出版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使出版融合的边界得到进一步拓展。以技术驱动为杠杆,加强出版融合所涉各方主体的相互连接,形成紧密的交互网络,增强出版融合实效。同时,应对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保持警惕,平衡好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相互关系,防范因过度依赖技术理性或人文理性导致的价值偏向。

要不断强化资源整合。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出版融合所涉多元主体间有效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是当下推进出版深度融合需要重点关注和完成的任务,这其中,资源整合包括对数据库、技术应用、人才队伍等的全方位融合交互。于出版机构内部而言,应通过整合各部门、各子机构的资源,着力打造具有强大聚合功能的融合型编辑部,推动出版机构内部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和利用。于出版机构外部而言,面向新的出版与传播网络,集纳所涉多元主体的优势资源,打造更加高效智能的出版融合生态系统。

要把握好新的出版与传播规律。全媒体时代,包括出版业在内的媒体融合将向更深层次、更高维度进发,伴随出版格局与生态变革重塑,出版与传播规律也要创新调整,要基于新的发展格局创新出版思路,在内容形态、传播渠道、体验方式等方面探索新模式,适应全媒体时代精准化、移动化、个性化、沉浸化的内容消费习惯,更好满足用户阅读需求。同时,围绕新的出版与传播格局,探索与之相适应的营销新模式,积极推进跨界合作,为出版深度融合提供新的动力引擎。

(二)锚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精品力作输出

扩大优质内容产品供给。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生产导向,突出思想内涵,发扬工匠精神,坚持推作品、促精品,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强选题策划、呈现形态、交互形式、功能拓展等方面的创新研发,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契机,推出更多适应新传播格局的内容产品。由出版机构、政府监管部门、技术公司等合作,加大资源投入,探索设立创新创优基金、举办出版融合大赛,鼓励优质内容创作。

强化对内容资源的数字化开发运用。深度应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创新成果,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提高不同内容形式之间的融合限度和转换效率,适应互联网和各种智能终端传播特点,推出优质、多样、个性的数字文化内容产品。联合出版机构、技术平台与作者资源各方,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挖掘,探索开发线上出版、沉浸式体验、数字艺术展示等新业态,引领出版融合发展新方向。

夯实精品内容创作基础。探索建立出版融合人才库、优质作者资源库,汇聚优质作者,强化优质内容输出的智力支持。聚焦打造精品力作,制定短、中、长期选题规划,形成动态化、常态化的策划、营销机制,提前部署、充分准备,源源不断输出具有时代印记的精品内容。

(三)打造全品类服务,激发内生创新升级动力

巩固传统出版经营市场。将行业发展优势转化为出版融合优势、创新传播优势,巩固、提升出版机构同技术平台、作者、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主体的良好合作关系,不断开拓传统出版经营市场。积极改进出版发行服务方式,建立出版经营监测系统,切实提升出版发行服务质量。围绕重要时间节点、重大事件,提前策划,推出系列专题,抓好专题广告宣传。

积极培育新增长点。主动适应行业发展新要求,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基于在出版领域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完善产品服务链条,开发培育有竞争优势、具有较大影响力、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品牌。发挥出版资源整合优势,打造跨区域、跨领域、主题性联合出版项目,在稳定传统发行、版权经营的基础上积极转型,增加新媒体广告、跨界经营等在整体营收中的占比。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发挥好出版机构的中介载体作用,贯通产业链上下游,做专做强整合出版与营销,大力推动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探索版权经营新模式。以出版机构自有版权资源为支撑和依托,充分学习、了解、对接好各内容平台经营模式,分平台实现内容精细化授权运营。探索开展内容定制化合作,建立与合作平台的版权共同运营和保护机制。与此同时,围绕出版机构自有版权资源,采取自主开发、合作开发等多种开发模式相结合,推动版权运营规范化发展。

(四)构建全媒体网络,形成新型立体出版格局

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应用为出版业带来重要变革,出版业发展格局与生态发生显著变化,也为出版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和任务。全媒体时代,要推动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必须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了解出版业所处发展环境与生态,了解并能够运用最新出版技术手段,探索构建全媒体出版网络,推进优质内容全方位、立体化传播。

一是要完善出版融合布局。一方面,要统筹好融合共生的新出版生态布局,以新兴技术应用为支撑,打造综合性、全媒体出版网络,丰富出版融合渠道与方式,进一步拓展出版融合的覆盖范围、参与范围和影响范围,助力优质内容高效输出与传播。另一方面,要统筹好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虽然当前数字出版产业增长迅猛,成为出版业新的增长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守好传统出版阵地同样重要,要在出版渠道、模式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二是要立足全球视野,进一步提升出版“出海”能力水平。主动服务大外宣工作布局,积极融入国际出版新格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学习和借鉴吸收国外出版业的先进技术、理念与设计,有效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对外传播好中国文化、发出中国声音。同时,要善于在国际出版新格局中把握机遇、抢占优势,积极参与出版融合的标准、规则制定,突出强化中国出版的国际化影响力,构筑有利于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新型国际出版格局。

(五)坚持中枢式改革,丰富融合创新制度供给

在引导性制度方面,围绕出版融合发展探索制定具有较强前瞻性、引领性的政策制度,为全媒体时代出版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一方面,应统筹出版融合的发展趋势、发展可能,集合出版机构、高校、科研院所、智库机构、技术平台等主体,探索在宏观层面开展顶层设计,为出版融合提供方向指引和制度背书。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应根据上述引导性制度设计,基于特定发展阶段大胆开展融合实践,确保新理念、新模式、新思路及时应用于出版融合发展。

在鼓励性制度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探索建构出版融合评估体系,以可视化形式从更深层次挖掘分析出版融合发展的具体成效,并探索与融合效果评估机制相符合的激励措施,充分激发出版机构、技术平台等在出版融合与效果优化过程中创新创造活力,激发广泛的参与热情,为出版融合向纵深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在规制性制度方面,以前瞻性思维针对未来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问题提前制定相关应对预案和规制措施,为新时期出版融合发展划定底线标准,严防出现突破底线的不良行为扰乱出版业发展秩序,确保出版融合航向不偏、持续向好向优发展。同时,应确保规制性制度与引导性制度、鼓励性制度之间的关系平衡,对于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出版融合实践探索,应给予充分试错空间,防止因过度规制导致出版业不敢创新的局面出现。

(六)统筹谋划抓落实,切实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出版业作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行业,应始终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绝对领导,立足出版融合发展所处新环境、新格局,要从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出版,向党管数据、党管算法延伸,强化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编委会职责使命,加强意识形态管理,严格执行编辑审校流程,从导向、质量等方面加强把关,发现涉意识形态问题应及时妥善处理。对各类经营活动严格把关,确保各种宣传、营销等活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始终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

加强出版融合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引进一批高层次数字内容人才、运营管理人才、技术研发运维人才,打造具有全媒体思维、适应数字出版环境的复合型、高水平人才队伍,在行业内落实“传帮带”机制,形成专业知识传承与创新发展体系,促进青年人才快速成长。探索建立“出版+”工作室,以项目制形式为人才创新提供技术、资金和平台支持,营造人才发展的有利环境。鼓励出版机构、高校、技术平台等开展合作,组织专业性强的策划、编辑、运营等技能培训,提升出版融合人才专业能力水平。

完善落实监督考评机制。围绕出版融合发展的短、中、长期发展规划,按照不同机构、平台、部门等各自分工细化任务,分主题、分类别落实推进,及时发现、精准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转变发展思路方法,寻找解决方案,增强执行力、提升实效性。针对出版融合发展,进行分阶段监测、评估和总结,确保出版融合发展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