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成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圣基尔达（St.Kilda）靠近海湾的郊区，从那里只需步行五分钟便可到达海滩。那时还是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早期，圣基尔达仍然有些脏乱——自那以后，这个地方得到了部分改造。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总是站在阿克兰（Acland）大街上，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我的英荷籍犹太裔外祖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英国伦敦移民到澳大利亚——经常以“the refs”这一对难民（refugees）的贬称来称呼这些新近移民到这里的人。

我的父亲出生在维也纳，他喜欢每周一次带着我沿着比肯斯菲尔德大道（Beacons field Parade）步行约5千米，用一个小时至墨尔本港的车站码头（Station Pier）去看停泊在那里的远洋班轮。他总是被大海所吸引。他出生在位于内陆的维也纳，1938年年底逃至上海，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其中有将近四年因日本人占领了犹太人聚居区而过着悲惨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很容易地就与逗留在上海的美国水兵交上了朋友。作为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8年他乘坐第二艘从上海出发的船，与犹太难民们前往新成立的以色列国。但是这个国家并未成为我父亲（他是典型的“流浪的犹太人”）的久居之地。1950年，主要因为他的思乡之情，他回到了维也纳。六年之后，他又踏上了海上之旅——这次是去澳大利亚开始新的生活，并恰好及时地参加了墨尔本奥运会。几年之后，他遇到了出生于墨尔本的我的母亲。然而他的“流浪癖”（wonderlust）依旧不减，当我差不多十一岁的时候，我们重回车站码头，然而这次是以乘客身份。

这位再次迁徙的裁缝与他的家人乘坐一艘意大利船只，航行了四个星期，经由好望角（“六日战争”后苏伊士运河仍处于封锁状态）回到了欧洲。我感觉在远洋班轮上的生活有些无趣；我因年龄过大而不适宜在“儿童室”，又因年龄太小而不能参加成年人的活动。但是我在船上结交了几位好朋友，这有助于打发时间。在这次航行中最为生动的记忆是当我们横渡地球而变换时区时，船上的日报《海事预报》（Sea Herald）经常通知将时钟调慢半小时，以及我曾多次溜进船上的小型电影院，去看一部日本的科幻电影：《伽马3号宇宙大作战》（The Green Slime）。我非常喜爱这部电影，以至于我同时观看了英语版和意大利语版。

由于我的父亲感觉自己难以决定何处才是他想居住的地方，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又进行了两次远洋航行。虽然对于他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儿子而言，这并不是最为稳定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澳大利亚与奥地利两地步入成年，不失为一种学习语言与培养国际主义世界观的好途径。在20世纪70年代的维也纳，以犹太人的身份成长无疑会遇到一些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当地的文法中学就读时，要应付我们的班主任（Klassenvorstand）偶尔说出的反犹言论。他最爱说的俏皮话就是“猴子土耳其”（Affentürkei）[1]。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反犹主义言论，尽管这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短语也用来称呼斯拉夫民族。那个时候在维也纳流传着一个带有排外情绪的“笑话”：多瑙河以东便是东方世界。而多瑙河以东的区域是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在惨遭大屠杀之前生活的地方。但是这里也曾是来自欧洲东部、前奥匈帝国的其他种族的居住之地，其中最主要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20世纪70年代，维也纳仍是一小部分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家园，但是它也成为新近来自南斯拉夫与土耳其的移民的居住地。

虽然我确实从以墨尔本港为目的地的漫长步行中获得很多乐趣，但是我还是下意识地选择在成年时居住在“内陆”城市。我从维也纳迁至耶路撒冷，最终迁至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在后两座城市都是要花上一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海滩。

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由他撰写的记录文献。他那奇特的文风，对遇到的人的尖刻讥讽，以及对航行途中停泊港口的喧嚣繁忙的景象充满趣味的描述始终为我所喜爱。后来我才开始注意到他的日记中更为让人烦恼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他有时会对他遇到的一些民族做出接近于排外情绪的评论。我不禁自问：这位人道主义偶像怎么会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段？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与今日的世界有着紧密的关系，如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对“他者”的敌意呈猖獗之态。又一次，身无分文的难民不顾一切地踏上逃离迫害与暴力冲突的旅途，他们蜷缩在并不适合航海的船只里，有时一些船只会不幸沉没，即便是存活下来，他们也会被关在几乎没有人道的难民营中。父母再次疯狂地试图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安全的地方，不料却不得不忍受令人心碎的危险旅程。这些异邦人再次成为了当地社会弊病的替罪羊，他们也面临着为将其拒之门外而正在修建的混凝土墙、带刺的铁丝网以及人们心中的偏见。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尤其值得探寻一下，即使这位人道主义的典范人物也可能对其他民族的成员持有偏见和成见。联合国难民署曾制作过一张印有爱因斯坦头像的海报，并配以一条巧妙的标语：“难民为他的新的祖国所带来的不只是一捆行李。爱因斯坦曾是一位难民”。似乎连爱因斯坦有时也很难于在“他者”面前认识到自己。

2017年10月

于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