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用设计型学习法重构课堂实践

作为一个叛逆少年，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老师、老师的老师，而且我会热爱这份职业，我一定会认为是在开玩笑。

写这本书时，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些和我一样渴望通过教育改变社会的新入职老师和经验丰富的老师们。大多数老师都认为，不能仅仅向学生讲解枯燥的学科知识。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具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立足于社会的必备品质。我们希望将学生置于真实的场景中，让他们产生长期记忆，并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于各种实际情景。我们知道，讲授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是为未知的未来所做的最好准备。

作为一名任课老师，我一直希望找到一种教学法，能够让学生们持之以恒地学习，并把我个人的价值观、我从家人那里获得的深植我心的价值观教授给学生们。

我的母亲出生于1904年，她坚强又博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她刚拿到中学文凭，就在我读的高中上夜校。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打算上大学。我16岁时，我的学业成绩平均分只有C+，我的高中辅导员认为我的成绩考不上大学，我也深信不疑。但我母亲并不这么认为。我的父亲是企业家（我的榜样），他拥有无限创意和好奇心，他对此也不认同。虽然他只念完了四年级，但他希望他的两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我的哥哥弗兰克·盖里（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师）比我大9岁，是我唯一的手足和一生的榜样，他在南加州大学的建筑研究中表现优异。他说我可以和他一样优秀。当母亲让我和她一起报名学习洛杉矶城市学院课程（我是白天上课，母亲是晚上上课）时，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去。

我父亲47岁时，心脏病发作，之后，我们从加拿大搬到了洛杉矶。在洛杉矶，我父亲病得无法工作，抚养我们一家四口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她在好莱坞百老汇百货公司做店员，每天很晚才下班回家，我们一起做晚饭，她在照顾完我父亲之后，会和我坐在一起写课程论文、为学校的报纸撰稿，学习我们都在上的社会学课程。我的成绩突飞猛进。我非常喜欢我的老师、同学，也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因此我决定申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期间，我又开始学习弹奏我在中学时认真学习过的竖琴（那是我父亲在一家酒店上夜班挣钱买的竖琴）。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响乐团演奏了四年，也断断续续地在洛杉矶“白衣天使”交响乐团演奏。其间，我换过六次专业，从教育到音乐、人类学，又回到教育，然后是社会学，再是艺术。

此时，我哥哥弗兰克从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毕业，我们一家刚能勉强度日，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辅导员告诉我，如果我多修几门教育课程并做监督教学，我能够在一年内获得教学证书。虽然一开始我犹豫不决，但我最终决定这么做，因为我母亲经常催促我考取一个教学证书，她认为这样能让我“婚后有所依靠”。（也许她是回想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哥哥在建造飞机模型、画草图，而我召集了学校里学习不好的邻居孩子，让他们画图讲故事，并教他们阅读。）

我的家庭一直教育我要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助人为乐和奉献社区，这些理念是我毕生工作的基石。当成为一名教师时，我想实现自己坚守的信念：实现社会平等，承认文化差异，培养学生们具备综合能力，使他们能应对现实世界中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的挑战，教育所有的孩子们成为勇敢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能够提出和评估变革的建议。

经过10年的课堂教学，我回到学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在约翰·杜威、本杰明·布鲁姆、杰罗姆·布鲁纳等专家的启发下，我开始创建“设计型学习法”。我重点研究了布鲁纳提出的受教育者的两个核心特征：（1）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具有前瞻性，能够解决基本问题——潜在的强大思想、普遍概念、原则、价值观以及与高层次思维相关的道德。（2）从多个课程领域收集信息，以修改和完善方案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纽约见到了杰瑞·布鲁纳（杰瑞是杰罗姆的昵称），当时我在电话簿中找到他的名字并勇敢地给他打了电话。出乎意料的是，他接听了电话。我解释说，我开发的方法有部分内容是基于他书中的理念。他邀请我共进午餐。杰瑞成了我的朋友和我工作的支持者。他在100岁时提出要为这本当时还在创作中的书写序言，我倍感荣幸，也深受感动。］

那时我终于明白，在那么多年的教学中我并没有培养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长期以来，我一直相信在情境式、跨学科的“故事”框架下，动手建实物和角色扮演对于所学知识的反复应用至关重要。（也许是我父亲对改造物品的热衷影响了我。作为一家加拿大家具厂的老板，他会试着用独特的材料改变日常设计和生产的产品。）我缺少的是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方法。他们只是复制已经存在的东西，然后用这些东西模仿别人“扮演角色”。

我对布鲁姆的“分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布鲁姆分类法指出：创造性思维是教育的最高目标。我深信创造性思维是所有学生与生俱来的，无论学生现在有没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都可以在严谨的学业教学中重塑。我开始以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为首要目标，并开始构想“多琳·纳尔逊设计型学习法”（以前称为“城市建设教育”）的具体内容。

此前我已成功实施了“特殊学习迁移”的演练和练习（2加2等于4；2个苹果加2个橙子等于4个水果）。我需要找到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教授非特殊学习迁移，打开创造性思维之门，让任何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反复使用所学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并为自己和他人辩解。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造社区并培养平等意识。

为避免学生进行重复思考，我试着“逆向”讲授学习内容，并观察学习效果。在课堂上尝试了许多想法之后，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位置、建筑和人们的价值观来体现城市的特色，以及如何将创造性思维和主题融入城市的各个部分中。我想，如果我给学生讲一个基于课程的城市故事，这座城市是他们熟悉且真实存在的，通过这个故事让他们想象100年后这座城市的样子，效果会如何？如果我让他们建造一个他们想象中的未来城市的大致模型，在我展示其他人的作品之前，由他们自己探寻与主题相关的重难点问题，完成这种从未看见的作品，并提出初步解决方案，结果又会怎样呢？

学生们在“多琳·纳尔逊设计型学习法”的指导下，遵循其“步逆向思维法”，按照大主题设计挑战的进展要求，运用所学的课程知识，大致构建一个桌面城市或其他代表真实场景或体系的前所未见的场景（前所未见的社区、定居点/聚居地、古代文明、生物群落、生物圈、商业圈等）。

学生们根据老师预先设定的主题要求和课程指导，在一个个地块上建造反映他们原创思维的手工物品，构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模型，推动着这座城市的“故事”不断发展。每个大主题设计挑战持续一周至一个月的时间，它融合了跨学科研究，实现了教师指导课程中对大主题和小主题的教学目标。学生将他们的个人地块放在一起——将各部分组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他们通过仔细研究他们虚构的城市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他们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当学生们通过建造前所未见的生物作为他们的化身，并在城市中扮演政府角色时，他们就模拟践行了社会责任和社会正义，并理解了公民责任和政府职责（劳动分工和课堂管理）的深刻内涵。

方法中的“设计”和“前所未见”这两个词与“创造”有着相同的意思。设计师根据客户提出的“不需要和需要”的要求，与客户不断沟通个人的原创想法，并最终将这些想法变成作品。同样的道理，老师是客户，“聘请”学生们做设计师，要求他们根据“不需要和需要”标准列表，为设计挑战找到前所未见的解决方案。

这不是比赛谁的作品最好或最漂亮。用于建造的材料可以是任何东西，哪怕是折了的纸板或皱巴巴的纸片都可以。这里没有“错误”答案，只要学生能够解释，他们建造的前所未见的作品符合教师标准就可以。作品的外观并不重要。学生们在学习指导课程和教科书之前建造的有形作品，代表了他们对主题的原创思考，培养了他们的创造性和更高水平的思维技能，实现了跨学科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转移应用。

当学生描述他们建造的物体是如何符合该主题的标准时，他们就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想法、讨论和评估自己以及同学们的解决方案，并会根据口头描述做记录。学生写下他们的创作，并进行必要的课本学习和相关研究。他们将运用所学知识不断打磨自己的作品，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展示，并/或体现在他们所建的城市模拟政府中。这个过程会持续一个学期或一学年，能够让学生们充满自信地投入学习中，并通过所给词汇让他们深入思考如何将知识应用到实际中。

设计型学习重构了课堂实践。这个方法不是为了做独立项目、手工艺活动或培训未来的专业设计师，而是通过这种方法，将创造性思维融入整个K-12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将多个科目与学生建造、管理的未来城市或其他场景联系起来。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作为任教老师，我得以运用我教学法中的一些综合课程培训K-12教师。为了在“基于设计型学习的课程与教学”方面设立一个文学硕士学位，我必须写研究报告，并获得学术委员会的批准。感谢教育与综合研究学院临时院长希拉·麦科伊坚定的支持和不懈的努力，使得该学位在1995年获得批准。

到目前为止，在接受过该方法培训的所有老师中，已经有数百名老师将他们的训练成果和他们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记录了下来。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在2020年率先开展了一个线上试点项目，与一大批使用设计型学习方法的K-12教师们合作教学。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线应用该方法，但也发现常规的教学方法无法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首次将技术应用到课堂教学时，我尝试与几位计算机科学家一起探讨，如何通过平面媒介运用设计型学习方法，并保留真实课堂的两个重要要素：三维和动手实践。尽管这些尝试没有成功，但是能够与许多渴望在线应用设计型教学法的教师们一起去开发这样一个试点项目，也很有意义。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学生在家动手为城市建造实物，老师们就很容易在虚拟环境中用我的方法教学生建造和管理城市。这种线上方式同样适用于疫情后，可以作为线下课堂教学与教师培训的一个补充。我的方法将通过连接线上线下两个场所，将虚拟和现实教室里的教学联系起来。

★★★

2019年夏天，我踏上通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摩尔大厅的台阶，来到了教育学院。最近，我的设计型学习方法已列入该大学X中心教师培训机构课程，该机构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我在X中心负责督导第一批设计型学习方法的教师培训。

1955年，我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学的第一天就登上了同样的台阶。那时我是参加洛杉矶分校交响乐团竖琴手的选拔活动，当时的我打算选择音乐专业，而不是教育。我忽然忍不住哽咽起来，心想：“天哪，很多年前，我来这里是演奏别人的音乐。现在，我在这里是教别人演奏我创作的‘音乐’。”这是一段富有意义的人生旅程。

小时候我讨厌的职业却成为我一生的痴迷。像许多老师一样，我觉得自己能给世界带来改变。担任学生的任课老师时，我经常好奇地问自己：为什么我既得到这么多乐趣，又得到这么多报酬？

现在，我在给教师上课时，也有同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