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理念和非特殊学习迁移

1968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威尼斯市威斯敏斯特小学，给师资薄弱的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上课。通过讲授和展示普通帐篷、圆锥形帐篷、冰屋和摩天大楼的共同点，我告诉学生们为什么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房屋。为了让我的学生们达到本杰明·布鲁姆定义的最高水平——想象力和独创性——我让他们考虑环境、地理、资源、态度和技术因素，这些都决定着房屋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样子。我希望他们明白房子仅仅是人们的行为载体，而他们也是人，因此他们有权利去思考这个载体会是什么模样。我也希望他们了解到，这些载体要么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要么就是出于某种原因而天然生成的，譬如，一座用来庇护和保护的房子，一个用来装水的瓶子，一个用来计时的时钟，一只用来装铅的铅笔，一个用来孕育生命的鸡蛋。

我走的这条路还很长，但我一直在路上。我想办法拿到了一些捐赠的相机，让学生们拍摄他们的家。我觉得学生们可以在观察和设想后，建造自己的理想家园。但是，他们总是以种种理由来逃避我的作业。这时我才意识到，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家一点也不漂亮，而且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环境。

我向他们展示了一个事物如何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变成另一个事物，告诉他们流行艺术家克拉斯·欧登伯格的故事。他曾经在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的美国馆中，为他的艺术品日常冰袋注入了新的内涵。欧登伯格解释说，他设计的旋转大冰袋不是代表剧烈的头痛，而是象征着改变和尊严，因为冰袋的盖子正对着太阳，袋子转过来时会向观众鞠躬，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日本之间冲突的化解。

在欧登伯格的启发下，我在临近万圣节的时候，让学生们制作“新皮肤”装束，将他们自己塑造成他们想要的形象，并且装扮成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样子。我让他们选择一个小型的有形物体，描述它是如何象征他们自己的，然后把它变成躯壳。我的学生选择成为乐器、罐头食品、培根和鸡蛋、相机、钱包、拖把、扫帚、剃须刀片，甚至是一管牙膏。潜移默化中，我在教他们用形象化的思维，让他们把自己当成这个物体，并让他们发挥想象力编一个故事，讲述这一物体做了什么以及它如何代表他们自己。

非特殊学习迁移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原本只是制作手工艺品的活动也成了一种逆向教学的手段。我注意到学生们上主题课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因为我经常在服装标准列表中添加项目而生气。在制作新皮肤时，他们喜欢测量真实物体的尺寸，以确定制作物体的躯壳需要将它放大多少倍，以及哪些细节能让他们的外壳容易辨认。在确定躯壳的材质时，他们讨论了采用柔软的织物、大卷纸和硬纸盒的不同，我让他们研究了每一种材料的成本。数学、科学、语言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也随之涌现。（一位之前坚决不读书的学生把他的易拉罐上的文字全部抄了下来，并在讨论时第一个发言，说明为什么罐头上会出现某些特定词汇。）

即使是那些在制作新皮肤时做工略显粗糙的学生，也学会了合理地解释他们的创作。一些学生制作的新皮肤躯壳看起来比其他人制作的更好，但这并不重要。我要教给他们的是，让他们习惯自我表达，并引导他们在这一实践中反复使用象征意义和形象化思维。

有些学生我一直记得：那个因为喜欢喝汤而选择作汤罐的男孩，那个因为想把东西切成碎片而自己当剃刀刀片的学生，那个因为害怕在需要朋友时没有可以打电话的人而选择制作电话的女孩。

穿上他们自己选择的物体躯壳，学生们觉得他们的万圣节变得与众不同。他们恳求我让他们穿着有趣的原创新皮肤躯壳参加学校的万圣节游行。在知道其他班的学生都还是以前的老骷髅或童话公主装扮时，他们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当然，他们研究万圣节的起源时会发现，为什么某些服装是这个节日的主角。）

最重要的是，我的学生不再只是想象自己是设计师。他们自觉地改变了物体的大小和功能，接受了自己是新的皮肤，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将一个物体变成另一个物体。大部分的学生都完成了这一设计制作。我一直在想，让学生在三周的时间里每天花几个小时制作、穿戴和存放他们的新皮肤躯壳是否合理，但事实证明，在这一个月里，学生们充分利用了宝贵的课堂时间，取得了丰硕的学习成果。

这个新皮肤活动是我后期根据课程开发的系列设计挑战的前身，使用这种方法后，我每天在数学、科学、历史和语言艺术课的教学中所讲授的内容比我之前十年在课堂上教过的任何课程都更全面。

我看到学生们都非常认真地遵循要求标准去做，所以我根据他们对标准的完成度为他们打分。假如我是给“最佳”新皮肤打分，就代表我认可的是他们的动手能力，而不是他们制作和解释创造的对象的能力。

在威尼斯市举行了第一次新皮肤活动后，我进行了十年的纵向研究。令我惊讶的是，那个班的许多学生，不论能力大小，都上了大学，而他们仍然记得他们曾经扮演过的新皮肤对象。他们大多还保留着当时的躯壳或保存着新皮肤的照片。我看望了两位已搬到蒙大拿州米苏拉市的兄妹，他俩曾是我的学生。在他们的小房子里，我看到壁炉上方还挂着他们十年前的新皮肤躯壳（其中一个是个汤罐）。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新皮肤活动是唯一的一个学习方式，它能够证明学生们在教室里制作大型工件会对更高层次学习起到重要作用。我还与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学生、英语语言学习者、教师、律师、建筑师和计算机科学家一起进行了这项活动。最初大家感到震惊，觉得这样很傻，但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愿意把自己作为新皮肤介绍给其他人。

由国家艺术基金会（美国）资助，我与马克·坦波剧院的演员们一起开发了对象采访项目，将我的方法用于向幼儿教授戏剧。对象采访类似于角色扮演，例如想出一系列针对新皮肤角色的采访问题。开始可以询问新皮肤角色的名字、居住地、出生地、直系亲属和远亲。接下来他们会询问新皮肤对象的功能、擅长的技能、害怕的东西、梦想、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甚至是生存的法律法规。

在三年级的一个班里，8岁的道格·伯恩斯坦把自己当成一颗黄色的玛氏朱古力豆，他至今还记得。在接受对象采访时，他描述了自己在工厂出生时的幸福感，以及作为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的糖果家族一员，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道格说，从水果到糖果流水线上的都是他的亲戚，他爱他的玛氏朱古力豆家族，但他最喜欢的事情是他的主人把手伸进袋子里选择他。当被问到朱古力豆什么时候会死时，道格双手拍着脑袋说：“天哪，我生来就是要死的。”后来他写了一篇关于玛氏朱古力豆生命周期的短剧。（现在，道格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波恩塞考斯医疗中心急诊科副主任。）

虽然后来在教学中应用我的方法时，我不再使用新皮肤活动作为课程的开始，但很多参加过我设计型学习培训的老师们仍在继续使用它。学生们制作的躯壳有些是短时间内完成的，有些则是精雕细琢的。一些老师让学生们选择自己对应的新皮肤对象家族，从而制作相似和差异的维恩图1。一些教师创作假期剧，还有一些则让学生根据他们想象中的对象的性格特征来决定哪些对象是最好的领导者。

在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我教的一个班级里，我看到一位老师选择当一只橡胶避孕套。“我不是一个巨大的刺，”他告诉全班同学，“我觉得我是一个关爱世界的保护者。”在我和一位历史教授共同执教的通识课上，一名女学生将自己装扮成麂皮布。那是她的丈夫为她选择的。她说刚开始很失望，觉得她丈夫没有为她选择更女性化的东西，但她的丈夫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麂皮布是因为她在一些情况下会非常坚强，而在其他情况下又可以很温柔。一名工程学专业的学生在最初学习设计课程时明确表示，他刚开始对新皮肤活动知之甚少。学生们将自己的新皮肤带到课堂的那天，他迟到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一片涂满花生酱和果冻的面包，却无法通过他家的前门。因为他没有计算尺寸，迫不得已只好拆了重新设计他的新皮肤，再把它带到课堂上。

丹·威沙德是南加州的一名建筑师，他曾是露丝·希伯特教的六年级学生，参加过新皮肤活动。露丝·希伯特1972年在史密森学会接受过我的设计方法培训。最近丹写信告诉我他有一年扮演了一个锤子，第二年是胶带分割器，这些都成了他美好的回忆。“那段时光真是太美好了，我会终生铭记于心。”他写道，“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很多人，他们总是很惊讶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回想起来，我也不敢相信。对于参与其中的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次很棒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