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英国传记传统的革新

作为意识流小说家，一般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她的几部意识流小说上，但伍尔夫在传记新形式的探索方面更为惊世骇俗。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是英国19世纪著名传记作家，伍尔夫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幼阅读了大量传记作品，在熟谙传统传记形式和笔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新传记观。伍尔夫一生中有不少关于传记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她对新传记形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传记观的影响。当时英国文坛曾经围绕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生传》（Life of Johnson， 1791）展开过一场关于传记文学理论的讨论。以约翰·G.卢卡特（John G. Lockhart）和塞缪尔·T.柯勒律治（Samuel T. Coleridge）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对鲍斯威尔式的注重事实依据的传记提出了批评，认为传记作家不是历史学家，传记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不应只关注传主的外在行为和客观事实，更应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伍尔夫曾在《传记的艺术》一文中说，应该让传记家在事实的基础上，“像写小说那样去写”。她认为新传记不应再被传主的所谓事实所累，而应大胆融入虚构的成分，甚至融入传记作者的想象和情感，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表现出传主的个性，这样的传记才更真实。《奥兰多：一部传记》正是伍尔夫基于自己的新传记观而进行的写作实验。

《奥兰多：一部传记》（以下简称《奥兰多》）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冠以“传记”的作品，创作于1928年。在这部传记中，传主奥兰多是英国一位年轻贵族，其生命的前三十年为男性，三十岁以后变为女性。他/她跨越近四个世纪，且双性同体，长生不老，一生经历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近四百年的历程。少年时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身边承欢蒙宠，后来作为外交官远赴土耳其。性别转变以后，又嫁为人妻，生儿育女。他/她崇尚大自然，酷爱诗歌，耗尽一生心血写成了诗作《大橡树》，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著名的女诗人。《奥兰多》出版后，六个月内销量即达八千册，是《到灯塔去》同期销量的两倍多，成为伍尔夫最为畅销的一部作品。虽然《奥兰多》是一部冠以“传记”的作品，但同时也是一部标新立异的“反传记”实验之作。她在给好友的信中曾谈到欲以一种“革命”的方法来写《奥兰多》，她写道:“我突然想到一种方法，可以在一夜之间使传记写作发生革命。”那么，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对《奥兰多》进行剖析，可以发现伍尔夫采取的“革命”性的反传记书写策略是，外在形式上认同传统传记，却对支撑传统传记的核心要素进行巧妙地偷梁换柱，正如她在《奥兰多》中所写：有一个旅人，在自己的箱子角落里藏着一大捆违禁品，被粗心大意的海关官员草草放行了。

假如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头脑里的思想，或许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严重违禁的东西，并因此对她实施重罚。她无非是靠一些小伎俩……以此表现出对时代精神的顺应，才得以侥幸逃脱检查。

这就是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奥妙无穷的交易。伍尔夫与英国传记传统之间的颠覆性交易，正是通过这种貌似妥协实则抗争的策略完成的。

1．传主身份的逆转

在英国传记传统中，传主的身份往往兼具两种要素：一是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早期圣徒传中的圣徒，以及后来罗马天主教中那些堪称道德楷模的主教、修道士和神学家等，比如公元591年格雷戈里的《教父列传》、1006年阿尔弗里德的《圣徒列传》等。二是具有显赫社会地位的人，君王、大臣、显贵，或骑士、英雄。“17世纪以前……能够有幸为传所记者，不外乎宗教人物与帝王将相两类，因而当时的英国传记主要沿袭宗教人物传记和政治人物传记两条主线发展。”因此，18世纪以前英国传统的传主大多为男性的圣徒、主教、君王、大臣、英雄或显贵，而女性大多难以获得树碑立传的资格。

伍尔夫笔下的“奥兰多”得以作为传主入传，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英国传统传记对传主的资格要求的。伍尔夫在《奥兰多》开篇时，就首先明确了他作为传主在性别身份上的正统性：“他——毫无疑问是男性”。且他出身贵族，家世显赫，与英国王室有血缘关系——奥兰多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侄；他本人在女王身边侍奉多年，深得圣宠，政治生涯一帆风顺，曾作为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屡建功业。但这位传主在获得了传主的资格以后，其身份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性别。性别的变化是传主身份转换的关键，因为后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与其性别身份的变化有关。在《奥兰多》的第三章，就在他被加封公爵冠冕、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女性，“他全身赤裸，笔直地站在我们面前，当号角不断吹响‘真相！真相！真相！’，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承认：他是个女人”。其次，发生变化的是他的社会地位。当“他”变成了“她”，就不可能再作为英国驻土耳其的大使了，不可能再“与贵族们坐在一起，头戴冠冕，或行走在贵族队列中，或行使生杀大权，再不能率领军队，骑着战马昂首阔步地走过白厅，胸前佩戴着七十二枚各式勋章”。她的身份只是庄园的女主人、骑士谢莫尔丁的夫人，充其量再加上女诗人。最后，发生变化的是经济状况。在法院审理她究竟是男是女的旷世官司中，她耗尽了家产，家道中落，“虽然她重又尊贵无比，但也不过是位没落贵族”。至此，传主的身份已被完全逆转。

奥兰多作为有易装癖、时男时女、男女同体的双性人，作为社会正统所不容的另类，竟然成为一部传记的传主，这彻底颠覆了英国传统传记在传主身份取向上的陈规旧俗，一反以伟岸高大的男性英雄为当然传主的维多利亚式传主形象。此外，奥兰多作为传主，对于英国传统传记的颠覆意义，还在于他/她所承载的道德意义。

在英国古典传记传统中，传主承担着道德伦理教化的功能，传主必须是占据道德高地的集众多美德于一身的道德楷模。这种传统在维多利亚时代演变为英雄传记的样式，“英雄崇拜也就成为19世纪传记作家的普遍特征了”。但到了20世纪初，伍尔夫等新传记倡导者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认为那种把主人公的缺点压缩到最低限度而抬高人物的传记，不管作者的写作技巧多么高明，总是使人怀疑其真实性。于是，为了增强传记的真实性和人物的个性，新传记作品往往更注重传主形象的立体感和鲜活性，并不避讳传主性格和道德上的瑕疵，“手淫、补牙、体臭、月经、淋病、不良嗜好、性取向等都能成为传记的话题”。以奥兰多为例，笨手笨脚，腼腆害羞，少年时混迹于酒吧下等人中或吉普赛部落中，在藏宝船里的偷情，有易装癖，等等。而他/她一生最大的瑕疵恐怕就是双性的问题，当年判定奥兰多为女性的旷世判决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把马套上四轮马车，把空空的马车赶到大街上，满街都是大大小小、川流不息的马车，不为别的，只为了表达不平静的心情。有人在公牛酒吧演讲，有人在牡鹿酒吧辩论。全城上下灯火通明”。这场旷世判决，与其说是对奥兰多性别的判决，不如说是对传统性别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判决，也是对传统传记观中传主资格的判决。

可见，伍尔夫颠覆传主身份的策略在于虚化边界。她挑战传统，但却不割裂传统，刻意模糊或虚化新传记与传统传记之间的边界。就传主的性别身份而言，《奥兰多》并非以一位女性传主来与男性传主的传统抗衡，而是呈现给读者一位先男后女、时男时女、亦男亦女的性别身份不清晰的人物；就传主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言，虽然家道中落但仍是贵族，虽然仕途中断但却成为文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正是在虚化边界的过程中，《奥兰多》实现了传主身份从传统传记到新传记的跨越。

2．虚构vs事实

英国传记传统一般着重于记录某个人的真实事件，以貌似客观公正的叙述方法将所谓的客观现实呈现给读者，如上所述，有很长一段时期英国传统传记与历史的界限十分模糊。17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约翰·德莱顿明确将传记视为历史的一个分支，“历史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记事或编年史，可严格称谓的历史，传记或特定人物的生平”。在传统传记观看来，是否详尽客观地记录了传主一生的“事实”，往往是衡量一部传记是否成功的标准。因此，伍尔夫也处处着意宣称《奥兰多》作为传记所具有的严肃的“史学”意义。首先，为了避免在文类上的混淆，她在作品的标题上赫然用了“传记”一词；其次，在《奥兰多》的序言中她又强调，这部传记的完成得到了朋友、学者、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帮助，其中有笛福、艾米丽·勃朗特、罗杰·弗莱、里顿·斯特拉齐、E.M.福斯特，还有深谙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学者，洋洋洒洒列举了近两页的名单，似乎是以此佐证这部传记的严肃性和历史重构性；最后，在叙述的过程中，伍尔夫又以带有自嘲的口吻声明《奥兰多》所依据的材料，“无论是私人文件还是历史记载，都能满足传记作者的基本需求，使传记作者可以循着事实不可磨灭的足迹，心无旁骛地缓步前行”。但是，《奥兰多》终究是一部令人迷惑的作品，无论是传主本人的生平故事，还是作品的文类归属，对于批评家和普通读者来说，都像一个谜。当年批评家康拉德·艾肯就曾断言，读者阅读《奥兰多》时将会感到茫然，“不能确定这本书是传记，还是对传记的讽刺，是历史，还是对历史的讽刺，是小说，还是寓言”。而另一位批评家里昂·埃德尔则指出，“《奥兰多》实际既不是文学游戏，也不完全是小说：它属于另一种文类。它是一部寓言——传记家的寓言”。因为《奥兰多》中有太多的梦幻、想象和虚构无处不在地与所谓事实交织在一起：“《奥兰多》把幻想和史实、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结合在一起，以梦幻世界的景象来反映历史和行为方式”。

作为传记，《奥兰多》为不得不借用虚构和想象找到了无可推诿的托辞。托辞之一是：某些情节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材料，而另一些有据可查的历史文献，又被大火无情地烧毁了——“彻底损毁了那些有据可查的文件，以致我们能提供给读者的材料少得可怜。被大火烧得焦黄的地方，往往恰恰是最重要一句话的当中。就在我们以为就要解开一个困扰历史学家一百多年的秘密的时候，手稿上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比手指还大的窟窿。我们竭尽所能从那些尚存的烧焦了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份可怜的梗概，却仍不时需要借助猜想、推测，甚至幻想”。托辞之二是：传主是一位女性，而“当我们叙述一个女人的生活，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可以略去她的行动，只谈爱情。有位诗人曾经说过，爱情是女人的全部生存方式”。而爱情属于情感的范畴，因此，传记记录的事实中，应该包括情感，即事实不应该仅仅指一个人外在的言行、经历的往事，还应该包括一个人的情感、想象等心理活动。因此，那些为传统传记所不能容忍的要素：虚构、想象、心理描写、情感抒发等，都在这两个振振有词的借口下理直气壮地在传记的圣殿中登堂入室了。

在作品中，奥兰多人生的几个重要场合，伍尔夫都用“幻想”或“幻觉”来填补“事实”应在的位置。比如关于奥兰多的变性：

叙述到这里，又陷入了事实模糊不清的境地。我们心里几乎想大声呼喊，干脆再模糊些吧，模糊到我们完全无法辨明真相！……可就在此刻，唉，有三位神祇守护在传记作者的墨水瓶旁，他们是严厉的真相之神、坦率之神和诚实之神，他们大声喊道：“万万不可！”他们将银号举到唇边，吹响了他们的请求：真相！接着又吹:真相！这嘹亮的号声三次齐鸣，真相，只要真相！……当号角不断吹响“真相！真相！真相！”，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承认：他是个女人。

在这段文字里，“真相”“坦率”和“诚实”都处在神的位置，象征着传统传记观中“事实”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但传记作者却坦言，“陷入了事实模糊不清的境地”，于是，不得不安排三位“非现实存在的”或幻想中的仙女出场，通过仙女们的载歌载舞填补了从“事实模糊不清”到“真相”之间的空白地带。也就是说，唯有借助幻想的手段，才最后企及“真相”。由此，伍尔夫揭示了“真相”的本质，即传统传记观所信奉和追求的所谓“真相”是不可及的，在追寻真实之可能与企及真实之不可能之间的差距，只能用虚构和幻想来填补。

关于奥兰多人生的另一个重要场合——结婚，伍尔夫是这样描述婚礼的：

伴随着怦怦的关门声和听起来像是敲铜锅的声音，风琴奏响了，琴声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杜普尔先生如今已老态龙钟，他提高嗓门，想压过众人的嘈杂声，但没人听得见他在说什么。接着，出现了片刻安静。一个词清晰地回荡着——肯定是“至死不渝”那个词。……一声惊雷响起，谁也没听见‘我愿意’这个词，谁也没看见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只看见一道金光闪过。一切都游移不定，混沌不清。

根据这段文字，奥兰多结婚这个“事实”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谁也没听见‘我愿意’这个词，谁也没看见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只看见一道金光闪过。一切都游移不定，混沌不清”。伍尔夫用另一种“诚实”——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或真相是不可知的——来对抗传统传记所谓的忠于事实的“诚实”观，也就是说，如果传记家真的足够诚实的话，那么就应该坦言，所谓事实真相其实是不可知、不可及的。

但也有些场合，伍尔夫是用“事实”来填补了“虚构”应在的位置。比如，在写到奥兰多生孩子的场面时，伍尔夫这样写道：

让我们想一想，作为传记作者，该如何巧妙地掩饰这一段不得不写的史实……那么，在这个灰蒙蒙的三月早晨，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去缓和、掩盖、隐藏、遮蔽那件不可否认的事吗？

……

琴声轻轻的，风笛般悠扬，长笛般清亮，时断时续。……让我们就用这琴声来填满这一页，直到那不可否认的时刻到来……手风琴声戛然而止。“是个漂亮的男孩，夫人”，助产婆班廷太太说着，把奥兰多的头生子送到了她的怀抱里。换一种说法，在三月二十日，星期四的凌晨三点钟，奥兰多平安产下一子。

伍尔夫在这里击中了传统传记观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掩饰真相。正如上文提及，在英国古典传记传统中，传主承担着道德伦理教化的功能，因此必须是占据道德高地的集众多美德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凡是被社会所不容的道德瑕疵，即便是“真相”，也应在传记中被回避、被掩饰。这种传统在维多利亚时代演变为英雄传记的样式，英雄崇拜蔚然成风。而奥兰多作为传主，不仅自己性别模糊，且嫁给了一位同样性别模糊的谢莫尔丁，甚至还生养了孩子。这类本应在传记中含糊其辞、遮遮掩掩的“事实”，被伍尔夫言之凿凿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三月二十日，星期四的凌晨三点钟，奥兰多平安产下一子”，时间精确，文字简练，意思明白无误。伍尔夫就是用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轻松而不着痕迹地调侃了一下传统传记的诚实观。

因此，《奥兰多》作为新传记的实验，其所追寻的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追寻事实的本质。伍尔夫认为新传记应该不再被传主的所谓事实所累，而应该大胆融入虚构的成分，甚至融入传记作者的想象和情感，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表现出传主的个性，这样的传记才更真实，因为“越来越真实的生活就是虚构的生活”。伍尔夫特别赞赏阿诺德·尼科尔森的传记作品，因为其中渗入许多虚构故事的手法以及作者的想象和立场观点，伍尔夫觉得这样反而更趋于真实。换言之，诉诸于文字的“事实”，无论是小说还是传记或历史，都是虚构的“事实”，或含有虚构成分的建构性的事实。伍尔夫针对传记家锡德尼·李关于传记是“忠实传达人物个性”的说法，指出这种对传记的要求是分裂的，因为“一面是事实，另一面是人物个性，如果我们把事实看作花岗岩般坚硬，把人物个性看作彩虹般变化莫测，而传记的目的则是将两者进行无缝对接”。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使命，正如伍尔夫在日记中谈到她对《奥兰多》的设想时说，这部书“必须是真实的，但同时也是幻想的”。《奥兰多》就是“传记家用一种标新立异的方法来解决彩虹与花岗岩、人物个性与事实真相的紧密结合问题”。这种标新立异的方法就是，在传记的书写中冲破“事实”的藩篱，使想象获得最大限度的释放。书写和想象的自由，正是伍尔夫在写作《奥兰多》时所追求的。

无羁的想象和自由的书写，可以说是伍尔夫的终极追求。她反对任何范式的束缚，当她的意识流小说创作获得巨大成功、被纳入批评家的视野认真研读并被范式化以后，她就产生了压抑和逃遁的欲望，当《到灯塔去》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茫然，抑郁，负担很重，不知道接下去该写什么——真的想要自杀了，这种严肃的实验性写作总是引起密切关注，而事实上我想逃离这种写作”“我越来越肯定我不会再写小说了。”《奥兰多》就是她的一次大逃亡：从小说逃到传记——从传记的传统形式逃到一种不受任何文类规范束缚的自由形式。当然，正如奥兰多无论怎样特立独行也不得不“买一只丑陋不堪的指环，躲在窗帘阴影处，羞愧难当地偷偷把它套在手指上”，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拖曳起沉重的裙撑”，伍尔夫也只能借助一些巧妙的手段和策略，才能在传统的束缚下，悄然释放内心对无羁想象和自由书写的追求。

用调侃传统传记规范的诙谐笔法来完成颠覆传统传记的严肃使命，《奥兰多》并不是伍尔夫笔下的第一部。她1907年创作的《友谊长廊》也许可以视为她对新传记叙事模式的最早尝试。《奥兰多》诙谐调侃的文风，以及现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交融的笔法，在《友谊长廊》中已初见端倪，而在《奥兰多》中则表现得更为娴熟和自信。《奥兰多》因其对传统传记模式的颠覆和戏拟，所以也被称为“仿传”，但“仿传”或“戏拟传记”的说法，其实恰恰是站在传统传记陈规旧俗的立场上，贬低或抹杀了伍尔夫尝试新传记的开创性意义。在《奥兰多》荒诞幽默、轻松诙谐的叙事表象下，是伍尔夫对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小说与传记的形式和本质的严肃思考，亦谐亦庄，正是伍尔夫颠覆英国传记传统的策略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