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元旦刚过不久的一天，姆妈让我去给父亲送换洗衣服。来到城南父亲办公的地方，他正在跟一位南下同志谈话（那时候，凡是穿灰布制服，操北方口音的人，都被我们尊称为“南下同志”或者就叫“南下干部”）。见我进去了，他俩打住了话题。南下同志问：“老王，这是你儿子？父亲答道：“是老大。”那位同志笑嘻嘻地问我：“小鬼，你在哪儿上学呀？”我说：“在二中。”他夸奖说：“你这么小就上中学了，真不简单。”我说：“现在我可不想读书了。”他惊讶地问：“年纪小小不读书，你想干什么呀？”我说：“我想去当兵！”
我想去当兵的原因是，在1950年的秋天，我那三个跟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姨妈，竟然在同一天参了军。看到她们身上的新军装，军帽上那一颗闪闪发光的八一红五星，和左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加上她们那兴高采烈的模样，我都快要羡慕死了！年纪只比我大几岁的十姨妈，平时对我就有一点好，我便求她带我去当兵。可是她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好好上学。再说我们参加的是部队文工团，你既不会拉又不会唱，到那儿去能干什么呢？”听她说自己是唱歌跳舞的兵，我也便不再求她了。可是我想当兵的念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打消过。
南下同志笑容可掬地盯着我，柔声细语地说道：“现在除了XZ和台湾，全国都已经解放了，你还能到哪里去打仗？若真的不想读书了，就来跟我当通讯员，怎么样？”看他那认真的样子，不像是在逗我玩。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姆妈那一双布满一道道血口子的手。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的父母亲上世纪三十年代都在长沙读书，父亲上的是明德中学，母亲在周南女子中学。后来听八姨妈与人闲聊时说，那时候他俩好像就有了那么一点点“新思潮”，两人相识并相爱。也许是缘分吧，这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竟然得到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三期，后来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中将司令的外公的点头应允。高中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了婚，婚后，父亲去上海继续求学，毕业后又去了国民革命军炮兵第一旅。母亲则一直住在外公家里，后来又跟随父亲住在了炮兵旅的驻地。父亲老家，只有我奶奶一个人，住在衡阳西乡一个叫做梅子皂的小山沟里，守着几十亩田。土地改革时，奶奶被划为地主。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的父亲，立即理所当然地将家里的全部动产，统统交给了老家的人民政府，作为土地改革清算时的“退赔款”。家里的生活来源就完全依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了（那时他不算“供给制”，而是“留用人员”，每月都有工资，标准好像是一个月三百斤大米）。一家大小六张嘴，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后来街道组织妇女替部队纳军鞋底，用大米支付工资（具体数目我不清楚）。那鞋底材料是各色各样的碎布片，先用糨糊一层层粘连成为厚厚的“布帮子”，晒干后再剪切成为鞋底形状，姆妈便去领一些回来，用两块专为纳鞋底用的木板将布帮子紧紧地夹住，然后就用一只小钻子在厚厚的鞋底上面先钻一个孔，再用粗大的铁针，将粗粗的麻线从鞋底的这一面穿到另一面，然后用手将麻线用劲拉紧，再穿回到另一面，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最后整个鞋底全被麻线密密麻麻地覆盖住了才算完工。在我的眼里，这被人称为“千层底”的布鞋底实在是太厚了，似乎真的有“一千层”！
每当看到姆妈费力地纳着那鞋底，虽然已经用钻子钻过孔了，可钻子刚扯出来，那小针眼就好像自动复了原，她费力地将针从那钻出的小孔里扎进去，可那一根粗针还是只能够扎进去一半，就再也推不动了，这时候就要靠用“顶针”——那铁顶针上面布满了小坑，戴在右手中指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只镂花的戒指——将针头顶在一个小坑里，用劲往鞋底里面推，针的大部分推了过去，可那“针屁股”依然顽强地留在鞋底外面，用顶针根本推不动。这时候就要用牙齿咬住针，硬将它从鞋底里面拽出来。姆妈每纳十来针，还要停下来，将那针尖在自己的头发里面擦几下。我问这是为什么？姆妈无可奈何地笑笑说，她也不清楚，可人人都是这样子做，想必是针沾了头发油，扯起来省点力？小小的一只鞋底，怕有成千上万个针眼。姆妈就是这样，在寒气逼人的冬天，日复一日，默默地纳着、纳着，两只手上布满了一道道的血口子。每当我放学回家，看到姆妈费力地扯拉着那粗粗的麻线，就觉得那密密麻麻的针眼，全都扎在了我的心上。
想起姆妈那一双布满了道道血口子的手，我决心跟南下同志去当通讯员。我问他：“您不是逗我玩吧？”他挺认真地说：“我没有逗你玩。但是你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却愿意跟我来当通讯员，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那时候的初中开设有政治课，我立即用刚刚学到的新名词朗声回答道：“为人民服务！”他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问我：“现在国民党兵虽然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可隐蔽的敌人还在，你跟我去当通讯员，就要去下乡，你不怕死吗？”我说：“不怕！刘胡兰同志牺牲时只有十五岁，她一个女娃娃都不怕死，我一个男子汉怕什么？”我的这一句话，好像让他挺高兴。
父亲坐在一旁听着我俩说话，一直没有搭腔。这时候南下同志回头看着他，问：“老王，怎么样，真让孩子跟着我？”父亲微笑着点点头，说：“我没有意见。但他年纪还小，只怕今后给您添麻烦。”南下同志说：“不麻烦，不麻烦。打日本鬼子那年，我参军时也就只比他大几岁。事情就这样定了。小鬼，你明天上午还到这里来。”
回到家里，我将事情告诉了姆妈，她的反映竟然同父亲一样地平静，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出一句话：“你爹爹都同意了，姆妈还能说什么呢？只是你这么点点年纪，就要出去赚钱，替爸妈分忧，姆妈于心有愧，对不起你呀！”
那天晚上，我想着明天就要去当通讯员了，通讯员除了送信还要干些什么？那南下同志脾气大不大？他能给我发一枝枪吗？一想到枪，我立即想起了邻居的癞光头，他凭着自己力气大，老是欺负比他小的孩子，一次还将我的鼻子打出了血。若我真的有了枪，一定要好好吓唬吓唬他……天南海北地想了好一阵子，我昏昏沉沉就睡着了，可那杂乱的思维还在继续着。我梦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支驳壳枪，癞光头拼命在前边逃，眼看就要追上了，我感到脸上冰凉冰凉的，好像是下雨了，可睁开眼一看，自己又分明躺在床上，姆妈还没有睡，坐在床边，就着昏暗的灯光，愁眉泪眼地看着我，眼泪巴哒巴哒地也就掉到了我的脸上。我翻身坐起，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说：“寿伢子，你这么小，姆妈真舍不得你走呀。”我说：“姆妈，我都十三岁了，不小了。今天我看那南下同志蛮和气的，父亲和他也很熟，您就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