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埃莱娜

1

今天晚上我要早点睡觉，我不知道能不能睡着，反正我要早上床。巴维尔今天下午去了布拉迪斯拉发，我明天一早乘飞机去布尔诺，然后乘汽车。我的小乖乖兹德娜要一个人在家待两天，她对这个倒无所谓，并不非要有我们陪着她，至少她不爱跟我在一起，而喜欢巴维尔。巴维尔是她的第一个男性偶像，应当承认，他懂得怎么样跟她相处，他一向善于和女人，也包括我周旋，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个星期他待我又像从前一样了，拍拍我的脸，指天画地发誓说等他从布拉迪斯拉发回来的时候到摩拉维亚去接我。看他的意思，我跟他应当好好谈一谈，也许这是他开始明白过来事情不能这样下去；也许这是他想让我和他又恢复到从前一样。可是他为什么要到这时候，等我现在已经认识了路德维克，才想起来这么做呢？我越想越不安，然而我不应该悲哀，不应该，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这句伏契克的名言是我的座右铭，他即使在受刑的时候，甚至在绞刑架下，也绝对没有悲哀，虽然今天，乐天已经过时。我这个人有点傻呵呵，这有可能，但人家那种摩登的怀疑主义也跟我差不多，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就该放弃我的傻而接受别人的傻，我不愿意把我的生活劈成两半，而想要一个从头至尾、前后一致的生活。正因为这样，路德维克那么使我中意，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需要改变我的理想、我的兴趣爱好，他是一个平易的人，单纯、清澈见底，我喜欢这样，也是一直这样过来的。

我并不因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感到羞耻，我没法和过去的我截然不同。十八岁以前，我的全部见识，就是外省规规矩矩的有产阶级家庭那套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公寓，还有学习，学习，根本不知道在七重高墙之外的真正生活。后来，我于一九四九年来到布拉格，那可真是一步登天了。那么强烈的幸福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也恰恰因为这样，我一直无法把巴维尔从我的心里抹掉，即使我现在不再爱他，即使他使我痛苦，我不能抹掉他，巴维尔，他是我的青春：布拉格、学院、大学生宿舍，尤其是还有伏契克歌舞团这个学生团体，如今再没有人能懂得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在团里，我认识了巴维尔，他当时是男高音，我，女次低音，我们两人参加了不止上百次的音乐会和文娱演出，唱苏联歌曲，我国的政治歌曲，当然还有民间歌曲。我们最心爱的是那些民间歌曲，我迷恋摩拉维亚音乐，竟至于虽然生在波希米亚，却觉得自己是摩拉维亚姑娘一样；我把这些歌曲当作生活的火车头，对我来说，那些歌和那个时代，和我的青春岁月，和巴维尔，都是分不开的。每当我听到它们，心里就会冉冉升起太阳。最近几天，我又听到了这些歌曲。

当年我是怎么会和巴维尔拴到一起的，简直跟谁都说不清。这好像是蹩脚的小说：一个解放节，在老城广场上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我们歌舞团也去了；我们到处一起行动，在成千上万的人群里总是抱成小小的一团；主席台上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有外宾，许多人讲话，一阵阵热烈欢呼。后来，陶里亚蒂走到麦克风前，用意大利语作了简短祝词，整个广场像惯常那样报之以欢呼、鼓掌、一字一顿呼喊口号。在这一片人海中，巴维尔正好在我身边。我听见他一个人在这样的暴风雨中大喊着什么，那是很特别的话，我望着他的嘴，看出来他是在唱歌，与其说是唱，倒不如说他在嚎，他要我们听到他的声音，跟他一起唱。他唱的是我们节目单上的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这首歌在当时非常风行：前进吧，人民，高举红旗，红旗……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从来不满足于按道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要去打动人家的心。我觉得在布拉格的广场上，给一个工人出身的意大利领导人唱一支意大利革命歌曲，以这种方式来向他致敬真是妙极了。我想到这里激动万分，希望陶里亚蒂也和我一样激动万分，于是我鼓起全身的劲伴着巴维尔唱，又有几个人，然后再有几个人跟上来，最后是我们全团高唱。但广场上的呼喊响得厉害，而我们才五十人，一小伙；人家至少是五万，绝大多数，拼是拼不过的。在唱第一段歌词的时候，大伙儿以为我们就要顶不住了，谁也不会发现我们在唱什么，可是奇迹出现了，渐渐地有很多声音加入进来，大家开始明白了，慢慢地，从广场的喧嚣声里，歌声脱颖而出，仿佛一只蝴蝶，从一个硕大无朋、轰轰作响的蛹壳里飞出来。终于，这只蝴蝶，这支歌，至少是最后几个节拍，飞到了主席台上。我们全都眼巴巴地盯着那位头发花白的意大利人的脸，当他的手动了一下时，我们似乎觉得那就是他对歌声的反应；于是，我们兴奋极了，我当时甚至深信不疑看见了他眼眶里的泪花。

不知怎么的，在激动而狂热的情绪中，我拽住了巴维尔的手，巴维尔则紧紧握着我的手。当广场又恢复平静，另一个发言者走到扩音器前时，我很担心巴维尔会放开我的手，但他一直握着，直到大会结束，甚至在散队以后，我们也没有分手，在到处是鲜花的布拉格街头，溜达了好几个钟头。

七年以后，小兹德娜已经五岁，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竟这么说，咱俩结婚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党的纪律。我知道，我们当时正在吵架，他这话是假的。巴维尔本是爱我才娶我的，他变心是在后来，但是他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还真叫我寒心。正是他曾不断表白说：今天的爱情是新的爱情，它不是躲到一边的儿女私情，而是战斗中的鼓舞。再说我们正是这样对待爱情的：我们中午甚至没有时间吃饭，而是在青年团的书记处啃两个小小的干面包；然后我们有时直到上完一天班也见不着面；一般都是我等巴维尔直到午夜，他开会回来，那些会都是没完没了得进行六七个小时；我得空就替他抄在各种报告会、培训班上的讲话，这些文章在他看来极其重要，只有我最清楚他对自己的政治报告是否成功看得有多重。他在发言中曾说过不下百十次：一个新人和一个旧人是有区别的，因为一个新人已经在他的生活里永远消除了公和私的对立。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他反倒责备起我来，说什么同志们当时没有尊重他的个人生活。

那时候，我们交往已有两年，我渐渐着急起来。没什么可奇怪的，任何一个姑娘都不会对一个大学小伙子的泛泛之爱感到满足，而巴维尔，他却满足了，习惯于这种有快慰而没有义务的状况。不管哪个男人都有点自私，女人须得自卫，只有靠女性自己来捍卫女性的使命。可惜巴维尔对这一点不如我们团的同志们懂得深，他们曾经把他找到团委去，我不知道他们对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起过，不过他们大约对他说得很不客气。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很严肃的，就算他们当时有些过分，但多讲道德总比如今不讲道德强。巴维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回避我，我以为一切都完了，非常绝望，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他后来又来找我，我的双腿抖得厉害，他向我道歉，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克里姆林宫纪念章，他最珍贵的纪念品，我永远也不会把它丢开，它不仅是巴维尔的纪念品，而且意味深长。我顿时幸福得泪流满面。半个月以后，我们就举行了婚礼。全歌舞团都来了，热闹了一天一夜，大家唱啊，跳啊。我对巴维尔说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有一天咱俩相互背叛，那就是背叛参加我们婚礼的大伙儿，背叛了老城广场上那次集会，同时也是背叛了陶里亚蒂。今天当我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背叛了这一切，我真想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