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霞的吊带裙

吴晓波

一

初见邬霞是在2015年，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

那天她从深圳赶到上海，当晚有一个盛大的“互联网电影之夜”，《我的诗篇》是受邀参加的6部国产电影之一，也是唯一的纪录片电影。邬霞和另外两位工人诗人陈年喜、吉克阿优一起被摄制组邀来参加首映礼，还要陪着我和导演走红地毯。她个子非常瘦小，玫红色的吊带裙貌似有点儿大，平时很少穿高跟鞋的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并不像女明星们那么优雅。

红地毯足足有50米长，栏杆的一边是100多台摄影机和相机，尽头是一块硕大的LED屏，靓丽高挑的女主持人还在热情地采访刘亦菲和宋承宪。我看邬霞抿着嘴唇有点儿紧张，便挽了挽她的肩膀。

那条玫红色的吊带裙应该是邬霞最喜欢的一款，前短后长的款式。她家有一个衣柜，里面有十来条吊带裙，摄制组去拍摄时，她一件一件拿出来给导演看。其实邬霞平时几乎没有机会穿，她在深圳的一家服装厂上班，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大多数双休日也要加班。

但邬霞是一个吊带裙控。在《我的诗篇》里，她说：“下班后，劳累一天的姐妹们都睡下了，外面的月光很好，我会穿上吊带裙，悄悄爬下床，蹑手蹑脚地溜进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我照着玻璃，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

二

邬霞是一个出生于1982年的工人女诗人。

她的家乡在四川内江，从小父母就外出打工，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到14岁的时候，刚读完初二的她也来到深圳宝安，成为一名打工妹。日子一直过得非常拮据，父亲曾因患病试图服毒自杀，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六年前，邬霞离了婚，尽管失去大女儿的抚养权，她仍然坚持把两个女儿都带在身边。作为曾经的留守儿童，她不愿女儿走自己的老路。

现在，她和父母、孩子住在一起，一家人相依为命。她想谋一份安稳的工作而不得，便在家做电商、微商和写手……想尽一切办法挣钱，然而收获廖廖。父亲的糖尿病引起了很多并发症，母亲身体也不太好，全家五口人靠她和妈妈支撑，日子捉襟见肘。

写作能让邬霞忘记现实烦恼，沉浸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这两年家人强烈反对邬霞写作，沉重的生活压力令她喘不过气来。当现实与梦想产生矛盾，邬霞不得不妥协，去年放弃了写作。这次捧出的非虚构作品集是这10多年来的心血，可看成是一部自传，真实记录了她和家人在深圳经历的点点滴滴。她写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折射整个群体，漂泊在外的人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邬霞在书中写了她在制衣厂和电子厂做童工、流水线工人、前台文员和仓管的经历。很显然，她并不喜欢工厂，一直试图逃离。出了工厂后，和家人一起摆摊，也到商场做过饰品专柜，均以失败告终。

与大多数人一样，邬霞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屋，早前与人合租，发生了许多烦心事。她渴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低收入让她不得不一次次面临被房东赶，继而搬家的处境。

到深圳已有25年，她发自内心地热爱这座城市，希望能扎下根来。

邬霞边挣钱边写作，边带孩子边学习，希望早日通过考试，拿到深户，让孩子上初中能进入公立学校。她还希望手头有了2万块余钱后，可以在美团开个鲜花店。她的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的诗篇》里所说：“就算是有一块石头压着我，我也要像花啊草啊，倔强地推开那块石头，昂起我的脑袋，向着阳光生长。”

祝愿邬霞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